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31
李鴻章的外交策略
——讀史札記
外交活動是李鴻章一生事業(y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一生參預了清廷很多重大的外交活動，特別是晚年時期，清廷的一些外交活動已經到了非他莫屬的地步。
李鴻章長期躋身于晚清的外交領域，有功有過，有得有失，時人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稱之謂“一生功過在和戎”。
應該說李鴻章為了清政府的利益，確實是忠心耿耿，為了挽救大清江山，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李鴻章認為，當時中外實力相距懸殊，列強之“軍械強于我，技藝精于我”，中國無法決勝于疆場，即使“暫勝必終敗”。他甚至譏諷那些“嘩然欲戰(zhàn)”的人們不識時務，公然非議林則徐的反侵略斗爭是“逞一時之憤，幾墮全局”。他否定一切抵御外侮的戰(zhàn)爭，說“自周秦以后，馭外之法，征戰(zhàn)者，后必不繼，羈縻者，事后必久長”。由于受這種思想的支配，李鴻章的外交策略始終堅持，對列強不可輕言戰(zhàn)爭，而應以“羈縻”之策謀求“中外相安”之局，爭取并利用和平環(huán)境，變法自強。
“羈縻”，就是牽制和籠絡。李鴻章的“羈縻”之策，歸納起來，無非以下三條：
一，“柔遠”防患。
“柔遠”一詞出自《尚書.堯典》，意指安撫遠人或遠方邦國。“柔遠”防患，就是通過安撫外來入侵者，借以防患怯災，化解戰(zhàn)爭陰霾。
李鴻章認為，外國入侵中國無非是謀求利益，并非是要取代清政府，應以“議和為是”，力主“不開釁端”，和平了結。也就是說，一切爭端都應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
“柔遠”是李鴻章一貫堅持的外交方針，每遇爭端，總是千方百計避戰(zhàn)求和，實在無法回避，也是消極防御，保存實力，絕無迎頭痛擊之決心。甲午戰(zhàn)敗就是因為初則一意避戰(zhàn)求和，繼則消極防御，結果導致海陸軍均慘敗。
李鴻章的“柔遠”方略，早在其從政初期就已見端倪。1860年，李鴻章在曾國藩營中當幕僚。這年9月，英法聯(lián)軍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豐在逃往熱河途中，命令曾國藩派兵北援。曾國藩召集文武參佐討論對策，多數(shù)人主張立即派兵北援，只有李鴻章力排眾議，認為英法聯(lián)軍入侵，無非是“金帛議和，斷無他變”，危及大清江山的不是英法聯(lián)軍，而是太平軍。他主張借故拖延北援，繼續(xù)進攻太平軍。曾國藩采納了他的意見，“按兵請旨”，故意拖延，靜待時局變化，直致議和成功，無需北援。
1870年，李鴻章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就是典型的“柔遠”外交。這年六月，天津望海樓天主教育嬰堂，涉嫌拐賣幼童，天津紳民聚眾到教堂前抗議。法國領事豐大業(yè)竟然向天津知縣劉杰開槍，擊中其隨從。群眾忍無可忍，當場打死豐大業(yè)及20名洋人，救出育嬰堂的幼童，并放火燒毀多處教堂。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先是曾國藩處理，曾國藩決心“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力主拿犯、賠款、道歉。曾的舉措受到時論的指責，清廷改派李鴻章處理。李接辦后，仍按曾所擬定的方案結案：知縣劉杰革職流放黑龍江；判處所謂“兇犯”20名死刑，25名充軍流放；賠銀497千兩；派員前往法國“道歉”，表示與法“實心修好”。李鴻章主張，通過“柔遠”，防患怯災，爭取和平環(huán)境，變法自強，使國家長治久安。
李鴻章晚年時期，清廷國勢日衰，李鴻章在外交活動中更是強調屈辱求和，避免一切爭端。1900年，八國聯(lián)軍進攻中國，清廷聯(lián)合義和團對列強宣戰(zhàn)。李鴻章坐鎮(zhèn)南方，扣押朝廷宣戰(zhàn)諭旨，聯(lián)合東南數(shù)省，搞“東南互?！?，拒不參戰(zhàn)。同時，連續(xù)五次冒死電奏，應當“先清內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強調，只有堅決鎮(zhèn)壓義和團，保護使館和洋人，才能“徐圖挽回，否則大局不堪設想”。他仍然認為“聯(lián)軍不足以亡中國”，無非是割地、賠款、懲兇。剿滅義和團才是當務之急，“內亂”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內”。
李鴻章的“柔遠”方略，雖然在當時平息了紛爭，但是列強的欲望是無法滿足的，往往是得隴思蜀，得寸進尺。而且一個強盜得到了利益，另一個強盜就會接踵而至，要求“利益均沾”?！叭徇h”只能暫時化解戰(zhàn)爭陰霾，絕難長治久安?！叭徇h”所能爭取到的和平環(huán)境非常有限，而且付出的成本太高。
二，“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列強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聯(lián)合甲國來牽制乙國，或聯(lián)合甲乙等國來牽制丙國。這種策略源自我國傳統(tǒng)的合縱聯(lián)橫理論，如能運用得當，確實非常有效。
