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shù)與仿刻覆刻宋元古本風氣的關(guān)系，其實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也并沒有研究，能夠談的，不過是業(yè)師黃永年先生的基本看法和我對先師相關(guān)看法的理解和體會。
稍微熟悉我研究理念的朋友應該知道，我是特別注重“讀書得間”這一師訓的，這是業(yè)師史念海先生教給我的唯一的治學方法，我當然把這個短語視作“不二法門”。
通常人們是把這句話用于研究學術(shù)問題，這時，可以將其理解為通過讀書發(fā)現(xiàn)問題，再通過讀書來解決問題，最終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我覺得也可以把這句話用于一般的讀書求知，用于理解他人的著述，這就意味著你要能夠讀懂別人的書，看明白人家究竟講了什么獨有的心得。
談這一點，是因為現(xiàn)在很多喜歡古籍版本的人，弄不明白黃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學》以及其他有關(guān)古籍版本的研究同其他那些學者的著述有什么不同，看不出黃永年先生超軼于并世學者之上的學術(shù)水平和學術(shù)貢獻，以為書名差不多，內(nèi)容也就沒有什么高下。前幾年我以“黃永年先生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的貢獻”為題做過一次講座，很概括地講述了我對先師學術(shù)業(yè)績的粗淺理解。這篇講稿，收錄在我的文集《翻書說故事》里，感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看一看。
黃永年先生研究古籍版本，其中一項最大的特點，就是密切結(jié)合社會文化背景來看各個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版刻，而不是簡單地就事論事。當然這樣的意識首先是要基于廣博通貫的學識，也只有具備了廣博通貫的學識才能寫出契合歷史實際的認識。
下面就以業(yè)師黃永年先生舊說為基礎(chǔ)，敘說我對先師成說的粗淺理解和出于一時感覺所做的初淺發(fā)揮。
對中國古代學術(shù)史稍有了解的讀書人，都會知道“乾嘉學術(shù)”。所謂“乾嘉學術(shù)”的主體和核心內(nèi)容，是文史考據(jù)，特別是對秦漢以前史事的考據(jù)，亦稱“乾嘉考據(jù)學”。做考據(jù)、特別是對古史做考據(jù)，和寫詞章是大不相同的，跟談義理更絕不是一回事兒。不能天馬行空，不能自我作古地去“意識”什么“問題”，而是要扎硬寨，打死仗，得字斟句酌地辨析傳世文本的是非正誤。
當時不像今天，既有敦煌洞窟里出世的李唐寫本，又有九泉之下挖掘出來的大量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竹書木牘，最具有原始性、最貼近著述本來面目的文本，基本上就是宋元刻本。宋元本書好是好，可是到了清代，存世已經(jīng)太少。
《知不足齋叢書》本《天水冰山錄》部分內(nèi)容
這種宋元古本，在明朝嘉靖年間查抄嚴嵩之子嚴世藩貪贓枉法獲取的財富時，就被官府將其與種種金銀珍寶并列，清楚顯示出尋常書生學子業(yè)已無由獲讀；到了乾嘉時期，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珍本秘籍了。
那么，怎么辦？那么多普通讀書人怎樣才能利用這些相對比較原始的文本來研究早期的歷史問題呢？當然只能翻刻重印。
所謂“乾嘉學術(shù)”，即謂這一學術(shù)風尚以乾隆、嘉慶年間為極盛。不過若是更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在這個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年代里，其刊刻早期典籍的形式，前后是有所差別的。
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雖然從未專門花功夫做過任何研究，但在自己很不確切的粗略印象中，大致可以按照當朝皇帝的不同，將其劃分為乾隆時期和嘉慶時期這兩個階段。
