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本段人物介紹

　　葉適(1150年5月26日～1223年2月21日) 南宋哲學家、文學家。字正則，號水心。浙江瑞安人(其祖上自處州龍泉黃南村徙于瑞安)。是溫州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思想發(fā)源,。1150年五月九日（5月26日）出生，淳熙五年(1178)進士第二名(榜眼)。歷仕于孝宗、光宗、寧宗三朝，官至權(quán)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對和議。南宋大臣韓侂胄伐金失敗，葉適以寶謨閣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軍政措置得宜，曾屢挫敵軍鋒銳。金兵退，他 被進用為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塢之議，實行屯田，均有利于鞏固邊防。后因依附韓侂胄被彈劾奪職。1223年正月二十日（2月21日）卒，謚忠定。 　　葉適在哲學上是永嘉學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義觀點，反對空談性理，提倡"事功之學"，重視商業(yè)，主張?zhí)岣呱倘说匚唬^點與朱熹、陸九淵對立。在詩文創(chuàng)作上,繼承韓愈"務(wù)去陳言"、"詞必己出"的傳統(tǒng),從觀點到文字均力求新穎脫俗，提倡獨創(chuàng)精神，主張"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guī)仿眾作"(《歸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贍，才氣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簡質(zhì)厚重而著名當世。他不滿江西詩派奇拗生硬和"資書以為詩"的詩風，而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賈島的流利清淡。與"永嘉四靈"（見四靈體）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們的詩集,并極力推崇,如在《徐文淵墓志銘》中說"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fù)行矣"。他的詩"用工苦而造境生"，"艷出于冷，故不膩，淡生于煉，故不枯"（《宋詩鈔·水心詩鈔》）。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題材大于"四靈"。 　　葉適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學習記言》），反對傳統(tǒng)的“重本抑末”即只重農(nóng)業(yè)、輕視工商的政策。強調(diào)“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由氣構(gòu)成，五行八卦都是氣的變化形態(tài)。提出“一物為兩”、“一而不同”的關(guān)于事物對立統(tǒng)一的命題，認為事物對立面處于依存、轉(zhuǎn)化之中，但強調(diào)“止于中庸”。認識上主張“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對事物作實際考察來確定義理。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于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政論等方面都有貢獻。

編輯本段少年時代

　　葉適出生在浙江瑞安縣城水心街。葉適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白蕴幹蔟埲阌谌鸢玻毷?三世矣”。父親性情開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親杜氏嫁到葉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災(zāi)，家中器物被大水沖盡，自此更為艱難，居無定址，先后遷過二十一處，“窮居如是二十余年”。11歲時，名儒陳傅良在縣城林元章家執(zhí)教，葉適經(jīng)常在林家嬉戲，他得到機會從陳傅良學習。據(jù)他自己的回憶，從此受教、請益于陳傅良的時間，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時代從學的學人中，可以考定的還有劉朔、劉愈、劉夙等。 　　13歲時葉適隨父從瑞安遷到永嘉（今浙江溫州）；15歲，學詩、學時文，這些對他一生學術(shù)深有影響?！端问贰繁緜鞣Q他“為文藻思英發(fā)”，而全祖望評論說：“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　　16歲時，葉適在溫州樂清白石北山小學講舍講習，為稻粱謀，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間從學與結(jié)交的師友，除陳傅良外，還有王十朋的門人葉士寧與林鼐、林鼒兄弟等。 　　從19歲開始，一直到28歲，即淳熙四年（1177），葉適主要活動是在婺州地區(qū)游學，曾從學于鄭伯熊，上書宰執(zhí)葉衡，結(jié)識了陳亮、呂祖謙、周必大等。 　　這十年間，葉適到過臨安，時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葉適上書葉衡，葉衡時為簽書樞密院事。葉適在這封《上西府院書》中，縱論天下大勢，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執(zhí)能夠酌古今之變，權(quán)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于天下。具體地說，一是政治上的有為：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二是經(jīng)濟上的措施：據(jù)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三是軍事上的廣武舉之路，委諸路以擇材，鼓舞士卒之勇氣，不用增兵而加緊訓練，屯田耕種以代軍輸。四分上流之地，積極準備北伐。 　　葉適提出中興的“大略”，進一步指出關(guān)鍵在于為政要“誠”、“賞”與“罰”。誠，是指發(fā)號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賞，是指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丑。罰，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以后，葉適多次上書朝廷，其要點多是這些內(nèi)容。 　　這一年葉適才25歲，這次上書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反響，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葉適26歲，赴武義招明山訪呂祖謙，與陳亮、呂祖謙相聚。

