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哲學的維特根斯坦·李文倩· 一個關于劇場的隱喻，根植于人們對哲學的理解之中。在古希臘，參加公共活動，是常有的事，劇場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劇場之中的人，大致有這樣幾種：一種是演員或參賽者，他們投身于競爭性的活動之中，追逐榮譽展現(xiàn)卓越；一種是看臺上的觀眾，他們不參與競爭，是整個活動的旁觀者；還有一種是生意人，趁著人多好做買賣。在這三種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為他們的行為，只為著欲望的滿足，既不展現(xiàn)卓越，也顯示不出高貴。演員或參賽者稍好，他們的行為如果表現(xiàn)良好，能展示出某種卓越的品質，這是古希臘人所看重的。而地位最高的，無疑是看臺上的觀眾，他們靜靜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觀者的心態(tài)打量著這一切，猶如恒星般高貴?！ 『笫浪^的哲學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觀者的角色。他們所從事的理論工作，也并不以直接介入現(xiàn)實為要務，因為在根本的意義上，他們所追求的乃是認知意義上的真。但這樣一種對哲學和哲學家的正統(tǒng)理解，從古希臘開始，即屢遭挑戰(zhàn)。在這樣一種背景中，當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巴丟（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學家”這一概念時，就一點都不令人奇怪了。在反哲學家的譜系中，巴丟列出了一個不短的名單，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羅、帕斯卡、盧梭、克爾凱郭爾、尼采和拉康，而他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考察，正是將其放置在這樣一個譜系之中進行的?！ ≡凇毒S特根斯坦的反哲學》一書中，巴丟主要以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為解讀對象，闡發(fā)了維特根斯坦哲學的意義。而對于《哲學研究》一書，巴丟則持一種極端反感的態(tài)度，不僅是因為此書對數(shù)學的蔑視，更在于它在20世紀英美經院主義哲學（即分析哲學）中的正統(tǒng)地位。巴丟針對《哲學研究》的態(tài)度，并不難理解，但正如劉云卿在《阿蘭·巴丟的維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這一態(tài)度并不正確。其誤解之處在于，巴丟混淆了維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對維特根斯坦的巨量闡釋，而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因為即使以巴丟的標準看，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哲學研究》對當代西方哲學而言，都是極具挑戰(zhàn)性的?！ 【S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運用現(xiàn)代邏輯的方法，討論了世界、事實、事態(tài)和對象等形而上學問題。但他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是在對以往哲學的批評中展開的，更確切地說，有一個反形而上學的維度。維特根斯坦在此書中，做出著名的可說/不可說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說的東西，是與可觀察的經驗相關的，即自然科學的命題。而那些超驗的東西，諸如上帝、倫理、美學等，則是不可說的。巴丟指出，“哲學的荒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夠迫使不可言說之意義（即上帝，如果人們愿意這么說的話）在命題意義的形式下言說自身?！币晕覀兊恼Z言表述，即維特根斯坦認為，傳統(tǒng)哲學因為誤解了語言的用法，將形而上學當成了科學，自以為是在追求真的東西，但哪里知道，這樣一些東西在根本上是無意義的?！ ≌軐W不是理論，而是一種行動，這是維特根斯坦關于哲學的著名主張之一。以我們在本文開篇即談及的那個隱喻看，這一說法的顛覆性在于，它將哲學與科學剝離了開來，即不再認為哲學追求認知意義上的真，而更多的是一種行動。如此一來，哲學家亦即不再是那個靜靜的旁觀者，而更多扮演政治家、演員或參賽者的角色。行動顯示價值。“上帝”一詞的意義，即不存在于命題之中，而是在行動中顯現(xiàn)?！ “蛠G指出，“數(shù)學是橫亙在通向行動的倫理至高點之路上的主要障礙?！币驗椋叭绻麛?shù)學能思考，那么柏拉圖主義就有意義?！倍绻乩瓐D主義有意義，那么正如傳統(tǒng)哲學所堅持的，沉思才是高貴和第一位的，而行動永遠是次等的。事實上，在傳統(tǒng)形而上學之中，數(shù)學處于極為核心的地帶。數(shù)學關系的永恒性，昭示著這樣的真理，即人們只有將自身的畢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學的研究之中，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不朽。而在現(xiàn)實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變動不居、轉瞬即逝的，因此，針對具體事務采取的任何行動，都只有相對的價值和意義，而在根本上不具備任何永恒性。維特根斯坦深知這一點，正如巴丟指出的，他認為“自柏拉圖以來，數(shù)學是一種主要欺騙，即形而上學欺騙的決定性支撐?！薄 ≡谏鲜龅囊饬x上，為確立行動的優(yōu)先性地位，對柏拉圖主義數(shù)學觀的批判，就在所難免。巴丟指出，“在晚期維特根斯坦向著智者學派轉變之時，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將數(shù)學相對化、懸置以及人類學化，歸根結底是將數(shù)學打造成一種傳統(tǒng)游戲，其最終的依托是我們的語言習慣?！边@樣一來，一切必然為真的東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對的東西。這就在根本的意義上，為確立行動的優(yōu)先性掃清了障礙?！ 陌蛠G立場看，他對維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動之優(yōu)先性的確立，持一種肯定態(tài)度。而且，他還相當激進地認為，維特根斯坦在其個人生活之中，對這一思想貫徹得不夠徹底。因為維特根斯坦在做過各種各樣的行當之后，最后當上了劍橋的哲學教授，而這“在行動的照耀下顯得荒謬，甚至令人惡心。” 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亦可清楚地看到，維特根斯坦對行動的強調，一旦推至極端，正如20世紀所有激進的政治運動一樣，其實是十分危險的。當有人告訴維特根斯坦斯大林主義的反自由狀況時，他曾這樣回答：“專制并不讓我感到憤慨?！彼踔吝€說，“在我內心深處，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本S特根斯坦在面對現(xiàn)實政治時的幼稚狀況，表明人們對行動之優(yōu)先性的積極強調，是多么容易走向一條危險的歧路?！ 。╗法]阿蘭·巴丟（Alain Badiou）：《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嚴和來譯，沙明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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