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紹基《行書手札》
何紹基（1799-1873），清書法家。湖南道州（今道縣）人。字子貞，號東州，晚號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官編修。工經術詞章，尤精說文考訂之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書法自成一家，草書尤為一代之冠。晚年以篆、隸法寫蘭竹石，寥寥數(shù)筆，金石書卷之氣盎然。偶作山水，不屑摹仿形似，隨意揮毫，取境荒寒，得石濤晚年神髓。畫必長題，題多佳句，惟不輕作、興至為之，輒自毀去，故流傳者少。有說文段注駁正、詩文集。著有《惜道味齋經說》、《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詩鈔》、《東洲草堂文鈔》等。
何紹基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父何凌漢曾任戶部尚書，是知名的藏書家。何紹基兄弟四人均習何紹基像文善書，人稱“何氏四杰”。嘉慶四年農歷十二月與弟紹業(yè)一同出生于東門鄉(xiāng)東門村一耕讀民家。幼年家境貧寒，他和弟弟隨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8歲隨母入京，早年是阮元、程恩澤門生。18歲應京兆試，取眷錄。道光十一年（1831年）取優(yōu)貢生。道光十五年(1835)中舉人，次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職，曾充福建、貴州、廣東鄉(xiāng)試主考官。咸豐二年(1852)任四川學政。為官僅兩年，次年因條陳時務得罪權貴，被斥為“肆意妄言”，受讒言所害，降官調職。遂辭去官職，創(chuàng)立草堂書院，講學授徒，咸豐六年(1856)，由四川出發(fā)，經陜西等地到達濟南，主講于山東濼物書院。講學之余，盡游濟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處，留下許多詩句。咸豐十年(1860），受長沙城南書院之邀離開濟南赴長沙。前后在山東和長沙城南書院教書達十余年。晚年主持蘇州、揚州書局，?？妒涀⑹琛罚髦v浙江孝廉堂，往來吳越，教授生徒。一生豪飲健游，多歷名山勝地，拓碑訪古。光緒四年（1873），病逝于蘇州省寓，葬于長沙南郊?！ ?/font>
何紹基（1799-1873），清書法家。湖南道州（今道縣）人。字子貞，號東州，晚號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官編修。工經術詞章，尤精說文考訂之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書法自成一家，草書尤為一代之冠。晚年以篆、隸法寫蘭竹石，寥寥數(shù)筆，金石書卷之氣盎然。偶作山水，不屑摹仿形似，隨意揮毫，取境荒寒，得石濤晚年神髓。畫必長題，題多佳句，惟不輕作、興至為之，輒自毀去，故流傳者少。有說文段注駁正、詩文集。著有《惜道味齋經說》、《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詩鈔》、《東洲草堂文鈔》等。
何紹基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父何凌漢曾任戶部尚書，是知名的藏書家。何紹基兄弟四人均習何紹基像文善書，人稱“何氏四杰”。嘉慶四年農歷十二月與弟紹業(yè)一同出生于東門鄉(xiāng)東門村一耕讀民家。幼年家境貧寒，他和弟弟隨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8歲隨母入京，早年是阮元、程恩澤門生。18歲應京兆試，取眷錄。道光十一年（1831年）取優(yōu)貢生。道光十五年(1835)中舉人，次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職，曾充福建、貴州、廣東鄉(xiāng)試主考官。