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就審美而言，唐朝不像禮教甚嚴的朝代，視女人弱不禁風、翩若楊柳為美，唐代女子以健碩豐腴為美，這也是女人豪放強悍的表現(xiàn)。
…………………………
唐朝為何多女俠
文/廖保平
行俠本是男人的專屬，戰(zhàn)國秦漢之時，“俠客的世界”多為男性，《史記》專設(shè)《游俠列傳》、《刺客列傳》，里面講的都是男俠，曹沫劫桓公以事莊公，專諸為公子光刺王僚，豫讓酬智伯刺襄子，聶政殺嚴仲子仇人挾累，荊軻刺秦王以謝燕太子丹，無一不是男人所為。男人帶利劍，執(zhí)匕首，挎寶刀，“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縱橫江湖，豪放不羈，使酒任性，為知己者死，并無女子一席之地。
何以如此？原因大約有三，第一，受禮教約束，女人只能在不家里相夫教子，在外面拋頭露面，落拓不羈，實乃“婦道”所禁。第二，武俠屬江湖中的“隱門”，俠士們不愿顯山露水，人前招搖，常人難得見“真人”，且江湖恩怨是江湖上的事兒，多有隱密，主流社會一般無從知曉。第三，“俠以武犯禁”，武俠被是皇權(quán)政治打壓的對象，若非亂世，生存空間很小，司馬遷之后，基本上也不讓其見諸于正史之記載，縱是偶有女俠，也只能跑到經(jīng)過加工的文學作品之中。
據(jù)史籍記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女俠是越處女，東漢范曄《吳越春秋》之《越女試劍》記載：“越王問范蠡手戰(zhàn)之術(shù)。范蠡答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愿王請問手戰(zhàn)之道也。’于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聞子善為劍，得一觀乎？’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赐炝骤轮?，似桔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yīng)節(jié)入之三，女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p>
見到越王，越處女與越王討論劍術(shù)，聲稱自己生于深山老林，劍法無師自通，越王聽后，令其當場示范，果然名不虛傳，于是命她教習并率領(lǐng)軍隊攻打敵國。在滅吳上，越處女立下汗馬功勞。
東晉干寶《搜神記》中的《李寄斬蛇》，描寫女劍俠李寄民除害的事。說是東越閩中鬧蛇妖，每年都有童女被蛇妖吞食，少女李寄挺身而出，“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shù)石米糍，用密（麥少）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瓷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后斫得數(shù)創(chuàng)。瘡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边@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智勇真可謂“巾幗不讓須眉”。
然而地唐朝以前，描寫女俠的作品很少，直到唐朝，寫女俠的傳奇小說才突然多起來，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裴铏的《昆侖奴》、《聶隱娘》、袁郊的《紅線傳》、薛用弱《賈人妻》，薛調(diào)的《無雙傳》、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等，可謂繁盛一時，對后世影響巨大。
為什么到唐朝會突然涌現(xiàn)出一大批描寫女俠的傳奇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唐人尚武”。武夫強先生說：“（唐朝）少數(shù)游牧民族新鮮血液的注入，為華夏農(nóng)耕文明帶來了強勁的剛健之風，而唐朝前期府兵制的盛行，武舉制的開創(chuàng)，則進一步孕育了唐帝國全民尚武的國風，玄宗時期募兵制的實行，邊地幕府潘鎮(zhèn)的大量設(shè)置，以及唐王朝積極的拓邊政策和對外戰(zhàn)爭無不助長了尚武風氣的流行?！v然至唐中后期，文人士子們更熱衷于科舉仕進，但藩鎮(zhèn)割據(jù)與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仍使得社會上彌漫著濃厚的尚武風氣，終唐一代，尚武任俠之風盛行。”（武夫強《淺議唐朝尚武之風向宋朝崇文之風轉(zhuǎn)變的緣由》，載《聊城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李氏貴族集團久居關(guān)隴，近于羌胡，有崇尚武藝的淵源，統(tǒng)一天下后，帶來了尚武之風。為了抵御外患，唐朝也提倡尚武，并將軍功與加官晉爵掛鉤起來，“征戰(zhàn)有功勛者，并從本色勛授”。像薛仁貴這樣的無名小卒，勇建奇功被受游擊將軍，“與公卿齊班”，多獲永業(yè)田，是非常有力的示范，以至于唐初四杰之一的楊炯說：“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眹夷急鰬?zhàn)時，更是“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都邑?！碧拼娙藢懥舜罅渴孔诱虅娜?，立功塞外的豪邁詩篇，即可為證。