編輯本段志存恢復(fù)，論政從政

　　淳熙四年（1177），葉適得周必大的保薦，漕試合格，中舉人。次年春，中進士第二名。自此，葉適踏入仕途。 葉適在廷對中，對孝宗和宰執(zhí)提出了批評。雖然孝宗也力圖精實求治，但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尺寸之效。王業(yè)偏安于一隅，庶政積廢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舊，要革去弊政，收復(fù)失地。 　　淳熙五年（1178），葉適授文林郎、鎮(zhèn)江府觀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喪。八年，服除，改武昌軍節(jié)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薦葉適等，葉適辭不就。淳熙九年，升兩浙西路提刑干辦公事，居平江（今蘇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奉召赴臨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學正。次年，升太學博士。 　　葉適在奏對中，論說國事之中有四難、五不可。四難是：國是、議論、人才與法度方面的四難；現(xiàn)實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葉適向孝宗說：“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毙⒆谠缒甑匿J意恢復(fù)的精神此時已沒有了，對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無可如何，說自己的眼病很重，這樣的志向已經(jīng)沒有了。誰能擔當此任的，你就同他說去吧。葉適再次進言，孝宗“慘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葉適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他向丞相推薦陳傅良等34人。后來證明薦人正確，這34人被召，在朝政中發(fā)揮了大作用。這一年，林栗發(fā)起對朱熹的攻擊，葉適為朱熹伸張，說從鄭丙、陳賈到林栗，以道學之名指斥朱熹，是沒有道理的，是小人殘害忠良的慣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禪位，太子趙惇即位，是為光宗。五月，葉適秘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官。乞外補，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國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國勢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財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葉適說：“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而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fù)用矣?！笨墒侨匀缓翢o反應(yīng)。紹熙元年（1190）十月，葉適以秘書郎出知蘄州。 　　光宗是個有隱疾的皇帝，在請立嘉王趙擴為太子等問題上，與退位在重華宮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屎罄钍弦约瓣愒吹葟闹须x間。自紹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間隔閡很深，從此光宗不朝孝 宗。朝廷危機加深，國事艱危，群臣為促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太上皇，可說是費盡心機，陳傅良痛哭于庭，趙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華宮；太學生也上書。紹熙三年十一月，葉適等上疏，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紹熙四年（1193），葉適奉召赴臨安行在，十一月除尚書左選郎官。光宗很長時間以稱疾為由，不朝重華宮。宮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廢。葉適盡力上言，對光宗說，父子之間親愛出于自然，不能沒有事實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動心，曾兩赴重華宮，都城臨安人聽說后，都為之歡悅。后來葉適又有建言，未報。但光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群臣請光宗朝重華宮成了朝政的焦點。 　　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稱疾不執(zhí)喪事，又引發(fā)出朝政危機。趙汝愚及葉適等人，通過韓侂胄請?zhí)侍髤鞘洗购煟鸸庾跒樘匣?，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寧宗。 　　寧宗即位后，朝中又展開新的斗爭。趙汝愚為宰相，韓侂胄自恃立寧宗有功，為自己僅遷樞密院承旨，很不滿意。韓、趙的斗爭不斷升級。韓侂胄及其周圍一批人，排斥打擊趙汝愚、朱熹、葉適等。趙汝愚被貶死于衡陽。葉適也受到牽連。韓侂胄與趙汝愚的斗爭越演越烈，說朱熹提倡的學術(shù)是“偽學”。由“偽學”之禁，演變成反對“逆黨”所謂的“慶元黨禁”，“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創(chuàng)為‘偽學’之名，舉海內(nèi)知名士貶竄殆盡”。 　　慶元元年（1195）葉適為御史胡紱所劾，降兩官。慶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慶元三年，朝廷立“偽學”之籍，名單上共有59人，葉適在其中。 　　嘉泰元年（1201），葉適起為湖南轉(zhuǎn)運判官，嘉泰二年，弛禁，遷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應(yīng)召入對，葉適對寧宗說：“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边@番話為寧宗所稱許。 　　韓侂胄發(fā)動開禧北伐，葉適說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慮周密，“故必備成而后動，守定而后戰(zhàn)”，要考慮戰(zhàn)事給各方面帶來的后果。開禧二年（1206）葉適除工部侍郎，韓侂胄進行北伐，是要利用葉適的聲望。但如葉適所料的一樣，這次北伐條件不充分，也沒有周密的準備，加上用人的不當，吳曦的叛降，雖然戰(zhàn)爭初期，獲得一些勝利，但很快戰(zhàn)爭的形勢發(fā)生變化，金兵南下，形勢危急 。葉適乞節(jié)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戰(zhàn)斗中，他用劫砦等靈活的戰(zhàn)術(shù)，給金人以重創(chuàng)。兵退，葉適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 　　葉適在長江以北屯田，設(shè)置堡塢，一面屯墾，一面積極備戰(zhàn)。這些做法很有成效。開禧北伐失敗，史彌遠及楊后謀殺韓侂胄，取其首級，以向金人求和。葉適于戰(zhàn)端未開之時，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zhàn)爭中，特別是他節(jié)制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zhàn)略，收到了成效，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卻彈劾葉適，“罪名”是葉適曾“附（韓）侂胄用兵”。葉適因此被奪職，回永嘉水心村專心著述講學16年。嘉定四年，轉(zhuǎn)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獲祠祿，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辭世，終年74歲。

編輯本段水心之學，卓然獨立

　　在宋代學術(shù)史上，葉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經(jīng)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有《葉適集》（《水心文集》與《別集》合編，1961年版）以及《習學記言序目》（上下冊，1967年版）。葉適在學術(shù)上 的貢獻，全祖望評論說：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jīng)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shù)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面。一是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系，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guān)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zhèn)麝P(guān)學?！眰髀鍖W中尤以周行已為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面，應(yīng)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guān)系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guān)系。葉適14歲結(jié)識陳傅良并從學，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wù)”。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jié)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tǒng)，說：“讀書不知接統(tǒng)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視學統(tǒng)，雖然他的道統(tǒng)與程朱的道統(tǒng)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gòu)建。葉適寫《習學記言序目》時，已經(jīng)是晚年，對歷代儒家經(jīng)籍和道統(tǒng)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jīng)制之學重典章、重經(jīng)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是水心之學的學風?！八墓び谖?，故弟子多流于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a target="_blank">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記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范》五行災(zāi)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記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 　　至于說葉適的門人多流于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 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為性命之學者，有為經(jīng)制之學者，有為文字之學者?！边€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 　　三是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xiàn)了一個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蛑^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呂祖謙也逝世了。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為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為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①這種學術(shù)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yīng)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jīng)》，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為“舍孔子而宗孟軻，則于本統(tǒng)離矣”。諸多論斷顯現(xiàn)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jīng)》之根本。 　　著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別集》16卷,有《永嘉叢書》本、《四部叢刊》影嘉業(yè)堂藏明黎諒刊本。1961年中華書局將《文集》、《別集》合編并加校點，為新版《葉適集》。又有《習學記言》50卷，輯錄經(jīng)史百家，各為論述，有《四庫全書》本，《習學記言序目》50卷，有敬鄉(xiāng)樓叢書本。

編輯本段畢生著作

　　葉適著作《水心文集》、《水心別集》、《習學記言序目》。圖為著作合影。 　　《水心文集》，由門人趙汝讜編次刊行，用編年法。集中所作札、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凡人百余篇。其文“本之圣哲而參之史”，所論鴻博精當，可謂大成。圖為《水心文集》光緒八年孫衣言校正重刊本。 　　