咸豐二年(1852)任四川學政。為官僅兩年，次年因條陳時務得罪權貴，被斥為“肆意妄言”，受讒言所害，降官調職。遂辭去官職，創(chuàng)立草堂書院，講學授徒，咸豐六年(1856)，由四川出發(fā)，經陜西等地到達濟南，主講于山東濼物書院。講學之余，盡游濟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處，留下許多詩句。咸豐十年(1860），受長沙城南書院之邀離開濟南赴長沙。前后在山東和長沙城南書院教書達十余年。晚年主持蘇州、揚州書局，?？妒涀⑹琛?，主講浙江孝廉堂，往來吳越，教授生徒。一生豪飲健游，多歷名山勝地，拓碑訪古。光緒四年（1873），病逝于蘇州省寓，葬于長沙南郊?！ ?br> 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東洲草堂詩鈔》。
何紹基墨跡
延伸閱讀
“晚清書法第一人”何紹基及其書法
飽看了清王朝急劇腐朽的一幕，同時也真切地感受了整個中華民族外憂內患的歷史痛楚，經歷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朝的晚清書家何紹基，是在中國社會走向“近代”的歷程中度過一生的。作為晚清書壇的一個重鎮(zhèn)，人們對他的認識顯得時或籠統(tǒng)而模糊，尚不夠深入和細致。本文擬就有關他和他的書法的幾個問題略行探討，以期對于厘清史實和加深認識有所幫助，并祈望就教于有道高識。
一、何氏兄弟究竟幾人
有關史料莫不記載何紹基兄弟共四人，因為均習文善書，人稱“何氏四杰”。據(jù)《清代名人傳略》云：“何紹基有三個兄弟：何紹業(yè)（字子毅，1979-1839），他的孿生兄弟，1821年蔭生；何紹祺（字子敬，生于1801年），1834年舉人；何紹京（字子愚），1839年舉人?！庇謸?jù)《國朝先正事略·何文安公（凌漢）事略》云：“子紹基，丙申進士，管編修。紹業(yè)，蔭生，少慧，通天文、算法，先公卒。紹祺、紹京，皆舉人?！焙谓B基自撰《先妣廖夫人墓表》亦謂：“子紹基，翰林院編修；紹業(yè)，蔭生，候選縣主簿，出嗣伯父，先卒；紹祺，舉人，云南廣通縣知縣，江蘇候補同知；紹京，舉人，候選知州?！卑凑f，何氏兄弟四人沒什么問題了。
可是，何氏《東洲草堂詩文鈔》卷二卻有“三弟子樸以高勾驪苔箋作朱文冊，索王魯之書；蒙賜詩題賞，語極偉麗，輒和其韻”一詩，則難免令人生疑。按何氏兄弟四人排行，孿生弟紹業(yè)（子毅）當為二弟，而紹祺（子敬）當為三弟、紹京（子愚）當為四弟。此處突然出現(xiàn)了“三弟子樸”又是怎么回事？不僅如此，《東洲草堂詩文鈔》卷二十二又有“到襄陽遇五弟由都回，連日并船行，風雨中忽相失”一詩，則又有“五弟”之稱。查何氏著述，于詩文中很少以排行稱呼諸弟（如二弟子毅、三弟子敬、四弟子愚之類）。為此，是否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何紹基原本兄弟為五人，而在紹業(yè)（子毅）與紹祺（子敬）或者是在紹祺（子敬）與紹京（子愚）之間還有一個紹（？）字“子樸”的兄弟存在，而這個“子樸”為實際上的“三弟”，以此類推，則一般認為的四弟子愚則認為“五弟”了。
《東洲草堂詩文鈔》卷十三有：“寄黃香鐵，時由學官遷翰林典簿”一詩，中有句云：“兼哭子毅同乳弟，一夜慘淡神魂悲?！笨即嗽娮饔谖焐辏?848）即道光二十八年，時紹基年五十（這一年其原配陶夫人及侄女越云年方十八，侄慶深年方二十皆因病故去）。紹業(yè)（子毅）逝于已亥（1839）即道光十九年，時四十一歲。此詩句明寫“兼哭子毅同乳弟”，可見這位“乳弟”是與子毅去世時間相若——至少是距之不遠的。如果他是生在紹業(yè)（子毅）與紹祺（子敬）之間，恐怕是不便以“乳弟”稱之的。因為，紹業(yè)（子毅）逝世之年為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而紹祺（子敬）生于嘉慶六年（辛酉1801），于紹業(yè)逝年當為三十八歲了。如果在二者之間曾有一“三弟子樸”則年齡至少不小于三十八歲，以“乳弟”稱之，恐不合情理。這樣，我便設想假若這個“三弟子樸”真的存在的話，是不是生于紹祺與紹京之間？但這樣的話，紹京之被稱為“五弟”又顯然不妥了。不過會不會是由于何紹基至萬年改變了習慣稱呼？當然，也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這個“子樸”就是生于紹業(yè)（子毅）與紹祺（子敬）之間，死時雖已十歲或者二十、三十余歲，但因為紹基年長，故仍以“乳弟”稱之，只是“小弟”之意。
