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夢桐詞》及詞論
2、對《人間詞話》的批評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既有很多真知灼見，也有不少偏頗乃至無理之處。因其融入西方哲學、美學思想以論中國傳統(tǒng)之詞，令人耳目一新；又因王國維為公認的學術(shù)大師，故而《詞話》在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界有廣泛影響。胡適編《詞選》，說南宋詞除稼軒之作外都是“詞匠的詞”；胡云翼推崇豪放貶低婉約，吳世昌著《詞林新話》將南宋詞以至晚清四大家詞一概抹煞，都是承襲了王國維的觀點，變本加厲地發(fā)展。對王國維的主張，當今詞學界許多人依然奉為圭臬。唐圭璋于1938年發(fā)表《評〈人間詞話〉》，質(zhì)疑王國維之說，實事求是，表現(xiàn)出獨立思考、不從流俗的學術(shù)精神。文章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①批評王氏“境界說”的片面性
“境界”二字，是《人間詞話》首標的概念。唐文認為：“予謂境界固為詞中緊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韻而專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體會得來，不能截然獨立。五代、北宋之所以獨絕者，并不專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盡全詞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渾成，不能強分，即如《花間集》及二主之詞，吾人豈能割裂單句，以為獨絕在是耶”？“王氏嘗言境非獨景物”，但所舉之例“皆重在描寫景物。描寫景物，何能盡詞之能事？即就描寫景物言，亦有非一二語所能描寫盡致者：如于湖月夜泛洞庭與白石雪夜泛垂虹之作，皆集合眼前許多見聞感觸，而構(gòu)成一空靈壯闊之境界。若舉一二句，何足明其所處之真境及其胸襟之浩蕩”？“景自生情，情亦寫景，內(nèi)心外物，是二是一。嚴滄浪專言興趣，王阮亭專言神韻，王氏專言境界，各執(zhí)一說，未能會通。王氏自以境界為主，而嚴、王二氏又何嘗不各以其興趣、神韻為主，入主出奴，孰能定其是非？要之，專言興趣、神韻，易流于空虛；專言境界，易流于質(zhì)實。合之則醇美，離之則不免偏頗?！碧K東坡賞秦觀、柳永之詞，“以境界、情韻并重，不主一偏也。且昔人所謂沉郁頓挫、纏綿悱惻，有合于溫柔敦厚之旨者，皆就情韻言之，茍忽視情韻，其何以能令人百讀不厭？” （43）
按：以上批評王國維割裂詞中寫景與抒情的關(guān)系，以偏概全，未能觀其會通。這種思維方式的片面性，也表現(xiàn)于嚴羽、王士禛論詩。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早就指出：“夫篇章雜沓，質(zhì)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瓡簞t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zhí)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蕡A照之象，務(wù)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文學作品是主觀情感意識與客觀事物交融的產(chǎn)物，每首詞都是一個思想與藝術(shù)不可分割的整體，論詞有時單言情或單言景是為了解釋的方便，需要時時兼顧，情景并重，不宜墮于一邊。詞中有警句，更多的是普通的語句，警句不能脫離普通詞句烘托呼應(yīng)的語言環(huán)境，它們共同構(gòu)成詞中的境界；而且有些詞通體渾成，無句可摘，每句單獨看很平常，組合之后包含的情韻和表現(xiàn)的境界則十分完美，這就更需要劉勰所說的“圓照”。
②對“隔”與“不隔”的辨析
