博古齋2016秋拍：LOT.1390
國家一級文物，元刻孤帙最善本，元刊元印《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附《玉篇廣韻指南》
元中早期刻本
黃麻紙 線裝 八冊二函
尺寸：23.5*16cm
起拍價：2200000
《玉篇》成書于南朝梁大同九年，太學(xué)博士顧野王撰。顧野王(519～581)字希馮，吳郡人，入陳為國學(xué)博士，黃門侍郎。此書是繼《說文解字》后我國文字學(xué)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字典。與說文不同，玉篇以正書作為收字對
象，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以楷體為收字對象的字典。
一、《玉篇》一書的版本演變情況：
(一)《玉篇》版本目前最早的著錄是《隋書·經(jīng)籍志二》：“《玉篇》三十一卷，陳左衛(wèi)將軍顧野王撰”，;在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二著錄“《玉篇》三十卷，顧野王撰，,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另外《舊唐書·經(jīng)籍志》、《崇文總目》中均有著錄“玉篇三十卷，顧野王撰”。此書最晚的著錄是錢遵王《述古堂書目》所著錄的“顧野王《玉篇》三十卷，三本，宋版”。然錢氏所著錄的《玉篇》是否是顧野王所著的原本《玉篇》，在此需要打上一個問號，因為在南宋時期《郡齋讀書志》里著錄“《玉篇》三十卷，右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于后”，可見當(dāng)時唐代孫氏的增注本《玉篇》已為通行本，由上推斷，顧野王所著的原版玉篇可能在宋初已經(jīng)在國內(nèi)佚失。直至清末，黎庶昌、羅振玉訪日，在日本找到唐寫本殘卷。黎氏收入《古逸叢書》，羅振玉對殘卷進行了影印。1985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原本玉篇殘卷》，匯集了黎氏和羅氏本以供研究，此是后話。
(二)“上元本”《玉篇》，唐高宗上元年間，富春孫強對《玉篇》進行修訂增注，減少注文，增加大字，世稱“上元本”《玉篇》?！犊S讀書志》中所著錄的《玉篇》，即為此“上元本”《玉篇》。此外《直齋書錄解題》也著錄：“《玉篇》三十卷，梁黃門侍郎吳興郡顧野王希馮撰。唐處士富春孫強增加”。元代《文獻通考》也載《玉篇》三十卷，其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內(nèi)容。
(三)《大廣益會玉篇》，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等奉旨重修《玉篇》，以“上元本”為底本進行修注，天禧四年雕版印行凡30卷，542部，22873字，名為《大廣益會玉篇》，也稱“廣益本”《玉篇》或今本《玉篇》。最早著錄于《崇文總目》：“翰林學(xué)士陳彭年與史館?？瘏卿J、直集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此書與顧野王原本《玉篇》相比，多出大字近6000個，刪去原本大量的字形解說和書證，盡去顧野王案語，新增了正字?jǐn)?shù)目，失去了原本《玉篇》的特色，但也使《大廣益會玉篇》更具實用價值。在原本《玉篇》和“上元本”《玉篇》皆已經(jīng)亡佚的情況下，其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大廣益會玉篇》版刻比較
(一)參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0352條著錄的元延祐二年圓沙書院刻本，《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07009條著錄的元詹氏進德書堂刻本，并梳理《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明代刻本《大廣益會玉篇》，可知元明兩朝《大廣益會玉篇》均來源于宋陳彭年等重修的《大廣益會玉篇》。而明代所有的《大廣益會玉篇》都是根據(jù)元本進行翻刻的，直至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本所依據(jù)的也是這個版本。
(二)筆者對來自于2016年上海博古齋拍賣有限公司秋拍古籍善本專場的元刻《大廣益會玉篇》(以下簡稱“博古齋本”)與數(shù)部其他元刻做了字體上的比對。對照《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0352條著錄的元延祐二年圓沙書院刻本及《第三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07009條著錄的元詹氏進德書堂刻本書影，三者行格完全相同，但“博古齋本”大字、小字刻風(fēng)較為圓潤，特別在“豎彎鉤”、“橫折”等筆劃更為明顯，比如卷一首葉第八行大字“(一先，上下結(jié)構(gòu))”、“（兀兀重疊）”，第九行大字“元”，“豎彎鉤”筆明顯圓潤流麗。小字亦是如此，比如第三行“造”、“清”，“橫折”筆絲毫沒有其他兩刻的板滯氣。元延祐二年為元代中期，以此判斷，“博古齋本”當(dāng)為元早中期刻本，同時也是一個未見著錄的刻本。
