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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希勒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譯者：劉芳

出版社：理想國|中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10月1日

頁數：244頁

“身份政治”或者說“認同政治”的崛起，是后冷戰(zhàn)時代的新現象，此前全球政治斗爭的主線是“左右之爭”。冷戰(zhàn)結束后，人們歡呼“理性時代”的到來，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也這一時期論述制度競爭背后的觀念競爭正在消失——全球所有的制度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制度，這種話語策略本身就是觀念競爭終結的表現。馬克思認為歷史終結于共產主義，但福山贊同黑格爾的說法，即發(fā)展最終一定會產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自由主義國家，才是更合理的結果。黑格爾認為，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正是使承認普遍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相信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歷史在普遍承認的觀念里達到頂峰，后續(xù)事件不過是將此原則傳遍地球每個角落。但事實上，歷史并沒有終結，政治斗爭的主線從意識形態(tài)的“左右”變成了身份認同的“族群”，這有時體現為民族主義、種族認同，有時體現為宗教情感、性別或性取向意識等。人們驚異地發(fā)現，即便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的教條，人類社會也并沒有走向一種普遍的理性主義，而是陷入了一種碎片化的“新部落主義”。這本書用了十四章的部分討論了身份政治與尊嚴和認同。

什么是基于“承認”的身份政治？

20世紀的政治格局是沿著一條由經濟議題界定的左右光譜分布的，左翼追求更平等，右翼想要更自由。進步主義政治以工人、工會、社會民主黨派為中心，追求更好的社會保障和經濟再分配。右翼的首要興趣則是縮小政府規(guī)模、推動私營部門發(fā)展。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間，這個光譜在很多地區(qū)似乎讓位給由身份界定的光譜。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樣關注廣泛的經濟平等，而是更多專注于促進被認為遭到邊緣化的各色群體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社群、難民等等。右翼則把自己重新定義為志在保護傳統(tǒng)民族身份的愛國者，而這個民族身份往往與種族、族裔、宗教有明確的關聯。即便是強國的選民也相信自己有一種身份未被給予恰當的承認，要么是未被外部世界承認，要么是未被本社會其他成員承認。這些身份的種類可能且事實上多得令人難以置信，它們基于國家、宗教、種族、性向或性別。這都是“身份政治”這一現象的表現。身份之所以出現，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內在自我有別于社會規(guī)則規(guī)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對內在自我的價值或尊嚴不予恰當承認。

現代經濟理論基于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物質福利）的理性個體，政治不過是這種最大化行為的延伸。但是，要正確解釋真實的人類在當代世界中的行為，我們就必須超越主導話語的簡單經濟模型，拓寬對人類動機的理解。沒人否認人有理性能動性，沒人否認人是追求更多財富和資源的自利個體。但人類心理遠比簡單的經濟模型復雜得多。經濟學家的“效用函數”只討論偏好得到理性滿足的方式。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是，人會追求他追求的任何東西，但為什么有人追求金錢和安全，有人選擇獻身某項事業(yè)，有人花費時間和金錢幫助他人，如果都將其視為追求效用最大化，那就忽視了他們各自動機中的某些重要的東西。蘇格拉底和格勞孔認為，欲望和理性是人類心靈（靈魂）的組成部分，但還有第三部分激情，完全獨立于前兩者發(fā)揮作用。激情既不是另一個欲望，也不是理性的一個方面，而是靈魂里一個獨立的部分。激情是憤怒與驕傲的所在是靈魂里渴望尊嚴獲得承認那個部分。平等激情（Isothymia）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尊重的渴望；優(yōu)越激情（Megalothymia）則被視為高人一等的欲望。渴望身份獲得承認，這是一個主概念，能統(tǒng)一當代世界政治正在發(fā)生的諸多現象。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宗教，作為世界政治力量，都不會很快消失，這就與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還沒有徹底解決激情的問題（Thymos）有關。

優(yōu)越激情被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說成一種“位置商品”，其性質決定了它無法共有，因為它基于人相對于他人的位置?，F代民主的興起是優(yōu)越激情逐漸被平等激情取代的歷史：只承認少數精英的社會被承認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取代。平等激情的另一個問題是，某些人類活動不可避免地比其他活動更能贏得尊重。否認這一點，就是否認出類拔萃的可能性。承認人人價值平等，就意味著不能承認在某種意義上確實高人一等的人的價值。

