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老莊不僅質(zhì)疑語言、知識和倫理道德,還對所有的人文修飾和修辭進行了否定和批判。很明顯,道家對修飾和修辭的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針對儒家的禮樂文化。我們前面講了,儒家非常重視禮樂文化對人的熏陶和教化作用。所謂“文勝質(zhì)則史,質(zhì)勝文則野”,正是說明了,在保持本色的情況,唯有“文”的教化和熏陶才能讓人成為一個文明人,一個有修養(yǎng)的人。一個人心地雖然質(zhì)樸,但如果是滿口臟話,喜怒無常,聽不懂音樂,看不懂小說,不知道人情世故,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一個教養(yǎng)的人。一個人如果象豬一樣僅僅知道吃飽了就睡,無欲無求,沒有情感,不懂規(guī)矩,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一個文明的人。 “煥乎,其有文章”,正是表達了孔子對堯時代所創(chuàng)立的雕琢文飾的感官文化的贊譽;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表達的則是孔子對禹之時代所創(chuàng)立的絢麗多彩的禮儀服飾的褒揚。而孔子之所以“從周”,也正是因為“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文乎哉”! 儒家建構(gòu)禮樂,但道家偏偏要反對禮樂。儒家建構(gòu)禮樂的目的是要把人教化的更文明,但道家反對禮樂,是因為看到了這種文明背后的虛偽和人性壓抑。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說,混雜的色彩會讓人眼花繚亂;煩躁的聲音會阻塞人的耳朵;繁多的食物會讓人舌不辨味;馳騁狩獵,人心會激蕩不能自抑;追求珍奇的財寶,會損害人的操行。因此圣人治世,只求溫飽而不追逐聲色之娛,摒除外界紛亂的干擾,保持安寧定神的境界。在老子看來,人吃飽了,無欲無求就可以了,未必非要給他太多的選擇和修飾。那些美麗的色彩,酸甜苦辣的口味,不但對人的心理是一種摧殘,而且對整個社會都是很可怕的腐蝕劑。選擇多了,人就會困惑;規(guī)矩多了,人就會束手束腳。就拿今天來說,原來的電視機只能看一個頻道,大家卻看得有滋有味,可是今天的電視機頻道多了,我們反而調(diào)來調(diào)去,一晚上下來看不幾個節(jié)目,大部分時間都在摁遙控器了。據(jù)說慈禧當年一頓飯要108道菜!不用說,一道菜夾一口,沒幾盤恐怕就吃不下了??梢姡瑩碛腥绱酥嘀瞬⒎瞧浔拘?,而為其用。真正源于道心者,無論飯菜如何,唯合其意,盡其食而不遺。追求外在浮夸之物,失去的恰恰是本真之自我。 美的東西往往過于浮夸,失去了真實。就像今天的電影,宏大的陣勢和場景往往勝過了其要表達的真實內(nèi) 容。這也正是老子所說的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所宣揚的禮樂文化雖然以倫理情感為根基,可是這些東西一旦產(chǎn)生,往往可能會成為繁文縟節(jié),讓人心生厭惡,但卻不能不遵從。在老莊看來,音律、規(guī)矩、詞藻、色彩等等之類的東西,本來是我們體悟“道”的抓手和梯子,而儒家卻把這些東西當成“道”本身了。莊子激進地說:“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正是儒家所謂的“文明”,讓人為修飾的東西太多了,從而使得形式的東西蓋過了本質(zhì),以至于讓我們覺得形式就是本質(zhì)。所以,在莊子看來,要體悟“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至高美感,就要“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guī)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攪亂六律,毀折各種樂器,并且堵住師曠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們原本的聽覺;消除紋飾,離散五彩,粘住離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們原本的視覺;毀壞鉤弧和墨線,拋棄圓規(guī)和角尺,弄斷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們原本的智巧。莊子最后總結(jié)到:大巧若拙。真正美的東西并非刀鑿斧刻,而是自然造化。人工粉飾的東西目的性太強,已經(jīng)遠離美了。 道家不但否定儒家的禮樂符號,而且還否定儒家建構(gòu)禮樂的 “中庸”原則。我們上面說過,儒家建構(gòu)禮樂遵循的是“過猶不及”的行為標準和“中庸之道”的思維模式。孔子主張在“質(zhì)地”和“文飾”之間達到一種平衡,所謂“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即是此意??鬃右幌蛑鲝堃岳砉?jié)情,“繪事后素”。所謂繪事后素,意思是說,你想要繪出一幅好的圖畫,要首先選好一件漂亮的白色的綢子,然后才加上各種顏料以成圖畫。這里,孔子用顏料比喻“禮樂”。禮樂是外加的,做人首先要有內(nèi)在的美好的本質(zhì),然后加上外在的禮樂,才能成為文質(zhì)彬彬的君子。正如顏回所說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上,儒家也是避免偏激,要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有這樣,才能起到警示教育意義。“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圣人憎惡紫色搶奪紅色的地位。在古代,由于染色技術(shù)水平有限,紅色是最難染好的,著色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變成紫色。因此,古人認為紫色是雜色,而紅色是正色。“鄭聲”是當時中原地區(qū)新興的民間流行音樂,“雅樂”則是周代正統(tǒng)的典禮音樂??鬃诱J為流行音樂不如古典的雅樂平和純正,所以加以貶斥。能言善辯,巧言令色,傾覆國家,當然也是孔子所不恥的。看來,儒家所謂的禮樂文化仍然是在為其所宣揚的“父父、子子”的倫理情感和“君君、臣臣”的社會秩序。 然而在道家看來,儒家所宣揚的倫理價值標準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無為而有不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這種由“道”、到“德”、到“仁”、到“義”、再到“禮”的過程,就是一個刻意追求的過程。