另外筆者又將“博古齋本”與康熙四十三年張士俊刻澤存堂本《玉篇》做了局部文本上的比對，有數(shù)處異同：
1：兩書都分三十卷，部首均為542部，內(nèi)容基本一致，但是“檢字”方法有所區(qū)別，“博古齋本”是三十卷目錄和542部全列于正文前;“澤存堂本”是分為上中下各十卷，每十卷目錄后列部首，部首下再列葉碼。
2：《天祿琳瑯書目》卷一：近吳江張士俊澤存堂重刊宋本《玉篇》，朱彝尊為之序，謂顧氏《玉篇》，唐上元末孫強稍增多其字，至宋，陳彭年、吳銳、邱雍輩又重修之。于是，廣益者眾，而玉篇又非顧氏之舊。孫氏玉篇去古未遠(yuǎn)，尤愈于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fù)上元本，而古之小學(xué)存焉矣。其書較是本獨無牒文。二十四卷后新加兩條在三十卷后，而闕十八卷后兩條，但多附《分毫字樣》及《神珙反紐圖》耳”。以此對照兩書，“博古齋本”在卷十八后和三十卷后都有“新加偏旁正俗不同例”及“類隔更音和切”兩條，而澤存堂本不存?！斗趾磷謽印芳啊渡耒罘醇~圖》在“博古齋本”和“澤存堂本”中均存，只不過“澤存堂本”存于書末，而“博古齋本”存于正文前，隸屬于“玉篇廣韻指南”。在此要說明的是“博古齋本”正文前的“廣韻指南”內(nèi)容非常豐富，包括“字有六書”、“字有八體”、“切字要法”、“辨字五音法”、“辨字十四聲法”、“三十六字母切韻法”、“切韻內(nèi)字釋音”、“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即神珙反紐圖)”、“羅文反樣”、“奇字指迷”、“字當(dāng)避俗”、“字當(dāng)從正”、“字之所從”、“字之所非”、“上平證疑”、“下平證疑”、“上聲證疑”、“去聲證疑”、“入聲證疑”、“分毫字辨”。而“澤存堂本”則僅存《分毫字樣》及《神珙反紐圖》。
3：《天祿琳瑯書目》卷一：“今覆兩本，字?jǐn)?shù)俱符，而澤存堂重刻本“須”部反多一“左上彡左下丕右頁”字，對照“博古齋本”和“澤存堂本”?！皾纱嫣谩北尽按颂幵煲粋€字：左上彡左下丕右頁”字下注“方乎步侯二切，短須發(fā)皃，亦做?”?！安┕疟尽本砦濉绊殹辈坑幸蛔挚逃〔磺逦?，下注“方于步侯二切，短須發(fā)皃”。這個校勘點，在2011年湖北大學(xué)趙琴《元刻本與宋刻本<玉篇>之比較》一文中也有提及，在《比較》一文中兩種版本增字考證的一個字就是“左上彡左下丕右頁”字，明確寫到元刻沒有此字，也無“?”字?！安┕琵S本”此字雖然版壞導(dǎo)致刻印不清晰，但寫法稍有類似。而且此字的注解與“澤存堂本”收錄的“左上彡左下丕右頁”基本一致。而且據(jù)《比較》一文中寫到《萬象名義》有此字，無“?”字?！度f象名義校釋》：“方于反。白發(fā)短分也”。可以看到《萬象名義校釋》注音和“博古齋本”是一致的。所以“博古齋本”這個刻印不清晰的字是否是“左上彡左下丕右頁”字，對研究“博古齋本”的版本沿襲，非常重要。如果是，就說明“博古齋本”相較于其他元刻，更接近于唐上元本《玉篇》。如果不是，也較其他元刻多出這一“左上彡左下丕右頁”字，可以證明其他元刻在刊版時有脫漏。
因時間和精力所限，以上文字只是淺嘗即止的微小探討，《玉篇》的版本流傳狀況非常復(fù)雜，希望拋磚引玉，得到更多?？睂W(xué)方面的佐證。
許歡2016年11月18日于上海
另：
《大廣益會玉篇》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以楷書漢字為收字對象的字典，由南朝梁、陳間人顧野王編著，原書久淹無聞，今存日本的唐寫本，或最為接近原本面貌，可惜僅存殘卷。后代所通行者，乃業(yè)經(jīng)唐人孫強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間陳彭年等人重修之《大廣益會玉篇》，該書宋本完帙亦早就難以尋覓，故昔之《四部叢刊》、今之《中華再造善本》，皆以元代刊刻之本影印流傳；而當(dāng)年涵芬樓借建德周氏藏本印入《四部叢刊》者實乃殘缺之本，其卷十一至二十三配以明初刻本，說明彼時元刻足本已不易得，彌足珍貴。日前，博古齋書友持來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一部相與賞析(以下簡稱“博古齋本”)，眼睛為之一亮，然未敢輕言優(yōu)劣，蓋據(jù)以往經(jīng)驗，此類刻本須經(jīng)調(diào)查方可論其長短。
