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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史學(xué): 中國人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堅持

         《說文》 說:“史, 記事者也。 從又持中, 中, 正也。” 吳大澄(吳大澄[chéng](1835年-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號恒軒,晚號愙齋,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清代官員、學(xué)者、金石學(xué)家、書畫家,民族英雄 。清同治七年(1868年)進(jìn)士。善畫山水、花卉,精于篆書。皆得力于金石鑒賞修養(yǎng)。)以“中” 為簡冊,“持中”即持之象(《說文古籀 zhòu補(bǔ)》 )。(古文與籀文的并稱。) 江永(江永(1681年8月30日--1762年4月9日) ,字慎修,又字慎齋,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縣江灣鎮(zhèn))人。清代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數(shù)學(xué)家、天文學(xué)家, 徽派學(xué)術(shù)的開創(chuàng)者。他在數(shù)學(xué)、天文學(xué)上受梅文鼎影響很大 。生員出身,晚年入貢。博通古今,尤長于考據(jù)之學(xué),深究《三禮》,撰《周禮疑義舉要》頗有創(chuàng)見。于音韻、樂律、天文、地理均有研究,著作有《明史歷志擬稿》、《歷學(xué)疑問》、《古今歷法通考》、《勿庵歷算書目》等,《四庫全書》收其所著書至十余部。戴震、程瑤田、金榜等皆其弟子。)說: “凡官府簿書(官署中的文書簿冊。)謂之中, 故諸官言治中、 受中, 小司冠斷庶民獄之中, 皆謂簿書, 猶今案卷也。 故掌文書者謂之史?!?(《殷虛文字》 引) 手持簡冊,表示是執(zhí)掌記事之職。 就廣義上言, “六經(jīng)皆史”, 即王陽明所云: “以事言謂之史, 以道言謂之經(jīng),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 亦經(jīng), 《五經(jīng)》 亦史?!?(《傳習(xí)錄》 上) 。 因為在古人的觀念中, 《五經(jīng)》 具有記事與明道的雙重意義, 因而“經(jīng)” 中的道德精神, 便成了史家們秉承的真血脈。 故劉知幾(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唐朝大臣、史學(xué)家。出身彭城劉氏。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進(jìn)士及第,授獲嘉主簿,遷定王府倉曹參軍。長安二年(702年),修撰起居注,成為史官,歷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書少監(jiān)、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開元九年(721年),坐事貶為安州別駕,追贈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謚號為文。武周長安三年,聯(lián)合朱敬則修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年間,聯(lián)合徐堅撰寫《則天實錄》。先天元年(712年),聯(lián)合家譜學(xué)家柳沖等改修《氏族志》,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聯(lián)合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以“三史” 繼“五經(jīng)”, 說:“經(jīng)猶日也, 史猶星也。” 以為太陽落了,星光才燦爛起來。 特別是《尚書》 與《春秋》,“意指深奧, 誥訓(xùn)成義(《尚書》 ) ; 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春秋》 ) ”, 可以“師范億載, 規(guī)模萬古” (《史通· 敘事》 ) ?!渡袝?記言,《春秋》 記事。 記言則先王誥訓(xùn), 是堂堂正正的道德文字; 記事則婉曲成章, 寓是非評斷于敘事之中。 司馬遷作《史記》, 其立志非常明確, 就是要效法《春秋》 (《太史公自序》 ) 。

       班固《漢書》 也聲稱“綜其行事, 旁貫五經(jīng)。” (《漢書敘傳》 ) 。 在這個意義上說, 中國史學(xué)是在“經(jīng)典” 的道德精神哺育下生成的一個以記事為主旨的價值判斷系統(tǒng)。