你越是追求,離目標就越遠。而儒家所謂的禮樂也具有這種“人為”性,使得藝術(shù)帶有了明顯的功利色彩。在老子看來,藝術(shù)不是手段,如果強制作為手段,只能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人的生活和藝術(shù)是要遵從自然的法則和規(guī)律的。不如此,就無法達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藝術(shù)是樸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唯有如此,人的想象力才能四處馳騁,不斷地迸發(fā)出美感。正所謂“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 就這樣,儒家把藝術(shù)創(chuàng)造納入形式和規(guī)范,企圖完成其“發(fā)乎情,止乎理”的人文教化作用。可是,道家偏要打破這些枷鎖,給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以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道兩家在美學觀點上又形成了互補。與儒家的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相比,“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好似更加符合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但是,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儒、道互補的張力結(jié)構(gòu)中實現(xiàn)的,可以說,沒有儒家的禮樂文化,就不可能有道家的“天地之大美”。因為,在審美理念上,素樸本身并不是美,返璞歸真才是真正的美。如果沒有儒家的禮樂文化讓遠古的人類脫離野蠻原始的狀態(tài),道家的“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的生活狀態(tài)又會有什么美感呢?正是兩家互相牽制,互相對立,在客觀上才起到了互補的效果。中國文化中衍生出來的輝煌的藝術(shù)成果也正是來自于這種互補。 專氣致柔如嬰兒 道家之所以要打破儒家所建構(gòu)的語言符號、禮樂文化、仁義道德、社會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儒家的“人為性”。“人為”,是道家學派最厭惡、最排斥的。因為在老、莊而言,任何“人為”的東西都是有限的,根本沒有資格承載無限之大道。況且,“人為”的東西都隱含著目的,而一旦有了目的,無論對自然,還是對人性,都是一種歪曲。于是,道家在顛覆了儒家的理論和主張以后,亮出了他們的底牌——無為。 老子在《道德經(jīng)》第十章說,要評價一個人是否得道,可以通過對以下這幾個方面的問題的回答來判斷他: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營,客觀存在,魄,主觀意識。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要統(tǒng)一起來,而不分離。能不能做得到?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專氣,在客觀存在及其可能性中進行選擇決策并采取行動。致柔,做到完全遵循時勢的變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隨其自然地做出選擇。嬰兒,最能做到無知、無欲、無為,是完全隨其自然地做出選擇的典范。在客觀存在及其可能性中進行選擇決策并采取行動的時候,像嬰兒那樣,保持無知、無欲,無為的心態(tài),完全隨其自然地遵循著客觀事物變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而做出選擇和行動。能不能做到?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頭腦中各種各樣的觀念、觀點、意識、認識、欲望、希望、知識、經(jīng)驗、教訓等等,這些都可能會成為遵循“道”這個變化創(chuàng)造過程而行動的障礙或垃圾。把頭腦中的上述這一類的各種主觀意識雜念,清除得干干凈凈,絕不留下任何殘渣余孽。能不能做到?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意思是說,在探明事理的時候,大腦保持無知、無欲的純凈狀態(tài)。無知,就是不把自己的所知所識當做絕對的真理,而是以完全客觀,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永遠像事情第一次遇到的情景一樣去對待眼下所發(fā)生的一切事實。能不能做得到? 在這里,老子強調(diào)的無非是一個字——破。只有破除“成見”,才能讓自己像嬰兒那樣處于完全沒有被污染的狀態(tài)。它就像一張白紙,上面沒有一點雜色,是 “無”。但是,正是這種“無”,讓這張白紙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和豐富性。所謂得“道”,無非就是對這種無限可能性和豐富性的體察、領(lǐng)悟和守護。 所以,老子主張“無為”,反對強行進入。“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人存在于繽紛多呈的大千世界之中,但沉溺于這種繁雜幻象之中就會讓人失去本性。既然“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那么人的心靈也應該在這種繁雜中抽身而出,否則就無法知“常”,不知“常”,就是“妄作”,就是不“明”。萬物歸根復明,恢復得是世界的純樸本性,人心知常乃容,才算恢復本心。世界與人心,于是同歸于“大道”,從而實現(xiàn)“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守靜,也并不是說要絕物離人,而只是要求人們排除事物的影響,隔絕欲念的干擾,在主體清靜,萬物不足以擾我本心的境界中,通過個人的覺悟來達到非我之偉大,讓自我的界限化為宇宙的無限,讓那個冥想宇宙的心靈也分享這種無限。這時,主體思想便會更切近于客觀世界的本質(zhì),就更能同宇宙的本體有所契合、感通,人的精神就會更直接體察覺悟到整體性的道,更深刻地把握客體世界的奧妙,更能洞察覺悟到萬物的共相。這樣,你就不會期待從“神”或者其他地方得到恩賜,因為你自身就是“神”的一部分。