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雖然曾經(jīng)發(fā)生管、蔡之亂，但經(jīng)過周公東征，叛亂被平定，周人在廣大東方地區(qū)的統(tǒng)治逐漸穩(wěn)固下來.到成王和康王時期，社會和平安定，周王朝日漸強大，欣欣向榮，史稱“成康之治”。昭王時期雖然對南方楚國的軍事征伐遭到失敗，對周王朝的國力卻沒有太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是周代金文書法逐漸演化成熟的時期。在滅商之初，周人的青銅器銘文還帶有比較濃厚的商人風格，但成王之后，這種局面迅速改變，金文書法所蘊含的藝術美感被逐步發(fā)掘出來。
西周最早的金文書法作品是周武王時期的《利簋》和《天亡簋》。
《利簋》1976年出土于陜西臨漁，現(xiàn)藏于臨渡縣文化館?！独肥悄壳坝嘘P武王伐紛文物的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目前已知的時代最早的西周有銘青銅器。其銘文基本沿襲了商代金文的特點，結(jié)體縱長，點畫粗細均勻而缺少變化，但有一種豪縱之氣。
《天亡簋》又名《大登簋》、《聯(lián)簋》。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土于陜西岐山，現(xiàn)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天亡籃》制作于武王克商之后不久。“大聾’即“大禮”。銘文的內(nèi)容與武王克商有關，可以和史書記載相互參證。其銘文點畫已經(jīng)不大看得出運筆時的鋒銳，起筆和收筆都顯得有些鈍拙。點畫粗細均勻一致，字之大小參差錯雜，疏密有致，隨意而散亂，字體皆略帶傾斜，有一種天真之趣，已經(jīng)顯示出周人自己的書法藝術特色。
周成王時期的作品有《剛劫卣》、《叔德簋》、《何尊》、《禽簋》等，其書法自由隨意，風格各異，商人的影響在逐漸消退。如《何尊》，1963年出土于陜西寶雞?，F(xiàn)藏寶雞市博物館。其銘文是在去銹之后才發(fā)現(xiàn)，古拙而樸厚，結(jié)體散漫而自由。形體的大小隨著結(jié)字的不同而隨意變化，大小錯落，不拘一格，點畫也隨各字的繁簡不同或粗或細，隨意運用，卻決不破壞風格的整體性。
康王以后，帶銘文青銅器數(shù)量明顯增加，其書法已基本擺脫了商代的影響，字形大小趨于整齊，布局也更加規(guī)范，點畫的書寫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裝飾和修整痕跡，藝術審美價值逐步提高。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庚贏鹵》、《大盂鼎》等。《大盂鼎》，又稱《盂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岐山，通篇結(jié)構謹嚴，部首的搭配都經(jīng)過深思熟慮，其連接、挪讓、錯落、平衡、勻稱、疏密、輕重、曲直、俯仰等都恰到好處。筆法和線條尤其令人贊嘆。遒勁的筆力加上完美的布局，使全篇銘文深沉含蓄，凝練樸茂，渾厚圓潤，飽滿豐映，為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品之。
昭王時期，金文書法進一步走向成熟，風姿各異，水平較高。代表作品有《令簋》、《作冊令方彝》、《作冊令方尊》和《召卣》等?！读铙?，昭王十六年時作，傳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陽。銘文記載昭王伐楚，可以與史書記載相印證。布局隨意，點畫遒勁，書寫自然，結(jié)體不拘一格，天真爛漫，大方得體，自然和諧。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西周早期的金文書法仍未完全擺脫商代金文的影響，其總的風格是雄強渾厚，凝重古樸。這種風格是和西周早期的文化環(huán)境相適應的?！对娊?jīng)》中創(chuàng)作于西周前期的《周頌》諸詩也同樣凝重古樸，甚至艱深晦澀。前人論三代之文化，每謂古人尚質(zhì)，實則當時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尚處于起步階段，一切都很原始，藝術自然更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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