第一章 史學(xué)概說

       就傳統(tǒng)四部(經(jīng)、集、子、史)分類言, 史部是最有份量的一部。 在世界文化比較的視野下則發(fā)現(xiàn), 中國的史官傳統(tǒng)最為悠久, 史學(xué)典籍最為豐富, 保存了人類最為系統(tǒng)也最有價值的活動資料。 故梁啟超說: “試一翻四庫之書, 其汗牛充棟、 浩如煙海者, 非史學(xué)之書居十六七乎! 上自太史公、 班孟堅, 下至畢秋帆、 趙甌北, 以史名家者, 不下數(shù)百。 茲學(xué)之發(fā)達(dá), 二千年于茲矣!”(《飲冰室合集》 文集第四集《新史學(xué)》) 黑格爾也曾道: “中國'歷史學(xué)家’ 的層出不窮,繼續(xù)不斷, 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保ā稓v史哲學(xué)》, 三聯(lián)書店 1956 年版第 161 頁) 同時值得的關(guān)注的是中國史學(xué)中的那種道德堅持與價值判斷, 像人類行為的一個監(jiān)督系統(tǒng)與導(dǎo)航系統(tǒng), 對歷史的健康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第一節(jié) 史家傳統(tǒng)與精神

    “史學(xué)” 離不開史官, 史官在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得特別早, 據(jù)許慎《說文敘》、 衛(wèi)恒《字勢》 說, 早在黃帝時就有了史官的建置, 像傳說中造字的倉頡、 沮誦(相傳為 黃帝 的四個史官之一。宋 王應(yīng)麟 《小學(xué)紺珠·名臣·四史》:“ 沮誦 、 蒼頡 、 隸首 、 孔甲 , 黃帝 四史官。)即黃帝史官。《呂氏春秋· 先識》 篇說, 夏末, 夏桀迷亂暴虐, 太史令終古( 復(fù)姓。相傳為 夏桀 內(nèi)史 終古 之后。見《通志·氏族四》。)攜帶圖法(圖錄和法典。 《呂氏春秋·先識》:“ 夏 太史令 終古 ,出其圖法,執(zhí)而泣之?!?章炳麟 《秦政記》:“要以著之圖法者,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肺府,斯為直耳?!?/span>)投奔于商。 商末, 內(nèi)史向摯見紂無道, 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這可看出, 夏商時期的史官, 手里都掌握著圖書法典。《左傳·昭公十五年》 說: “且昔而高祖孫伯黡,(杜預(yù)注:“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孔穎達(dá)疏:“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yuǎn)之祖也?!?/span>) 司晉之典籍, 以為大政, 故曰籍氏,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于是乎有董史?!薄妒酚洝?老莊申韓列傳》 說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索隱》 說:“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 這也證明了“史” 與文獻(xiàn)典籍的關(guān)系。 據(jù)《周禮》、《禮記》 記載,周時有大史、 小史、 內(nèi)史、 外史、 左史、 右史等不同的名目。 大史是史官之長, 《周禮》 言太史掌國之六典(即治典、 教典、 禮典、 政典、 刑典、 事典。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大史”,掌管王朝的文書起草, 策命諸侯卿大夫, 記載國家大事, 編著史冊, 以及天文、 歷法、 祭祀等, 還有管理圖書典籍。 是一種兼管神職與人事, 觀察記載社會動態(tài)與自然現(xiàn)象的職官。(參見張亞初、 劉雨《西周金文官制》 中華書局 1986 年版第 72 頁)。 小史掌邦國之志, 以及貴族世系還有禮儀等事; 內(nèi)史掌冊書王命, 外史掌管宣布京畿以外地區(qū)的王令, 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 總之, 不管是什么史官, 都是以掌管圖籍、 記言載事為主要職責(zé)的。 各個史官的手里都有一筆圖籍法典, 國家各類性質(zhì)的圖籍法典, 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 因此劉師培說:“則史也者, 掌一代之學(xué)者也; 一代之學(xué), 即一國政教之本。” (《劉申叔先生遺書·左盦外集·古學(xué)出于史官說》 )