那些為了得“道”而苦苦追尋、費盡心機的人,恰恰已經(jīng)離 “道”很遠了,因為他們把“道”當作了本心之外的東西去追尋,而不知當人心“虛懷若谷”時,道自然就會向人心顯現(xiàn)。正如愛因斯坦那句名言:“魚兒對于其終生生活于其中的水,又知道多少呢?”所以,所謂“無為”,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做減法,是“損而又損,以至于無為”。正如孟子所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尼采也說,智慧就意味著孤獨地沉思,用直覺悟察萬物的本性,這是哲學家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莊子說:“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由是,外在世界與人的內(nèi)心打成了一片,進入了一種飽含生機與活力的“渾沌”。正所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在西方,主體和客體的統(tǒng)一是通過思辨的方式獲得統(tǒng)一的。對世界而言,真正的存在不是表象,而是表象后面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對人而言,真正具有認識能力的是人的思維,而不是感官。感官與現(xiàn)象相對應,是會騙人的。唯有人的思維,才能夠接近世界的本質(zhì)。西方稱之為“邏格斯”。“邏格斯”是三位一體的,對外在世界而言,它指的是“本質(zhì)”、“規(guī)律”;對人而言,它指的是人的思維。對語言而言,它指的是概念化的語言。這樣,西方從文明一開始預設(shè)了人和世界的對立和分離,而后又通過人的思維和概念去抹平這種對立。正因為此,西方才有了一個主“智”的傳統(tǒng),有了一個歷史辯證的傳統(tǒng)。 而我們的文化,自一開始就沒有預設(shè)這種對立,而是在根基處就堅守了“天”與“人”的合一。比如,在道家看來,道乃是萬物之宗本;萬物,乃道之末。道在萬物和人身上的體現(xiàn)就是“天性”、 “本德”,在萬事中的體現(xiàn)就是規(guī)律、法則。既然道在人身上表現(xiàn)為天性、本德,那么對人來說,只要復歸于本性,就等于體悟到了道的妙義,即所謂“道之大,復性而足”。人的天性,源于自然,若無污染,本可不假修為,便可無意而安行,但世人往往見聞淺短,身心紛亂,馳騖于爭奪之場,其本性易被名利與物欲所蒙蔽。所以俗人就有一個復性也就“修道”的過程,復性的具體方法就是去妄。妄是人對事物的錯誤認識,它如塵埃一樣遮蔽著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去妄,才能使人的本性恢復到原來的澄明狀態(tài),以復其天性。然而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須逐漸消除本性之外的東西,心性之外物消除一分,本性就復一分,這樣不斷“消之復之”,才能最后至于“復命”。 正是在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下,中國人從來就沒有把外在的世界當作一個可以打量的對象,去認識,去探究,而是看作和自己交融,打成一片的內(nèi)在之物。“天地與我并作,萬物與我為一”。正像魚兒和水的關(guān)系,魚兒何曾在水中抽身而出對水進行打量、研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道之在心,謂之天性,其中,不但有真,還有善,還有美,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交融在一起的,而不是彼此分離。而對此的洞察,靠的不是智,而是悟;靠的不是向前進攻,而是向后倒退,以至于像嬰兒那樣“專氣致柔”。這種內(nèi)斂的文化,是要讓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不是生存在毫無遮掩的光明中。正因為此,海德格爾說,西方的文明自一開始就把真正的“存在”遮蔽了,從柏拉圖開始就走錯了路。柏拉圖的理念把人的思維從豐富的本質(zhì)中單獨抽出來,把所謂的“規(guī)律” 從世界中抽出來,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的千年之蔽??萍荚桨l(fā)達,世界越明亮,這種遮蔽就越深,以至于到了現(xiàn)在無法收拾。懷特海說的更極端:“整個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主義的注腳”。 有機械者,必有機心 正是我們所說的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國文化顯得非常早熟。所謂早熟,就是過早地看透了一些東西,而不是在實踐中得到了教訓再去反思。我們可以打個比方說:前面有一個火坑,智者一眼就看出了這個火坑是不能跳進去的,而是需要繞行。而像我們這些平庸之輩偏不信邪,非要跳進去,結(jié)果燒得遍體鱗傷。于是,經(jīng)過一番傷痛之后,我們成熟了,從此開始繞行火坑。 這一點,深刻地表現(xiàn)在道家對待知識的態(tài)度上。我們上面說過,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之所以主張“為學日久,為道日損”,“絕圣棄智”、“絕學無憂”,正是把知識、技術(shù)這些東西看作了“火坑”,因為它們強行進入了“道之為物的惟恍惟惚”,一旦把世界照得如此光亮,里面就什么也沒有了。正像人世間的很多東西,看得太明白,分析的太清楚,也就沒有什么意思了。但是,知識就是要讓“朦朧”變得“清晰”,把“黑夜”變成“白天”,把“美”變成“真”。所以說,道家的“無為”在客觀上雖然起到了解構(gòu)儒家的效果,但在主觀上,確是對于“道“的深刻洞察。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化之所以沒有發(fā)展出科技文明,并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能力,而是我們沒有這個興趣,更進一步說,我們的文化已經(jīng)深刻地預見到了科技文明的危害,在源頭就已經(jīng)規(guī)避它了。而不像西方,先是發(fā)展出科技文明,然后再用科技消除科技帶來的危害,其實已經(jīng)很晚了。 人類的進化就是這樣,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走上了道路就別想回頭,即使你回到了原來的起點,那個起點也已經(jīng)變質(zhì)了。人類遠沒有我們上面那個比喻中的“后知者”幸運。他們在受到一次“火坑”的傷害以后,還能繞過去??上В祟愄M了“火坑”,就再也爬不出來了。