在乾隆年間，重刻的古籍，主要還是采用當時最為通行的方體字（亦稱匠體字，也就是現(xiàn)代印刷字體宋體字所從出的模本）。其較成規(guī)模者，如畢沅?？痰?strong>《經(jīng)訓堂叢書》、盧文弨?？痰?strong>《抱經(jīng)堂叢書》、鮑廷博?？痰?strong>《知不足齋叢書》等等，都是這樣；或鐫作康熙以來比較通行的另一種軟件寫刻楷書字，如盧見曾校刻的《雅雨堂叢書》等。
乾隆四十九年畢沅刻《經(jīng)訓堂叢書》本《墨子》（敝人由書肆購存業(yè)師黃永年先生舊藏本）
這些基于乾嘉學術(shù)而重刻的古本舊籍，總的來說，校勘水平都比較高，若是以之與前朝末期重刻的古籍相比，就會更加凸顯其?？辟|(zhì)量的高超，確實是優(yōu)勝多多。?？毙５煤?，是說它能夠改正繆誤，恢復古籍原貌，但傳世古書之所以會出現(xiàn)文字的舛謬訛誤，在于翻刻重印時沒有能夠一遵舊式?；蚴菚趟烈馔秊椋蚴菍W人改是為非。結(jié)果，都是乖異于古籍本來的文字內(nèi)容。所謂學人“改是為非”，就是由于想要把文字校勘得好亦即想要改非為是而實際效果卻恰恰適得其反。早期古籍產(chǎn)生的年代，距今已十分遙遠，而時過境遷之后，后世學者通常很難對其所有文字內(nèi)容都一一做出完全正確的判讀，總會有認識差誤的地方。因而，只要動手從事?？?，所謂“改是為非”，也就在所難免。乾嘉時期第一流的學者、哪怕是位居首席的?？睂W家，同樣如此，同樣都會把好事兒辦成壞事兒。
為防止這種無法避免的人為疏失把好事兒辦成壞事兒，重刻早期典籍時，最好的校勘方式，就是選擇一個相對比較好的版本做底本，然后只校不改（或只是非常有限地徑行更易那些特別明顯的文字訛誤），先最大限度客觀地反映古本的面貌，再另外寫出?？庇洠〞r人或稱“考異”、“考證”），附在這些典籍的后面，以供讀者在參考這些?？庇浿?，對所讀典籍的文本何是何非，何遵何從，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道光己酉原刻本《思適齋集》
當時堪稱天下第一高手的?？睂W家顧廣圻，結(jié)合自己為張敦仁重刻宋撫州本《禮記》的經(jīng)驗，對這種?？狈椒?，做有如下一段表述：
顏黃門有言：“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保ǖ掠掳福侯佒啤额伿霞矣枴氛Z）蓋以校書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闇，強預此事，本未窺述作大意，道聽而涂說，下筆不休，徒增蕪累；一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疻。二者者殊涂，至于誣古人、惑來者，同歸而已矣。
廣圻竊不自量，思救其弊。每言書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今古余先生（德勇案，張敦仁字古余）重刻宋撫本《禮記》，悉依元書，而別撰考異以論其是非得失，可云實獲我心者也。觀乎考異之為書，舉例也簡，持論也平，斷決也精，引類也富。大扺有發(fā)疑正讀之功，無繭絲牛毛之苦；去鑿空騰說之損，收實事求是之益。豈但有功于此書也哉！夫固使弊于校者箴其膏盲而起其廢疾矣。（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一四《禮記考異跋》）
顧廣圻提到的這篇“考異”，正式的名稱，是題作《撫本禮記鄭注考異》，雖然署名為張敦仁，但實際上是由顧氏本人為其捉刀代筆，活兒都是他自己干的。所以上文中對張敦仁所作《考異》的贊譽，實際上是他夫子自道之語，是在闡揚其自得之處，表曝其自矜之意。
在當時的條件下，適宜用作底本的所謂相對較好的版本，通常都是宋元古本。這些宋元古本，未經(jīng)明清人的改動，更接近典籍的原始面貌。既然如此，影印行世再附上個?？庇洠M不更好？對了，好是好，可當時還沒有這個技術(shù)，人們能夠做到的最接近影印的辦法，就是仿照原本的版式、行款和字體來重刻其書。這里所說的“字體”，大家都比較容易理解，而所謂“版式”，是指每一個版面的布局形式，包括書口、欄線等等，“行款”則是指每一塊書版刻多少行文字、每行刻多少個字?？傊鱾€方面，都盡量一遵原式。
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人來說，清代考據(jù)學家苦心孤詣的探索結(jié)果，是具有重大參考價值的；甚至可以說幾乎是我們今天研究所有問題都不可逾越的重要基礎(chǔ)，也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狀況，清楚了解清朝學者讀到的是什么樣的書，認清他們腦子里的知識構(gòu)成，對于深入、準確、穩(wěn)妥的學術(shù)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而，適當學習一些相關(guān)的版刻知識，是從事古代文史研究的學人應該努力為之的。我希望自己出版的這部《學人書影初集》，能夠在這方面起到那么一點點兒積極的促進作用，而在乾嘉學術(shù)背景下出現(xiàn)的仿宋仿元刻本，就是當時很有代表性的一種版刻形式。