“王氏既倡境界之說，而對于描寫景物，又有隔與不隔之說，此亦非公論。推王氏之意，在專尚賦體，而以白描為主。……夫詩原有賦、比、興三種，賦體白描，固是一法；然不能謂除此一法外，既無他法。比、興從來亦是一法，用來言近旨遠，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托遙深，固不能謂之隔也。東坡之《卜算子》詠鴻、放翁之《卜算子》詠梅、碧山之《齊天樂》詠蟬，詠物即以喻人，語語雙關(guān)，何能以隔譏之？若盡以淺露直率為不隔，則亦何貴有此不隔？后主天才卓越，吐屬自然，純用白描，后人難以企及；吾人若不從凝煉入手，漫思效顰，其不流為淺露直率者幾希！”（44）
按：當代學術(shù)大師饒宗頤亦批評王氏之說不當。“予謂‘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未損其美，反益彰其美，故‘隔’不足為詞之病?！段男牡颀垺冯[秀篇：‘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者，文外之重旨；秀者，篇中之獨拔。隱以復(fù)志為工，秀以卓絕為巧’。移以論詞，最為切當。詞者意內(nèi)而言外，以隱勝，不以顯勝。寓意于景，而非見意于景。蓋詞義有雙重：有表義，有蘊義。表義，即字面之所指；蘊義，即寄托之所在，所謂重旨復(fù)意者是也。‘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ㄐ氖?，冷月無聲’。言外別有許多意思，讀者不徒體味其凄苦之詞境，尤當默會其所以構(gòu)此凄苦之境之詞心。此其妙處，正在于隔。彥和云：‘情立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王氏論詞，有見于秀（引《人間詞話》略），而無見于隱，故反以隔為病，非篤論也。詞之性質(zhì)，‘深文隱蔚，秘響旁通’，故以曲為妙，以復(fù)見長，不能單憑直覺，以景證境。吾故謂王氏之說，殊傷質(zhì)直，有乖意內(nèi)言外之旨。若夫‘晦塞為深，雖奧非隱’，如斯方為詞之疵累。質(zhì)言之，詞之病，不在于隔而在于晦。（與觀堂同時之況蕙風，亦論詞境。其說云：‘詞有穆之一境，靜而兼厚重大也。’又云：‘詞境以深靜為至。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淺而見深。蓋寫景與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此誠深造自得之言。我心寫兮，言不盡意，而百世之下，讀者之于我心，或契或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由淺見深，未始不以‘隔’為妙。）”（45）
饒先生指出王國維論詞有見于秀，而無見于隱；與唐圭璋都認為詞的特點是意內(nèi)言外、言近旨遠，用比興，有寄托，詞旨含蓄，隔不但不是毛病，而是詞的妙處。詞以賦筆抒發(fā)真情，有秀拔之句，固然很好，但容易流于直率淺露；詞用比興寄托情思，含蓄深隱，但用之不當則晦塞費解。這兩種寫法各有優(yōu)長也各有流弊，關(guān)鍵在于作者如何運用，掌握適當?shù)亩?，既不能把一種寫法推到極端，也不能主張一種寫法就全盤否定另一種寫法，使詞的風格單一化。胡適恰恰犯了王國維同樣的錯誤，而且錯得更厲害。就創(chuàng)作上而言，王國維長于小令而短于長調(diào)，其令詞清麗而含有哲理；胡適則力求作詞明白如話，本無幽窈之詞心，詞才與學識皆遠不及王國維，其詞淺近直露，一覽無馀。對詞的造詣不深，不知詞用比興之妙，卻偏偏大張旗鼓地推銷偏頗的主張，這正是妄人的表現(xiàn)。近百年來，胡適的“八不主義”影響時人及后學，文學流于平面化、庸俗化，可謂貽害非淺。
③批評王國維對姜夔等南宋詞的偏見。
唐文在辨析“隔”的問題之后，進一步批評王國維論白石詞的偏見。“白石天籟人力，兩臻高絕，而王氏以隔少之，殊為皮相?！臉蛉栽冢ㄐ氖?、冷月無聲’極寫揚州亂后荒涼景象，令人哀痛，何嘗有隔？‘數(shù)峰清苦，商略黃昏雨’則寫云山幽寂境界，‘清苦’、‘商略’皆從山容、云意體會出來，極細切，極生動，豈能謂之為隔？‘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以一‘說’字擬人，何等靈活，而王氏概以‘隔’字少之，是深刻精煉之描寫皆為隔矣?！慈纭鋲何骱獭伱罚湎泔w上詩句’之詠荷，亦何嘗非妙語妙境，不同凡響。