       就古代的政治體制而言, 史官其實是政治體制中的一個執(zhí)法系統(tǒng)和監(jiān)督系統(tǒng)?!稘h書·藝文志》 說: “古之王者, 世有史官, 君舉必書, 所以慎言行, 昭法式也。 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 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 帝王靡不同之。” 因為要把君王的言行無論善惡都要記錄下來, 因此為君者就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行止。 如言行不慎, 便有可能遺罵名于后世。 故史官“君舉必書” 的一個目的, 就是要使君“慎言行”。 據(jù)《左傳· 莊公二十三年》 記載, 魯莊公要到齊國觀看祭社活動。 這一種活動在古代有男女聚會求愛的性質(zhì)和性放蕩的性質(zhì), 莊公的目的就是要去看美女。 曹劌認(rèn)為莊公的這一行為是“非禮” 舉動, 于是諫阻莊公, 其中就提到“君舉必書” 的史官職責(zé), 說:“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 后嗣何觀!” 由此可以看出, 史官在政治體制中實起著政治監(jiān)督作用, 因此古籍每要談到史之察過功能。 如《大戴禮記· 保傅》 篇說: “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于保傅之嚴(yán), 則有司過之史?!薄缎滦颉?卷一說: 周舍事趙簡子, 在趙簡子門前站立了三日三夜, 趙簡子問他有什么事, 他的回答是:“愿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 隨君之后, 司君之過而書之。 日有記也, 月有效也, 歲有得也?!?意思就是要做他身邊的史官。《詩經(jīng)· 邶風(fēng)· 靜女》 傳說: “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古代女史用以記事的桿身漆朱的筆。彤管有煒,說懌女美。)之法, 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這里也特別提到了“司過” 的問題。 從這些記載可以知道, 君王或后妃, 其左右都有史官記其言行。 后世名之曰《起居注》 的史籍, 應(yīng)該就是左右史官所記。《國語· 晉語》 中提到優(yōu)施春秋晉國優(yōu)人。曾助晉獻(xiàn)公夫人驪姬殺害太子申生。事見《國語.晉語一》﹑《韓非子.備內(nèi)》。 2.春秋齊國優(yōu)人。教驪姬夜半而泣向獻(xiàn)公進(jìn)讒言的事, 按說這些隱密之事, 特別是驪姬與獻(xiàn)公床笫之言, 人何能知呢? 有人認(rèn)為這是作者的想象之詞, 其實這正出自女史之手。

       君王或后妃左右史官, 只有嚴(yán)守法規(guī), 才能保持記載的可靠性。 這中間自然有權(quán)力干擾。但由于史官有“據(jù)法守職” 的傳統(tǒng), 故能夠有效地抗拒干擾?!墩f文》 說“史” 從又持中,中是中正的意思。 這個解釋雖然不合于“史” 的構(gòu)意(甲骨文中的“中” 字與“史” 字所從之“中”, 迥然不同), 但卻反映了古人對史官“據(jù)法守職” 的認(rèn)識。 饒炯《說文部首訂》 說:“史者, 記事之官。《禮記》 云'言則左史書之, 行則右史書之’ 是也。 從又持中者, 猶云持正也。 蓋史之所記, 如其事而實書之, 不參己見, 亦無偏倚, 故從又持中, 為人記事之稱。因其記事不虛偽, 遂名其記事之書為史?!薄秴问洗呵铩?先識》 稱史官為“守法之臣”,《韓詩外傳》 說: “據(jù)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 太史也?!?(《太平御覽》 二三五引, 今本異)這都反映了史官職責(zé)的神圣。 同時制度上也保證了史官這一傳統(tǒng)的延續(xù)?!敦懹^政要》 卷七載:“貞觀十三年, 禇遂良為諫議大夫, 兼知《起居注》。 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 書, 何等事, 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 朕欲見此注記者, 將卻觀所為得失, 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 以記人君言行, 善惡畢書, 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耶? ’ 遂良曰: '臣聞守道不如守官, 臣職當(dāng)載, 筆何不書之? ’ 黃門侍郎劉洎進(jìn)曰:'人君有過失, 如日月之蝕, 人皆見之。 設(shè)令遂良不記, 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庇终f:“貞觀十四年, 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 彰善癉惡, 足為將來規(guī)誡, 不知自古當(dāng)代國史, 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 對曰: '國史既善惡必書, 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止應(yīng)畏有忤旨, 故不得見也?!?《新唐書· 儒學(xué)· 朱子奢傳》 載: 唐太宗想看《起居注》, 朱子奢說: “陛下所舉無過事, 雖見無嫌。 然以此開后世史官之禍, 可懼也。 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 尚有聞乎? ”《新唐書· 鄭朗傳》 說: 文宗想看自己議事的記錄, 鄭朗引朱子奢事說: “史不隱善, 不諱惡, 自中主而下, 或飾非護(hù)失, 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 且不敢直筆?!薄段褐剛鳌?也曾言及文宗想看《起居注》, 遭魏謩拒絕的事。 有這樣的制度和傳統(tǒng)做保障, 才有可能一定程度的保證歷史記載的真實性, 也才能形成“史” 字從“又” 持“中” 的概念。(采用“手”做字的主要偏旁,寫歷史的人,手中始終堅持以不偏不倚為原則,才能還原歷史。這就是“史”字的會意。