盧梭,身處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當其他人都在為人的“理性”、“啟蒙”、“實驗”高唱贊歌的時候,他已經(jīng)深刻地洞察到了科技的瘋狂將把人類帶入萬劫不復之地。他甚至主張要回到那個茹毛飲血、沒有電燈、電話、汽車的原始時代。盡管這種思想充滿了浪漫和幻想,但天真的背后掩蓋不了一位思想家的深刻和憂慮。伏爾泰甚至嘲笑盧梭:“我看見你,就好像看見了一個四足爬行的動物”。其實,盧梭盡管是十八世紀法國的三大啟蒙家之一,其實他的思想遠遠地超出了伏爾泰和孟德斯鳩。正如康德所說:“是盧梭讓我學會了尊重人。” 如果說盧梭是深刻的,那么老莊則是有智慧的。他們早已經(jīng)把盧梭的憂慮在幾千年之前醍醐灌頂?shù)靥岢鰜砹?。在老莊眼里,科學技術(shù)之類的東西絕對不是什么“中性”的東西,并不是今天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科學技術(shù)是一把雙刃劍,既能造福,也能惹禍,只要我們控制好就可以了。在老莊看來,科學技術(shù)本身就是“邪惡”的,它的邪惡在于,它在不知不覺地勾起人的潛在欲望。而人的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樣,一旦打開,就無法收回。莊子在《天下篇》中的一個故事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 子貢南游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掬掬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父子不欲乎?”。 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shù)如汲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問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孔子的學生子貢有理完楚國,在返回時來到過山西的漢陰。在這里見過一位老人為了取水澆地,竟然在水井的旁邊挖了個隧道到井里,抱著壇子取水澆地,力氣用了很多,可是見效很小。子貢同情地對他說:“我見過一種機械,一天可以澆一百畝地,不費多大的力氣,收效卻很大,您想不想用它呢?” 老人頭也不抬,說:“你說什么”子貢說:“用木料打鑿成機械,后頭重,前頭輕,提水就象抽水一樣水源源不斷地流出來,這種機械就叫桔槔,可好用了。”老人沉著臉,半響才譏笑地說:“我的老師說過,凡是有機械心理的人,心術(shù)一定是巧詐的,這就破壞了我們純樸潔白的本性。你快走吧,我們的本性一被破壞,人格就完了。你的話太危險了,要是用這玩意,我會感到害羞的。” 對這個智者的老人來說,它并不是不知道這種機械,而是以它為恥,不屑于去用。之所以 “為恥”,是因為有“投機取巧”之事,必有“投機取巧之心”,而有了“投機取巧”之心,必然心存焦慮、“神生不定”, “道之不載”就是必然的了。因此,與其讓欲望牽著鼻子走,墮落到欲望的深淵不能自拔,還不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如果沒有見過一個東西,心中肯定不會惦記,但一旦見了,再想忘記就很難了。毒品對人類制造的災難可以佐證老莊思想的深刻。我們唯一可做的就是“遠離”,你一旦染上毒癮,再想去戒掉,就太難了。據(jù)統(tǒng)計,戒掉毒癮的人,復吸率要占到90%以上。可見,人類有些欲望,單憑人性的偉大是很難戰(zhàn)勝的。還有,前些年在全國肆虐的“非典”。在這樣一場災難面前,我們采取的最有效的辦法竟然是“隔離”。這種防止傳染病的辦法亙古有之,今天我們還拿來當作“法寶”,充分證明我們?nèi)祟惒豢赡軕?zhàn)勝一切。在巨大的天災面前,我們?nèi)祟惖拿煨〕浞滞癸@出來,所謂先進的科技也束手無策。也許老莊是對的,我們惟有克制自身的欲望,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敬畏天地大道的運行法則和規(guī)律,才能夠跳出這種輪回。 現(xiàn)代西方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晚年對中國的文化一度癡迷,特別了老莊的哲學。而在老莊的哲學中,海德格爾又是特別關(guān)注莊子上面講的這個故事。海德格爾說,西方科技文明的發(fā)展已經(jīng)走入了死胡同,而這些,早在幾千年之前,已經(jīng)被中國的哲學家說過了。科學技術(shù)對“欲望” 的勾引和塑造,已經(jīng)把人類引向了瘋狂。槍發(fā)明了,盡管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惡事,但是一旦有了這個東西,用來作惡事的幾率遠遠大于做善事的幾率。汽車的出現(xiàn),盡管讓人可以以最少的時間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但是車禍卻是層出不窮。想用技術(shù)的進步來取消這種負面效果,真是癡人說夢。歷史學家湯恩比說:“要對付人類力量所帶來的邪惡結(jié)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為,而是倫理行為??茖W所造成的種種惡果,不能用科學本身來根治。”正如就拿艾滋病來說,人類有一天遲早會戰(zhàn)勝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的產(chǎn)生不僅僅是一個醫(yī)學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倫理問題。即使人類有一天戰(zhàn)勝了艾滋病,肯定還會出現(xiàn)更加惡劣的疾病來折磨人類。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類已經(jīng)受到欲望的驅(qū)使,生活方式已經(jīng)發(fā)生了改變。還有克隆技術(shù)的發(fā)明,盡管這只是一項技術(shù),無所謂好壞,但是如果用這項技術(shù)來克隆人呢?就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技術(shù)問題了。盡管很多國家的政府三令五申,但是絕對攔不住那些“好奇”的科學家去躍躍欲試。正如伊恩& #8226;維爾穆特(克隆技術(shù)的發(fā)明者和先行者)所說:“你要想阻止這件事情的發(fā)生,實在太天真了。” 技術(shù)越發(fā)達,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越差,對其長遠后果的預測就越難以估計。