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凡七部，除福建師范大學(xué)所藏八卷殘本一時未能寓目者外，筆者于近日將國家圖書館所藏四部、上海圖書館所藏兩部皆翻簾一過，包括博古齋本在內(nèi)，粗看版式皆四周雙邊，黑口，半葉十二行，多為福建地區(qū)坊肆所刻，但無一版本相同。過去《善目》以為上圖之莫棠舊藏十六卷殘本(經(jīng)部4423，上圖書號797087)系元延佑二年圓沙書院刻本，經(jīng)與國圖所藏圓沙書院本(經(jīng)部4422，國圖書號7319，即《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底本)相核，其版刻字體固自不同。這些本子之刊刻，各自皆偶有文字訛誤，其文本也有所差異，如《玉篇廣韻指南》，或有題“新編正誤足注玉篇廣韻指南”者；上圖所藏另一足本(經(jīng)部4427，上圖書號858395-402)，卷數(shù)、內(nèi)容雖同，各卷編次則與其他諸本相異。但最須引起人們重視者，是某些版本的鑒定可能存在問題。
眾所周知，我國元代至明前期刻書之業(yè)，福建地區(qū)可謂獨領(lǐng)風(fēng)騷，尤以書坊刻書最盛，但版本之學(xué)發(fā)展至今，專家學(xué)者們于此并未作過全面爬梳研究，對該時期建刻之特點面貌認(rèn)識頗為模糊。倘若原本沒有牌記，或牌記存在不確定性，人們往往會作出似是而非的鑒定。譬如《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收有山東省圖書館所藏“元刻本”《廣韻》(見《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二冊00371號)，實與日本宮內(nèi)廳書陵部所藏明代永樂二十二年廣成書堂刻本為同一版本，惟序后原有“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堂新栞”之牌記，山東省館藏本已被剜改。據(jù)余所知，珍貴名錄之評審，人多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為依據(jù)，但山東省館藏本，《善目》著錄為“明刻本”而非元本(見經(jīng)部4822號)。意者《善目》定其為明刻本，系對該本牌記有所懷疑;而《珍貴名錄》作元刻本，則以其字體類似元代福建地區(qū)刻書風(fēng)氣。這種刻書字體確實產(chǎn)生于元代，其根源唐楷，由建刻宋本起筆輕、落筆稍重之字體化出，但于起、落筆特別強調(diào)乃其特點，尤其是起筆，每呈現(xiàn)圓鉤或圓角狀，頗為夸張，至明代前期，一直為福建刻書特別是書坊刻書所采用。過去治版本者講版刻字體，于此疏于探究，多以元刻本流行趙松雪字體籠統(tǒng)言之，實際該字體與趙字風(fēng)馬牛不相及。然而，這種字體之流行，或者說這種版刻風(fēng)格的形成，有一個漸變過程。元代初期的福建刻書，即便同一部書版，其字體并非皆呈如此面貌，建刻宋字尚占據(jù)一定版面，只是相較宋本字體偏軟而已。迨至元代中期，宋本字體的遺意遂蕩然無存，一式這種字體。但是，從元中期至明前期，這種字體也是有變化的，元中期時的字體尚具秀逸靈動之態(tài)，而元后期則略顯板滯，至明前期則呈偏長規(guī)整之匠字，了無生趣(山東省圖書館的那部《廣韻》便是如此)。當(dāng)然，各時期所刻又有精粗高下之分，須細(xì)加比較，方能有所意會。
根據(jù)上述分析判斷，所見諸本《大廣益會玉篇》至少有兩部系明版而非元代所刻：一為上圖之莫棠舊藏殘本，寫刻頗劣，過去定作元刻，實因受客觀條件限制，無法與他本比較。另一為國家圖書館藏詹氏進德堂刻本(經(jīng)部4426，國圖書號10506)，其卷一末有“詹氏進德書堂重刊”刊記，或許國圖另有一部明弘治五年詹氏進德堂刻本的緣故(經(jīng)部4432，國圖書號7968)，因版刻不同，便將此本定為元刻，但其字體呆板，甚至較國圖另藏兩部明初刻本(經(jīng)部4429、4430，國圖書號7966、7320)有所不如。此外，該兩部所謂元刻本與國圖兩部明初刻本之版式皆為粗黑口，這一特征也是在鑒別元、明刻本時需要注意者。至于國圖、上圖其他沒有牌記之元刻本，竊以為皆刊刻于元代后期，唯獨博古齋本為元中期刻本，而且刻印較國圖之延佑二年圓沙書院本為佳，尤其是該本用質(zhì)地頗為細(xì)潔之黃麻紙刷印，不特為元刻元印之憑據(jù)，較之其他用竹紙刷印之元刻本，其價值當(dāng)更勝一籌。
由賞鑒一部元刻本而作一極為初步的個案研究，是想告訴人們，因受歷史條件限制，前人編制目錄往往是以自己的藏書與別家的目錄進行校核，這種狀況甚至到了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也未獲根本改變，故所作的版本學(xué)研究只能是局部的、粗線條的。當(dāng)今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有所突破，沒有快捷方式可走，必須老老實實進行版本個案研究，在掌握大量實物版本信息的前提下，總結(jié)經(jīng)驗，探索規(guī)律，完善鑒定版本方法，才能逐步攻克前人留下的難題。
陳先行2016年11月2日于海上學(xué)思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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