　　《水心別集》十六卷。凡《進卷》九卷，《廷對》一卷，《外稿》五卷，《后總》一卷，多為論治之方。其論針對宋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制、人事等方面積弊，提出一系列切合實際的改革主張和治理措施。圖為《水心別集》同治九年李春和刊本。《葉適集》是《水心集》和《水心別集》合編，分三冊出版。 　　

　　《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其中經(jīng)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四卷。 是書輯經(jīng)史百家各為論述條例成編，是葉適評論歷代學術(shù)著作的專著。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余，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雞露啄堪幽伴，蘆菔風干待歲除。與仆抱樵趨絕澗，隨僧尋馨禮精廬。不知身外誰為主？更覺求名計轉(zhuǎn)疏。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重適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夸。討論搖落生光怪，暖熱風霜與麗華。 　　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彩，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習啖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慚非美人贈，采摘恣村童。 　　《題劉潛夫詩什并以將行》 　　寄來南岳第三搞，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教祝融泣，一齊傳與尉佗夸。龍鳴自滿空中韻，鳳味者無巧后哇。庚信不留何遜往，評君應(yīng)得當行家。 　　《小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氏表宣義》（其三、其五）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蘇醒，似惜霜前零亂聽唱三更羅里論，白旁單槳水心村。湖回再入家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疏籬。判霜剪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琥 珀銀紅未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氣,切莫多杯自害身。鶴袖貂鞋巾閃鴉，吹蕭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栽。誰妒眼中無俗物，前花開遍后花開送呂子陽二絕七峰斜轉(zhuǎn)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寫盡，更留風景后來看。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蕊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shù)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巖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鉤，萬傾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三峽吟》 　　山水七百里，上有青楓林。啼猿不自愁，愁落行人

編輯本段三大時期

求學時期

　　生于瑞安　　 葉適，字正則，學者稱水心先生，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五月初九(公歷5月26日)生于瑞安縣縣城南門望江橋一帶，一個三世貧窮的知識分子家庭。父光祖，字顯之，教書為業(yè)。母杜氏，是一位勤勞賢慧的農(nóng)家婦女。她生于瑞安，善于教子，給童年時代的葉適影響很大。葉家祖籍處州(今麗水地區(qū))龍泉縣，光祖之祖公濟徙居溫州瑞安縣。

　　遷居永嘉

　　十三歲隨父遷居永嘉(今溫州市)。時浙南水災(zāi)頻發(fā)，葉家遭災(zāi)。少年葉適無 定居，飄泊于瑞安。永嘉間。 　　葉適居住過永強、楠溪等地。葉適從小聰慧，童年隨父讀書，少年受教于陳傅良，青年結(jié)識名士游學大江南北，博學多師，終成有宋一代大儒。求學地方：瑞安，溫州、樂清(白石。北雁蕩山)、永嘉(楠溪)、永強、甌海、金華、義烏、永康、武義、衢州、嘉興等。 　　受教止齋　　 葉適十一歲寄學于瑞安鄰居林元章家。林家聘陳傅良為師，葉適始受教于陳傅良，從游四十余年。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學者稱止齋先生，南宋瑞安##村(今鳳川)人。乾道八年(1172)進士，官至集英殿修纂、寶謨閣待制。曾主講于永嘉城南茶院寺學塾，湖南岳麓書院等，創(chuàng)辦仙巖書院。師從薛季宣，結(jié)交張##、呂祖謙、朱熹、陳亮等，為永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葉適《陳傅良墓志銘》：“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水心文集》卷16《寶謨闊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志銘) 　　求學城南　　 葉適十四歲在毛主辦的永嘉縣城南茶院寺學塾讀書。 　　問學劉愈　　 后又在永嘉楠溪從劉愈學習，并與當時名流戴溪、王楠、陳武、劉鳳、劉朔等結(jié)識交游、問學。劉愈，宇進之，永嘉楠溪人，紹興二十七年(1157)任溫州州學學正，以義行慈善著稱，長葉適55歲。葉適《劉子怡墓志銘》：“余少學于君……?！?　　問學王楠　　 王楠(1143—1217)，字叔，號合齋。永嘉亭山人。乾道二年(1166)進士，歷官國子司業(yè)，贛州知州。為官剛直，為文古談，為陳傅良、葉適等人所嘆服。葉適《王楠墓志銘》：“余稚從公至耄?！薄端奈募肪怼锻蹰怪俱憽?

從政時期

　　步入仕途 　　滓熙八年(1181)，葉適三十三歲，守制已滿，改任武昌軍節(jié)度推官。因少師史浩 薦，葉氏力辭升招之召，改任浙西路提刑司干辦公事。葉適在蘇州游覽許多名勝古跡，寫下《虎丘》，《齊云樓》、《靈巖》、《葑門》等詩篇。淳熙十二年(1185)葉適三十六歲，被召人都，以宰相王推薦，改京官，授宣教郎太學正，改太學博士。

　　上殿札子

　　為應(yīng)召對，葉適準備了奏稿四十余篇。淳熙十四年(1187)，葉適上殿輪對，進《上殿札子》，論復(fù)仇大事?！渡系钤印诽岢觥白儑?、變議論、變?nèi)瞬?，所以舉人事”的變革主張，深深打動了這個有志恢復(fù)的孝宗皇帝的心。孝宗看了這個奏札“慘然久之”。 　　上書薦士　　 葉適上書丞遠相周必大，薦舉陳傅良、劉清之，陸九淵、鄭伯英、呂祖儉、徐誼、楊簡、戴溪等三十四人。這些人“后皆召用，時稱得人”。葉適上書、薦士的舉動，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反響強烈。朱熹在致陳亮的信中十分贊賞葉適。(參考《朱文公集》卷三十六：“承諭正則自以為進，‘后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lǐng)，恨不得與聞一、二?！?葉適在任滿改官的過程中，同陳亮，朱熹都有書信往來。(《水心文集》卷六) 　　《陳亮集》卷二十八·《又乙已春書之一》：“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fù)向1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　　辯護朱熹　　 濘熙十五年(1188)六月，發(fā)生了朱煮被兵部侍郎林栗參劾的事。葉適 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激烈抨擊林栗以政治權(quán)力來，壓制學術(shù)的惡劣行徑。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翁。先肚徽州婺源，遷居福建祟安縣。紹興十八（1148)十九歲中進士，官至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卒謚文。他足宋代理學的集火成者，長期在武夷山聚眾講學，著作等身，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參考《宋詩三百首》328下圖) 　　再論恢復(fù)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內(nèi)禪，光宗即位。葉適以太常博士上書《應(yīng)詔條奏六事》，再論恢復(fù)之事。(《水心別集》卷十五·《應(yīng)詔條奏六事》)淳熙十六年五月間，周必大免去相職。葉適請求外調(diào)，被任命為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任上作《江陵府修城記》。陳亮作詞《祝英臺近·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陳亮集》增訂本卷二十九)