關(guān)于這種仿宋仿元刻本的技術(shù)特點和稱謂方式，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論述說：
這些本子不論仿宋仿元都不十分像，胡克家的仿元刻《資治通鑒胡注》和元刻本之間更相去甚遠，只是版式行款和字形大體上還是原來的樣子，筆意則完全失去成為另外一路。在這以前仿宋本真正仿得像的，只有康熙時徐樹谷、徐炯合撰冠山堂原刻的《庾開府哀江南賦注》，仿南宋大字建本的字體版式真像，再則明嘉靖時蘇州王延喆刻所謂震澤王氏本《史記》，覆南宋建陽黃善夫本也幾可亂真。乾嘉時的仿宋本則不特不能仿這類建本，即仿比較接近的浙本也總隔了一層，所以我叫它仿宋本而不曰覆宋本，真正的覆宋本要到清后期才出現(xiàn)，到民初還盛行。
這段論述的核心見解，是把乾嘉時期的“仿刻”古本同清后期的“覆刻”古本區(qū)分開來，明確地將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一點，就充分體現(xiàn)出一位好學者的優(yōu)良素質(zhì)和敏銳眼光。
現(xiàn)在我想在黃永年先生論述的基礎(chǔ)上，妄自對這樣的現(xiàn)象做出一點兒很不成熟的解釋。
如上所述，清中期仿刻古本的宗旨，在于盡可能在重現(xiàn)古本面貌的同時，另附以體現(xiàn)時代認識的?？币庖姡搭檹V圻所說“以不校校之”。雖然古書的實質(zhì)性內(nèi)容是它的文字，但這些文字是以具體的形式來體現(xiàn)的，而這些體現(xiàn)形式在每一個具體的時代都有其獨自的特征。這樣，學者們在努力準確保持古刻舊本文字內(nèi)容的同時，也盡量仿效其版式、行款以至字體，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古本舊貌。這應該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追求。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仿刻古本的外在形式，還有另外一重意義，即這樣的形式，將成為一種鮮明的標志——標志著這是一種與時下通行版本截然不同的“再造”古本。
我想，不管是純粹從學術(shù)質(zhì)量著眼，還是同時兼顧書籍作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的銷路問題，這樣的標志性特征，都是十分必要的。
現(xiàn)在我們來具體看一下，當時作為這種標志的字體究竟是怎樣一種形態(tài)。
如果再更清楚一些表述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對這一時期仿宋仿元刻本字體的看法的話，可以說仿刻浙本時其字體風格與原本要比較接近一些，即謂當時仿宋仿元刻本的字體都近似于南宋浙本的歐體字，而仿刻建本時卻把字體也刻成了浙本的歐體一路，與原本的顏體字風格大相徑庭。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或者說其技術(shù)淵源何在呢？
這首先要追溯到明朝出現(xiàn)的所謂“嘉靖本”。明朝正德年間開始出現(xiàn)的所謂“嘉靖本”，是我名之為“嘉萬革命”的雕版印刷技術(shù)“革命性”發(fā)展過程中的第一個階段，而這項“技術(shù)革命”的實質(zhì)，是使雕版印刷的字體，由雕版的刀去適應寫樣的筆，改為寫樣的筆來將就雕版的刀，即寫樣的字體脫離傳統(tǒng)、通行的毛筆書寫形式，而書作一種專用于雕版、更適合刀鋒運作的字形。
到了這一“革命性”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即進入萬歷時期以后，后世鉛字印刷技術(shù)中的所謂“宋體字”（或稱“老宋字”。日本稱作“明體字”，更符合實際情況）亦即所謂“萬歷本”的字體全面定形并通行于世。前面已經(jīng)提到，這種新的雕版印刷字體，現(xiàn)在通常被稱作“匠體字”或“方體字”。
前后貫通來看，我們就更容易看清這一變化的實質(zhì)內(nèi)容。