不過，如此的話，我們仍有疑問：為什么后來的有關史料包括何氏自己的著述均只說“何氏四杰”或“兄弟四人”而無有“五人”之說呢？竊以為有沒有如下可能：因為這個兄弟死時尚未成年，屬于夭折，因此，隨著歲月增長、時光消逝，也就逐漸將之淡忘而不再提及了。證之身邊的生活，類似情形是常有的。當然，這只能存疑待考。此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三弟子樸”系紹基父凌漢之兄凌灝之子，只是家族的大排行“行三”罷了。由于缺少有關何凌灝的材料，難以斷定。我們只是知道何凌漢與“兄凌灝手足依倚，未嘗暫離。為翰林時，嘗會文，夜歸遲，見兄坐候于門，后遂節(jié)飲蚤歸”（《國朝先正事略·何文安公事略》）。
二、“九子山人”別號
何紹基四十二歲的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爆發(fā)了近代史上著名的中英鴉片戰(zhàn)爭。但是，由于這年的二月五日，其父凌漢卒于京，他忙于喪事，所以遠遠地置身于時事之外了。是年八月紹基扶柩南歸返鄉(xiāng)，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長沙，二十四日即厝居南門外洪恩寺。何紹基隨即出城外四處為其父尋找墓地，終于在長沙城外河西谷山下九子嶺之陽覓得，于翌年四月葬父于該處。何紹基亦“方廬墓山中”，同時“授徒于山廬”，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回京復職。這期間，紹基居喪授徒，有“九子山人”之號。今見藏于私人之手的《為霽南臨顏真卿爭座位帖冊頁》[1]款題即為“霽南四兄大人正臨。弟何紹基于九子山巢”。另見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楷隸雜書冊》[2]的隸書冊頁后亦鈐有一朱文“九子山人”印。此書作于咸豐七年（丁巳1857），何氏年五十九歲。冊頁系由其親屬吳觀禮收藏并轉贈他人的，其真實性當無疑?？梢?，自紹基四十二歲以后的一個時期，他曾有“九子山人”之號，五十六歲后始號“猿叟”、“蝯叟”。前述何氏五十九歲書《楷隸雜書冊》仍然用過“九子山人”朱文印，可見，自五十六歲改“猿叟”號后，雖然作為書時他已不署“九子山人”之號，但他對父親的懷念仍在，因此“九子山人”之印還是偶然使用的。不過，如果作品系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而出現(xiàn)“九子山人”印款的，則必偽無疑。
三、關于“南北書派論”的態(tài)度
乃師阮元的“南北書派論”說對何紹基的書法觀念形成有一定影響，世人也多把何氏作為碑派書家看待。但是實際上，何紹基雖重北碑，卻還能客觀地看待南帖，未走極端。他確實有過“早窺古意薄羲獻”的觀點，不過他仍肯定“山陰”（王羲之）實兼南北派書法之全”（《跋宋刻十七帖》）而王書“《曹娥》、《黃庭》則力足以兼北派”。他之不尚王書，是因為“右軍書派自大令已失真?zhèn)鳌保ā额}智師千文》），“山陰真面目無處尋覓”（《跋文氏停云館刻晉唐小楷》），“知山陰棐幾，本與蔡（邕）、崔（瑗）（均北派）通氣，被后人模仿，漸漸失真”（《跋國學蘭亭舊拓本》）的緣故?？梢?，其一，他認為大王書本來就是兼合南北的，這體現(xiàn)了他在書分南北論上的不徹底態(tài)度。其二，他之輕視南帖是因為后世已不再南派真貌使然。此外，他對南派也確實時有微辭。“書本家有南北兩派，如說經有西東京，論學有洛蜀黨，談禪有南北宗，非可強合也。右軍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黃庭》，則力足以兼北派，但絕無碑版巨跡，抑亦望中原而卻步耳。”（《跋汪鑒齋藏虞恭公溫公碑舊拓本》）從帖派書法的不能為巨作立論，亦能體會出猿叟尚氣勢重風骨的一貫的書法態(tài)度。