王氏盛稱稼軒《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詞，以為有境界。其實此詞羅列古代莊姜、荊軻、蘇武、陳皇后、昭君許多離別故事，可謂隔之至者，何以又獨稱之？”“王氏極詆白石，不一而足（引《詞話》略），余謂王氏之論列白石，實無一語道著。白石以健筆寫柔情，出語峭拔俊逸，最有神味，如《鷓鴣天》云：‘春未綠，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沉吟各自知’。寫得何等深刻，何等沉痛！又如《長亭怨慢》寫別詞（引詞略），亦深情繾綣，筆妙如環(huán)。其它自度名篇，舉不勝舉。而《暗香》、《疏影》兩詞，藉梅寫意，懷念君國，尤為后世所傳誦”。（46）
按：以上舉白石詞例，闡明佳處，精確切實，足以糾正王國維的偏見。此文之外，唐圭璋還寫了《姜白石評傳》，對姜夔人品之高和詞之精妙作全面闡述。另一位詞學家繆鉞雖對王國維的學問拳拳服膺，但不認同王氏貶抑白石詞之說，亦作專文，言“姜白石對于文學批評與創(chuàng)作，皆由深思獨悟而得，不肯依傍模仿，故能卓然為一代詞宗”（47）。饒宗頤同樣推崇白石詞，“宋詞風格，大約如鼎三足：一為柳、周的側(cè)媚秾艷；一方蘇、辛的馳騁古今；而白石卻以格高韻響，別樹一幟”（48）?！巴跏项H譏白石詞，蓋受周止庵說影響，而沾沾于計較南宋優(yōu)劣，似先有一成見橫梗胸中。其云：‘《暗香》《疏影》，格調(diào)雖高，然無一語道著’。不知此兩闋佳處，在于行間運用杜句，而神明變化，直以古詩開闔之法為詞，惝恍迷離，自然高妙，為作詞開一新法門”（49）。唐、繆、饒三家皆為二十世紀詞壇重鎮(zhèn)，研究詞學，無不工力深湛；在作詞方面各有特色，繆、饒的創(chuàng)作才華更勝于唐。三家的詞學成就皆超越王國維，都是胡適所難以比擬的。
唐文最后說：“王氏論柳、周之處，亦不符合實際。至謂‘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尤為不知方回者。……南宋諸家如夢窗、梅溪、草窗、玉田、碧山各有藝術(shù)特色，亦不應(yīng)一概抹煞。王氏謂夢窗‘映夢窗，凌亂碧’，謂玉田‘玉老田荒’，攻其一端，不及其馀，尤非實事求是之道”（50）?？傊乒玷斑@篇《評〈人間詞話〉》雖不長，但切實有力地糾正了王國維的偏見，有助于讀者深入了解姜夔詞的精妙，消除誤解。
《評〈人間詞話〉》發(fā)表于1938年。到1943年3月—6月，唐圭璋接連發(fā)表《論夢窗詞》和《姜白石評傳》（二文收入《詞學論叢》，則按詞人所處時代之先后編排，即論姜文置前）兩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針對時人的厚誣昔賢，正面闡述姜吳兩家的成就及在詞史上的地位，并揭示南宋詞發(fā)展進步的一面，反駁胡適等人說宋詞始盛終衰的觀點。引其論斷于下：
“姜白石為南宋杰出之大詞家，與辛稼軒、吳夢窗，分鼎詞壇，各有千古。而世之知稼軒者多，知白石與夢窗者少；則以稼軒逞才使氣，精光外鑠，故人易知。而白石傳神于虛，夢窗氣潛于內(nèi)，故人不易知。然學者須知，各人之稟賦不同，環(huán)境不同，興趣不同，故其所表現(xiàn)之作品，亦各有異。有陽剛者，有陰柔者；有尚密者，有尚疏者；有用賦體者，有用比興體者；有發(fā)越者，有含蓄者；有天然去雕飾者，有千錘百煉者。既恃天籟，亦藉人力，各運其妙，各具真價，不可執(zhí)此以議彼，入主而出奴也。且南宋之時代先后不同，詞之體制長短不同，尤不能不細察源流正變，明揭各家精力之所詣?！薄凹娜嘶h下，豪杰恥之，唐之詩人，宋之詞人，無不皆然。故文學隨時代環(huán)境而變，乃自然之趨勢，并非愈變愈下也。近人不知白石、夢窗，輒妄加詆毀。不曰白石無情，即曰夢窗無生氣。實則二人之詞，無不生動飛舞，無不一往情深，一快一沉，儼同李、杜；一疏一密，亦類溫、韋。在大晟舊譜散亡、音律疏懈之際，二人慨然奮起，思欲以挽救之。于是精研音律，自度新腔，細琢歌詞，力求醇雅，雖異曲而同工，誠不容與稼軒強分軒輊也”（51）。
“南宋大詞人吳文英，……其詞烹煉精湛，密麗幽邃，而大氣盤旋，脈絡(luò)井井；故能生動飛舞，異樣出色。南宋詞學大家，稼軒、白石皆尚疏，惟夢窗尚密，三家分鼎詞壇，信乎各有千古也。”“近日朱古微、陳海綃，更畢生精研夢窗，遂使四明絕調(diào)，沉而復(fù)振。雖然，近日詆之者亦多，不曰堆砌，即曰晦澀；不曰饾饤凌亂，即曰毫無生氣。一唱群和，罔究真際，可慨孰甚”。