身份概念雖然根植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現代，當身份與內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觀念相結合，與內在自我價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進觀點相結合時，身份方才出現。這是自我概念發(fā)生轉變后的產物，也是在經濟和科技變化下壓力迅速演變的社會現實的產物。廣泛的社會和經濟變革意味著，個體在生活中突然擁有了更多選擇和機會。在舊社會里，有限的社會選擇決定了他們內在是什么人；當視野打開后，“我是誰？”這個問題突然變得有意義了，對內在的人和外部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的認識也顯得更重要了。觀念塑造物質世界，物質世界也為某些觀念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條件。

福山將身份政治的依據劃分為族群身份和信條身份。由于自由從來不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弱肉強食原則下的強權原則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自由需要人為的力量去創(chuàng)設、去維護、去哺育、去教化。因此，“信條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強調，未必是因為對于每個個體它更重要，而是因為它的習得更加艱難。族群認同是在“人性的處境”中順流而下，“信條身份”則是逆水行舟。現代身份概念統(tǒng)一了三個不同的現象。一是激情，渴望得到承認的普遍人性。二是內在自我有別于外在的自我，且內在自我的道德賦值高于外部社會。三是不斷演變的尊嚴概念，承認不再只為某個狹隘的階級所應得，而是人人應得。

“承認”是福山政治價值觀的核心概念，在黑格爾史觀的影響下，福山認為，尋求相互的、對等的“承認”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動力，政治現代化就是在“承認的失衡”中尋找“承認的均衡”。為承認而展開的斗爭有各種形式，自由主義路徑強調對“個人權利”的爭取，“承認”的敵人是王權。21世紀通向“承認”的斗爭則聚焦身份認同，這時候敵人不再是王權或資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表面而言，各國政治戲劇琳瑯滿目，但歸根結底劇情大同小異，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漲堵塞了民主體制的優(yōu)勝劣汰功能。歷史上，在各種反殖民和反霸權的斗爭中，民族主義往往是集體抗爭最好的催化劑。20世紀后半期以身份認同為動力的政治斗爭，進一步深化為各種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同性戀平權運動、移民難民抗爭權力等，無不彰顯身份認同所能激發(fā)的政治爆發(fā)力。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種暴力沖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機制，另一方面，身份認同歷史上又曾是各種進步運動的助推力，“好的身份政治”和“壞的身份政治”之間，存在什么樣的區(qū)隔？

根本而言，原因或許還是在于我們如何理解人的尊嚴：人到底應該通過什么獲得“承認”？每個人固然都攜帶著特定身份來到人世間，這些身份給每個人提供一個作為初始設置的情感圈層結構和意義詮釋系統(tǒng)。但是，人的價值到底是來自某些固定不變的集體性特征，還是一個人突破“初始設置”、進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們認可人的價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動物，恰恰在于人類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許就不應把人的價值錨定在“初始位置”上。這也是激進身份政治的問題所在，它過度強調每個人的初始設置，即一個人的種族、性別、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將每個人視為特定集體屬性的囚徒。當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著一個人擺脫先天身份，成為一個抽象的、漂浮的個體——這就像擺脫歷史一樣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義并非抹去與生俱來的身份印記，而恰恰是在既有身份屬性之間取舍、排序、糅合，同時選擇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從中創(chuàng)造一個獨特的自我。先天印記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僅僅是“之一”而已。

基于個體尊嚴和集體尊嚴的兩股身份政治潮流？

法國大革命在世界各地引發(fā)了兩股政治潮流，后來發(fā)展為兩種不同的身份政治，雖然當時并未用身份政治這一表述來描述相關現象。其中一股政治潮流要求承認個體的尊嚴，另一股要求承認集體的尊嚴。第一股個人主義潮流始于一個前提：人人生而自由，對自由懷有平等的渴望。政治制度的創(chuàng)立應盡可能保護那種天生的自由，這符合共同社會生活的需要。自由民主國家認為，平等保護個體的自主性是道德建設的核心。這一路走向普遍承認個體權力，也就是走向自由社會，想給公民的個體自主一個無限擴張的范圍。

第二股走向主張集體身份，兩個主要表現是民族主義和政治化宗教。人是社會動物，人的情感傾向驅使他們想要服從周圍的規(guī)范。共同的、穩(wěn)定的道德邊界消失后，各種各樣的價值系統(tǒng)自說自話，大多數人對于新得的選擇的自由并不開心。相反，他們覺得很不安全，覺得疏離，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自我是什么。身份危機指向了表現型個人主義的反面，即尋找可以把個體重新結成社會團體，并重建一個清晰的道德邊界的共同身份。這種心理上事實為民族主義打下基礎。