四、紹基的個性
《清人文集別錄》說他“胸次高曠渾穆”。《清史列傳》謂“性卓犖，豪于飲”?！掇热藗鳌酚涊d他“平生好游山水，以棋局相隨”。《清代七百名人傳》謂其“性坦率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面斥之，人咸親其和而憚其峻焉”。可見，他性情坦率，為人真誠，不過也有狷介不俗的時候：“道州產荷花，何每攜其種分贈友人。或報之金，則怒，某太守饋白銀二百，惠泉水一甕，何乃受水而返銀?！保ā肚灏揞愨n》）
世人只知何紹基書名重于世，其實他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述：“其平生治經專謹之致，令人傾慕。世徒重其書法，為有清第一。而不知其博極群書，學有本原。書法特其余事耳。”與何家有姻親的楊鈞在《草堂之靈》中有《紀蝯》篇稱：“貞翁少時，跅馳不羈。”如此符合事實，則知何氏確實是一個少時即是縱方自適的人，大概這與“性卓犖”，“胸次高曠渾穆”自有一脈相通處。難怪其行草被楊守敬譽為“天花亂墜”，此又足證“書如其人”之不謬。
五、《庚午五月城南書院書軸》系偽作
今藏重慶市博物館的何紹基《庚午五月城南書院書軸》[3]顯然是靠不住的一件偽作。
首先，疑點即在于所書詩。何紹基的《東洲草堂詩鈔》于同治六年（1876）他六十九歲時有家刻本，后又見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手定底稿本，即今日所見的《詩鈔》、《文鈔》本均補有“庚午至壬申（續(xù)刻）”部分，這說明：現(xiàn)行諸本均將已巳（1869，同治八年）以后至壬申（1872，同治十一年）這四年間及同治六年（1867）家刻本未刻入的何作詩詞補入了。既然是由家人及門生補刻所遺之作，獨遺此首的可能性不大。考何氏《詩鈔》、《文鈔》逐年詩文之作皆極全備而詳，況此作題款明署“庚午夏五月書于城南書院”，這樣的作品遺漏的可能性太小了。為此，不能不疑。
再者，該作“庚”字之寫為“庚”，從猿叟的習慣寫法上看，非常意外而顯迥異他作。何氏傳世之作，雖前后風格變化較大，但結字法卻多相沿成習（此大概是今人所謂的潛在意識作用），對照何書早晚期所作的相同字，不難發(fā)見其結字與筆勢的一貫之處。另外，何氏自五十六歲號“猿叟”后，極少再署“道州何紹基”款式。偶署如上款式，多為所贈者為重要人物，而此作既無上款，也不是正式送給什么必須鄭重以待的人，何必如此端肅地題署這種款式？此與大量的何氏傳世晚期作品不合。今見何氏大量可信的晚期作品多署“猿叟”或“蝯叟何紹基”，最多只是“何紹基”款式?？蓞⒁娖鋾谕甑目尚抛髌啡纭稙槎▽O書七絕詩軸》[4]之“何紹基揮汗”——其“庚”字寫法作“庚”而非“庚”，（同年另件《題潘玉泉竟甯雁足燈拓本詩冊》[5]作品之“庚”字亦為“庚”而非“庚”）；同年所作之《考<周禮>語四屏》[6]款署為“蝯叟書，年七十有二”；書于翌年的《為笙漁臨<漢復民租碑>軸》[7]之款署為“蝯叟”等，皆可旁證其晚年署款習慣以及個別字的慣常寫法。在同年作品里，一個人的書寫特別是款署樣式，就七十二歲的風燭殘年老人而言是不太可能“跳躍”多變如此的。不僅如此，此作之許多字法都令人疑竇叢生。如第一行第四字（疑為“卻”字，但筆勢不合）；第三行第四字“聲”字之“殳”部寫法一反常態(tài)；第四行第五字“銀”字之“艮”部收筆之做作與不能與下邊的“潢”字相貫氣；第五行第二字“臺”字之結字絕非猿叟風格；第六行第一字“第”、第二字“幾”（？？此字應為繁體字）字之左撇筆的異常忸怩作態(tài)而暴露出作偽者的摹仿與生硬之弊。這些結字法與表現(xiàn)出來的筆勢，遠與何氏晚年回腕高懸的特殊執(zhí)使運筆法所呈現(xiàn)的筆勢形態(tài)大異其趣，明眼人一看便破的?？梢?，此作之作偽者之署款之所以鄭重如是——不僅署年月，又且署地點，更署“道州”字樣，目的無非在于力圖讓人信其真罷了?？梢詳嘌裕俗鱾握咚揽炕蛩煜さ暮问献髌肥瞧洹爸心曛啤?