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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顧永新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26日 11版）
??皮錫瑞《經學歷史》將西漢元、成帝以降直至東漢劃為經學極盛時代。清人倡明“漢學”實為東漢古文經學，確與西漢今文經學不同。雖然東漢立于學官者仍為今文經學，但古文經學勃興，經過從西漢后期到東漢的反復博弈，至三國之際古文經學已經無可動搖地占據了主導地位。下面，我們以問題為綱，簡要介紹一下東漢經學。
博士制度與熹平、正始石經
??經學的真正發(fā)展是從漢武帝開始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置立五經博士，確立了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并且成為此后傳統(tǒng)社會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統(tǒng)治思想。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崩壞。及光武中興，雅好經術，四方學士如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wèi)宏等云會京師，于是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后漢書·儒林列傳序》），這就是今文十四博士。嗣后又立《春秋左氏傳》《穀梁》博士，未幾而罷。自是訖漢末，無所增損。光和三年（180），靈帝“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后漢書·孝靈帝紀》）。這應該是針對已立于學官的五經博士而言，比如有官無人者，所立并非古文經博士。換言之，“漢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學也。古文諸經，終漢之世未得立于學官”。
??漢末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今文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至曹魏黃初之際，復立太學博士，所立諸經，“已非漢代之今文學，而為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古文學矣”，于是古文經始立于學官，“而漢家四百年學官，今文之統(tǒng)已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王國維先生推定魏十九博士分別是《易》鄭氏、王氏，《書》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其中除《禮記》《公》《穀》三家為今學，余皆古學。由是知西漢今文學皆廢于此數(shù)十年間，“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于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可異也”。蜀漢與吳亦置博士，雖員數(shù)無考，而風尚略同。（以上《漢魏博士考》）
??與經學的巨變相適應，漢末和曹魏分別有石經刊立。熹平石經雕鐫的緣起是經學章句漸疏，經書輾轉傳寫，文字多有舛誤，亟須官方的統(tǒng)一標準文本。首倡者為宦者李巡，蔡邕董其事，校定經書文字，躬自書丹。其事始于熹平四年（175），訖于光和六年（183）。這是儒家經典的第一次刻石，于蘭臺漆書之外有了公開、標準的經書文本，影響深遠。據馬衡先生考證，所立七經分別是《易》主京氏，《書》主歐陽氏，《詩》為《魯詩》，《儀禮》為大戴傳本，《春秋》經為《公羊》家傳本，《公羊傳》為嚴氏本，《論語》為《魯論》，均為今文經，字體是一體（字）即隸書。（以上《漢石經概述》）
??魏正始中，古文諸經已盡立于學官。因為“當時學官所立者既為古學，而太學舊立石經，猶是漢代今文之學，故刊古文經傳以補之”（王國維《魏石經考》）。所立皆為古文經，經目是《（古文）尚書》《春秋》經及《左傳》部分（王先生說；馬衡先生《魏石經概述》以為《左傳》系試刻），字體是三體（字）即古文、篆書、隸書。漢魏石經刊立后一直作為歷代朝廷正定經書文本的圭臬，至隋唐秘府猶有拓本存藏，唐代秘書省“正定文字”和國子監(jiān)書學博士的專業(yè)都有石經。因為漢、魏石經雕鐫時間接近，又分別放置在太學講堂東西兩側，加之后世幾次遷移也是一起進行的，所以六朝以降多有不辨漢、魏和一體、三體，而將二者混同者。
今、古文經學與白虎觀會議
??今、古文經學之爭，是經學史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今、古文之所由分，其先由于書寫文字之異，后來演變成經學派別乃至政治斗爭。今、古文經學的主要爭端體現(xiàn)在《書》之今、古文，《詩》之今文魯、齊、韓三家與古文《毛詩》，《春秋》之今文《公》《穀》二傳與古文《左傳》，《禮》之今文十七篇與《逸禮》及百三十一篇《記》，以及《孝經》今、古文，《論語》之今文《魯論》《齊論》與古文《古論》。
??西漢平帝時，王莽執(zhí)政，好古文，又素重劉歆，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及《樂經》一度立于學官。此外，“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漢紀·孝成皇帝紀二》）。自此古文經影響逐漸擴大并流行開來。