使用電腦的我們都知道,一旦受到兇猛病毒的襲擊,我們就無法保護電腦里的數(shù)據(jù),損失就是致命性的。隨著知識經(jīng)濟的到來,現(xiàn)代“高技術(shù)”( high一technology)的迅猛發(fā)展,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情形。據(jù)說,美國曾利用細胞中脫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種病毒的DNA分離出來,再與另一種病毒的DNA結(jié)合,拼接成一種劇毒的“熱毒素”基因毒劑。只需20克這種毒劑,就可使全球60億人口死于一旦,威力比核彈大幾十倍。在這樣一個極其脆弱的時代,又有誰能決定人類的命運呢?正如愛因斯坦所擔心的:“這個愛好文化的時代怎么能墮落到如此地步呢?我現(xiàn)在越來越把厚道和博愛置于一切之上,包括那些被我們大肆吹捧的技術(shù)進步。我們唯一的文明好像是一個病態(tài)心理的罪犯手中的利斧。” 一旦科技的利斧被病態(tài)心理的罪犯所控制,又有誰會對我們?nèi)祟惖拿\負責?而老莊在幾千年之前“有機械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的斷言,何嘗不讓人警醒? 功利對詩意的剝奪 技術(shù)和機械一旦勾起了人身上潛在的欲望,人類就會到外在世界中去尋找這種滿足自己欲望的東西。如果大自然中沒有,就對大自然進行改造,使之在“人為”的力量下扭曲,變形,以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需求。當我們發(fā)現(xiàn)桔槔比瓦罐更省力,效率更高的時候,我們就會毅然拋棄了瓦罐。當我們發(fā)現(xiàn)有了桔槔,又開始想象一種比桔槔更為省力、效率更高的灌溉工具。于是,整個世界就成了欲望的目光注視的世界,它開始變得單一,變得貧乏,我們之所以注視它們,是因為其有用,或者說可能對我們有用。 有人說,人類的發(fā)展正是因為人有了欲望。如果人人無欲無求,我們這個社會就不會進步,現(xiàn)在估計還生活在茹毛飲血、刀耕石種的原始社會。誰又愿意過那樣的生活呢?確實,人類發(fā)展到今天,不可能回到過去那個愚昧落后的原始時代,因為我們對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依賴性。就像我們現(xiàn)在都用上了電器,一旦停電就會不知所措;就像今天我們都有手提電話,一旦忘記帶電話就會心急火燎;就像我們今天工作都用電腦,一旦電腦失靈就不會工作。歷史的發(fā)展總是如此地二律背反,文明的進步帶來的將是人類欲望的膨脹和對物的依賴,而拒絕文明則意味著野蠻和落后。我們選擇哪一個才是對的?好像我們無從比較,選擇了什么就是什么,歷史沒有假設(shè)。既然選擇了文明,而拋棄了“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就要承擔老莊所說的“失道”和 “離德”。 有欲望,就有攫取,有攫取,我們和世界的關(guān)系就發(fā)生了改變。正像我們觀看模特大賽,如果從欣賞藝術(shù)的角度視之,我們發(fā)現(xiàn)了美;可是我們的心思稍微一動,隨著目光的猥褻,就可能是赤裸裸的肉欲。如果說古代風車體現(xiàn)的是人和自然的順應關(guān)系,那么發(fā)電機呢?則是人為的進入和強制。前者是老子意義上的“無為”,后者是我們現(xiàn)代性意義上的“有為”。前者體現(xiàn)的是一種天人合一,后者則是人與自然的對立和敵視。海德格爾曾經(jīng)在他的著作《技術(shù)的追問》中比較了兩個“萊茵河”:一個是詩人荷爾德林筆下作為藝術(shù)品的萊茵河:太陽西下,皓月當空,萊茵河散發(fā)是寧靜和安詳。另外一個是進入發(fā)電廠而被割斷了的萊茵河:為我所用,已經(jīng)強制性地變形。在海德格爾看來,正是在欲望的鼓動下,功利正在剝奪詩意的領(lǐng)地,使得一切都打上了人為的痕跡,大千世界,上至藍天白云,下至花草樹木,沒有一樣沒有進入“為我所用”的視野,而人,開始奔跑在“欲望—滿足—新的欲望—再滿足”的怪圈之中中,最終淪為了物的奴隸。 更為嚴重的是,在今天,我們的生存方式開始被技術(shù)所塑造。技術(shù)帶來了工業(yè)的發(fā)展,工業(yè)帶來了大機器生產(chǎn),大機器生產(chǎn)又導致了社會的細致分工和商品的批量生產(chǎn)。專業(yè)化的分工使得每個人都不再是一個大寫的“人”,而變成了一個角色,一個符號,一個概念。??普f“人死了”,是說有血有肉、有個性、有性格的人死了,活著的是那些千人一面的“螺絲釘”。它們只有被安裝在機器上,才能充分發(fā)揮其功能。現(xiàn)代人對“功能”一詞,非常偏愛,所謂的“功能管理學”、“功能主義”的出現(xiàn)就是明證。捕鼠器,就是捕捉老鼠的器具。但是,如果讓功能主義者來下定義則是“別有洞天”。何謂捕鼠器?捉鼠器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把一個自由的老鼠變成一個不自由的老鼠。不管這個東西是什么構(gòu)成的,不管是金屬做的,還是木頭做的,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捕鼠器。這種把一個東西的本質(zhì)歸為實用功能的做法,已經(jīng)距離老子那“惟恍惟惚的大道”太遠了。在這里,世界不再是世界,而僅僅是功能的集合體;人也不再是人,而是欲望的集散地。集結(jié)號一旦吹響,這些欲望就會毫無顧忌地撲向這些功能。 在這樣的境況下,能否發(fā)揮自身的功能,就成了每一個人能否在社會立足的關(guān)鍵。于是,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好像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逼迫著我們每個人都像上足了發(fā)條的鐘表一樣,緊張地向前狂奔,而并不在乎目標是什么。在這樣一種生存格局下,人人都似乎被一種無形的力量裹脅著,身不由己地不停追逐,惟恐因落伍而被時代所淘汰。今天,現(xiàn)代人好像已經(jīng)無暇再去欣賞“小橋流水人家”式的田園浪漫,更沒有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的閑適和從容。困惑、焦慮幾乎遍及社會的邊邊角角,一切都是那么浮躁,那么的急功近利。含蓄、朦朧、耐人尋味、值得咀嚼的深沉之作已經(jīng)被人束之高閣,而隨手拿起的則是一張報紙,一本雜志,如饑似渴地吸收里面的信息養(yǎng)料。于是,快餐成了今天人們的一種時尚,而做秀則成了最快的成名捷徑??傊?,投入了,就要看見結(jié)果,或者心急如焚地等待著結(jié)果的出現(xiàn)。 功利的追求,使的今天我們好像對數(shù)字格外的敏感和偏好。