李鴻章的以夷制夷之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1）聯(lián)日御西。1870年10月2日，日本外務大臣柳原前光拜訪李鴻章，拋出誘餌，聲稱中日兩國均受西方列強欺凌，“實有同心協(xié)力的必要”。其實當時日本根本無意聯(lián)合中國抗拒西方列強。但是，一席話使李鴻章“大為心動”，萌發(fā)了聯(lián)日御西的念頭。1871年1月，李鴻章上書清廷，力陳中日立約的必要。李認為只要允許日本立約通商，就能和日本形成東方防線，以抵御西方的侵略。這年，李鴻章和日本代表經過多輪談判，終于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和《通商章程》。
李鴻章滿以為可以憑此條約和日本共同防御西方入侵中國，誰知僅三年后1874年日本就“違約稱兵”，入侵臺灣。當時日本還是貧弱小國，它敢于輕率動武，是事先得到美國指使和援助。美國人李仙得替日本參贊軍事，美國花旗公司牛也克號輪船替日軍運輸。這時，李鴻章才如夢初醒，發(fā)覺受騙上當，但為時已晚。
（2）“聯(lián)俄拒日”。日本侵臺事件，使李鴻章的聯(lián)日御西幻想徹底破滅，于是又主張采取中國傳統(tǒng)的“遠交近攻”策略，“聯(lián)俄拒日”。他認為日本弱小，俄國強大，聯(lián)俄拒日，易操勝券。1871年，俄國乘阿古柏侵擾新疆，出兵占領了伊犁。1878年，左宗棠出兵新疆，消滅了阿古柏。這年12月，清廷派崇厚和俄國就收回新疆伊犁問題進行談判，由于崇厚對伊犁地區(qū)形勢和俄國情況均茫然無知，完全聽俄方擺布。他只顧名義上收回伊犁，而不管實際有什么重大損失。結果是，收回伊犁一座城池，卻簽訂了割讓大塊土地、賠款280萬兩及通商通航等十八條款的條約，喪失了巨大權利。崇厚因此受到時論的強烈譴責，紛紛要求誅崇厚，毀條約。李鴻章為了聯(lián)俄拒日，積極建議清廷寬免崇厚，批準崇約，和平了結中俄爭端。他說：“崇厚所訂俄約，行之雖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極”。主張“稍讓于俄”，“借俄以懾倭”。
（3）恃俄制日。朝鮮“甲申事變”后十年間，日本和歐美列強對朝鮮的爭奪日趨復雜和激烈，日本的武力派主張盡快與中國一戰(zhàn)，奪取朝鮮，李鴻章又產生了恃俄制日的幻想。1894年的甲午之戰(zhàn)中，李鴻章消極避戰(zhàn)，企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實行恃俄制日之策，他懇請俄公使致電日本“勸日本與我約期同時撤兵”。直到清軍在牙山告急，俄公使通知李鴻章俄國“未便用兵力強勒日人”，李鴻章大驚，仍求俄人力勸日本。在這場戰(zhàn)爭中，李鴻章“始則假俄人為鉗制，繼則恃英人調?！币徽`再誤，坐失戰(zhàn)機，導致陸海軍均慘敗，“一生事業(yè)掃地無余”。
甲午戰(zhàn)敗后，李鴻章繼續(xù)聯(lián)俄制日。出訪歐美時，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使俄國在中俄共同防敵的幌子下，不僅騙取了中國東北建筑過境鐵路的特權，而且為其海陸軍入侵中國領土開了方便之門。據說在中俄談判中，李鴻章接受了俄國200萬盧布的賄賂。李鴻章真心聯(lián)俄，結果卻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
三，論“理”論“勢”。
所謂“理”是指是非曲直，所謂“勢”是指力量強弱。他明知列強們是論勢不論理，他仍把論理放在首位，用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忠信篤敬”四字方針進行說教，企圖以理折之。這種方略，實際是一種與虎謀皮式的道德說教，最終只能屈服于勢，李鴻章還要自我安慰地說：“彼雖無禮在先，我未便失禮在后，姑且忍氣耐煩，實為保全和局”。
李鴻章在中英馬嘉理案交涉中，就是典型的理敗于勢的外交活動。
1874年，英國軍官柏郎率200余人的探路隊進入中國云南，引起中國邊境居民的極大疑慮。2月21日，探路隊翻譯馬嘉理在中國邊境被殺。這本來是英入侵云南所引起的，但英國借題發(fā)揮，利用這一事件對中國進行訛詐，以攫取更大的侵華利益。英使威妥瑪以撤使、絕交、用兵相威脅，甚至對李鴻章大吼：“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象一個小孩子，活到十幾歲，倒變成一歲了。非換總署幾個人不可?！崩铠櫿卤凰募嵅黄街畾鈩輫樀沽?，主張委曲求全，和平了結，避免戰(zhàn)爭。清廷同意了李鴻章的建議。1876年，李鴻章和威妥瑪在煙臺簽訂了《煙臺條約》，基本上同意了威妥瑪?shù)娜恳蟆?nbsp;
綜觀以上三策，“柔遠”防患，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叭徇h”不僅不能防患怯災，而且往往養(yǎng)虎為患，使強盜的胃口越來越大，同時誘使尚未入侵的列強覺得到中國來謀利很容易，從而爭先恐后地猛撲過來，要求“利益均沾”。
“以夷制夷”，如能運用得當，確實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李鴻章的以夷制夷之策，有得有失，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短暫的和平環(huán)境，借款等均是所得，但是得少失多，得不償失。
論“理”論“勢”，需看對象，論理如果不看對象，與強盜論理，無疑是與虎謀皮，癡人說夢。各國列強從來是論勢不論理，只用槍炮說話，推行強權政治，中國要想“以筆舌勝之”，簡直是癡心妄想，結果只能是以論理始，以論勢終，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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