，因而整幅作品的用筆、結字與風格更接近于其中壯年風格，而與其晚年風格（如《為定孫書七絕詩軸》、《為笙漁書<石天語》軸》[8]等作品）差距殊遠。值得重視的是，前述《題潘玉泉競甯雁足燈拓本詩冊》系何氏是年“四月八日”所書，如此作確實系何氏書于是年“夏五月”的話，兩作所書時間最多不足一個月左右，豈能風格相異如是，又同一“庚”字寫法竟異寫如是？由如上之疑其“真”則不難轉為令人益信其“偽”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從何氏《詩鈔》、《文鈔》及有關資料中知道，猿叟自庚午（1870）年春至吳門（今蘇州市）后，除曾到過揚州、浙江、皖中、鎮(zhèn)江外，并未曾再度返湘（長沙），以至有“同人多游湘去而老病不得出，可笑可笑”之自怨自艾語，何故又有“庚午夏五月書于城南書院”之舉？想是作偽者只大概知道何氏晚年回湘主持長沙城南書院，而不詳其具體在湘離湘時間之故。據(jù)現(xiàn)有資料知道，自庚午（1870，同治九年）春至癸酉（1873，同治十二年），何氏寓居吳門，中間曾有庚午年至揚州書局?？笞帧妒涀⑹琛分獬?，再就是辛未年，（1871）之主持蘇、揚二州書局。何氏庚午年末曾回湘的證據(jù)可舉《得湘中書，知念侄于閏十月四日完姻，并裕孫吉期，孫亦將合巹，喜成四首》詩句為例：“長沙暫別忽經年”。考此詩作于庚午年“閏十月四日”之后，可見至少從庚午（1870）年十一月左右往前推一年則為己巳（1869，同治八年）的十一月間為“經年”，此一年間他與“長沙暫別”，根本沒有再返湘，也就不可能再于“城南書院”作此書了。我以為上述這些分析與力爭，是不難有力地證這件作品之為偽何作的。
六、何氏書法淵源的探討
何紹基曾在《猿叟自評》中自述：“余學書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余學書從篆分入手，故于北碑無不習，而南人簡札一派不甚留意。”其門生林昌彝也承師說：“是蓋得力于北魏人筆法者，于唐人喜李北海、顏魯公二家，嘗教人學書，先從《和尚碑》、《道因碑》二家入手，而后歸宿于顏，或歸宿于李?！保ā逗Ｌ烨偎间洝罚┛墒牵肚迨犯濉穭t謂其：“初學顏真卿，遍臨漢、魏各碑至百十過，運肘斂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薄肚迨妨袀鳌芬嘣疲骸皶敼遥葹槭浪鶎?。”似乎在何氏書法的早年所習問題上較為混亂模糊。他自謂：“學書四十余年，溯源篆分?！被蛑^“從篆分入手”。而近人馬宗藿又說：“道州早歲楷書宗蘭臺《道因碑》、行書宗《爭座位帖》、《裴將軍詩》，駿發(fā)雄強，微少涵渟；中年極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沉著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漢石，無不臨模，融入行楷，乃自成家?！保ā稌衷彖b》）究竟其書法淵源如何？
我以為，何紹基書法入手是習顏體的。他曾說自己“平生于顏書手鉤《忠義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侄文》、《大字麻姑仙壇記》、《李玄靖碑》[9]”，且“余少年亦習摹勒，彼時習平原書，所鉤勒即盡與平原近”[10]。甚至“憶余少壯時，喜臨《座位帖》；廷對策亦以顏法書之”[11]?？己问鲜藲q那年（丙子，1816，嘉慶二十一年）隨父居京曾“應京兆試取謄錄”[12]，又于二十八歲（1826，道光六年）那年“自京回湘應試，補諸生”[13]，三十歲（1828，道光八年）“補廩膳生”[14]，三十三歲（1831，道光十一年）“回湘參加鄉(xiāng)試；以優(yōu)行貢成均，取優(yōu)貢生”[15]，直到三十八歲（1836，道光十六年）那年四月在京“參加殿試。廷對策為長文襄、阮文達兩相國所激賞，已置大魁（一甲第一名），因語疵抑落二甲第八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成進士”[16]為止，他是在三十八歲時參加“廷對策”的。可見，他三十八歲已經在“廷對策”時“以顏法書之”，如不是在青少年時期即臨習顏字、用功摹勒的話，顯然是不可想象的。這主要來自于家學。