數(shù)字就是信息,信息時代要求的就是“數(shù)字化生存”。按照尼葛洛龐蒂的說法,在今天,數(shù)字已不僅僅同計算有關(guān),而且已變成人的生存方式。當整個世界被互聯(lián)網(wǎng)一“網(wǎng)”打盡之后,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淪為能夠被還原為二進制數(shù)字的東西。這里,只有昵稱、符號和面具,而沒有容貌、身份和性別。正如在在考試中,我們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學生,而是考號、學分、分數(shù)等一系列毫無感性色彩的數(shù)字;而所謂的旅游觀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一張帶有數(shù)字標識的路線圖。 技術(shù)和工業(yè)的聯(lián)姻,使得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變成了一個去圣瀆神的時代。沒有什么能讓我們感覺有魅力,沒有什么能讓我們感覺有詩意,因為我們的目光已經(jīng)變得焦灼??偟膩碚f,現(xiàn)代社會的所有問題,就在于拋棄了老莊的“無為”,四處充斥的則是“人為”和“強求”,以至于自身都在伴隨著扭曲和變形。這種現(xiàn)代技術(shù)帶來的強制和人為,海德格爾稱之為 “座架”: 那把山原始地展開成群山,并貫穿綿延成體的群山的東西是會集者,我們稱之為山脈。 我們有各種情感,其所自出的姥個原始會集者,我們稱之為性情。 強求性的要求會集人,以便把自我展現(xiàn)的東西預定為持存物。我們現(xiàn)在稱這強求性的要求為座架。” 在技術(shù)形成的“座架”中,“一個落入有用性中的存在者總是一制造過程的產(chǎn)品,它是作為一件為什么的器具而被制造的”。“強求性的要求”嚴重侵害事物的存在的特征,使得事物被迫放棄它們的真正的存在??諝獗粡娗蠼桓兜?、土地被強求交付礦石、礦石被強求交付鈾、而農(nóng)民耕種的田野亦被強求成為機動化的食品工業(yè)的“廠房”……在這種極度扭曲的變態(tài)生存中,物質(zhì)的富饒和精神的貧乏成了一個雙面體。詩人荷爾德林曾經(jīng)深沉地追問:“在一個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為?”這里所謂的“貧乏”,當然不是指物質(zhì)上的匱乏,相反,正是物質(zhì)的極度豐饒才造成了“貧乏”,即世界豐富性的喪失和人的靈性的空缺。還是海德格爾說的好:“在這樣一個時代,算計的人越急, 社會越無度。 運思的人越稀少, 寫詩的人越寂寞。” 還是回到老子吧!“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只有在今天的關(guān)照下,老子這種看似落后的“無為”才真正地彰顯出了其魅力所在。據(jù)說,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拒絕使用鋼犁,認為鋼犁會傷害大地母親的胸脯。這些印第安人在春天耕作時從馬身上摘下馬掌,免得傷害懷孕的大地。在這種觀念中,人與土地、自然、整個世界的關(guān)系完全不是那種強求與被強求、征服與被征服、占有與被占有的關(guān)系,而是一種彼此牽掛、渾然一體的關(guān)系:大地不僅僅供給人們食品和農(nóng)作物,它還是人賴于存在的依托。因此,人們把大地看作自己生命的“母親”,對它懷有無限的敬愛和虔誠。 而現(xiàn)代技術(shù)呢?早已經(jīng)將這種敬愛和虔誠排除在人與大地的種種可能的相互關(guān)系之外,而只將“有用性”當作大地的唯一屬性。后果呢?大地不再是人類的母親,而僅僅以農(nóng)作物的提供者身份出現(xiàn),人與大地的關(guān)系成為緊張對立的兩極。“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著、要求著,這股力量是在技術(shù)的本質(zhì)中顯出來,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人處于現(xiàn)代技術(shù)的座架,漸漸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失去自己存在的多樣性和可能性?,F(xiàn)代人的人性被扭曲了,一味圖謀向大自然索取,而毫不顧及這種過度索取對自然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其最終只能使人類陷入“無家可歸”的狀態(tài)。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人是感情的動物嗎?這個問題在今天好像根本都不需要回答。人如果無情無義,與畜牲何異!但是在道家看來,把人看作有感情的動物,仍然屬于“人為”和“強求”,把人的本性閹割了。 何謂人的本性?我們來看看莊子的解釋:“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真。”意思是說,牛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這是牛馬的自然本性。而人卻要羈勒馬首,貫穿牛鼻,控制牛馬的活動,這就破壞了牛馬的自然本性。人類的生活也應當純?nèi)巫匀?,不能人為地去破壞人的生命的自然發(fā)展,打著文明的旗號,給人以感情的重負和禮儀的束縛。當然更不能犧牲自己的自在自得的自由生活去求名求利。世界萬物,天性受之于天,稱之為“德”。保持了自然本性,也就獲得了個體人格的自由,才能做到“常德不離”。而外力強行去干預改變它,包括人在內(nèi)的自然生命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發(fā)展,所謂“失德”。 老莊反對任何人為修飾的東西,包括人的所謂道德和情感。那些所謂“善”的東西都不過是 “真”的東西中蛻化出來的,出于“真”的東西,已經(jīng)超越了倫理、情感、邏輯和理性。就像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愛情,原始、強烈而真切,我們又怎么能用善惡來評價,用理性來分析呢?“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正感人的東西未必是文明的東西,未必是符合道義的事情,也未必是合乎理性的東西。自然無為,不強加,不粉飾,坦露的才是人的真性情。而違背人的“性命之情”的虛假矯情的東西,看似文明,實則虛假;看似含情脈脈,實則頭懸利劍。 孔子在“禮崩樂壞”的西周后期,為了克服信仰危機,以“仁”釋“禮”,讓人們到血緣情感中去尋找慰藉和依托。在老莊看來,這也是“人為”,也是對人天然本性的閹割。誰又說人的天然本性就是仁義呢?