研究學術(shù)時期

　　講學活動 　　葉適一生們導(dǎo)重教興學，以培養(yǎng)人為己任。少年時期，他邊讀書邊講學。中年時期，在求學之間，從政之暇均設(shè)熟授徒。晚年居水心村，悉心講學，培養(yǎng)大批復(fù)合型人才.乾道元年(1165)，葉適十六歲到樂清白石北山小學舍講習。乾道二年(1166)，浙南遭遇特大水災(zāi)，給葉適講習生活帶來一場災(zāi)難。 　　

　　葑門講學

　　淳熙八年(1181），葉適以浙西路提刑司干辦公事出任平江府。在蘇州葑門講學授徒，培養(yǎng)了滕朗，周南，厲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學者。滕龐(1156~1218)，長期從葉適游，曾佐助葉氏堅守建康，擊退金兵。周南(1159—1213)，宋史有傳。厲仲方(1159—1212)，陳亮女婿。曾協(xié)助葉適防守建康，在抗金中屢建功勛。 　　

　　臺州講學

　　葉適罷職還鄉(xiāng)后，嘗寓居臺州、黃巖、溫嶺一帶辦學授業(yè)，培養(yǎng)出陳耆卿、吳子良、丁希亮等許多名士，對臺州當時學術(shù)界影響頗大。后入在臺州路橋羅洋街葉適講學處建毓英廟紀念. 　　

　　水心講學

　　葉適被誣罷職后，于慶元四年回到永嘉，定居水心，悉心講學。學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黃巖柯大春等。 　　晚年潛居水心，杜門家居，講學授徒。問學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靈，永嘉薛師石，瑞安曹豳，還有臺州、余姚、福建等地來受業(yè)的學者。南宋著名學者劉宰記述葉適講學情況。(《漫塘文集》卷十九·《送黃竹澗序》：葉水心在永嘉，戶外之履常滿，蓋其師友相從，盡有樂地……亦徘徊而不忍去。)