??東漢嗣興，雖然立于學官者皆為今文經，不過諸儒治古文經者漸多，而爭論亦日漸激烈。光武即位之初，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28）正月云臺集會討論。博士范升反對，指斥“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后漢書》本傳）。陳元主張置立，二人反復論戰(zhàn)，終立《左氏》學，不過諸儒反對的聲音依然很盛（《后漢書》陳元本傳），最后還是隨著司隸從事李封的去世而廢止。足見此時今學、古學的博弈異常激烈，即便古文經短期內得到朝廷認可，終究還是無法成為官學，畢竟今學仍然占據著主導和統(tǒng)治地位。
??章帝好古學，“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治古學的賈逵入講白虎觀、云臺，善其說。（《后漢書》賈逵本傳）李育出身今學，但又涉獵古學，以為陳元、范升“多引圖讖，不據理體”。后拜博士，“最為通儒”。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詁》。（以上《后漢書·儒林列傳下》）又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作《發(fā)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何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漢書》鄭玄本傳）由是古學遂明。不過鄭玄不主一家，許慎撰《五經異義》，多從古文說，鄭玄復作《駁五經異義》以難之。
??由于今學、古學分野既明，爭議時起，建初四年十一月，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一時名儒如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李育等，既有今學名儒，也有古學巨擘。會議的主題是“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李賢注：“今《白虎通》?！保?。八年十二月降詔“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以上《后漢書·肅宗孝章帝紀》）知其針對今學的弊端，而思有以匡正，雖未立學官，但扶持、獎進古學，已現(xiàn)端倪。
??總之，從西漢哀帝至東漢桓、靈帝，今、古學數(shù)次辯難，除《春秋左氏傳》等古文經一度立于學官外，古文經終漢之世未立學官，今學始終占據正統(tǒng)地位。雖然所立學官如是，但民間已多趨向于古學，所以東漢著名學者如鄭興、眾父子，賈逵、服虔、許慎、馬融、鄭玄等都是古文家，不過大多兼治今、古學；李育、何休專以今學名家，但也涉獵古學；至鄭玄，則集今、古學之大成。
讖緯與鄭玄以緯解經
??讖是假托神靈的預言，以讖解經而為緯。讖緯是漢代儒學宗教化的產物，比附經傳，依托孔子。（鐘肇鵬《讖緯論略》）讖緯起源于西漢后期哀、平之際。新莽以降，讖緯廣泛流行。光武應圖讖興，更加崇信讖緯，中元元年（56）“宣布圖讖于天下”（《后漢書·光武帝紀下》），運用政治和法律手段維護讖緯之學的權威性。其后“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后，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后漢書》張衡本傳），顯宗“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于是研習讖緯形成風氣。七緯為內學，五經為外學，五經之義，皆以讖決。南朝以降，讖緯之學浸微，直至隋煬帝禁毀“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以上《隋書·經籍志一》），自是日漸消亡。
??緯書中的經說皆取自今文經學，如《易》緯推繹孟、京氏，《詩》緯為《齊詩》說，《春秋》緯為《公羊》說，其中以《公羊》學對讖緯的影響最大（七緯之中《春秋》緯最多）?！敖駥W經師幾乎無勿言圖讖者。圖讖之于后漢，抑猶陰陽災變之于先漢也”（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漢博士家法考》）。反對讖緯最力者為桓譚和張衡。后至鄭玄“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遍注群經，兼通今古，集漢學之大成，“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后漢書》本傳），昭示著今、古學之爭的終結，形成了經學史上的“小統(tǒng)一時代”（《經學歷史·經學中衰時代》）。鄭玄的偉大，“是把經學成為學問的獨立”（本田成之《經學史論》第四章），已不僅僅是“利祿之道”。其學術特色之一即引緯以解經，且引經以注緯。
??皮錫瑞認為東漢經學盛于西漢，具體表現(xiàn)有二：“一則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一則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而后漢學者多兼通群經，并且著述宏富。此外，“前漢重師法，后漢重家法”，“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經學歷史·經學極盛時代》）。就其學術特色之別，“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后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在今天看來，以古學為重心的東漢經學的學術成就遠遠高于西漢，對后世的影響也更加深遠。
