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綸，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濟）人，字允言，大歷十才子之首。盧綸的詩，多數(shù)為詩歌唱和增答之作，由于他的從軍生涯，讓他所寫的邊塞詩成就頗高，至今為后人傳頌。只可惜，這樣一位聲名遠播的唐朝詩人，多次名落孫山，人生與仕途的不順，讓盧倫的詩作富有生活氣息，他的作品承接盛唐氣象，引領邊塞昂揚詩風，奠定了中唐邊塞詩的蒼涼沉郁基調(diào)，具有濃厚的時代色彩。這位唐朝詩人邊塞詩風的形成，與其生活經(jīng)歷有著密切的關系。

家道中落，顛沛流離

盧綸出生于開元27年，范陽盧氏雖為唐代五大姓之一，然而根據(jù)現(xiàn)可考的歷史文獻可知，盧綸并非名門望族出身，他的祖父任職于濟州司馬，他的父親僅是一位臨黃尉，這樣的官職，屬于唐朝下層官僚集團，因此，盧綸曾在自述身世的詩中自稱“稟命孤且賤”，所以說明他的家族早已經(jīng)衰落。更何況在他出生的前三年，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正在逐漸落下帷幕，這個盛世并沒有帶給幼年的盧倫任何的美好回憶，因為他只記得天寶年間“四方遂有兵”的混亂局勢。

安史之亂發(fā)生的這一年，盧綸僅有8歲，戰(zhàn)爭早已給他的幼年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天寶末年，盧綸參加科考，卻因安史之亂而沒能中舉，隨后他只能前往鄱陽避難，在這里結識了“十歷大才子”中的吉中孚，兩人結為好友。只是自從戰(zhàn)亂之后，盧倫只能與他相顛沛流離，蹉跎歲月多年，依然功名未就，他自感悲痛，在逃難途中，寫下了多首行旅詩，用來表達羈旅漂泊之感。

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五言律詩《夜泊金陵》、七言絕句《渡浙江》等詩，在這些詩作中，無論有感于自己人生的不幸遭遇，又抒發(fā)了對于國事的憂慮之情，作品貼近當時社會風氣，引人注目。這些詩作雖然篇幅短小，但是作品內(nèi)容簡潔明了，對仗工整，語言流暢自然，并沒有引用過多浮躁典故，與往昔的唐詩風格大有不同。這一時期的盧倫作品，多以個人漂泊、家業(yè)毀滅、社會動蕩有關。遠離家鄉(xiāng)的悲苦之情，他親眼所見的戰(zhàn)亂景色，都為他的“行旅詩”增添了豐富的內(nèi)容，和復雜的情感，同時他豪邁雄放的詩風，正在逐步顯露出來。

漂泊多年，功名未就

公元763年，安史之亂終得平定，在南方漂泊多年的盧綸，也終于能夠北歸回鄉(xiāng)。他的這種悲喜交集的心情，在這一句“獨悲無舊業(yè)，其喜出時艱”中表達的淋漓盡致。大歷初年，盧綸奔赴長安參加科舉，只可惜他屢屢落第，未曾中舉，這樣的結果令盧綸相當苦悶。大歷五年，依舊名落孫山的盧綸，住在了長安城的郊外，繼續(xù)等待著踏入仕途的機會。時隔兩年，盧綸經(jīng)元載引薦，終于得到了闕鄉(xiāng)尉一直。

只是這個官職對于盧綸而言，并沒有讓他感到歡喜，反而讓他充滿惆悵。元載引薦他，并不只是欣賞他的才華，而是為了給自己籠絡文人集團。好在不久之后，盧綸又受到了宰相王縉的賞識，此人乃王維之弟，《舊唐書》中記載，他之所以禮待盧綸，并非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團，他只是單純出于對盧綸才華的欣賞。大歷十二年，盧綸的又遭遇了一次人生的重大轉折。這一年，曾經(jīng)提拔過他的兩位宰相得罪，盧綸也受到了牽連。

雖說他很快就被無罪釋放，可是他被朝廷罷官閑置，這讓他空有功名而無實權。其實大歷時期的盧綸，詩作水平并不高。自從他于永泰元年到達長安以后，往昔“行旅詩”的風格不再，對于他當時的生活背景有關。長安城里生活著的盧綸，沒有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這個時候的他，整日以文會友，每日宴會賦詩，于達官貴人門下寫下了不少應酬之作。未曾踏入仕途之前，盧綸的詩主要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的悲傷心情；得到賞識以后，寫的是一些形式主義，較為嚴重的應酬之中；獲罪牽連之時，則是表達自己心中的悲憤之情。所以，盧綸在長安的這些日子，所寫的詩缺乏感情和境界，只是為了迎合當下的一種形式之詩。

被迫從軍，詩風漸成

建中元年，盧綸任昭應令，建中三年，他被貶為撫州長史，盧綸的從軍生涯由此開始。此后他親眼目睹了藩鎮(zhèn)叛亂的現(xiàn)實，他不再是那個困在長安城，困在文人狹小天地里的盧綸，他從原來的世界走了出來，開始接觸到壯氣豪邁的軍隊生活。這段人生經(jīng)歷，開闊了他的視野，也激起了他從軍報國的壯志，盧綸的詩風、詩作內(nèi)容由此發(fā)生變化。盧綸的詩，終于從以前的“形式詩”開始向“軍旅詩”轉變。