編輯本段永嘉學派

　　在評述葉適思想之前，有必要先簡要地介紹一下他與永嘉學派的關(guān)系。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水心學案》中有這樣一段按語： “乾、淳（乾道和淳熙，南宋孝宗朝年號）諸老既歿，學術(shù)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間，遂稱鼎足?！边@是說，在南宋早期學術(shù)界有三大學派：即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以及與這兩者鼎足而三的以葉適為代表的獨立學派。對于全祖望的說法，有一點是值得提出來加以探討的。他在這里為什么只提出葉適龂龂于朱、陸二派之間，卻對明確舉起“左袒非朱，右袒非陸”旗幟的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反而不作這樣的評語呢？這是有緣故的。作為一位封建時代的史學家，全祖望首先注意的是學術(shù)上的學統(tǒng)問題，而不是思想內(nèi)容上的對立問題。在他看來，陳亮在學統(tǒng)上是無所承接的，因此雖然他與朱、陸對立，但不能稱之為鼎足之勢。而葉適則在學統(tǒng)上是有承接的。關(guān)于這一點，全祖望在《宋元學案·龍川學案》中有明確地說明。他說：“永嘉以經(jīng)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tǒng)于程氏（頤），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陳亮的思想在當時思想界獨樹一幟，說他學無師承未嘗不可。如《宋元學案》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述：“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亮）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保ā逗炁杏魈J隱先生侶》，《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這段話很可以作為陳亮學無師承的佐證。至于葉適的思想，是否“得統(tǒng)于程氏”，則尚需進一步予以剖析。 　　所謂“永嘉學派”，其實是很籠統(tǒng)的說法，其中可有廣義和狹義兩方面的含義。從廣義來說，它是泛指自北宋以來出生于浙東永嘉地區(qū)的一批學者而言；從狹義來說，則指從薛季宣、陳傅良到葉適所形成的一個學派，而其中主要又是以葉適的思想為代表。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在太學里有周行已等九人，均為永嘉地區(qū)學者，時人稱之為“永嘉九先生”。一般傳統(tǒng)的看法，即認為“永嘉學派”起于周行已等人。如宋代學者陳振孫就說：“周行已，……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xiāng)，……永嘉學問所從出也。”（《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 　　據(jù)此，廣義上的永嘉學派，說其源為“得統(tǒng)于程氏”，亦未嘗不可。然而，周行已等人是否已經(jīng)開啟了以后所謂的永嘉學派了呢？這是大有問題的。葉適在《溫州新修學記》一文中曾引留茂潛的話說：“昔周恭叔（行已）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jīng)，黜舊疏，……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yīng)，……。故永嘉之學，必競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鄭承于后也。”（《水心文集》卷十） 　　由此可見，周行已、鄭景望等只不過是把程頤的思想傳播到永嘉地區(qū)來罷了，而且恪守程頤一派思想。這跟后來與朱、陸鼎足而三的，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有根本的不同，實在不應(yīng)當包括在永嘉學派之內(nèi)。在第一節(jié)中，我們曾經(jīng)說過葉適的思想受到薛季宣、陳傅良很大的影響，所以說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由薛季宣、陳傅良開啟，而集成于葉適是合適的。在上述同一文中，葉適又引留茂潛的話說：“薛士?。拘嵃l(fā)昭曠，獨究體統(tǒng)，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shù)，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fù)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傅良）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shù)，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淪以通世變者，薛經(jīng)其始而陳緯其終也?！保ㄍ希┻@里所提到的“必彌淪以通世變”的思想，到葉適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這才是被朱熹一派“目為功利之學”（《宋元學案·艮齋學案》黃百家案語）的永嘉學派的真正特點所在。它是與程朱學派“談性命而辟功利”之學根本對立的，而與陳亮的思想倒是頗多相通之處，很可視為同道。薛季宣是永嘉學派的開啟者，如果只從師承學統(tǒng)的表面現(xiàn)象來考察，也可以作出“得統(tǒng)于程氏”的結(jié)論，因為薛季宣曾師事程頤門人袁溉。但是，如果從思想內(nèi)容來考察，則薛季宣的思想顯然有別于程氏之統(tǒng)。這點全祖望也有所見。他說：“永嘉之學統(tǒng)遠矣。其以程門袁氏（溉）之傳為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宋元學案·艮齋學案》案語）根據(jù)這一說法，至少可以說薛季宣已是從程氏門中分化出來的一支別派。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艮齋學案》的案語中有這樣一段話：“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wù)。蓋亦鑒一種閉目合眼，蒙瞳精神，自附道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也?！?　　這里說明，薛季宣開啟的永嘉之學，是有鑒于那些“自附道學者”空談性命之學，絲毫不懂社會世情變化為何物的情況，有所為而發(fā)的。因此，他著力提倡“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wù)”的有益事功之學。這種學風，表現(xiàn)在從薛季宣到葉適都十分重視從經(jīng)史百家之學中探索出有用于今世的東西，而一反理學家、心學家空泛地爭辯經(jīng)史百家中的所謂義理的學風。如宋樓鑰在講到薛季宣時說：“惟薛氏后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保ā端喂蕦氈冮w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攻媿集》）薛的好友呂祖謙也說：“士龍?zhí)蛊綀詻Q，所學確實有用”，又說：“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功夫，眼前殊少見其比?！保ㄒ浴端卧獙W案·東萊學案》 　　同時，這種學風，也表現(xiàn)在從薛季宣到葉適在一些重要哲學問題上與程朱理學、陸氏心學的根本分歧。如關(guān)于道、器的問題，程朱理學把道看成是離開器而獨立存在的本體，而器只是道之用，道的體現(xiàn)。薛季宣對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他說：“夫道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即從徒善徒法為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浪語集·答陳同甫書》，轉(zhuǎn)引自《宋元學案·艮齋學案》） 　　那末道、器究竟應(yīng)當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呢？他明確地說：“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nèi)。昧者離器于道，以為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能知道矣?！保ㄍ希?a target="_blank">薛季宣這一道不能離器的思想，到了葉適那里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由此可見，從學術(shù)道路到哲學思想上的一些根本問題，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都與朱、陸兩派有著根本的不同?；仡櫛竟?jié)開始所引全祖望的說法，他指出葉適思想在當時是與朱、陸鼎足而三的一個獨立學派，是附合歷史事實的，然而他以為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是“得統(tǒng)于程氏”，則僅為皮毛之見，甚不足為據(jù)。

編輯本段思想與精神

綜述

　　在葉適從政的三十四年中，力圖改革社會積弊，希望南宋王朝轉(zhuǎn)弱為強，從而恢復(fù)北方失土，可說是貫穿于他的一切活動中的一個中心思想。圍繞著這一中心思想，葉適曾分別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制、選拔人材等各個方面，相當全面地論述了他對改革當時社會積弊的一些主張。而在這些改革主張中，葉適又始終貫徹著他重視實際事功，反對空談仁義的理論。他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爾?！保ā读晫W記言序目》卷二十三）他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等思想，可歸納為以下各點。

重民思想

　　葉適認為：“為國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保ā睹袷轮小罚端膭e集》卷二）那末，如何才能得民呢？首先要做到“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同上書，《民事上》）即所謂“君既養(yǎng)民，又教民，然后治民。”（同上）如果君既“不養(yǎng)不教”而“專治民”，甚至“巧立名字，并緣侵取，求民無已，變生養(yǎng)之仁為漁食之政”，則“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為之以臨其民者”（同上）。這樣，既不能得民，而國家也必然危弱。因此，葉適十分強調(diào)實行寬民之政。他認為，只有“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議進取”（《廷對》，《水心別集》卷九），也就是說，寬民力是實現(xiàn)恢復(fù)北方失土的先決條件。就當時情況來說，最迫切的寬民之政就是要“盡捐天下之賦在于?？浦庹摺保ㄍ希?，即減輕沉重的賦稅，特別是各種額外的苛捐雜稅。葉適曾詳盡地例舉了當時各種苛捐雜稅，其名目之多、之重是驚人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國家和官吏通過巧立名目搜刮來的財物“累其所入，開辟以來未之有也”（《應(yīng)詔條奏六事》，《水心別集》卷十五）。所以，他呼吁說：“使天下速得生養(yǎng)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保ā睹袷孪隆?，同上卷二） 　　在葉適重民思想中，特別值得提出一說的，是他對工商之民的重視。自秦漢以來，崇本（農(nóng)）抑末（工商）是封建社會一貫的指導(dǎo)思想和實際政策，葉適則認為這種思想和政策是不正確的。他說：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chǎn)拒韓宣子一環(huán)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士、農(nóng)、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保ā读晫W記言序目》卷十九）又說：“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保ㄍ暇硎┻@里，葉適借孔丘“有教無類”的說法，來為工商也可以進入士的地位，有權(quán)從事文化、政治活動進行辯護。南宋時期，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工商業(yè)比較發(fā)達，葉適的這些思想正是當時工商之民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要求取得進一步自由發(fā)展的反映。所以，葉適還說過這樣的話：“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艱于器用也”（同上） 　　最后，葉適的重民思想還表現(xiàn)在他反對君主“私其國以自與”，把一切法令制度都看作是“特為我而發(fā)”，而不管這些法令制度是否“順民之心”的極端專制主義。他明確指出：“命令之設(shè)，所以為民，非為君也?！保ā读晫W記言序目》卷四十五）這里，多少透露了一些樸素的民主思想的傾向，是十分可貴的。