誰又說“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天經(jīng)地義的呢?原來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德”,但卻活在自己的天性之中,恰恰得到了“德”。儒家要人們?nèi)プ非?#8220;德”,則是表明“德”已經(jīng)在他們之外了。一旦把“德”當作一個目標去追求,則是表明已經(jīng)失“德”,在“德“之外了。正像虔誠的宗教徒,從來不期望哪一天看見上帝,因為他們已經(jīng)因為虔誠早已經(jīng)被上帝之光籠罩了,而那些期待看見上帝的宗教徒,由于功利之心的存在,上帝已經(jīng)離他們很遠了。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jīng)驗:晚上,如果我們在一個燈火通明的房間里,我們并不會感覺自己在光亮中,而是覺得很正常??墒?,那些剛剛進到屋中的人來說,光對他們可能很刺眼。很簡單,他們原先是在光之外了。禪宗說,人間的至理都是“日用而不知”的,正是此意。就拿婚姻來說,原來的夫妻根本不知道啥叫愛情,但卻能相濡以沫,白頭到老;而今天的年輕人愛阿恨啊,整天把愛情掛在口頭,卻天天鬧著離婚。所以老子說:“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無為而有不為。”對“德”,你談?wù)摰脑蕉?,離它越遠;你越是追求,越是得不到。這就是我們反復所說的歷史的吊詭。正如莊子所說:“儒以詩禮發(fā)冢”,儒家的禮樂教化,不過是休起了一座新墳而已。 談?wù)?#8220;德”,本來就已經(jīng)是“大道既隱”了,儒家又把仁義當成“德”,就更是閹割了。老子氣憤地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一旦人的自然天性最后淪落到用“禮”來束縛,那還是自由的真性情嗎?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當人們不知道如何行為才能符合天地運作法則而得順境之時,社會上還能以“仁德”、“信義”維持基本的秩序。當社會上連“仁德”、“信義”都不能發(fā)揮功用時,社會上就會出現(xiàn)所謂“大智慧”的賢者,來建立典章制度供大家遵守;但是此時也往往會同時伴隨一些沽名釣譽、虛有其表的人,假扮智者來擾亂社會。所以說,過于苛求,必然導致其反面。在這里,老子仍然在消解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正像今天,我們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警察,你是感到有安全感呢,還是感到?jīng)]有安全感?如果讓老子來說,肯定是不安全。因為有警察證明最近形勢比較緊張,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否則,出現(xiàn)這么多警察干什么!所以說,社會治理的境界是沒有警察,而不是讓警察越來越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老子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圣人是不會作為的,順乎大道而行,哪里來的圣人? 至于儒家所提倡的人倫情感,更是對人自由本性的一種戕害。只不過這種戕害隱藏的比較深,以至于人們很難發(fā)現(xiàn)。在老莊看來,情感很感動人,但是,我們也別忘了,情感也很折磨人。它能讓人兩淚漣漣,但也能讓人痛不欲生、傷痕累累。對此,莊子在《大宗師》里講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泉水干涸后,兩條魚未能及時離開,終受困于陸地的小洼,兩條魚朝夕相處,只能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對方嘴里相互濕潤以求生存。這情景的確感人,但是這個故事后面還有一句話,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雖感人,但是無論如何都不如彼此互相忘記,暢游于江湖之中。這樣,既沒有了感動,也沒有了傷害,剩下的只是自由自在地遨游。對于堯的賢德和桀的殘暴,與其稱譽堯而譴責桀,不如把兩者都忘掉而把他們的作為都歸于大道流轉(zhuǎn)。 在莊子看來,混沌無知的狀態(tài),是萬物最為適宜的狀態(tài)。不管是什么東西,不管它與其他東西的處境是多么不同,或高或低,或熱或涼,或干或濕,或凈或臟,只要是合于自己的原本真性,它就會生活得很自在,以致達到什么都不感覺,什么全都忘記的程度。莊子把這種情況稱為“相忘”,意思是完全適宜、無所感知。與此相反,一理脫離了與其原本真笥相適應的環(huán)境,它就會感到不適,甚至受到傷害,不管他眼下所處的環(huán)境在旁人看來多優(yōu)越,多么令人羨慕,也毫不例外。情感很感人,道德很高尚,但是對人的本性卻是一種違背和戕害。只是我們平時陶醉于其中的時候感覺不到,一旦它伸出力爪,你就會遍體鱗傷。每一個失去親人的人,每一個失戀的人,也許都會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如果人沒有這種“血濃于水”的親情,沒有刻骨銘心的愛情,自己又怎么會哭的死去活來呢?正如莊子那樣,他老婆死了,他不但不悲傷,反而 “鼓盆而歌”。在莊子眼里,他老婆的生是成形于天地大道,而死也不過是復歸于大道,有什么好悲傷的呢? 真是無情,難以接受!但在這種無情背后,我們是否還發(fā)現(xiàn)了一點別的東西?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人是感情的動物嗎?這個問題在今天好像根本都不需要回答。人如果無情無義,與畜牲何異!但是在道家看來,把人看作有感情的動物,仍然屬于“人為”和“強求”,把人的本性閹割了。 何謂人的本性?我們來看看莊子的解釋:“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真。”意思是說,牛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這是牛馬的自然本性。而人卻要羈勒馬首,貫穿牛鼻,控制牛馬的活動,這就破壞了牛馬的自然本性。人類的生活也應當純?nèi)巫匀?,不能人為地去破壞人的生命的自然發(fā)展,打著文明的旗號,給人以感情的重負和禮儀的束縛。當然更不能犧牲自己的自在自得的自由生活去求名求利。世界萬物,天性受之于天,稱之為“德”。保持了自然本性,也就獲得了個體人格的自由,才能做到“常德不離”。而外力強行去干預改變它,包括人在內(nèi)的自然生命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發(fā)展,所謂“失德”。 