引發(fā)這場雕版印刷技術(shù)“革命”的社會文化因素，是明朝進入成化年間以后，太祖洪武爺開國以來一直緩慢蠕動的書籍出版業(yè)，開始打破沉寂的狀態(tài)，展現(xiàn)出顯著增長的勢頭。至正德、嘉靖、隆慶時期，更明顯呈現(xiàn)空前繁盛的景象。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一書中指出，文壇上從弘治歷正德、嘉靖到隆慶的“復古運動”，是促成這一書籍出版繁盛局面的強大動力，這一因素直接導致正德、嘉靖、隆慶三朝所謂“嘉靖本”的產(chǎn)生，即這一“復古運動”所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使得文人們不再滿足于《四書》、《五經(jīng)》和當時人的詩文集，要求閱讀更多的古書，這就需要翻刻重印更多的古籍。
大幅度超越以往的出版印刷需求，就對出版印刷技術(shù)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對應，對印制書籍的成本，則提出了“更低”的要求。直到明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字體，一直都是雕版的刻刀去將就人手所握的毛筆，在將文稿書寫上版時，運筆揮毫，和人們通常的做法并沒有多大不同，但手寫便利了就給刻工用刀帶來很大不不便，這必然會限制雕鐫書版的速度，同時還要維持較高的成本。
了解這些相關(guān)的背景知識，我們才能合理地認識標準“嘉靖本”的字體特征究竟都意味著什么。
一方面，在文化取向上，“復古”的美學趨向，促使其模仿更有古風古味的版刻形式。在這一方面，我們實際看到的明人的取向，是仿效宋浙本的版式和字體風格，即版式多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字體則趨近歐體字一路。
可是，與此相伴隨的提高印刷效率的實用性需求，又使這種審美取向發(fā)生嚴重的扭曲，即使得這種仿宋浙本歐體字的字形變得僵直硬挺，除極個別一小部分刻本外，絕大多數(shù)“嘉靖本”字形的點劃形態(tài)在實質(zhì)上呈現(xiàn)出更適宜于刻刀而不是毛筆的匠體化特征。
這種構(gòu)形獨特的“嘉靖本”字體，從發(fā)展的角度看，不過是雕版印刷用字由毛筆手寫性很強的宋元本字體轉(zhuǎn)入專供刻版之用的“匠體字”以前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需要說明的是，“萬歷本”的匠體字，不僅大幅度提高了雕版這一工序的效率，同時也必然地顯著降低了刻版制版的成本，從而完全實現(xiàn)了這場“嘉萬革命”所追求的目標。然而，在萬歷以后定型的“匠體字”普遍通行之后，由于人們厭惡“匠體字”的死板呆滯，希圖有所變化，便又重走這種“嘉靖本”的老路，使一小部分刻書字體的風格再度向宋浙本的方向靠攏。
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明末由汲古閣主人毛晉進行的。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總結(jié)說，汲古閣刻書所使用的字體，大體上可以分為四種，其中最能體現(xiàn)毛晉對刻書字體風格獨特嘗試的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把標準方形萬歷本字體明顯壓扁了的“扁方體字”，另一種就是這種可以稱作“仿歐體字”的字體。這類刻本，數(shù)量并不是很多，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元好問《中州集》和《唐四名家集》（又稱《四唐人詩》）等。
民國涵芬樓影印汲古閣刻《唐四名家集》本李賀《歌詩編》
毛晉這樣的探索，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反映了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這就是萬歷年間以后，版刻的字體，在以“匠體字”為主的前提下，開始走向復雜多樣，這是“嘉萬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側(cè)面。而這種所謂“仿歐體字”風格，可以說是由“嘉靖本”向下側(cè)出的一種自然延伸。黃永年先生總結(jié)這種字體的形態(tài)特點說：“仿歐體字，但又不像宋浙本、明嘉靖本，而是瘦長且斜，不甚好看?！北M管如此，這種字體從宋浙本復經(jīng)明嘉靖本發(fā)展而來的痕跡，還是一清二楚的。