其父何凌漢（1772-1840）是一位頗受皇帝愛重的大儒，篤信程朱理學，“急遽時作字，必裁判正坐而后書”，“家范嚴肅稱于時”[17]，且“公書法重海內，朝鮮琉球貢使索書，應之不倦。[18]”何凌漢是師法端嚴的歐、顏二體的，這也就直接影響了少時即隨侍從學于父側的何紹基。顯然，少時習顏的何氏，為什么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說自己“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或“從篆分入手”呢？究詰起來，原因在于他曾在二十七歲侍父山東時意外獲藏了天下孤拓《張黑女志》[19]。這一北朝名碑幾乎陪伴他一生，甚至外出時也帶在身邊，屢屢臨習研悟，這即是所謂“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的最實在的依據(jù)。這說明，何氏在早年習顏的同時，一直也在通過《張黑女志》而透悟“北魏人筆法”的。我因此始終不敢茍同書畫藝術研究中的“線性思維”，許多情況下，人們習藝的歷程都會呈交叉狀態(tài)，這一點古今概然。那么，馬宗藿的所謂“道州早歲楷書宗蘭臺《道因碑》、行書宗《爭座位帖》、《裴將軍詩》”之語，委實是籠統(tǒng)語，他是把何氏的早年學顏（當然一生也未改變）與中年學歐統(tǒng)統(tǒng)視為之“早歲”了?？己谓B基始臨歐陽通《道因法師碑》是在四十九歲時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冬天[20]。他在《致李仲云函》中寫道：“從未臨《道因碑》，冬間忽發(fā)此興，每日晨起臨十紙，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矣，真消寒妙法也！[21]”實在說來，近知天命之年，也就算不得什么“早歲”了。其實，何紹基書法是筑基于顏體，而同時也參悟于《張黑女志》的，至少在四十九歲以前大致如此。真正涉獵于歐陽父子書法至早也早不過四十九歲的，這就是所謂“初從顏清臣問津”[22]。
但是，“溯源篆分”又如何解釋？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于：人們多數(shù)情形是把“溯源”理解成了一個時間概念——以為何氏是在早年“從篆分入手”的。嚴格說來，所謂“溯源”是指一種學書的方法論或一種學書的觀念。他“年六十，在濟南濼源書院，始專習八分書。東京諸碑，次第臨習，自立課程。庚申歸湘，主講城南，隸課仍無間斷”（何維樸語）語出長孫，當為可信。這表明，他的書學觀念是要在最終“溯源篆隸”，而并不見得忒指“始學于篆隸”的意思。至于他自述“從篆分入手”也不無道理，一則是很有可能在青少年時期在學顏體、習《張黑》的同時，也曾涉獵于篆隸書法；二則是他早年隨阮元等師治《說文》、習小學時，曾用功于篆書過，至少是對古文字很熟諳，因有此語。他的篆書作品中便含有小篆的意味。只不過，在他的青年、中年的好長一個時期里，他沒有把功夫和心思放在篆隸體勢上罷了。他是在“年六十”以后的晚年才“著力更著”于篆隸而已?？偫ǘ摚对驰抛栽u》的矛盾以及后人的一些模糊之論，是把他書學觀念的最后確認與學書的程序表打亂在一起并以為是自述“源流”的。顯然，他在中年時期，主攻楷行草書體而且取得成就，個人風格確立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也就因此而不再把主要精力用心于此，而是開始了晚年的專攻篆隸之舉——這才是“溯源篆無無隸”的真意所在。至于馬宗藿說的“晚喜分篆，周金漢石，無不臨模，融入行楷，乃自成家”自是事實，不過，何氏的書名并不是在“晚喜分篆”以后“融入行楷”才“乃自成家”的，他在中年時期早就書名很大了。這種說法旨在證明他“晚喜分篆”后的行楷書又進入了新階段而有了新風貌罷了。何紹基“自喜中年之制”[23]，可見他對自己中年的行草書很滿意，他未必滿意自己將篆隸筆意“融入行楷”的萬年行草書。因此，其子慶涵述其“溯源篆分，下逮率更父子、魯公、北海、東坡，神明眾法，自成一體”[24]是從其結果與主張而言，并不是一個學書的時序進程表。識者當明察。
七、《張黑女志》書法的作用所在