老莊反對任何人為修飾的東西,包括人的所謂道德和情感。那些所謂“善”的東西都不過是 “真”的東西中蛻化出來的,出于“真”的東西,已經(jīng)超越了倫理、情感、邏輯和理性。就像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愛情,原始、強烈而真切,我們又怎么能用善惡來評價,用理性來分析呢?“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正感人的東西未必是文明的東西,未必是符合道義的事情,也未必是合乎理性的東西。自然無為,不強加,不粉飾,坦露的才是人的真性情。而違背人的“性命之情”的虛假矯情的東西,看似文明,實則虛假;看似含情脈脈,實則頭懸利劍。 孔子在“禮崩樂壞”的西周后期,為了克服信仰危機,以“仁”釋“禮”,讓人們到血緣情感中去尋找慰藉和依托。在老莊看來,這也是“人為”,也是對人天然本性的閹割。誰又說人的天然本性就是仁義呢?誰又說“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天經(jīng)地義的呢?原來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德”,但卻活在自己的天性之中,恰恰得到了“德”。儒家要人們?nèi)プ非?#8220;德”,則是表明“德”已經(jīng)在他們之外了。一旦把“德”當作一個目標去追求,則是表明已經(jīng)失“德”,在“德“之外了。正像虔誠的宗教徒,從來不期望哪一天看見上帝,因為他們已經(jīng)因為虔誠早已經(jīng)被上帝之光籠罩了,而那些期待看見上帝的宗教徒,由于功利之心的存在,上帝已經(jīng)離他們很遠了。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jīng)驗:晚上,如果我們在一個燈火通明的房間里,我們并不會感覺自己在光亮中,而是覺得很正常。可是,那些剛剛進到屋中的人來說,光對他們可能很刺眼。很簡單,他們原先是在光之外了。禪宗說,人間的至理都是“日用而不知”的,正是此意。就拿婚姻來說,原來的夫妻根本不知道啥叫愛情,但卻能相濡以沫,白頭到老;而今天的年輕人愛阿恨啊,整天把愛情掛在口頭,卻天天鬧著離婚。所以老子說:“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無為而有不為。”對“德”,你談?wù)摰脑蕉?,離它越遠;你越是追求,越是得不到。這就是我們反復所說的歷史的吊詭。正如莊子所說:“儒以詩禮發(fā)冢”,儒家的禮樂教化,不過是休起了一座新墳而已。 談?wù)?#8220;德”,本來就已經(jīng)是“大道既隱”了,儒家又把仁義當成“德”,就更是閹割了。老子氣憤地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一旦人的自然天性最后淪落到用“禮”來束縛,那還是自由的真性情嗎?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當人們不知道如何行為才能符合天地運作法則而得順境之時,社會上還能以“仁德”、“信義”維持基本的秩序。當社會上連“仁德”、“信義”都不能發(fā)揮功用時,社會上就會出現(xiàn)所謂“大智慧”的賢者,來建立典章制度供大家遵守;但是此時也往往會同時伴隨一些沽名釣譽、虛有其表的人,假扮智者來擾亂社會。所以說,過于苛求,必然導致其反面。在這里,老子仍然在消解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正像今天,我們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警察,你是感到有安全感呢,還是感到?jīng)]有安全感?如果讓老子來說,肯定是不安全。因為有警察證明最近形勢比較緊張,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否則,出現(xiàn)這么多警察干什么!所以說,社會治理的境界是沒有警察,而不是讓警察越來越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老子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圣人是不會作為的,順乎大道而行,哪里來的圣人? 至于儒家所提倡的人倫情感,更是對人自由本性的一種戕害。只不過這種戕害隱藏的比較深,以至于人們很難發(fā)現(xiàn)。在老莊看來,情感很感動人,但是,我們也別忘了,情感也很折磨人。它能讓人兩淚漣漣,但也能讓人痛不欲生、傷痕累累。對此,莊子在《大宗師》里講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泉水干涸后,兩條魚未能及時離開,終受困于陸地的小洼,兩條魚朝夕相處,只能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對方嘴里相互濕潤以求生存。這情景的確感人,但是這個故事后面還有一句話,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雖感人,但是無論如何都不如彼此互相忘記,暢游于江湖之中。這樣,既沒有了感動,也沒有了傷害,剩下的只是自由自在地遨游。對于堯的賢德和桀的殘暴,與其稱譽堯而譴責桀,不如把兩者都忘掉而把他們的作為都歸于大道流轉(zhuǎn)。 在莊子看來,混沌無知的狀態(tài),是萬物最為適宜的狀態(tài)。不管是什么東西,不管它與其他東西的處境是多么不同,或高或低,或熱或涼,或干或濕,或凈或臟,只要是合于自己的原本真性,它就會生活得很自在,以致達到什么都不感覺,什么全都忘記的程度。莊子把這種情況稱為“相忘”,意思是完全適宜、無所感知。與此相反,一理脫離了與其原本真笥相適應的環(huán)境,它就會感到不適,甚至受到傷害,不管他眼下所處的環(huán)境在旁人看來多優(yōu)越,多么令人羨慕,也毫不例外。情感很感人,道德很高尚,但是對人的本性卻是一種違背和戕害。只是我們平時陶醉于其中的時候感覺不到,一旦它伸出力爪,你就會遍體鱗傷。每一個失去親人的人,每一個失戀的人,也許都會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如果人沒有這種“血濃于水”的親情,沒有刻骨銘心的愛情,自己又怎么會哭的死去活來呢?正如莊子那樣,他老婆死了,他不但不悲傷,反而 “鼓盆而歌”。在莊子眼里,他老婆的生是成形于天地大道,而死也不過是復歸于大道,有什么好悲傷的呢? 真是無情,難以接受!但在這種無情背后,我們是否還發(fā)現(xiàn)了一點別的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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