“世之尚北宋者，往往抹煞南宋；尚小令者，往往忽視慢詞；尚自然者，往往輕議凝煉。不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所勝，一體有一體之所勝。學南宋者，固不可不上窺北宋；學北宋者亦不可不涉獵南宋，環(huán)境各異，作風各異，而真價亦各異也。一代大家，大抵不隨人俯仰，轉(zhuǎn)益多師，自具面目。烏有毫無生氣之作，而可以蒙蔽六百年來才士之耳目心思者。又詞中固有吐屬自然，咳唾盡成珠玉者，李白詩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也。但此不可望之常人，常人無不從凝煉入手。不從凝煉入手，率爾執(zhí)筆，豈能免于淺俗浮薄。杜甫詩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蓋全從凝煉出也。自來學詩者，不敢學李而多學杜者，亦以李才絕高，落筆美妙，令人無從步趨；而杜則字煉句煉，處處可學也。近人反對凝煉，反對雕琢，于是夢窗千錘百煉、含意深厚之作，不特不為人所稱許，反為人所痛詆，毋亦過歟。古人言治玉，須切磋琢磨，始成精品。為詩文詞者，何獨不然？即畫家之配度結(jié)構(gòu)，音樂家之創(chuàng)制腔格，雕塑家之規(guī)摹神采，何一不須積日累月，慘淡經(jīng)營，而后始臻上乘也。正因未美、未真而雕琢，愈雕琢乃愈真、愈美，非愈雕琢愈無生氣也。字有未安，句有未妥，法有未密，色有未調(diào)，聲有未響，心之欲所言者，尚不能盡情表達。于是嘔心苦思，反復(fù)雕琢；改之又改，煉之又煉，務(wù)使字字精當，務(wù)使真情畢宣。范石湖謂白石詩為‘裁云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此語正可移評夢窗詞?！?/span>（52）
按：以上所引論定白石、夢窗在南宋詞壇的地位，與稼軒分鼎而立，進而說明詞人因稟賦、環(huán)境、興趣之不同而創(chuàng)作風格亦不同，作品各具真價；文學隨時代環(huán)境而變，乃自然之趨勢，顯示出唐圭璋高明而通達的詞學觀。再說明白石、夢窗詞不被一般人理解的原因，是由于他們作詞極力求精，重視錘煉，詞意含蓄，夢窗詞尤為幽深，知者不易。這確是古今文壇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一般人閱讀作品，往往只觀表象，對較為費解或不合自己審美趣味的作品不作深入的探索，就輕加詆毀，連王國維這樣的著名學者也犯主觀臆斷的錯誤，沒有做到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由此可見知音之難，求真之難。研究學問應(yīng)該虛懷若谷，對古人有同情之理解的心態(tài)，戒除成見，如《文心雕龍》所說“披文入情，覘文見心”，方能接近真際。
老一輩詞人陳兼與也曾批評王國維及胡適，指出文學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王氏論詞，取直觀態(tài)度，從本能出發(fā)，純?nèi)巫匀弧！说任膶W創(chuàng)作思想，頗受叔本華生活意志說之影響，而又有尼采超人之觀，故于古人之作，惟賞其自然神妙、要眇宜修者，尤斥文字藻飾雕鏤之病，故于南宋以后，稼軒外一無取焉。議論自高，然于吾國詞學之發(fā)展史上，亦不免為片面不切實際之看法。凡一種文體，初起之時皆真純可喜，由樸素入于精巧，由簡單入于繁復(fù)，亦一般文學之發(fā)展規(guī)律。詞之初期為民歌，多屬口語，故辭多鄙俚。中唐時期劉禹錫、白居易輩欣賞之，而又惡其鄙俗，為之作文字上之加工，于是有《竹枝》、《柳枝》諸作，是為文人作詞之始。其初文字亦尚平淡自然，及至南宋，偏向于文字上之講求，詞乃開始變質(zhì)。然時代愈進，事務(wù)愈繁賾，表達思想之文字，亦必隨而增加其方式，改變其體制。南宋以后詞雖偏重文字，氣體不及前人；然反映之事物，畢竟多于前人，其表現(xiàn)之技巧及方法亦有加于前人，疆宇增辟，音呂大振，皆為其進步之一面。先生欲含真抱素，返回于嬰，亦云固矣?！笥钟泻m將詞分為三個時期，一曰歌者之詞，二曰詩人之詞，三曰詞匠之詞，指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諸人為重音律而不重內(nèi)容，為詞匠，尤為偏謬。胡固提倡新文學者，其對姜、史輩之看法，亦不出王氏所論之范圍，而貶低為詞匠，則又過之。余以為南宋姜、史諸公一時才杰，遭時板蕩，憂生憫世，亦有若干燦爛光輝不可磨滅之作品。生于其時，何必使其返回于唐五代之纏令小詞，為纖纖兒女語；亦何能限制其專在北宋歐、秦中討生活。自由發(fā)展，勢有必然，且對后來六七百年之詞學，影響極巨，非有大力，曷克有此？知人論世，尋源溯流，固未可一筆抹煞也” （53）。