??（作者：顧永新，系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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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子毓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26日 11版）
??漢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漢書·武帝紀》贊語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績。細察班固所總結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內容實即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按此八字實為近人易白沙所總結（參見王文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語主再考辨》），非時人之語，因而今人對此總結是否準確亦有爭議。一些觀點認為，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并未獨尊儒家。細考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舊有對“獨尊儒術”的理解確有不盡準確之處，因而產生了這一爭議，但就整體而言，這一總結還是淵源有自，符合史實的。
??武帝即位之初，即曾進行儒術改制，承其事者，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奈何彼時武帝祖母竇太后主事，其本不好儒術，而“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又徹底得罪了竇太后，乃“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嬰、田蚡亦被廢黜。
??一些觀點將上述事件視作黃老與儒家的斗爭。按漢初無為而治，黃老之學大行其道，此固為學界之共識。然而這只是漢初的政治架構與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使得漢廷政策與黃老思想接近，黃老遂借這一社會思想潮流風行天下而已，其政治地位不宜高估。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漢廷官方從未正式將黃老抬高到指導思想的地位，除了曹參和竇太后因個人喜好而明確行黃老之道外，其余執(zhí)政者并未有獨尊黃老之行為。故而武帝此次推行儒術之失敗，實多為竇太后個人原因，隨著建元六年竇太后去世，武帝尊儒行動便得以順利推行，并未遇到政治思想上的阻力。
??竇太后去世次年即元光元年，武帝下詔求賢良對策。其中董仲舒有對策建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據說即導源于董仲舒此議，故而董仲舒此議之意義亦被分外強調。然史書并未記載武帝對此議是否中意，即便武帝因個人喜好而從此議，然而隨著時間流逝，王位傳承，權力更迭，這一建議又何能得以持續(xù)呢？
??事實上，如相關學者所指出，武帝執(zhí)政時期，雖然“推明孔氏”，卻并未“抑黜百家”。如汲黯、鄭當時、司馬談、劉德等為黃老人物，張歐、韓安國、張湯為法家，主父偃、嚴安、徐樂等為縱橫家，東方朔為雜家，對于這些人物，武帝皆予以重用。除此之外，以“多奇計”聞名，曾為晁錯仗義執(zhí)言的鄧公亦曾在建元中被擢為九卿，而“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間”?？梢娢涞塾萌舜_可謂“悉延百端之學”，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既然武帝本人用人不拘一格，為何后人卻會公認武帝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其影響后世的關鍵到底體現(xiàn)在何處呢？事實上，之所以認為武帝朝發(fā)生了這一中國思想史的大轉折，其關鍵實不在于董仲舒此議與武帝對高官近臣之拔擢使用，而在于儒學自身發(fā)展特點及其導致的教育制度與選官制度之合流。
??近代以來，儒學走下神壇，學者多將其與百家之學等量齊觀。然儒學與諸子之間，實有一根本區(qū)別：諸子乃私家之學，重在新思想之創(chuàng)造；儒學則以“述而不作”，闡釋、踐行六經自命，重在舊文化之保存。舊文化雖乏新意，然積前人之力，其內容包羅文學（《詩經》）、歷史（《尚書》《春秋》）、政治學（三《禮》）、哲學/宗教學（《易經》）等諸多方面，乃是古代學術之匯總，故其能包容興趣方向各自不同的知識分子，社會基礎遠較其他各家深厚廣泛。