好了，追溯到這一點，就要觸及乾嘉時期仿宋仿元刻本最直接來源了，而要想更加清楚地揭示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只談其前后相承的“主脈”，還需要推展開來，看一看在雕版印刷字體風格總體格局演變的背景下，這種仿宋仿元本的字體，是怎樣脫胎而出的。
論述這一問題的基礎(chǔ)，當然還是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做過的歸納總結(jié)。我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發(fā)揮，同時也提出一些自己很不成熟的想法。為清醒眉目，下面先用圖表的形式，對這一時期雕版印刷字體風格總體格局的演變態(tài)勢，粗略展示如下：
透過這樣的圖示，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清乾嘉時期仿刻古本書籍字體的來源（另外還有明末清初的內(nèi)府刻本這一條脈絡，在這里姑且略而不表）。
經(jīng)歷“嘉靖本”所謂“仿歐體字”的過渡之后，“嘉萬革命”在萬歷年間進入了它的第二個階段。
在這一階段，在所謂“方體字”或“匠體字”成為雕版印刷業(yè)主流字體的同時，明初以來、更準確地說是從元代以來刻書業(yè)一直習用的趙體字，在社會上仍有一定殘留。這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以邊遠非主流地區(qū)為主的版刻字體滯后；二是以南京書坊為主的坊刻書籍。這些坊刻書籍的主要種類，包括章回小說、戲曲以及時文制藝等，不過其字體形態(tài)已經(jīng)頗顯拙率。
與此同時，所謂“寫刻本”，也在萬歷時期，形成一股雖然不是很大但卻很有特色的風氣。盡管其字體風格，總的來說，仍多屬明初以來的趙體一路，但至少其中有一小部分，點劃流利生動，個性化特征已經(jīng)相當明顯，如著名的《陳白楊集》和《石田先生集》，就都是這樣。從發(fā)展的動態(tài)來看，這種字體體現(xiàn)的不僅不是滯后，反而應該是一種新的探索。盡管類似的探索活動在北宋時期早就出現(xiàn)過（如模勒蘇軾手書上版的福州東禪寺《大藏經(jīng)》本《楞伽經(jīng)》），但并沒有能夠成為一種通行的社會風氣，更沒有不間斷地直接延續(xù)下去。
至明朝末年，也就是在天啟、崇禎時期，汲古閣主人毛晉在主流方體字之外，總共嘗試使用了三種字體來刻書，除了前面提到的“扁方體字”和“仿歐體字”之外，還用過一種長方體字。這種長方體字在這一時期的杭州書坊里也較多使用過。不管是扁方體字，還是長方體字，都只是對萬歷方體字的一種變型，而且變化的幅度有限，大致可以歸并為同一種字形（另外，汲古閣所刊《滄螺集》，用的是一種筆劃特別粗拙的方體字，雖稍顯特別，但更屬方體字大類之中的一種變形）。因此，毛氏嘗試的最有創(chuàng)意的一種字體，便是所謂“仿歐體字”。
談到明末雕版印刷的通行字體，不能不簡單說明一下建陽書坊的情況。宋元時期繁盛的建陽書坊刻書，進入明朝以后，雖然大體上還一直保持著顏體字的特征，但筆劃日益生硬板滯，字形愈加拙率。到天啟、崇禎時期，整個建陽書坊的刻書也明顯衰落下去，并最終隨著明朝的滅亡而消逝不存。
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清朝的雕版印刷業(yè)，其刻書用字，首先是或正方、或長方、或扁方的方體字成為整個行業(yè)的主流字體，直至清末，始終如一；甚至直到今天印刷漢字的主體，仍是沿承于此的所謂“宋體字”。我這本《學人書影初集》收錄的刻本，大多數(shù)就都屬于這種字體（例如，封面上印的《春秋公羊經(jīng)傳通義》，就是最通行的方體字，長方體字刻本則如葛其仁的《小爾雅疏證》）。其次，明后期南京書坊習用的那種拙率的趙體字殘余，在清初一段時間內(nèi)，在一定范圍內(nèi)，仍有一些應用。還有萬歷時期出現(xiàn)的“寫刻本”字體，在清初及其以后，也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nèi)有所流行。
《學人書影初集》
除此之外，清朝版刻出現(xiàn)的幾種新的字體，若是追溯其淵源，就都與汲古閣仿歐體字這條脈絡相關(guān)。當然，不言而喻，這些新的字體，是萬歷年間以后版刻字形多樣化趨勢的進一步發(fā)展，同樣可以看作“嘉萬革命”的結(jié)果在另一個側(cè)面的延伸，顯示著出版印刷業(yè)正日益走向繁榮。