      據(jù)法守職, 秉筆直書, 這是史家的一個傳統(tǒng), 同時也是一種精神。 據(jù)《左傳》 記載, 魯宣公二年, 晉靈公因昏庸無道被人所殺。 當(dāng)時執(zhí)政大臣趙盾正在逃亡途中, 聽說靈公被殺,馬上返回。 晉國大史董狐于是書曰:“趙盾弒其君?!?并把這記錄公示于朝堂。 趙盾感到冤屈。董狐說:“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 非子而誰!” 趙盾無奈, 只好接受這現(xiàn)實。 魯襄公二十五年, 齊國權(quán)臣崔杼殺死的(了) 齊莊公。 齊國的太史于史冊上記了一筆: “崔杼弒其君?!?崔杼一怒之下, 殺了太史, 毀了記錄。 太史的弟弟繼承其兄, 仍書作“崔杼弒其君”。又被崔杼殺掉。 這樣連續(xù)殺了史官兄弟三人。 史官的又一個弟弟繼續(xù)把“崔杼弒其君” 書在史冊上。 崔杼無奈, 只好做罷。 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太史兄弟幾人連續(xù)被殺, 于是拿著竹簡前來準(zhǔn)備接力, 聽說已經(jīng)記下, 方才返回。 晉董狐是冒著生命的危險捍衛(wèi)歷史的真實, 齊太史兄弟則為捍衛(wèi)歷史的真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之間一是體現(xiàn)著歷史的神圣不可沾污,二是體現(xiàn)出了史家的精神。 忠實歷史是史家的靈魂和品格, 一旦失去忠實, 其筆下的歷史便變得一文不值。 因此史官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就在于他們在筆下的記載浸入了自己的生命。 正因為如此, 他們才把歷史的真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故晉國太史蔡墨曾說: “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 )春秋史官的這種精神, 為后世史家繼承。 司馬遷寫《史記》, 把劉邦的對頭項羽列入《本紀(jì)》, 把劉邦當(dāng)年酒色、 無賴之徒的生活, 活脫脫的(地) 展示出來。 把漢武荒唐的求仙之舉, 也如實的書之于冊。 這一行為不為常人所理解, 故后漢王允稱《史記》 為“謗書”, 并以武帝不殺司馬遷為失策。 但司馬遷的行為卻得到了史學(xué)家的高度贊揚(yáng)。 如班固父子盡管對司馬遷有看法, 但不得不承認(rèn)《史記》“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虛美, 不隱善, 故謂之實錄(錄)?!?《漢書· 司馬遷傳》 ), 章懷太子《后漢書· 蔡邕傳》 注說: “凡史官記事, 善惡必書。 謂遷所著《史記》, 但是漢家不善之事, 皆為謗也。 非獨指武帝之身, 即髙祖善家令之言,(猶家規(guī)。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①。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②!如此,則威重不行③?!焙蟾咦娉珦砗_迎門卻行④。高祖大掠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⑤,賜金五百斤。) 武帝筭緡(古時稅收的一種。唐 杜甫 《和嚴(yán)中丞西城晚眺》:“帝念深分閫,軍須遠(yuǎn)算緡。” 清 黃宗羲 《田制一》:“ 漢 之 武帝 ,度支不足,至於買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清 王式丹 《南中書事》詩:“ 孔僅 算緡原始旤(禍), 盧循 入海豈能軍?!眳⒁姟?算緡錢 ”。)榷酤(亦作“榷沽”。漢 以后歷代政府所實行的酒專賣制度;也泛指一切管制酒業(yè)取得酒利的措施。天漢 三年(公元前98年),始榷酒酤,壟斷酒的產(chǎn)銷。后歷代沿之,或由政府設(shè)店專賣;或?qū)︳艏棒良诱骶贫悾换驅(qū)⑷毒棋X勻配,按畝征收,等等,用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宋 周煇《清波雜志》卷六:“榷酤創(chuàng)始於 漢,至今賴以佐國用。”《元典章·戶部八·私造酒曲依匿稅科斷》:“榷沽之法既已廢,酒醋課程散入民間。)之類是也。” 班固雖對于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自免其身, 略有微詞, 但他在《漢書》 中, 仍然堅持了史學(xué)家實事求是的傳統(tǒng)精神, 如對于武帝, 曾借夏侯勝之口說: “武帝雖有攘四夷、 廣土斥境之功, 然多殺士眾, 竭民財力, 奢泰亡度, 天下虛耗, 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蝗蟲大起, 赤地數(shù)千里, 或人民相食。 畜積至今未復(fù), 亡徳澤于民, 不宜為立廟?!?《夏侯勝傳》 )《三國志· 吳志· 韋曜傳》 載, 吳主孫晧即位, 想為他的父親孫和作“紀(jì)”, 在古史中, 只有皇帝才作“紀(jì)”, 普通人只能立“傳”。 史學(xué)家韋昭堅持: 孫和沒有即帝位, 應(yīng)當(dāng)立“傳”, 不應(yīng)作“紀(jì)”, 否則, 破壞史家規(guī)矩。 如此者非一, 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他雖然被殺, 但史家的精神與傳統(tǒng)卻獲得了保留。