道光五年（1825），何紹基時年二十七歲，時其父何凌漢為山東學政兼通政司副史，紹基與兩弟隨侍濟南，并經常侍父視學蓬萊、諸城等地。是年春，紹基于濟南廠肆得奚林和尚所藏天下孤本《魏張黑女墓志》及《漢石門頌》拓本?！稄埡谂尽吩Q《魏故南陽張玄墓志銘》，簡稱《張玄墓志》，因避清康熙帝玄燁諱，故改。此拓今藏上海博物館，何自得此拓本后屢屢題跋之。他曾在幾通跋文中稱：“余自得此碑后。旋觀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復入都旋楚，戊子冬復入都，往返二萬余里，是本無日不在篋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賞，所獲多矣（？？一個字）?！鞍魑蹋ㄊ莱迹┲畬懕北?，蓋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書名甚重，于江南從學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橫平豎直繩之，知其于北碑未為得髓也。”“余既性嗜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購藏亦富?；秩肟?，遂爾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臨習，必回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及半，汗浹衣襦矣。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此費力，直是腕力筆鋒，天生自然。我從一二千年后策駑駘以躡騏驥，雖十駕為徒勞爾。然不能自己矣。丁巳初冬。[25]”
由上引可見何對《張黑女志》之推重與所用的功夫。但是，世論多認為何氏臨古人“無一形似”。與何家有親姻關系的楊鈞就曾批評紹基：“何蝯叟以橫平豎直四字繩包慎伯，而知包于北碑未為得髓；余以直起直落四字繩蝯叟，乃知何于北碑亦未為得髓也。[26]”批評得可謂嚴厲。
事實上的何書，由于所見到的傳世之作中頗少其臨北碑的作品，只能從其楷、行、草書中發(fā)見消息。我們確實覺得何氏的楷行書中均有一種個人的點畫特征，字勢呈斜行狀。對此，《草堂之靈》有段記問：“門人問曰：‘蝯叟之書莫不左向斜行，其理安在？’答曰：‘蝯叟執(zhí)筆，純用側腕，手腕之狀，正似鉤形，上下推移，自感不便，汝試以側腕書之，行之首字必在右方，行之末字，必在左角，一定之勢也’。[27]”這就是說，何氏作品的筆畫特征，與他的特殊的“回腕高懸”的執(zhí)筆法有關，因而寫出了帶有個人習氣的生拙的點畫，人們的褒貶也圍繞于此展開。實際上，于書家本人，他是已經有自知之明的。所謂“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此費力，直是腕力筆鋒，天生自然。我從一二千年后策駑駘以躡騏驥，雖十駕為徒勞爾。然不能自己矣”可為明證。何氏此跋作于咸豐七年（1857），時已是五十九歲的晚年了，一切都已定型化了。旋一年后，即在山東濼源書院開始了他的“晚喜篆分”的又一次書法變革而放下了對楷行書的研習。他承認自己是以“駑駘”（劣馬）而追步“騏驥”（駿馬），雖“徒勞”而“不能自己”，顯見其很清醒。只是在這種將錯就錯中也就形成了他個人的楷行系統(tǒng)的書法風格了。曾有人為何辯解，認為他強調的“橫平豎直”不是僅從點畫形態(tài)上去看，而是指一種內在的用筆規(guī)律與意趣。這種解釋，當然也過得去。但是，世人所一再推重其“極晚之歲，草篆分行冶為一爐，神龍變化，不可測矣”（曾熙跋何書法語）的看法，卻與何氏的個人評價有悖。楊鈞記載說：“何叟自喜中年之制，以為非晚年所能，盡量收買，自賞自嘆。[28]”還說：“蝯叟中年，已成體格，其韶秀雋逸者，晚年實不能也。[29]”參照傳世何書，確實存在著一個中年與晚年作品的明顯差別。應該說以其六十歲后的具有篆籀意的行草書與其六十歲以前的行草書相較，前者多“橫奇變化”，有生拙趣味，而后者卻更顯溫柔敦厚、靈動遒勁，如楊鈞言之有據(jù)，則何氏之所滿意正是世論之所以為不及其晚年之作者。這再次表明，關于藝術的評價與審美判斷，實在是與賞者的好惡相關。這頗合于西方現(xiàn)代的接受美學理論所闡釋的道理。