宋代風俗與唐代大不同，一則宋太祖認為，武將握兵權(quán)而強，君主失軍權(quán)而弱，為保趙氏江山穩(wěn)固長久，必須鏟除藩鎮(zhèn)割據(jù)勢力，堅持崇文抑武的國策。二則宋代程朱理學主張“內(nèi)無妄思，外無妄動”，憎惡尚武之風，把習武與賭博等同，視之為無益之事，禁止學生參加，尚武之風頓時偃息。明清之際的教育家顏元對此曾深惡痛絕地說：“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xiāng)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偃武修文的后果之一，是宋代的武俠小說非常沉寂，雖有洪邁和羅大經(jīng)等幾位作家的作品，如《俠婦女》、《解洵娶婦》、《秀州刺客》等，但作品水準不高，藝術(shù)成就不大，較之唐代，大為倒退，宋人似乎只能做點武俠小說的整理工作，如李昉等編撰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大量唐五代武俠小說。
唐代傳奇的勃興也與當時藩鎮(zhèn)割據(jù)的混亂局面有關(guān)，學者范煙橋說：“在此時代，婚姻不良，為人生痛苦之思想，漸起呻吟；而藩鎮(zhèn)跋扈，平民渴盼一種俠客之救濟；故寫戀愛、豪俠之小說，產(chǎn)生甚富?！?/span>（范煙橋《中國小說史》華夏出版社1967年1月版）此言不虛，當時各地藩鎮(zhèn)坐大，擁有政治、軍事、經(jīng)濟等特權(quán)，不受中央管轄。像魏博田承嗣、幽州朱滔、淄青李師道、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昭義薛嵩等，“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舊唐書·李寶臣傳》），儼然獨立王國。藩鎮(zhèn)橫行跋扈，互相攻伐，天下紛亂，生靈涂炭，人們渴望和平安寧的生活，遂寄希望于鋤強扶弱、伸張正義的俠客。加之六朝志怪小說和神仙方術(shù)的影響，賦予了俠客以超現(xiàn)實的神秘主義色彩。
例如《紅線傳》便是這種心理的反映，主角“紅線”是潞州節(jié)度使薛嵩的婢女，具有超人的力量，節(jié)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十分憂懼又無計可施，眼看一場兵刀相見難以避免，老百姓又要受戰(zhàn)亂之禍，這時紅線挺身而出，自告奮勇，以神術(shù)潛入戒備森嚴的田府，巧妙地從田承嗣枕旁取回其供神金盒，薛嵩隨即遣人送回，使得田承嗣驚恐萬狀，被迫放棄了吞并潞州的圖謀。紅線則在“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之后，功成身退。
此外，唐朝藩鎮(zhèn)這間明爭暗斗，互派刺客，刺殺政敵，唐代“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宋·王讜《唐語林》）?！顿Y治通鑒》記載說：“(李林甫)自以多結(jié)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余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qū)在數(shù)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guān)復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碧茟椬谠褪辏?15年）宰相武元衡主張討伐淮、蔡等地，與方鎮(zhèn)李師道、王承宗、吳元濟“咎怨頗結(jié)”，大臣裴度因贊同武的主張，也同遭忌恨。于是李師道等人派刺客殺武元衡于靜安里，又刺傷裴度于通化里。又據(jù)《舊唐書·薛嵩傳》記載，魏博節(jié)度使田承嗣想誘使昭義節(jié)度使薛嵩之子薛雄為亂，雄不愿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暗殺行刺之風彌行，加之刺客神出鬼沒，身手非凡，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便是以豪俠主體的傳奇文學大量涌現(xiàn)。
裴铏所撰《聶隱娘》中的聶隱娘就是一純粹的刺客，她為魏博大將聶鋒之女，十歲時被一女尼用法術(shù)“偷去”，教以劍術(shù)，一年學成飛檐走壁，兩年能刺殺猿猱虎豹，三年可擊殺鷹隼，第四年取人首級而無人可知，第五年行刺一大官后，術(shù)成還家。身懷絕技的聶隱娘自擇一個僅會磨鏡、余無他能的男子為丈夫。聶父死后，聶做了魏博節(jié)度使的幕僚，魏博節(jié)度使與陳許節(jié)度使劉昌裔不和，欲令聶隱娘暗殺之，聶卻投靠了神明仁義的劉昌裔。魏博節(jié)度使派精精兒來殺劉昌裔，被隱娘殺死，魏博節(jié)度使派空空兒來刺殺劉昌裔，隱娘又設(shè)計保護了劉昌裔。聶隱娘武功之出神入化，俠義之驚世駭俗，不由讓人想起男俠之專諸、豫讓、荊軻。