第一種是軟件寫刻本的楷書字體，亦即類似于所謂晉唐人小楷的那一種字體。當代印刷字體中的“楷書字”，即淵源于此?！秾W人書影初集》收錄的第一種書顧棟高《尚書質(zhì)疑》，就屬于這種字體。此外，如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姚培謙《春秋左傳杜注》、張尚瑗《三傳折諸》和李鄴《切韻考》等書也是這樣。這可以說完全是由清人新創(chuàng)的一種字體。黃永年先生已經(jīng)指出，其發(fā)源地應在蘇州。盡管其字形與汲古閣仿歐體字有著明顯的區(qū)別，但除了汲古閣仿歐體字，在這之前也沒有其他任何一種字體與之更為接近。相比之下，二者之間的點劃形態(tài)還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共同性。因此，其技術(shù)源頭，還是應該出自毛晉探索過的這種仿歐體字。
第二種是硬件寫刻本所用略微近似于當代所謂“仿宋字”的字體。我這本《學人書影初集》中的劉敞《公是先生七經(jīng)小傳》、方苞《周官辨》和《喪禮或問》以及汪獻玗《禹貢錐指節(jié)要》，就都屬于這種字體。這種字體在康雍間興盛一時，與宋浙本和明嘉靖本都有相近之處而又都與之有明顯差別。尋繹其歷史脈絡，其直接上承汲古閣仿歐體字的因緣是顯而易見的。
康熙硬件寫刻《公是先生七經(jīng)小傳》
咸豐硬件寫刻《禹貢錐指節(jié)要》
順藤摸瓜，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在這之后，就出現(xiàn)了乾嘉時期的仿宋仿元刻本。世界上不會有無本之木，也不會有無源之水。宋刻本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地域系統(tǒng)，建本是顏體字，蜀本的字體介于顏柳之間，元刻本除建陽書坊外則主要是趙體字。雖然在早期古刻本中使用歐體字的只有宋浙本這一派，但在乾嘉時期之前，刻工們掌握的與之最為接近的字體，只有清前期所謂硬件寫刻本這一路，只有這一路的字體與宋元古本最為相似，即近似于宋浙本的歐體字?！獩]有其他的路可走，眼前的路就這么一條，這就是清中期仿刻古本的字體為什么會與宋浙本相像的歷史緣由。
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從前面的示意圖表中可以看出，建陽書坊慣用的顏體字，在明朝末年，已經(jīng)隨著建陽書坊的消亡而徹底泯滅，在乾嘉時期更無所因承（盡管在清初我們還可以看到極個別仿宋建本字體的刻本，如前面提到的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舉述過的康熙二十一年冠山堂原刻本時人徐樹谷和徐炯合著的《庾開府哀江南賦注》，就確實較為接近宋建本字體的形態(tài)，但它是世間絕無僅有的孤品，屬于“特事特辦”，并沒有普遍性意義），所以，當人們仿刻宋元建本時也會把它刻成近似于浙本的歐體字。例如，收錄在《學人書影初集》中的道光四年揚州汪氏問禮堂刻本《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就是這樣。
關(guān)于這種清中期的仿宋仿元刻本，還有一個很具體的問題，需要著重指出，因為這才是我今天在這里所要講述的核心內(nèi)容。這就是促生這一風氣的學術(shù)基礎(chǔ)，是當時盛行的考據(jù)學驅(qū)使學者盡可能讀到內(nèi)容準確的早期典籍，而學者們重視的實質(zhì)內(nèi)容，是這些典籍的文字符合作者原貌。
因而，如前所述，在所謂“乾嘉學術(shù)”的第一個階段亦即乾隆時期?？痰墓糯浼旧线€都采用普通方體字。在這種方體字精較本通行一段時間之后，才對所刻典籍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就是以一種貼近古本的“標志性”字體來體現(xiàn)其一遵古本舊式的特點，而實際出現(xiàn)的仿宋仿元刻古本，從總體上來看，可以說大致興起并繁盛于嘉慶年間。這也標志著清中期重刻古本的活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引述李兆洛所撰顧廣圻的墓志，對這一階段仿刻宋元古本的基本情形做了很好的說明：