何氏“一生微尚在北碑”，他對包世臣之寫北碑是以“橫平豎直”四字為準繩去批評的，那么，他自己的作品就楷行體系而言是否就得次北碑之髓了呢？
回答這個問題，亦難亦易。難在于所謂“橫平豎直”的具體解釋。從《張黑女志》來看，甚至包括了其它如《始平公》、《楊大眼》、《刁遵墓志》等在內的許多北魏碑版書法，都有一個共同性，那即是相較于法帖墨跡的更其凸顯的置直化特征。這一特征自然與碑版書法的經過了刻手的雕鑿沖刻有關，在何氏一再感覺到二王一脈的萎靡疲弱之眼光看來，這種質樸甚至稚拙的造型特征，實在是雄強而具新鮮感的。因此，如阮元、包世臣、康有為、何紹基、趙之謙、李瑞清這些書家、論家，一經發(fā)現(xiàn)了其迥異于明清以降的帖派書法之走向館閣的衰微處，便大加譽揚，純屬理之固然。何氏雖然“山陰（王羲之）棐即麤亦窺”，但他深憾“半生未識蘭亭面”（《題奎垣欣遇卷為羅研生作》），因而便“泥古多嫌不變化”甚至批評那些“效顰容易成枯蹇”（題雨所藏><圣教序>第二本》）的所謂帖派書法之末流了。
何紹基之師《黑女》，大要在于能“師心不蹈跡”，竊以為體現(xiàn)在其書法自運中的主要是《張黑女志》的峻宕而置直的氣息，布白分間的那種櫛比鱗次的映帶的氣習，至于其具體可見的點畫形態(tài)實在是與之南轅北轍的，大不必膠柱鼓瑟。 （墨生）
注釋：
[1]參見《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之《何紹基書法評傳》插圖四?！度窞闃s寶齋出版社1994版，劉正成主編，梅墨生分卷主編。因插圖所選為何氏臨顏真卿《爭座位帖》冊頁之首頁，惜不見署款部分。
[2]可參見《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27頁。
[3]可參見《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50頁。
[4]載《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147頁。
[5]載《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146頁。
[6]載《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148，149頁。
[7]載《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151頁。
[8]載《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第152頁。
[9]《東洲草堂文鈔》之《跋重刻李北海書<法華寺碑>》。
[10]《東洲草堂文鈔》之《跋張薦山藏賈秋壑刻閣帖初拓本》。
[11]《文鈔》之《題舊臨座位帖后》。
[12][13][14][15][16]見《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之《何紹基年表》。
[17]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之《何文安公事略》。
[18]同上引。
[19]同[12]引。
[20]參見《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卷》之《何紹基年表》。
[21]《文鈔》。
[22]楊翰《息柯雜著》。
[23]楊鈞《草堂之靈》。
[24]何慶涵《先府君墓志》。
[25]《東洲草堂文鈔》卷九《跋<張黑女墓志>拓本》。
[26]楊鈞《草堂之靈》之《說法》，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297頁。
[27]同上引，第294頁。
[28]同上引，第232頁。
[29]同上引，第232頁。 何紹基行書蘇軾《天慶觀乳泉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