在“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俠客行》）的時世，男俠涌現(xiàn)不難理解，為什么女俠大量涌現(xiàn)呢？這不能不說與唐代社會的獨特性有關(guān)。正如前文所說，李唐王朝是一個胡、漢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李唐皇族本身有北方少數(shù)民族血統(tǒng)，他們長期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混居生活，“胡化”很深。唐統(tǒng)一天下后，將游牧文化融匯入農(nóng)耕文化，將胡文化融匯于漢文化，將一股邊塞豪強俠爽之氣融匯于中原溫貞嫻雅之中，使得唐文化里有一種“胡風”，一種豪爽剛健、無所顧忌的兼容并包大氣派，迥異于中原文化的溫良恭儉讓。
因之，唐朝女人也頗富“胡風”，甚為“妒悍”，潑辣大膽。《西漢雜俎》中記載：“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男主內(nèi)，女主外”的現(xiàn)象很普遍，就連皇室都懼內(nèi)成風。這大約是唐朝傳承了北朝家庭“專以婦持門戶”的風俗。不過，從唐人筆記小說，人們津津樂道于“婦強夫弱，內(nèi)剛外柔”、“怕婦也是大好”來看，唐朝男人顯然也很欣賞女人身上這些豪放彪悍的東西。
唐朝女人的豪放彪悍表現(xiàn)在諸多方面，她們穿袒胸裝，甚至穿男裝，騎馬射箭、馬球蹴鞠、跳胡舞、逛酒肆樣樣來得，這有花蕊夫人《宮詞》為證：“自教宮人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這些運動又都與尚武風氣相關(guān)，比如蹴鞠唐朝是練兵的項目，到宋朝才成為單純的娛樂。單就審美而言，唐朝不像禮教甚嚴的朝代，視女人弱不禁風、翩若楊柳為美，唐代女子以健碩豐腴為美，這也是女人豪放強悍的表現(xiàn)。
尤為突出的是，唐朝女人走出家庭，關(guān)心國家大事，積極參與政治，以天下為己任，在國家有危難時敢于挺身而出。例如，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時，其女平陽公主在戶縣散家財招募軍隊響應(yīng)，得七萬人，時稱娘子軍，助父打天下，真可謂巾幗不讓須眉。太平公主曾組織和參與了三次宮廷政變。女官上官婉兒“自圣歷發(fā)后，有司表秦，多令表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而武則天本人，更是在高宗死后，獨攬大權(quán)，自做皇帝，掌握朝政四十年之久，成為唐代女性強勢干政的最高代表。
另外，唐朝的女人可單獨為戶主，在家庭生活中擁有一定的法定繼承權(quán)，《唐令拾遺·戶令第九》記載：“諸應(yīng)分田宅及財產(chǎn)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strong>根據(jù)此規(guī)定，唐代在女子在父母亡后從家庭中繼承遺產(chǎn)的份額，應(yīng)為家庭中未婚男子聘財?shù)囊话?。如父母死亡，家中無其他男性繼承人，則遺產(chǎn)盡歸女子所有，較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使唐朝女性更加自由曠達。
最能看出一個時代女人個性的當屬對愛情婚姻和性的觀念，唐朝女人還不懂得什么叫裹小腳、立牌坊，她們主張戀愛婚姻自由。《唐律疏議·戶婚律》規(guī)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使唐人對離婚、再嫁，離婚態(tài)度較為開通，雙方離婚了，男人還會給女人寫祝福之語：“愿妻娘子相離之后，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士，……一別兩寬，各生歡喜?！?/p>
在性的問題上，唐朝女人也很開放，“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從民間到宮廷，貞操觀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嚴酷。譬如大歷年間民女晁采，與鄰家男生文茂詩書傳情，“乘間歡合”。晁母得知之后，居然說：“才子佳人，自應(yīng)有此?！备纱喟殃瞬杉藿o了文茂。據(jù)王壽南先生統(tǒng)計，唐代公主總計210人，其中公主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除去早亡與入道的公主，再嫁公主占總數(shù)的23%，遠遠高于下層社會。（趙壽南《唐代公主之婚姻》，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院從刊）。而《古今圖書集成》所列烈女節(jié)婦中，宋代有267人，明代達到36000人，而唐代只有51人。這些都足以證明唐代性自由的尺度之大，所以，宋代的朱熹曾攻擊唐朝“閨門不肅”，“禮教不興”，說：“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實是偏頗之見，這恰恰證明唐代女性解放得好，后世受到禮教的束縛，心靈已被枷鎖一般禁錮的人才會說唐朝是“臟唐”。