      當(dāng)然我們必須看到, 政治強(qiáng)權(quán)力量對于歷史記載的干預(yù)。歷史上畢竟是圣主少而庸君多。如遇暴君要想堅持史家秉筆直書的原則, 那是非常之難的。 故劉知幾《史通· 直筆》 篇說:

       夫為于可為之時則從, 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兇。 如董狐之書法不隱, 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 行之不疑, 然后能成其良直, 擅名今古。 至若齊史之書崔弒, 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于吳朝, 崔浩犯諱于魏國, 或身膏斧鉞, 取笑于當(dāng)時; 或書填坑窖, 無聞于后代。 夫世事如此, 而責(zé)史臣不能申其強(qiáng)項之風(fēng), 勵其匪躬之節(jié), 蓋亦難矣!是以張儼(張儼(?-266年),字子節(jié)。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三國時吳國學(xué)者。弱冠時即知名,歷任顯職。以博學(xué)多識,拜大鴻臚。寶鼎元年(266年),奉命與丁忠出使西晉,吊祭晉文帝司馬昭。在洛陽,不辱君命。于歸途中病逝。其子為文學(xué)家張翰。)發(fā)憤, 私存《嘿記》 之文; 孫盛不平, 竊撰遼東之本。 以茲避禍, 幸而獲全。 是以驗世途之多隘, 知實錄之難遇耳。 然則歷考前史, 征諸直詞, 雖古人糟粕, 真?zhèn)蜗鄟y, 而披沙揀金, 有時獲寶。