寓兵于民的思想

　　葉適統(tǒng)計當時南宋王朝的兵力說：“今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保ā渡系钤印罚端膭e集》卷十五）兵不可謂不多矣，可是南宋王朝卻反而“兵以多而遂至于弱”（同上），臨戰(zhàn)則敗，乃至“聚兵而不敢戰(zhàn)”（同上）。這是為什么呢？葉適分析有兩條原因：一是雇傭兵制度造成的。那些“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應(yīng)詔條奏六事》，同上書），雖然數(shù)目不少，但沒有作戰(zhàn)能力。二是“統(tǒng)副非人，朘刻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同上）。 　　其結(jié)果是，“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同上）。而尤為嚴重的是，由于這種“特養(yǎng)”之兵數(shù)目眾多，龐大的軍餉開支必然落到百姓頭上，致使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因此，葉適認為當時所行的兵制是使兵民俱傷的弊政。他沉痛地指出：“養(yǎng)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于本朝者也?！保ā侗傉摱罚端膭e集》卷十二）對于這種情況必須加以改革。他說：“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上殿札子》同上書，卷十五）又說：“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別異于民而特養(yǎng)之，雖特養(yǎng)之，不多數(shù)也。”（《應(yīng)詔條奏六事》，同上書）于是，他提出精兵和屯田的主張。精兵是減少“特養(yǎng)”之兵，屯田則是把因戰(zhàn)亂流離失所的百姓聚集起來，建立堡塢，“春夏散耕，秋冬入?！保ā栋布瘍苫瓷晔睢罚端奈募肪矶?，“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式，利以賞激”（《定山瓜步古跋三堡塢狀》，同上書），從而使這些百姓在戰(zhàn)時既能“與官兵同守”，又能互相“保聚以自固”（同上）。 　　葉適這里所講的“屯田”，與歷史上實行的“屯田”制有所不同。他說：“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同上），而他提出的屯田，則是根據(jù)當時兩淮地區(qū)由于戰(zhàn)亂，人民流散，田舍荒蕪，無法防守的具體情況而采取的救急措施。因此，他所講的屯田，實際上是建立民兵的辦法。但這里包含著深刻的寓兵于民的思想。他說過：“夫因民為兵而以田養(yǎng)之，古今不易之定制也。募人為兵而以稅養(yǎng)之，昔人一時思慮倉粹不審，積習而致然爾。”（《后總》，《水心別集》卷十六）葉適懂得要一下完全改變當時的兵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先用建立民兵的辦法來補救一下兵制中所存在的嚴重問題。

理財非聚斂的思想

　　葉適在財經(jīng)思想上明確指出：“理財與聚斂異，今之理財者，聚斂而已矣?！保ā敦斢嬌稀罚端膭e集》卷二）由于過去一談到“理財”，總是和聚斂聯(lián)系在一起，“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zhí)理財之權(quán)?！保ㄍ希┢鋵崳碡斀^不是聚斂，理財乃是君臣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說：“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保ㄍ希├碡敱厝灰v利，這是無用諱言的，那種“徒曰我不為利”，“以不言利為義”，從而使理財之事“坐視小人為之”，都是迂腐的見解。問題在于理財?shù)哪康氖鞘裁?，如何去理財？對此，葉適說：“上有余而下不困，斯為理財而已矣”，“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同上）在理財問題上，葉適還特別強調(diào)百物生產(chǎn)的充足和百物流通的重要。他說：“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財計中》，同上書）關(guān)于錢幣，他認為其性能和作用無非是“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同上），如果錢“積而不發(fā)，則無異于一物”（同上），至于“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同上），則這樣的錢更是毫無用處的了。他針對當時濫發(fā)濫用楮卷（錢票）以代金屬錢幣，從而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尖銳地指出，如果“錢貨紛紛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那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于空券以制錢乎！”（同上）對于這種危險的情況，他提醒當局者說：“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同上）葉適的這些理財思想應(yīng)當說是相當深刻的。

重視選拔人材的思想

　　葉適十分重視人材的選拔，他認為“任賢使能”是自古以來國家最急迫之事，人材是“立國之命系焉?！保ā?a target="_blank">科舉》，《水心別集》卷十三）因此，他對于當時朝廷在選拔人材中存在的各種弊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首先，對于所謂“蔭補”的世祿制，他批評說，這無疑是使那些“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世繼為之。（《任子》，《水心別集》卷十三）因此，他認為：“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官法下》，同上書卷三），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真正有才能之士就將被埋沒。他根據(jù)古代的官制指出：“世祿不在不朽之數(shù)”，“自古亦未有無功德而可以世其祿者?！保ā读晫W記言序目》卷十一）世祿制當在必除之列。 　　其次，對于以“資格”用人的辦法，他也進行了深刻的批評。他說：“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至于卿相，如后世之所謂資格者?！保ā?a target="_blank">資格》，《水心別集》卷十二）他還指出：“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為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同上）可見，“資格非善法明矣?！保ㄍ希┮虼耍麍詻Q主張，“賢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官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同上）這是說，只要這個人的德和才能勝任這一職務(wù)，就應(yīng)當授予這個職務(wù)，而不應(yīng)用資格不夠而阻礙他。 　　再次，葉適還列舉了當時選拔人材所采用的“銓選”、“薦舉”、“科舉”等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如“薦舉”之流弊，使那些為求晉升之人“卑身屈體以求之”，甚至“仆隸賤人之所恥者而不恥也?！比欢斔坏┑靡赃w升，則又“抗顏莊色以居之”，而“彼其下者，又為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葉適指出，這種辦法，其結(jié)果是“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保ā端]舉》，《水心別集》卷十三）至于科舉制度，葉適認為其流弊就更為大。它使知識分子只會背誦那些無用的“程式之文”，只知追求做官，而沒有真實的治國才能和高尚的品德。所以，他痛切地說：“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至于舉無可用，此科舉之弊法也?！庇终f：“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保ā?a target="_blank">制科》，同上）這里，葉適對于封建時代壓制人材，以及科舉之弊的揭露、批判也是相當深刻的。 　　此外，葉適還對當時內(nèi)政的許多方面，都提出了有見地的改革主張。如關(guān)于任人和用法之間的關(guān)系，他認為“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只知用法而不知任人也是不行的。因此，他主張：“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于賞罰，號令一于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保ā?a target="_blank">新書》，同上卷十四）又如，他提出改變君主一人“盡收威柄，一總事權(quán)”的極端專權(quán)狀況，主張專與分、控制（集中）與縱舍（分散）相結(jié)合，等等。這些就不一一詳細論述了。 　　總之，葉適的這些政治、經(jīng)濟、軍事思想和改革主張，在當時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由于他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在他的一些改革中也帶有許多空想的成分，如他曾設(shè)想采取買官田以為養(yǎng)兵之費，就有些流于空想。關(guān)于這一點，南宋的黃震就已指出：“水心論恢復(fù)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yǎng)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后總》一篇（見《水心別集》卷十六）卒歸宿于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宋元學案·水心學案》）