盧梭將內在自我世俗化，認為內在自我高于社會規(guī)習，這是現代身份概念形成的關鍵一步。他不相信渴望承認是人的天性，他認為，驕傲感和攀比之癖不存在于早期人類之間，它們在人類歷史上的出現致使了后來人類的不快樂。要找回內在自我，就要摒棄被社會承認的需要，孤獨的遐想著無須任何人認可。但盧梭對于承認的認知也具有方向上的雙重性，既向著普通承認個體權利的方向，也向著基于民族集體承認，他有很多時候既贊賞和平的孤獨遐想者，也贊賞軍事化的公共意志。

身份政治與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主義？

身份政治所引發(fā)的革命是與尊嚴有關的革命。在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第二條原則——平等很少被理解為暗指經濟或社會的實質平等。試圖實現實質平等的政權很快發(fā)現它們在觸犯第一條原則——自由。因為實現實質平等要求對公民生活實行大規(guī)模國家控制，而這些政權確實這么做了?，F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平等一直更像是自由的平等。這意味著既有平等免于濫權政府的消極自由，也有平等參與自治與經濟交流的積極自由。

在這種意義上，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可被看成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都是在表達一種尋求公開承認，卻被隱藏、被壓抑的群體身份。而且，兩種現象發(fā)生的情境相似，都是因為經濟現代化和快速的社會變革削弱了舊的社群形式，代之以混亂多元的非傳統(tǒng)聯系形式。

在從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到法理社會（Gesellschaft）的轉變，從（鄉(xiāng)村）社群到（城市）社會的轉變中，舊的社群形式和身份認同被削弱。這個轉變在19世紀曾被數百萬歐洲人經歷，如今則正在中國、越南等快速工業(yè)化的社會發(fā)生。生活在傳統(tǒng)鄉(xiāng)村、本來沒有多少選擇的人，突然就面對著一個多元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生活方式多種多樣，他們的傳統(tǒng)規(guī)范得不到尊重。如今，埃及、土耳其和約旦等中東國家，大量穆斯林青年女性又戴上了頭巾，有的套上了面紗等更束縛女性的服飾。在這些女性當中，許多確實是虔誠的穆斯林，但也有一些并不特別信仰什么宗教；戴頭巾更像一個身份符號，表示她們對自己的文化自豪，不怕被公開認作穆斯林。

一個關鍵問題在于，21世紀初期伊斯蘭激進主義興起最好應該被當做身份問題來研究，還是說它根本上就是個宗教現象？換言之，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學副產品，是現代化、全球化引發(fā)的混亂，還是代表某一特定宗教的恒久特征，以及觀念激勵人類行為的獨立作用？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可被視作同一種類的身份政治。這么說并不能充分表現兩種現象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但它們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是在從傳統(tǒng)、孤立的農業(yè)社會向連接著一個廣闊且多樣的世界現代社會轉型時現身世界舞臺的。它們都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解釋人為什么會感到孤獨和困惑，都兜售受害者身份，把個體的不幸處境歸咎于一群群外人。而且，它們都要求界限清晰的尊嚴承認，不是承認所有人的尊嚴，而是承認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群體成員的尊嚴。

1914年的時候歐洲工人階級并不是在社會主義國際的旗幟下站在一起的，而是于“一戰(zhàn)”爆發(fā)時與他們的民族政府站在一起。馬克思主義者這樣想這一失敗：歷史的精神或人類的觀念犯了個愚蠢的錯誤。這條喚醒信息本該給階級，卻因為可怕的投遞失誤被送給了民族。同樣，在當代中東，一封給階級的信被送給了宗教。投遞失誤之所以發(fā)生，是因為經濟動機與身份議題在人類行為中是相互交織的。你窮，周圍的人就看不見你，因為不被別人看見而感到的不尊重往往比缺乏資源更糟糕。經濟學家認為的“偏好”或“效益”是對物質資源或商品欲望的驅動，他們忘了激情，也就是靈魂里渴望得到他人承認的那個部分，可以是平等激情——被承認與他人在尊嚴上平等，也可以是優(yōu)越激情——被承認高人一等。許多我們傳統(tǒng)認作物質需求或欲望驅動經濟動機，實際上是一種激情式的欲望，渴望尊嚴或地位得到承認。例如，女性對同工同酬的追求實際上有這樣的含義：“薪酬是一件與承認有關的事”；美國北方的種族主義真正讓人感到屈辱的是，美國白人看不見非裔美國人的存在，黑人未必受到了虐待，只是不被當成一樣的人。經濟困境常常不被個體視作資源的匱乏，而是身份的喪失。民族主義者能把相對經濟地位的喪失說成是身份和地位的喪失。