饒宗頤持同樣觀點批評王國維：
“觀堂論詞，頗伸北宋而詘南宋。夫五代、北宋詞，多本自然，時有真趣；南宋詞則間出鏤刻，具見精思。即北宋末葉，過于求工者，已多斧鑿痕跡，漸開南宋之先路。一切文學之進化，先真樸而后趨工巧。觀漢魏詩之高渾，下逮宋齊，則以雕鎪為美，斯其比也。故南北宋詞，初無畛域之限。其由自然而臻于巧練，由清泚而入于秾摯，乃文學演化必然之勢，無庸強為軒輊。論詩而伸唐絀宋，清葉燮已深加非議（見《原詩》），持以質(zhì)王氏，寧不啞然失笑？周止庵于兩宋詞頗有優(yōu)劣之論（如謂：‘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南宋有門徑，似深而轉(zhuǎn)淺；北宋無門徑，似易而實難’），語尚宏通，王氏殆受其暗示，而變本加厲，益為偏激矣”（54）。
陳兼與、饒宗頤和唐圭璋三人之間沒有交往，陳、饒未必讀到唐先發(fā)的詞論，他們各自研究兩宋詞，得出一致的結(jié)論：即包括詞在內(nèi)的文學作品隨著時代的推移和變遷，從樸素到工巧，是自然也是必然的規(guī)律。如果按照王國維、胡適乃至吳世昌等人的看法，詞一定要寫得真切自然才算佳作，實質(zhì)上是強行規(guī)定一種創(chuàng)作模式，否定其它風格的存在，這對詞的發(fā)展是極有害的，扼殺了詞人的創(chuàng)造個性。大凡文學從初級階段逐漸演化到繁復(fù)精深、風格流派多姿多彩的高級階段，便會改變樣式，衍生新的品種，繼續(xù)發(fā)展。從表面上看，似乎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實質(zhì)上已經(jīng)成熟的品種永遠存在，仍然有人喜愛并運用看似古舊的體式，結(jié)合時代開拓新境。新品種誕生不以拋棄舊品種為代價，舊品種潛藏著生機，文學園林百花齊放，和諧共存，這是中國文學也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現(xiàn)象，成為一種規(guī)律。胡適等人受西方二元對抗的革命思維影響，要發(fā)展新文學，便要打倒舊文學，你不死我就不活，恰恰違背了上述規(guī)律，新文學也因此失去深厚的傳統(tǒng)根基，迄今未能成熟。而文學的發(fā)展又非直線前進，一去不回，它往往要返本歸根，以復(fù)古為開新的手段，并非在原地轉(zhuǎn)圈，而是螺旋性地曲折上升，在保存舊有的基礎(chǔ)上不斷提高，不斷擴大疆域。王國維要求詞回到五代、北宋，實為一種復(fù)古；胡適要求詞“平民化”，也是一種返本，但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未能從整體上把握文學衍變的規(guī)律，陷入認識的誤區(qū)而不能自拔；古人也因他們的貶斥而蒙冤，理應(yīng)大力為之昭雪。
綜上所述，唐圭璋的理論批評從博覽詞籍、深入考辨而來，論據(jù)堅實，說理透辟，并融入自家的作詞體驗。唐氏人品高尚，性情寬厚，識見明通，對王國維、胡適等人的批評，只針對其錯誤觀點作理性的分析與糾正，不出過激之言，論學有君子之風。雖然其主要成就在文獻整理和考證方面，但詞學理論也富有建設(shè)性，文章闡揚唐宋乃至清代諸多名家的詞藝精華，對今天的詞學研究，頗有指導(dǎo)意義。
[注]
（1）據(jù)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有關(guān)介紹，422—424頁。巴蜀書社1993年6月版。
（2）唐圭璋《我學詞的經(jīng)歷》，《文史知識》1985年2期。
（3）王季思《高風亮節(jié)，永耀詞林》，《詞學》第十輯，261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4）《吳梅講詞·詞學通論》，8頁。東方出版社，2007年4月版。
