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種說法，即西方是民主的、自由的，東方是專制的、奴役的；西方是美好的、理想的，東方是黑暗的、罪惡的。這個說法到現在都有很多學識不精的人相信，揭穿這種說法的真面目就要靠事實和辯證的思維。而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一個源頭，在古希臘形成的東西很多都流傳到現在的西方。所以本篇我們來認識一下希臘的城邦文明和所謂的“民主開端”究竟是什么樣的制度。
談到希臘城邦，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雅典和斯巴達。在一般印象中，這是兩個截然相反的城邦，一個好戰(zhàn)威嚴，一個文明包容，其實這兩個城邦孰優(yōu)孰劣還真說不準。
斯巴達三十幾萬人口中只有8000多公民；這8000多公民應該是多利亞人的后裔，他們征服了當地居民，把他們變成了奴隸。奴隸是沒有公民權的，平時就是參加勞動，養(yǎng)活那8000多公民。而公民負責管理和保衛(wèi)城邦，他們選舉30人組成長老會議，成員只能在6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中挑選，其中包括28個長老和2個國王，但是國王沒有實權，只是率領軍隊出征打仗。
但關鍵是雅典有多少公民？只有4萬人。而雅典總人口卻為30多萬，公民只占了1/8。實際情況比這還復雜。首先奴隸沒有任何公民的權利，其次公民之中的女性也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力，男性之中還要除去未成年人，即便是留下來的這些合格的成年男性公民也不一定能參與到政治決策當中。任職者是沒有任何工資的，窮人是不愿干的，整整一年沒有收入還怎么活？結果就是愿意擔任公職的只剩下富人了，雅典其實是由富人掌權的國家。
現在西方主流話語給雅典貼上了民主政治的標簽，而給斯巴達貼上了寡頭專制的標簽，因此都在贊美雅典、貶抑斯巴達。就其本質而言，雅典和斯巴達有什么區(qū)別呢？一個是城邦的1/8（實際上根本就達不到1/8）參與政治，另一個是城邦的1/40參與，我們如果因為這個就評判孰優(yōu)孰劣，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沒錯，斯巴達有國王，而雅典沒有，但斯巴達的國王是用來打仗的，相當于將軍。雅典領兵打仗的是將軍，其他職務都是一年換一次，唯獨有將軍不換，比如伯利克里他就一直連任，這種將軍和斯巴達的“國王”其實沒有很大區(qū)別。
在伯利克里時代，雅典為了控制其他城邦，挑起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是希臘世界最慘烈的一次戰(zhàn)爭。伯利克里聲稱雅典是為了偉大的理想而戰(zhàn)，那個理想就是民主。但戰(zhàn)爭的目的其實是建立雅典帝國，要控制希臘世界的所有財富；如果民主的理想就是如此，那么至少對于其他城邦而言，他們作何感想？
后來有西方人說：雅典的制度是永恒的，一直延續(xù)到今天。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伯利克里時期的政治制度很快就結束了，斯巴達打贏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雅典投降。在這之后，希臘世界一片混亂，戰(zhàn)爭不斷，直到馬其頓南侵。馬其頓是北方的一個“專制國家”，他趁著希臘混亂舉兵南下，控制了整個希臘世界，在全希臘推行集權統(tǒng)治。而希臘的文化也通過戰(zhàn)爭擴張影響了整個地中海。
馬其頓的第二個統(tǒng)治者是亞歷山大大帝，他率領統(tǒng)一后的希臘軍隊沖向東方，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亞歷山大的東征并沒有留下任何民主的痕跡，希臘人到了東方，就完全推行專制制度。他們征服了埃及，就做了埃及的法老；他們征服了波斯，就做了波斯的國王。
雅典的民主體制很早就中斷了，但即便是在所謂的民主時期，公民大會也做出過很多荒唐的決定，比如處死蘇格拉底。其實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哲學家都不欣賞雅典那樣的直接民主制，他們主張混合政體，認為世間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君主代表國王就是權威，貴族代表精英就是理智，民主代表全體公民就是民意。這三種制度，任何一種單獨起作用都會有問題，三個加在一起最理想。但是把這三者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之間都是互相沖突的。所以，這個世界上從來都沒有理想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種體制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十全十美。其實，一種制度只要符合一個時期的發(fā)展需要，能解決這個時代的問題，那它就是好的體制。
關于歐洲文明的起源，我就講到這里為止了。這兩篇文章的內容主要來源是錢乘旦教授所著的《西方那一塊土》一書，不過由于原文內容很多且略微冗雜，我就沒有全部摘錄，而是稍作整理并且添加了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希望大家有所收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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