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德勇案指孫星衍）、張古愚太守（德勇案指張敦仁）、黃蕘圃孝廉（德勇案指黃丕烈）、胡果泉中丞（德勇案指胡克家）、秦敦夫太史（德勇案指秦恩復）、吳山尊學士（德勇案指吳鼒），皆深于校讎之學，無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書。為孫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為張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鹽鐵論》，為黃刻《國語》、《國?》，為胡刻宋本《文選》、元本《通鑒》，為秦刻《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為吳刻《晏子》、《韓非子》。毎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為考異或為挍勘記于后，學者讀之益欽。（顧廣圻《思適齋集》卷首李兆洛《顧君墓志銘》）
上述這些書籍，都是仿刻古本（除宋元本外，尚有個別明刻本，如張敦仁刻《鹽鐵論》即仿刻明弘治涂禎刻本，吳鼒刻《晏子春秋》，底本也是明正嘉間刻本），其刊行于世的時間，則都是在嘉慶年間或是嘉慶以后的道光年間。
由乾隆年間先僅關(guān)注實在的文字內(nèi)容，到嘉慶年間兼顧版式、行款以至字體等外在的標志性形式，力求盡可能全面地反映古本的面貌，這也符合事物正常的發(fā)展過程。
這些仿宋仿元刻本，由于?？叹珜?，版刻美觀，普通學人，現(xiàn)在想要購置，已經(jīng)頗為不易。幸運的是，我在當年尚且不大有人關(guān)注這些學術(shù)書籍的時候，有幸收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張敦仁仿宋刻本鄭注《禮記》。這部書不僅刷印無多，傳世稀少，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遇到，而且前面談到的“以不校校之”那一段?？贝蠓?，就是顧廣圻在?？踢@本《禮記》時總結(jié)出來的切身經(jīng)驗。今已掃描五頁書影，收在拙著《學人書影初集》里面。在我們這次活動的海報上，也印有這個刻本的首頁。希望想學習古籍版本知識的朋友，能夠充分重視這部鄭注《禮記》在清中期仿宋仿元本中獨有的地位。
嘉慶乙丑張敦仁仿宋刻本鄭玄注《禮記》
除了上述這些時代和歷史的因素之外，這些仿宋仿元本的具體刊刻及其字體風格，當然還與具體的人物有關(guān)。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也已經(jīng)指出，在這一方面，影響最為最突出的是寫手許翰屏和書坊主人劉文奎、劉文楷兄弟。許翰屏為仿刻古本寫樣書版事，見載于同治時人徐康的《前塵夢影錄》。另外，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國朝刻書多名手寫錄亦有自書者”條對此也有敘述。劉文奎、劉文楷兄弟是南京著名書坊的主人，這一時期的仿宋仿元刻本有很多都是由這家書坊刊刻的。譬如顧廣圻為張敦仁?？痰哪遣苦嵭⑨尩摹抖Y記》，我在《學人書影初集》里就特別選印了題有“劉文奎刻字”注記的頁面，以供大家了解這一情況。還有《學人書影初集》所收道光十九年祁寯藻仿宋刻本《說文解字系傳》，所注記的刻工劉漢洲，黃永年先生推測也應身屬這個家族，很可能是劉文奎、劉文楷兄弟的子侄輩人。
道光十九年祁寯藻仿宋刻本《說文解字系傳》
至于清末的覆宋覆元刻本，其興起的因緣，是訪求稀見史籍的學術(shù)風氣；或者說這至少是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因素。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清末學者李慈銘的議論中看出一個大概的端倪：
嘉慶以后之為學者，知經(jīng)之注疏不能遍觀也，于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于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風愈下?！稜栄拧贰ⅰ墩f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