從軍途中的盧綸，所寫之詩都以軍隊生活，還有軍人豪情為主。以前“行旅詩”中雄健高昂的風格又一次回歸，他的組詩《和張仆射塞下曲》，是最有代表性的詩作。這一組七絕詩，描寫了“張仆射”的將軍雄姿，他超強的武藝，帶領軍隊勝利時的豪情，立下的赫赫戰(zhàn)功，還有立志報國的精神，都在盧綸的詩中生動形象的表現(xiàn)出來。這樣的詩作對于唐朝而言，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當時的唐朝，早已經(jīng)不是昔日的盛唐，整個王朝國力衰微，正在遭受外族侵辱。盧綸詩中所體現(xiàn)的奮發(fā)向上的將士精神，既鼓舞了邊疆將士的事情，又給當時的詩壇帶去了生氣，這種突出的成就，是其他的詩人都不具備的。他晚期的詩，是盧綸一生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高潮，詩歌的內(nèi)容變得豐富起來，他的詩又引領唐詩進入了一個新的思想高度，這才是他為何能夠在“大歷十大才子”中奪得“冠冕”之位的重要原因。

壯志豪情，皆在詩中

前文中提到，盧綸的成就之高，就在于他的邊塞詩賦予了他光芒。根據(jù)具體文獻資料統(tǒng)計，盧綸所作的邊塞詩歌，數(shù)量約有20多首，這些詩對于當時的中唐詩壇而言，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所以這一小節(jié)，將單獨以盧綸的邊塞詩展開討論。中唐時期，如人所處的政治、社會、軍事背景已經(jīng)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場安史之亂，引發(fā)了唐朝空前的政治危機，邊疆少數(shù)民族政權，更是趁著此次機會入侵大唐，所以眾多文人的邊塞詩作品中，廣泛彌漫著一股衰弱和悲涼之之氣。

這與盛唐時期的邊塞詩風格天差地別，以前的唐王朝軍事勢力雄厚，那些棄武從文的詩人，詩文中所表達的自己想要建功立業(yè)的豪邁氣魄，他們對于戰(zhàn)爭永遠是一種樂觀態(tài)度。比如王昌齡筆下的“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再比如高適筆下的“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這種豪邁大氣的風格，也只有盛唐詩人才寫得出來。鼎盛的國力，強大的軍事，讓他們有底氣說出這樣的豪言壯語。然而隨著國事的衰敗，人們開始對戰(zhàn)爭有了一種悲觀厭棄之情，勝利對于當時的大唐而言，對于當時的從軍者而言，是渺無希望的。

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中，從文人世界走出來的盧綸，他的邊塞詩風格，又一次令整個大唐文壇感到驚訝。這充滿雄健剛強力量的詩，在所有大歷詩人的詩作中脫穎而出，猶如“盛唐之句”的詩，又一次引領了中唐邊塞詩的風氣。他所寫的邊塞詩，主要從以下4個主題入手，讓人們看到了邊關將士的英勇，邊塞戰(zhàn)場的艱苦，也透露出了自己作為男兒應當舍身報國的決心。

軍旅題材的詩歌，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對于邊塞環(huán)境的描寫，壯美悲涼的邊塞風光，才能夠震撼人心。他筆下的邊塞之景，是大漠雪山的蒼涼，是白草黃云的蕭瑟，更是血雨腥風的兇險。他詩中的邊塞意象算不上新奇，但是這些尋常之景，卻在他的筆下展示出了足以震顫人心的力量。這些壯美悲涼之景，并不是為了訴說戰(zhàn)爭之苦，而是盧綸想要通過景色來抒發(fā)自己心中的豪邁之情。

在盧綸的邊塞詩中，既能夠讀到邊疆戰(zhàn)士的英勇，也能夠讀出邊塞降臨的不易。《贈李果毅》一詩中，就展現(xiàn)了李果毅走馬射雕的本領之高，這并非是對個人的稱贊，無論是想通過對這一位將士的描寫，突出整個戍邊將士的堅不可摧。盡管邊塞詩中不乏豪情，但是盧綸也并沒有回避戰(zhàn)爭所帶來的殘酷，有人功成名就，有人戰(zhàn)死沙場，有人僥幸保命，有人晚景慘淡，這才是真正的戰(zhàn)爭，也是最值得世人回味和深思之處。

藤樹先生說：

盧綸留下的佳作，其數(shù)量并不算多。但是他的作品，卻記錄了一個真實的時代，那個時候國家處于危難之中，戰(zhàn)爭不斷導致民生凋敝，或許人們都無法忘記盛唐的繁榮，但是人們也必須直面災難。與其用文學世界去營造一個虛假的形式主義的社會，還不如通過文學回歸現(xiàn)實。他本就生活在一個混亂與貧窮的年代，他的這些揭露和批判現(xiàn)實的“邊塞詩”所擁有的思想價值，讓他的才華得以永留傳，也讓他的名字被后世永遠的記住。

參考資料：

《盧綸研究》

《論盧綸詩及其對中唐詩壇的影響》

《盧綸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

《盧綸的行旅詩與邊塞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