      但是為了堅持史家傳統(tǒng)與精神, 不少史學(xué)家在各種壓力之下, 既要保證歷史記載真實性的最少喪失, 又要全身自保, 為此而采取了多種手段。 或曲筆達(dá)意, 或示疑于后人, 或轉(zhuǎn)載權(quán)貴劣跡于他人之傳。 如《左傳》“鄭伯克段于鄢”, 把段叔寫成一個貪得無厭之徒, 似乎他是玩火自焚, 咎由自取?!对娊?jīng)· 鄭風(fēng)· 大叔于田》 篇, 據(jù)詩序說是寫段叔田獵的, 但詩中卻寫出了一位英雄少年的風(fēng)姿, 顯然是贊美的。《詩經(jīng)》 與《左傳》 記載出現(xiàn)了矛盾。 今仔細(xì)尋繹, 似《左傳》 記載可疑, 可能是一樁冤假錯案。《左傳》 云: “大叔完聚, 繕甲兵,具乘卒, 將襲鄭。 夫人將啟之。 公聞其期, 曰: 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這里連用了 兩個“將” 字, 一個“聞” 字?!皩ⅰ?者未然之辭, 既然事沒有發(fā)生, 何以知其襲鄭?既然是“襲”, 當(dāng)然是秘密行事, 莊公為何能得“聞” ?(? ) 這個疑案被細(xì)心的清代散文批評家們發(fā)現(xiàn)。 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 于“具卒乘” 下批曰:“詩有兩《叔于田》, 則此篇自為田獵, 未可知?!?又于“夫人將啟之” 后批曰:“此二'將’ 字, 明明疑案, 連坐姜氏。”又于“可矣” 后批曰: “仲祭不聞, 子封不聞, 偏是公聞。” 林云銘《古文析義》 則云: “毋論襲鄭不襲, 有期無期, 只消用兩個'將’ 字, 一個'聞’ 字, 便把夫人一齊拖入渾水中,無可解救, 此公之志也。 夫以段之驕蹇無狀, 全無國體, 紾臂之謀, 不必深辯。 乃夫人處深宮嚴(yán)密之地, 且當(dāng)莊公刻刻提防之際, 安能與外邑訂期, 向國門作內(nèi)應(yīng)耶? ” 并于“可矣”下批曰:“他人不聞而公獨聞, 其為疑案可知?!?不難看出, 莊公因與段及母有爭位之隙, 特設(shè)機(jī)關(guān), 立假案, 置母、 弟于死地。 在伐段之前, 莊公就屢次與臣下謂段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將自及”,“不義不昵, 厚將崩”。 顯然莊公是有預(yù)謀的。 所謂段之“不義”, 也是他有意制造的?!熬┡汛笫宥巍保?便是陰謀的完成。 鄭之史官, 為避殺身之禍, 故用這種巧妙的方式, 似是而非之詞, 瞞過莊公, 示疑于后人。 而詩人則以自已的認(rèn)識寫大叔段。 所以寫得風(fēng)姿颯爽, 才力過人。 并寫到了他對“公” 之忠誠, 如云: “襢裼tǎn tì(脫去上衣,裸露肢體的意思。)暴虎, 獻(xiàn)于公所”。

