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間，被告單位偉洪公司在開展烏魯木齊到阿克蘇地區(qū)貨物托運代收款業(yè)務過程中，公司負責人王某、彭某明知公司經(jīng)營虧損，仍與商戶繼續(xù)簽訂貨物運輸合同，并在收取代收款后以各種理由拒不返還。至案發(fā)時，累計拖欠258名商戶代收款1836219元并無力返還。經(jīng)查，被告單位偉洪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王某出資額為51%，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出資額為49%，任公司監(jiān)事。
[分歧]
對于本案中的爭議，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追究被告人王某、彭某的刑事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偉洪公司收取代收款是合法行為，偉洪公司擅自挪用被害人的貨款并無法歸還，符合侵占罪的規(guī)定。
第三種觀點認為：本案應屬一般民事欺詐行為，不構成犯罪。
[評析]
本案被告單位偉洪公司、被告人王某和彭某的行為是構成合同詐騙罪還是侵占罪，抑或屬民事欺詐行為，不構成犯罪，首先須分清三者之間的界限。
1.合同詐騙罪與侵占罪的區(qū)分
合同詐騙罪與侵占罪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但兩罪的區(qū)別在于：首先，從犯罪主體來看，侵占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而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因此，如果是單位行為而非個人行為，則不可能構成侵占罪。其次，發(fā)生場合不同，侵占罪既可能發(fā)生在一般民事活動場合，也可能發(fā)生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第三，從主觀方面來看，侵占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產生于合法持有他人財產之后，非法占有的前提是合法持有他人財物，而合同詐騙罪中詐騙故意既可以產生于合同訂立之前，也可以產生于合同履行過程中。
2.合同詐騙罪與合同中民事欺詐行為的區(qū)分
合同詐騙罪與合同中民事欺詐行為有很多相似之處，如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都是故意，客觀方面都是以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欺騙他人。但它們畢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違法行為，具有不同的法律規(guī)定。首先，從主觀方面來看，合同詐騙罪作為目的性犯罪，其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而合同中民事欺詐之故意，即可以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現(xiàn)為間接故意。其次，從目的方面來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qū)分二者的關鍵。
3.關于本案的性質認定
本案中，被告單位偉洪公司注冊資金為30萬元，2011年1月26日公司貨車發(fā)生火災，造成公司損失180萬元時，已經(jīng)嚴重資不抵債。但其隱瞞受損情況，仍與商戶繼續(xù)簽訂貨物運輸合同（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騙取被害人的信任（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獲得代收款后，明知是商戶的貨款，卻用于公司經(jīng)營（買貨車及支付人員工資、場地費等）和個人揮霍，致使所欠商戶的貨款越來越多，至案發(fā)時，已累計拖欠貨款1836219元。
從表面上看，偉洪公司通過和客戶簽訂代收款協(xié)議，“合法”地代管了客戶的代收款，后因挪用不能返還，好像更符合侵占罪的特征。但應看到，2011年1月26日后偉洪公司因嚴重虧損，與商戶簽訂貨物運輸及代收款合同時已無履約能力，后因經(jīng)營不善，更無履約能力，但依然蒙蔽商戶，占有商戶的貨款，迫于商戶的追討，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用以沖抵前一合同的債務。以后又用相同手法循環(huán)補缺，訂立一連串假合同，使自己始終非法占有一定數(shù)額的他人財物，是一種典型的連環(huán)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為“拆東墻補西墻”?！安饢|墻補西墻”表面上看行為人似乎是履行了合同，但實質上并非履行行為，而只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另外，偉洪公司的負責人王某、彭某明知公司虧損，卻仍然拿商戶的貨款用來分紅、購買轎車，“非法占有”的故意明顯。通過以上綜合分析，故本案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
被告單位偉洪公司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王某、彭某作為單位負責人亦應承擔合同詐騙罪的法律后果。王某、彭某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某在犯罪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彭某起輔助作用，系從犯，可從輕處罰。根據(jù)我國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guī)定，詐騙公私財物數(shù)額在50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鑒于被告人王某、彭某在案發(fā)后經(jīng)公安機關電話傳喚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成立自首，可以減輕處罰。一審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單位偉洪公司罰金50萬元；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20萬元；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15萬元。
（作者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qū)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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