女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生活，這在唐傳奇中也有表現(xiàn)，杜光庭《虬髯客傳》中的“風塵俠客”紅拂，原是隋司空楊素府中的歌妓，天生麗質(zhì)，敢愛敢恨，慧眼識人，看不起位高權(quán)重的楊素，卻對布衣李靖青眼有加，認為李靖將是大有作為的豪杰，夜奔李靖，吐露芳心，跟隨李靖建功立業(yè)，李靖后來成了唐朝開國功臣，兩人真是花好月圓。
在禮教嚴明的時代，女人必須“三從四德”，“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儀禮·喪服子夏傳》），謹守“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天官九嬪》）其中，婦德謂貞順（品德）婦言謂辭令（辭令），婦容謂婉娩（儀態(tài)）婦功謂絲炱（手藝），也就是說這樣的女子不但品德高尚，儀態(tài)端莊，而且心靈手巧，符合社會對于女人的種種規(guī)范。我們不能說唐代女性已經(jīng)高度解放，完全超脫禮教的約束，她們?nèi)匀皇芊驒?quán)的制約，仍然遵從“從嫁從夫”、“夫尊妻卑”的原則，夫妻關(guān)系仍以儒家封建倫理道德為原則，家庭仍然是女性最后的歸屬。但綜上所述，唐朝女人活得很女權(quán)，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男權(quán)的束縛，在人格上獲得了非自覺的平等和自由，大有“女漢子”的味道，像男人一樣從家庭走向社會，擔當起男人擔當?shù)纳鐣巧?。這與嚴格要求婦女“遵守禮法，恪守婦道”，不許稍有逾矩，要把女人培養(yǎng)成賢淑溫婉，明禮識書的淑女的朝代還是有大不同之處。
唐朝主流社會的女性尚且如此自由曠達，流落江湖中的女性更是有過之而不及。譬如，《賈人妻》寫一女子賈人妻和王立相好，共同生活兩年多，相敬如賓，生有一子，女人平時做生意，管家務(wù)，是個勤勞溫柔的賢妻良母，這一切都是“伺便復仇”，后來女子大仇得報，卻不愿意安心過平常日子，而是遠走高飛，更讓人難于接受的是，臨走時殺死親生之子“以絕其念”，實非常人所能想象。包括前面講到的聶隱娘，未經(jīng)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也不看門當戶對，“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日：‘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余無他能。”完全是一派我的事情我作主的范兒。最后，隱娘居然辭別丈夫，云游四海，遍訪得道高人，不知所終，這都是受制于三綱五常的女子絕難做得出來的。
明清也有大量寫女俠的武俠小說，但是那種自由自在、我行我素的俠氣已經(jīng)蕩然無存，蔣敏先生說：到明清，俠士觀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俠士不僅重“俠名”，也重“功名”，而且“為王前驅(qū)”、“封妻蔭子”才是功德圓滿。唐傳奇中歷經(jīng)江湖驚險后仙隱山林的聶隱娘式的生活，已不再是后世俠女們的理想歸宿，她們期許著回歸家庭，覓得良婿，成為男性俠士的“封妻”?！度齻b五義》里的丁月華成了“四品帶刀護衛(wèi)”夫人，朱絳貞終嫁給倪太守，沙鳳仙許配小俠艾虎，等擒獲賊王“必封誥命”。由于俠士觀念轉(zhuǎn)變，俠女們逐漸回歸家庭，再不可能在這個充滿了自由不羈的武俠世界中帶給人們理想滿足的愉悅，因而俠女形象的弱化與俠士觀念轉(zhuǎn)變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蔣敏《論<三俠五義>中的女俠形象的弱化》，載《南方論刊》2008年第6期）
這就好比《西廂記》之于《鶯鶯傳》，后世廣為流傳的《西廂記》出自唐代《鶯鶯傳》，《鶯鶯傳》里的張生和鶯鶯私通，但并沒有結(jié)成連理，鶯鶯另嫁，張生另娶，后來兩人還有詩賦往來?？墒堑搅嗽段鲙洝?，硬是弄成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也反映出唐朝的開放自由和后世禮教束縛之嚴。說到底，是禮教在重新塑造女性的思想言行，只要禮教禁嚴，就不復有唐朝女人的豪放彪悍、無所顧忌，而沒有了那種豪放彪悍、無所顧忌，就不會有唐代傳奇女俠們的風姿綽約。
關(guān)于作者
廖保平（西越），知名評論家、作家、詩人。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曾任長江日報評論員，長江商報評論部主任，現(xiàn)任楚天金報評論部主任。出版《中國誰在不高興》、《打撈中國憤青》、《辛亥百年》等。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