      正是由于史家的傳統(tǒng)與道德精神, 才使得中國歷史在強(qiáng)大政治力量的干擾下,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實性, 使得暴君、 昏君、 庸君、 佞相、 權(quán)臣等一個個丑惡形象被載入史冊。 比如朱元璋, 這是明朝的開國之君, 在明朝皇帝心目中自然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于他的那種暴烈行為, 他的子孫不可能心甘情愿讓留于史冊。 但是我們從《明史》 及明朝人的記載中,卻看到了驚人的一幕。 洪武九年(1376 年) 發(fā)生的“空印案”, 有數(shù)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洪武十三年(1380 年) 胡惟庸一案, 有幾千人被處死。 而黨獄株連前后長達(dá)十四年, 一時功臣宿將誅夷殆盡, 共有四萬余人被卷了進(jìn)去, 或被殺或被罰。 為朱元璋長期擔(dān)任文官工作的李善長, 因侄兒娶了胡惟庸的姐姐, 也受到了株連, 在人誣陷之下, 被迫自殺, 妻兒親屬70 余口, 殘遭殺害。 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發(fā)生的藍(lán)玉一案, 株連被處死的也有一兩萬人。 朱元璋的殘酷行為, 造成了士大夫人人當(dāng)求自保、 不謀進(jìn)取的恐懼心理。 據(jù)明焦竑(焦竑(1540年-1620年),字弱侯,號漪園、澹園,生于江寧(今南京),祖籍山東日照(今日照市東港區(qū)西湖鎮(zhèn)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關(guān)于遷到南京的事,焦竑在《與日照宗人書》中說道:"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官游留南京,二百余年矣!德、靖間,饑疫相仍,一門凋謝,只余吾父騎都尉一人耳。"他父親焦文杰,號后渠,活到82歲。兄伯賢,曾做過廣東靈已知縣。明神宗萬歷十七年(1589年)會試北京,得中一甲第一名進(jìn)士(狀元),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業(yè)。明代著名學(xué)者,著作甚豐,著有《澹園集》(正、續(xù)編)《焦氏筆乘》《焦氏類林》《國朝獻(xiàn)徵錄》《國史經(jīng)籍志》《老子翼》《莊子翼》等。)《玉堂叢話》(亦作《玉堂叢話》8卷,明焦竑撰。焦竑平生著述宏富,此書是其最后一部著作,他在萬歷四十六年(1618)為本書作序,第2年即謝世。此書是他死后由其門人編輯行世的?!坝裉谩笔呛擦衷旱膭e稱,此書因?qū)S浐擦止适?故稱《玉堂叢語》?!队裉脜舱Z》實則是明代萬歷以前的翰林人物言行錄,顧起元序稱:“《玉堂叢語》若干卷,太史澹園先生以其腹笥所儲詞林往哲之行實,仿臨川《世說》而記之者也。此書系仿《世說新語》體例,專記明初以來翰林諸臣遺言往行,分“行誼”、 “文學(xué)”、 “惑溺”、 “仇隙”等五十四類,體例簡凈。謝國楨謂此書實較何良俊《何氏語林》、梁維樞《玉劍尊聞》等書為善。) 說, 當(dāng)時有位文士叫唐之淳, 他在軍中作文書工作, 草的一手好露布。 朱元璋見了,大為贊賞。 正好此時朱元璋寫完了分封十王的冊文草稿, 想讓他給潤色一下, 于是飛騎召唐入京。 唐不知究里, 嚇得渾身哆嗦。 到了京城, 過其姑家門, 與其姑大哭一場, 并要其姑好好收斂他的尸體。 到了東華門, 門已閉, 又被人用布裹起來, 從墻上遞了進(jìn)去。 這樣折騰了幾次, 生望已消, 到皇帝殿前, 才知道是為了修改幾篇冊文。 但無論如何, 權(quán)力是不能掩蓋歷史的。 官方的史官與民間的史學(xué)家, 秉持史家不蔽美不隱惡的文化精神, 總會用各種方式來記載并保存歷史的。

      傳統(tǒng)史官有一種宏大的志向。 荀悅(荀悅(148-209年),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東漢史學(xué)家、政論家,思想家。名士荀淑之孫,司空荀爽之侄,其父荀儉早卒。漢靈帝時期宦官專權(quán),荀悅隱居不出。獻(xiàn)帝時,應(yīng)曹操之召,任黃門侍郎,累遷至秘書監(jiān)、侍中。侍講于獻(xiàn)帝左右,日夕談?wù)摚顬楂I(xiàn)帝嘉許。后奉漢獻(xiàn)帝命以《左傳》體裁為班固《漢書》作《漢紀(jì)》,寫成《漢紀(jì)》30篇。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荀悅另著有《申鑒》5篇,抨擊讖緯符瑞,反對土地兼并,主張為政者要興農(nóng)桑以養(yǎng)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tǒng)其法,表現(xiàn)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還著有《崇德》。)《前漢紀(jì)》 卷一說:昔在上圣, 唯建皇極, 經(jīng)緯天地, 觀象立法, 乃作書契, 以通宇宙, 揚(yáng)于王庭。 厥用大焉。 先王以光演大業(yè), 肆于時夏, 亦唯翼翼, 以監(jiān)厥后, 永世作典。 夫立典有五志焉: 一曰達(dá)道義, 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 四曰著功勛, 五曰表賢能。 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 粲然顯著, 罔不能備矣。 世濟(jì)其軌。 不殞其業(yè)。 損益盈虛。 與時消息。 雖臧否不同。 其揆一也。