愛國主義思想

　　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一生有著強烈的愛國思想。當南宋江山遭受夷狄女真族侵犯時，他主張抗擊、收復(fù)故土。同時他通過揭露宋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制度的弊端，深入和系統(tǒng)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當開禧北伐失敗后，國家處于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刻，他毅然受命帶病出鎮(zhèn)建康，組織兵民，抗擊金兵，收復(fù)失土，立下不朽功勛。

功利主義思想

　　是葉適暨永嘉學派的最具特色的思想。葉適反對朱陸空談義理和心性，面把義和利、理和欲統(tǒng)一起來。葉適的功利思想，更重要的是國家民族之功和為民謀利，于是提倡修實政，行實德，建實功，改革社會，發(fā)展商賈，去害興利，改弱就強，實現(xiàn)復(fù)仇的大義。

批判精神

　　葉適有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獨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他對孔子之外的古今經(jīng)、史、百家都作了認真研究。對舊說，敢于懷疑，勇于批判，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葉適對《易經(jīng)》為孔子所作提出懷疑，對“易有太極”等說提出批判。葉適對《詩》，《書》、《春秋》等古代著作都作過考訂，提出懷疑。葉適對《中庸》、《大學》提出批評。葉適對程朱道學的理論“道統(tǒng)”學提出嚴厲的批判，從而與唯心主義徹底決裂。

務(wù)實精神

　　是葉適思想的光輝點。他作為一位愛國的思想家，首先憂國憂民，以實際行動報仇雪恥，收復(fù)失地；同時，他研究史學，吸取歷史上國家興亡的教訓，針對當時社會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制、人事等方面的積弊，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還主張記史敘事應(yīng)實事求是，對后人有很大影響。

