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大憲章》和英國議會制度的形成
諾曼征服之初，諾曼王朝在政治、軍事和財政上都曾居于優(yōu)勢，但威廉死后，特別是其子亨利一世死后，諾曼王朝陷入長達20年的內戰(zhàn)，王權受到削弱。
1154年，威廉一世的孫女瑪提爾達的兒子——法國安茹伯爵亨利繼承英國王位，史稱亨利二世(1154—1189年)，開始了英國史上的安茹王朝(1154—1399年)，或稱金雀花王朝(得名于杰弗利所喜歡戴的金雀花)。
亨利當政時期，實行改革，重振王權。政治上，他整頓中央行政機構，恢復諾曼王朝的御前貴族會議，作為國王的咨詢機構。他重建國王宮廷和財政部，設置樞密大臣和財政大臣等官職。軍事上，允許一部分騎士繳納“盾牌錢”后免服兵役，這部分錢則用來雇傭騎士服役，自由民必須按財產(chǎn)狀況自備裝備為國王服軍役。亨利二世也在司法上擴大了王權。他任用一批法律專家，參照羅馬法律、法國(諾曼底)法律和英國各地的習慣法，統(tǒng)一英國法律，并將亨利一世時期的巡回法官改成巡回法庭。巡回法庭按期巡游各地，接受民間訴訟，加強中央的司法權和對地方的控制。審判方式上則采用陪審團制度和宣誓作證法代替原始落后的“神命裁判法” 和決斗。這樣就削弱了領主法庭的傳統(tǒng)影響，而國王法庭對騎士、市民和自由農民的保護則提高了國王的威望。
亨利二世的一系列改革大大強化了王權，但在“獅心王”理查(1189—1199年在位)和無地王約翰(1199—1216年在位)統(tǒng)治時期，英國王權卻有所弱化?！蔼{心王”理查殘暴無道，而且長年征戰(zhàn)在外，毫無建樹。無地王約翰則喪失了英國在法國的大部分領地，從而加劇了國內的不滿情緒。他任意沒收附庸的領地，干涉領主法庭的審判權力，激起大封建主的憤怒。為籌措對法作戰(zhàn)軍費，他加征額外捐稅，兵役免除稅從1154到1199年間增加11倍，而到 1216年又增加了11倍，使過去一向支持國王的騎士和市民倒向諸侯。教會也因國王干涉其選舉、增加稅收而站在諸侯一邊。在對法作戰(zhàn)上，無地王約翰也是連遭敗績。
1213年8月25日，在圣保羅教堂召開的貴族會議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芬·朗頓宣讀了亨利一世加冕時頒布的緩和教俗矛盾的《特權令》。1214 年，北方貴族拒絕交付約翰王勒索的兵役免除稅。1215年初，他們在斯坦福集會，并向倫敦武裝進軍。教會、小封建主和市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各階層的聯(lián)合行動壓力下，約翰王同意在蘭尼米德草地舉行會談。1215年6月中旬，約翰王被迫在朗頓和貴族們擬定的“自由大憲章”上簽字。
大憲章是一個典型的封建法律文獻，全文共63條，旨在限制王權，保障教俗封建主的特權不受侵犯。大憲章宣稱，英國教會享有自由，其權利不受干擾，其自由不受侵犯。不經(jīng)大貴族會議同意，國王不得向領主征派賦稅。國王承認教會的選舉自由，對自由人不得任意逮捕、監(jiān)禁和放逐。
大憲章的簽訂，表明各階層的聯(lián)合行動成為當時政治斗爭的一種新形式，為英國議會君主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和重要經(jīng)驗。大憲章表明，在反對封建暴政的斗爭中，騎士和市民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如果說亨利二世時期是英國封建習慣法形成的開端，那么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大憲章的基本原則——法律至上和保障人權則逐漸被承認為英國立憲政治的基礎，仍有某些積極意義。
“自由大憲章”雖然多少調整了封建等級之間的關系，但是沒有根本解決英王與封建領主之間的矛盾。1258年，以西蒙·德·孟福(約1206—1265 年)為首的貴族發(fā)動兵變，迫使英王亨利三世簽訂了《牛津條例》，要求國王按照習慣及與重臣協(xié)商的原則治理國家。由國王的12名宮廷會議成員和15名諸侯代表組成的聯(lián)席會議在牛津舉行，共商國是。牛津會議把一切權力交給了少數(shù)貴族，實際實行貴族寡頭統(tǒng)治。
與約翰王無意遵守大憲章一樣，亨利三世也于1262年取消《牛津條例》，導致貴族公開叛亂。不久貴族們獲勝。1265年1月，在倫敦召開了英國史上的首次議會，除5名伯爵、18名男爵與會外，還有每郡兩名騎士代表和每個大城市兩名市民代表參加會議。一般認為，它是英國議會制的開端，是議會君主制形成的標志。亨利三世之子愛德華一世(1272—1307年)登位后發(fā)動對威爾士、蘇格蘭和法國的戰(zhàn)爭。為籌措戰(zhàn)爭費用，1295年召開由各封建等級共同參加的議會，人員組成與1265年的議會相同，由于以后歷屆議會的召開均以此為典范，所以人稱1295年的議會為“模范議會”，它標志著英國等級君主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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