（5）同上書，15—16頁。
（6）《四聲鉤沉》，載《冒鶴亭詞曲論文集》，111—1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7）同上書，170頁。
（8）同上書，173—174頁。
（9）《唐宋詞字聲之演變》，《夏承燾集》第二冊，52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同上書，80頁。
（11）同上書，81—82頁。
（12）《龍榆生詞學論文集》，384—3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3）唐圭璋《納蘭容若評傳》，《詞學論叢》，100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版。
（14）潘君昭《悼唐圭璋先生》，《詞學》第十輯，270頁。
（15）唐棣棣《夢桐情》，轉(zhuǎn)引自曾大興《詞學的星空——20世紀詞學名家傳》，373—374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16）程千帆《圭翁雜憶》，《詞學》第十輯，266頁。
（17）王季思《高風亮節(jié)，永耀詞林》，《詞學》第十輯，262頁。
（18）《納蘭容若評傳》，《詞學論叢》994頁、1004頁。
（19）《蔣鹿潭評傳》，《詞學論叢》1008—1009頁。
（20）《論詞之作法》，《詞學論叢》838頁。
（21）同上，838—839頁。
（22）同上，839—840頁。
（23）同上，840頁。
（24）同上，841頁。
（25）同上，842頁。
（26）同上，842—843頁。
（27）同上，843頁。
（28）同上，843頁。
（29）同上，844—845頁。
（30）同上，845—846頁。
（31）同上，846—851頁。
（32）同上，852—861頁。
（33）同上，861—863頁。
（34）同上，863頁。
（35）繆鉞《學詞小傳》，《繆鉞全集》第3卷，37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6）繆鉞《論詞》，《詩詞散論》，56—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37）同上書，62頁。
（38）《論詞之作法》，《詞學論叢》，863—864頁。
（39）繆鉞《論詞》，《詩詞散論》，61頁。
（40）同上書，63頁。
（41）《論詞之作法》，《詞學論叢》，864—865頁。
（42）《詩品集解·續(xù)詩品注》，郭紹虞集解輯注，依次見7頁、18頁、156頁、136頁、1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版。
（43）《評〈人間詞話〉》，《詞學論叢》，1028—1029頁。
（44）同上，1029—1030頁。
（45）饒宗頤《〈人間詞話〉平議》，《澄心論萃》，209—210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7月版。
（46）《論詞之作法》，《詞學論叢》，1030—1031頁。
（47）繆鉞《姜白石之文學批評及其作品》，《詩詞散論》，92頁。
（48）饒宗頤《澄心論萃》，74—75頁。
（49）同上書，211頁。
（50）《評〈人間詞話〉》，《詞學論叢》，1031頁。
（51）《姜白石評傳》，《詞學論叢》，963—964頁。
（52）《論夢窗詞》，《詞學論叢》，981—983頁。
（53）陳兼與《〈人間詞話〉述評》，《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篇》，199—20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54）饒宗頤《〈人間詞話〉平議》，《澄心論萃》，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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