編輯本段德性之學及其批判精神

　　葉適是南宋時期的一位重要的儒學思想家，其德性學說及其批判精神獨具特色，并影響到宋明以后的儒學發(fā)展。除了孔子及原始經(jīng)典之外，諸子百家之學皆在其批判之列，其中，宋代的性命之學（亦即心性之學）是其批判的主要對象。 　　葉適對當時盛行并成為儒學主流思潮的性命之學的批判，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性命之學的先驗超越根據(jù)的批判，認為這種學說無法經(jīng)受實際生活經(jīng)驗的證明，只是后儒的一種臆測和想象，他稱之為“影像”。這種影像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響。追根溯源，他將宋代性命之學追溯到《大學》、《中庸》、《易·系辭》等儒家著作以及孟子，否定了從孔子到曾子、子思再到孟子的所謂傳承譜系，主張回到孔子；而將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提前到漢代以前直到先秦的周朝。他之所以這樣作，正是為了重新建立儒家德性之學的譜系：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學說不是后儒所說的先天性命之學，而是重視后天經(jīng)驗的德性之學。二是性命之學無益于事功。朱子說過，永嘉之學“偏重事功”，當時和以后的許多學者都承認葉適（永嘉之學的主要代表）提倡事功。但葉適除了提倡事功，更重視提倡德性，并且主張德性與事功的統(tǒng)一，而不是純粹個人的功利主義，當然也不是提倡純粹個人的善。在葉適看來，性命之學既然得不到經(jīng)驗事實的驗證，不能產(chǎn)生實際的社會效果，那就只能是個人的內(nèi)在體驗，而缺乏客觀有效性。 　　理學家在佛教心性論的刺激、挑戰(zhàn)之下，需要找到人性的超越根據(jù)，以說明善的普遍必然性，并以此與佛教相抗衡；但在葉適看來，儒者不必建立超越的根據(jù)，也不必如此看重佛教而仿效之、是非之，因為它本來就不是中國宗教，各安其所安而已。“夫彼安于國俗之常，不我效而我反效之，又置是非毀譽于其間，何哉？”（《習學記言序目》，第557頁）這是一種開放的同時又是以儒為本位的德性觀，其內(nèi)在的理論依據(jù)便是由孔子所開創(chuàng)的重視經(jīng)驗學習的獲得性理論。這種德性觀與西方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以“習慣”為德性之主要來源的德性觀倒是很相近，而與理學家所主張的心——性——天合一的德性觀有所不同。 　　從知識譜系學的角度而言，葉適堅持認為，孔子的“思學兼進”（見《習學記言序目》，第186頁）的方法，是成德的根本途徑，而多聞、多見之學，則居于首要地位。這里也有時間觀念，凡見聞之知都屬于經(jīng)驗范疇，凡經(jīng)驗都是在一定時間中獲得的，常常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孔子之時的人與事與南宋之時的人與事有所不同，所經(jīng)歷的人生經(jīng)驗也不同，就此而論，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古代社會，得到與古人一樣的經(jīng)驗，因此，他是反對“泥古”的。即使是同時代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經(jīng)驗，但是，他相信經(jīng)驗中凝聚著共性，個別中包含著通例，正如孔子所說，“德不孤而必有鄰”，就是說，德之所以為德，固有其相似性、相通性、一貫性。這是靠心之思而得以存在的，而思又不離耳目見聞，由此而“內(nèi)外交相成”，并保證其客觀性。就思維方式而言，這是比較典型的經(jīng)驗綜合性思維，而其根本目的并不是獲得科學知識，而是成就人的德性，使我們變得更好而不是相反，所以它是富有價值內(nèi)涵的。 　　“內(nèi)外交相成”的方法從正面肯定了人的理性能力，肯定了思；但其根本立足點則是建立在經(jīng)驗之上的后天獲得性理論，耳目聰明起關(guān)鍵作用。也就是說，人的感性存在、感性活動———從所見所聞中形成人生的品質(zhì)、美德，這才是最重要的。為此，它對宋儒的心性之學從源頭上進行了考察并進行了批評，除了對“中庸”的“天命之謂性”、《易·系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樂記》的“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等重要學說一一進行批評之外，還特別對孟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的說法進行了嚴厲批評。他將《洪范》視為最古老的典范，而將其“耳目聰明”之說與孔子的“多聞多見”之說視為古人畜德的經(jīng)典敘述，以這種闡釋策略將孟子以至后儒的先天心性之學排斥在知識譜系之外，試圖重建儒家的德性之學，這在當時心性之學已經(jīng)盛行并且變成權(quán)威的情況下，從儒學內(nèi)部掀起了一股強有力的批判思潮，真可謂異軍突起。 　　所謂德性，可以包含許多方面的內(nèi)容，就其社會層面而言，可以表現(xiàn)為道義論或正義論，葉適的德性學說便有這方面的意義。在葉適這里，道義、正義不能離開功利而存在，正好相反，它無非是解決功利問題的道德原則，這原則即存在于功利之中，包括利益分配等等。離開功利，所謂道義、正義就成為無實之“虛語”，失去了任何意義。由于宋儒的學說不計利害而追求完美、至善，葉適批評說：“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序目》，第324頁）。但是，如果由此斷定，葉適是功利主義者，宋儒是道德主義者，則似乎有失公允。宋儒的不計利害，并不是不要甚至反對利益，而是以道德為最高原則，只要合于義，富貴也要，只有當二者發(fā)生沖突時，寧可取義而不要利。葉適的重視功利，也不是不要道義，而是以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判定道義，由于道義視功利之合理與否而定，因此沒有沖突不沖突的問題。葉適只是提出了道義原則，至于這個原則的具體內(nèi)容是什么，他并沒有說。 　　值得指出的是，在肯定功利的同時，葉適特別強調(diào)商業(yè)利益和市場經(jīng)濟的重要性，這不僅反映了當時商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而且反映了葉適德性學說的時代性。與傳統(tǒng)的以農(nóng)為本的思想不同，葉適明確指出：“市者，天下之利也?！保ㄍ蠒?，第15頁）并批評“抑末厚本”之論“非正論也”（同上書，第273頁），他還肯定商人對社會的貢獻，認為是“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葉適集》，第657頁）。問題不在于葉適生活的時代有沒有商人和商業(yè)經(jīng)濟（這一點是無疑的），而在于葉適作為一名儒家學者，能夠看到商業(yè)經(jīng)濟及其利益的重要性，并對商人（富人大凡與商業(yè)有關(guān)）作出極高評價，這是一般儒者難以企及的。按照這種說法，商人也有德，貢獻于社會，就是最大的德。這與“為富不仁”、“商人無德”等說法確乎是不同的。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思考，他試圖建立新的正義原則，實現(xiàn)“以利和義”的社會發(fā)展。這就更加值得我們重視了。葉適所要建立的原則是“現(xiàn)實原則”，還是“理想原則”，這是可以討論的，但葉適決不是沒有理想的人生追求，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他認為，在一切現(xiàn)實原則之中，體現(xiàn)著德性原則，即實現(xiàn)完美的人格，以圣賢為人格典范，這就是葉適的理想追求。而他所說的圣賢人格，與宋儒所說的境界、氣象確實不完全相同，他不是以“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心靈境界作為圣人的標志，而是將道德理想與事功結(jié)合起來，突出其社會價值。

編輯本段專家評論

　　朱熹論葉適 　　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fù)遺之，今以附納，幸為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盡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朱子大全》卷三六《答陳同甫》。 呂祖謙論葉適　　 承諭正則自以為進，后生可畏，非虛言也，相已相見，深得其要領(lǐng)，恨不得與聞一、二。《朱文公集》卷三十六。正則且得有啖飯?zhí)帲q相聚，覺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須過存之也?！秴翁穭e集》致陳亮第十七函。 　　陳亮論葉適　　 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其于亮所厚如兄與(石)天民極倦倦，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與敵，但未知于(呂)伯恭如何耳《陳亮集》增訂本卷二九《與吳益恭安撫又書》。正則學誤,日以超穎,非復(fù)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陳亮集》卷二十八。日以超穎,非復(fù)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陳亮集》卷二十八。 　　陳傅良論葉適　　 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其于亮所厚如兄與(石)天民極倦倦，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與敵，但未知于(呂)伯恭如何耳《陳亮集》增訂本卷二九《與吳益恭安撫又書》。正則學誤,日以超穎,非復(fù)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陳亮集》卷二十八。 　　劉宰論葉適　　 水心葉先生之文，如澗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楊先生(簡)之字，如節(jié)制兵，整而不亂。是志也，水心經(jīng)年方脫稿，慈湖見即落筆，則肯父所以得此，于二先生必有道矣《漫塘集》卷十《通魏侍郎》。近時葉水心之博，楊慈湖之淳，宜為學者所仰。而水心之學既未免誤學者于有，慈湖之論又未免謗學者于無同書卷二四《書夏肯父乃父志后》。 　　劉塤論葉適　　 《后村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指葉適)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谷梁》，條鬯如茍卿?！庇柚两癃q不忘。憶昔嘗與云畬趙史君(原注：云畬名必，南豐人)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后村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于此，識者更共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隱居通議》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