     正因如此, 中國史籍對于人類的健康發(fā)展才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意義。 劉知幾曾用八個字概括史之意義, 即: “記事載言, 勸善懲惡” (《史通· 史官建置》 )?!坝浭螺d言” 是史的功能,“勸善懲惡” 是史的功用。 人是有記憶的靈物, 對于自己的、 種族的過去, 有一種曉知、把握的欲望。 而曉知歷史, 除了滿足精神的需求之外, 就是從歷史中認(rèn)識自己, 把握并不斷調(diào)整人類未來的方向。 因而勸善懲惡也就成為歷史記載留示后人的一個非常重要功能, 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與教訓(xùn), 則是后人閱讀歷史的一個重要目的?!对娊?jīng)· 大雅· 蕩》 篇說:“殷鑒不遠(yuǎn), 在夏后之世。” 這是說夏的滅亡是殷的一面鏡子, 殷本可以從中汲取教訓(xùn)的。 宋范祖禹《進(jìn)〈唐鑒〉 原表》 說: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 臣之戒君, 必以古驗今, 以前示后。 禹益之于舜, 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 傲虐之作, 防于未然。 周召之于成王, 則相古先民, 歷年墜命, 日陳于前, 皆所以進(jìn)哲德而養(yǎng)圣功也。”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從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把歷史作為一面為政的鏡子來對待的, 故他在進(jìn)表中說:“每患遷、 固以來, 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 讀之不徧, 況于人主日有萬幾, 何暇周覽? 臣常不自揆, 欲衍文削冗長, 舉撮機(jī)要, 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 系生民休戚、 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者, 為編年一書, 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元蘇天爵采宋以前善政嘉言成《治世龜鑒》 一書, 林興祖序稱其書“誠前知之龜, 不遠(yuǎn)之鑒, 有志于治者, 宜無一之可遺?!?像宋王欽若、 楊億編《冊府元龜》, 趙善璙編《自警編》, 朱熹編《通鑒綱目》, 元張光祖編《言行龜鑒》 等, 這些書無不是要以歷史為龜鑒、 確立人行為規(guī)則的。“二十五史”, 前朝之史, 皆是來者之鑒。

      史之所以有龜鑒的意義,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是非評價系統(tǒng)。 英雄豪杰賴此垂芳千古, 大奸大惡由此而遺臭萬年。 孔子作《春秋》 之所以亂臣賊子懼, 就是因為《春秋》 會使惡名昭著, 遺羞子孫。 也正是由于這個評價系統(tǒng)的存在, 對于權(quán)力擁有者起到了有效的警戒與制約作用, 使他們在清醒的狀態(tài)下, 始終會感覺到史家椽筆的存在, 而不敢大膽妄為。 同時這個評估體系也激勵著無數(shù)志士仁人努力奮斗, 以“立德、 立功、 立言” 為目標(biāo),以求不朽。 在歷史的面前, 任何人都會作出思考, 都會考慮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 一個有歷史意識的人, 決不會茍且自己的行為, 而是認(rèn)真的對待自己的人生, 對待生與死。 死是可怕的, 可有的人在死的面前卻跳著、 笑著, 理智的選擇死亡。 原因很簡單, 是歷史喚起了他們捍衛(wèi)自己名譽(yù)的自覺。 屈原恐懼“修名之不立”, 在出國求榮與守道自終二者之間, 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死亡; 文天祥在死亡面前高唱“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同樣想到的是自己在歷史中的聲譽(yù)。 而一個喪失了歷史意識的人, 一個漠視歷史存在的人, 我們則很難想象他們怎樣對待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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