當今左派的問題在于，它越來越支持某些特定身份。它不再團結工人積極、經濟上的被剝削者等廣大團體，而是團結那些以特定方式被邊緣化的更小的群體。這個問題屬于一個更大的故事，一個有關現代自由主義命運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基于普遍與平等原則的承認變異成了對特定群體的特別承認。

與此同時，尊嚴也在走向民主化。只有民主的前提是公民作為個體的尊嚴得到平等承認。隨著時間的推移，平等承認的范圍在數量上和性質上得到了擴展：在數量上，被接受擁有權利的公民人數增加了；在性質上，對承認的理解不再只是形式上的權利，而是實質上的自尊。自由民主國家的身份政治開始與民族、宗教等身份集體和非自由形式匯合，因為個體頻繁要求的不是承認他們的個體性，而是承認他們與其他人的同一性。

身份政治可能引發(fā)的后果？

黑格爾認為，驅動人類歷史的是尋求承認的斗爭。他主張，人渴望得到承認，理性解決這種渴望的方式唯有普遍承認，即人類每個成員的尊嚴都得到承認。身份政治在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興起是這些國家面臨的主要威脅之一，除非我們走出一條路，回歸對人類尊嚴的更普遍的理解，否則就難以逃脫持久沖突的命運。

身份政治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它是對不公正必然和自然的反應。它只有在身份被以特定方式詮釋或維護的時候才成為問題。對某些進步主義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嚴肅思考的廉價替代物，讓他們不用再去考慮如何扭轉這三十年里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的社會經濟更趨不平等的趨勢。第二個問題是身份政治會聚焦定義更新、范圍更窄的邊緣化團體，以至于歷史更悠久、更大的群體不再受到關注，他們的嚴重問題將遭到忽視。例如，在美國白人工人階層中，很大一部分已經墜入更低階層，與非裔美國人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歷相當。第三個問題是威脅言論自由，進而威脅民主制度所必須的理性對話。身份群體對生活體驗的關注重視的是情感體驗到的內在自我，不是理性審視下的內在自我?！拔覀兊恼挝幕谖⒂^層面上有個特征：某人的觀點和他們所認為的獨特、永久、真實的自我融為一體”，這就使得真誠的觀點高于本可能強迫人放棄這種觀點的理性反思。最后一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左翼目前實踐身份政治的方式激發(fā)了身份政治在右翼的興起。而身份政治催生了政治正確，以至于不能進入公共討論，否則就要擔心受到道德譴責。

身份政治的運作方式就是激發(fā)更多同類，不同群體視彼此為威脅。身份訴求之爭不同于經濟資源之爭，通常沒有談判的余地：因種族、民族、性別而得到的承認權利是基于固定的生物學特征，不能用來交換其他商品，也不能被忽略。

每個人、每個群體都以不同的方式體驗著不被尊重，都在要求自己的尊嚴。于是身份政治形成自己的動力，社會自我分裂成一個個越來越小的群體，每個群體都有它特定的受害者化的“生活體驗”。現代身份特征的可變性也意味著，圍繞聽某種類型的音樂甚至可以形成身份。但如果身份政治的邏輯是把社會分割成越來越小的、只關注自身利益的群體，那么創(chuàng)造出更廣泛、更一體化的身份也是可能的。承認個體可以與更大范圍的公眾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期待，不一定非得否認個體的潛能和生活體驗不可。體驗可以匯總出經驗，生活體驗也可能只是尋常的體驗，所以我們在現代世界永遠不會擺脫身份政治，但我們可以引導它恢復相互尊重彼此尊嚴的寬廣面貌，讓民主更好運作。我們不可能不用身份的語言思考自身、思考社會。但我們要記住，深居于我們內心的身份既不恒定，也不一定得自出生的偶然。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這樣才能救治當今民粹主義政治。身份并非在生物學上決定的，而是經驗和環(huán)境塑造的，定義身份的方式可以狹義也可以廣義。我是這么生的，不等于我就得這么想；生活體驗可以轉化成共同經驗……補救辦法不是拋開身份的概念，因為它已經成為現代人思考自身和周圍社會的一種方式。正確的方法是充分考慮現存的自由民主社會事實上的多樣性，給各種民族身份以更廣泛、更包容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