至于今日，則詆郭璞為不學，許君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為足補經(jīng)注矣。間購一缺折之贗器，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畫，以為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shù)冊，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為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及問也，但取錢尊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為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談廢務，奔競?cè)∶?，然已為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可痛乎？（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之《札記》）。
李慈銘對嘉慶以后學術(shù)風尚的抨擊，固然有其片面之處，但卻清楚凸顯當時刻意尋覓宋元古本、佞信宋元古本的風尚。其實這樣的風尚，在乾嘉時期已經(jīng)顯露端倪，拙撰《公序本<國語>“我先世后稷”文證是》一文（收入拙著《祭獺食跖》），就以一個典型的例證，揭示并批判了這樣的傾向。
上面引述的李慈銘這段話，本來是寫在他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八那一天的日記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正是在這樣的學術(shù)背景之下，光緒初年出使東瀛的駐日公使黎庶昌，在隨員楊守敬的大力協(xié)助下，在日本搜尋到一大批中國業(yè)已失傳的古籍或是罕見的版本，刻成《古逸叢書》，印行于世。
《古逸叢書》的梓行，是花費重金雇用日本著名刻工木村嘉平來負責刻印事宜。其版刻技藝，大大優(yōu)于嘉慶時期的中國工匠，印本與所據(jù)宋元底本或古寫舊鈔卷子本惟妙惟肖，不管是浙本還是建本，乃至各種各樣的寫本鈔本，字體都能一如原樣，故黃永年先生以“覆刻”之名與嘉慶時期的“仿刻”古本區(qū)別開來?！案病闭?，其寫樣上版猶如以薄紙蒙覆于底本之上而依樣描摹之謂也，故能盡肖其形。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所謂“覆刻”與“仿刻”的差別，大致猶如習字者之“映摹”與“臨帖”的不同（當然這里講的是那些“映摹”得好的），字體的形態(tài)自然會有明顯的不同。
從縱向源流關(guān)系來看，這種覆刻宋本元本以及古寫舊鈔卷子本書籍，自然是對清中期仿宋仿元刻本的沿承和發(fā)展，而《古逸叢書》印本在中國國內(nèi)流通之后，其美輪美奐的版刻形式，在文化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于是我們看到從清末一直持續(xù)到民國前期，出現(xiàn)了一大批仿效其事的覆刻宋本元本書籍，而且這些書籍大多也都是匯刊的叢書。如徐乃昌的《隨盦徐氏叢書》、劉世珩的《玉海堂影宋元本叢書》、吳昌綬的《影刊宋金元明本詞》、張鈞衡的《擇是居叢書》、蔣汝藻的《密韻樓叢書》，等等。
這次從清末持續(xù)到民國前期的覆宋覆元刻本，很絢麗，但同時也可以說頗有幾分慘淡，因為它猶如中國傳統(tǒng)雕版印刷的回光返照，轉(zhuǎn)瞬即逝?！鞣絺鱽淼男率接∷⒃谶@時已經(jīng)無可挽回地取代了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這只是其消逝前的最后一抹亮光。我這部書里選印的覆刻舊鈔卷子本《玉篇》，為《古逸叢書》單行本，就是這批覆刻古本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本子。
《古逸叢書》單行本覆刻舊鈔卷子本《玉篇》
當然，就我這部《學人書影初集》所涉及的清代刻本的版本學問題而言，上面講的，只是其中的一個側(cè)面。以后若有合適機會，我還愿意就其他一些方面的問題，和大家談一談我對相關(guān)版本學問題的認識，同時也借機擴散一下基本的古籍版本知識。不然的話，很多讀者可能一下子不大容易理解其中的內(nèi)涵；甚至現(xiàn)在還有一些讀者根本不懂所謂“書影”是什么，竟會誤以為這就是某些棒槌滿世界劃拉的“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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