??然六經作為上古學術，本為諸家所共，原非儒家之專有，《韓非子》有謂“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而《墨子》中則有《尚書》之引文：可見六經之學本非儒家之專屬——《漢書·藝文志》載劉向劉歆《七略》之目，《六藝略》尚得單列，為諸家之共主，儒家只得列于《諸子略》，此乃其本來面目。然各家以創(chuàng)新自命，自不免強調其與六經之異，而儒家以保存、傳播六經自命，日久天長，據六經之學為己有亦是自然之事，此風自漢時已然，而至后世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時儒家已與六經混同難辨。儒家既得附驥而行，則其最終凌駕于各家之上幾為必然。相反，其余各家在人數(shù)上本較儒家為少，又多以事功為業(yè)，較少投身于教育，雖可煊赫于一時，卻減少了擴大影響之途徑。況亂世人性求新，治世人性求同，隨著戰(zhàn)亂的止息，中庸思想自不免越來越成為主流。
??故雖秦朝任刑法，高帝不好儒，文帝好刑名，竇后尊黃老，然如安作璋、劉德增《漢武帝大傳》所指出，秦及漢初以來，儒生一直在博士中占據著主流。既然秦漢以來儒家在政府文化部門本居主流，則儒家之興本為自然之事。事實上，若依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的意見，秦雖焚詩書而坑方士，然其所尊實為以“性惡”、禮法為言的仲弓——荀子一派，李斯、韓非皆出此門下，究其根源實亦為儒家，唯此派以專制為天然而已。察諸始皇東巡刻石體現(xiàn)的“仁”“義”思想，夏先生所言實有其道理所在。
??此外，景帝作為武帝的父親，對其喜好態(tài)度影響亦極大。雖然文帝好刑名之言，令“學申商刑名”的晁錯為景帝的“太子舍人”，而景帝又有“天資刻薄”之名，殺堂弟吳太子、師父晁錯全族、功臣周亞夫乃至逼死親子臨江王，百無禁忌，亦頗有法家之風，然細察其喜惡，所鐘情者卻為儒家。這一點從其對轅固生的愛護中頗可窺得?！妒酚洝と辶至袀鳌份d轅固生與黃生之爭論，其言語已頗犯忌，而景帝不以為忤。之后轅固生得罪竇太后被令刺豕，景帝特地“假固利兵”，可謂關懷備至。將此與前述景帝陰刻行為相比，對比實不可不謂強烈。
??更為明顯的是景帝對衛(wèi)綰的使用，命其為太子太傅，并在在位末年命衛(wèi)綰為丞相，視為顧命之臣，“以為敦厚可相少主”。而衛(wèi)綰在建元元年的上書則云：“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逼涑鹨曅堂畬W的態(tài)度躍然紙上，實開獨尊儒術之先聲。此外，對兩漢儒學影響甚大的董仲舒亦是“孝景時為博士”。
??《史記》稱“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然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景帝朝大臣王臧、文翁、韓嬰、晁錯皆為儒家，可見景帝朝對儒者已開始悄然重用。其子劉德早在景帝前二年就被封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更有求民間經書，大興儒學之舉，其背后無疑亦當有景帝的支持（參見成祖明《內部秩序與外部戰(zhàn)略：論〈輪臺詔〉與漢帝國政策的轉向》）。
??由此看來，儒術之獨尊實有其必然的發(fā)展趨勢，而非武帝個人心血來潮。
??而儒家中庸的特性更使其在政治上有著極強的韌性，這一特點使其一旦登頂，就絕難如黃老思想那樣被取代。武帝以儒學代替黃老，由無為走向有為，而其身后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竟同樣可以用儒學批評武帝，使政策轉向休養(yǎng)生息。在不更改根本性指導思想的情況下可以實現(xiàn)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轉向，此種強大韌性絕非其余諸家所能實現(xiàn)，而其余諸家則不得不為儒學所并，這正是儒家不因帝王一時喜好而倏興倏衰，能在其后指導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儒家之基礎既已如此雄厚，其所欠者，實僅在于一個勃發(fā)的機會，改變“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的狀況而已。而自惠帝以來，承平日久，以軍功取士的流動體系幾乎停滯，朝政被功臣及其后代所把持，亟須新的選官途徑。兩種需求勃然相激，乃成武帝朝選官制度之大改革。《董仲舒?zhèn)鳌贩Q“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儒學既已居主流，又受到武帝支持，則孝廉之舉與學校之官為儒家壟斷自是必然。這些政策建議對儒學獨尊這一歷史進程的影響遠較其元光元年的賢良對策重要。然將此事全部歸功于董氏，恐是儒家后學之溢美。
??州郡舉孝廉之事，亦發(fā)生在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事發(fā)生在賢良對策之前，與董仲舒上書或無直接關系。
??從后世來看，此薦舉制的實施是選官制度上的一大改革。然此令在最初并未引起地方重視，故而在元朔元年，武帝復下詔責不舉孝廉之罪。有司議其罪云：“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p>
??大約在此之后，薦舉制才成為漢廷的重要選官制度。如前所述，自秦以來，儒家在文化部門已居主體，而在武帝支持下，文化教育部門則進一步被儒家所壟斷，假以時日，士人階層皆難脫儒家之教育體系，主流薦舉對象自亦非儒家莫屬。
??值得說明的是，這種以郡為單位舉薦人才的方式對時人的社會觀念亦產生了影響。胡寶國《〈史記〉與戰(zhàn)國文化傳統(tǒng)》曾指出，《史記》敘述人物之籍貫尚以縣為單位，是為戰(zhàn)國遺風；而《漢書》敘述人物籍貫則已以郡為單位，體現(xiàn)了時人新的區(qū)域觀念的建立，是西漢帝國對郡建設的成果。胡先生對這一變化的觀察確實到位，然這種變化實非漸變所致。如文中所敘，董仲舒、司馬遷等武帝時人尚皆以縣為籍貫，然宣帝時蕭望之竟已有“東海蕭生”之號。時間相距如此之近，而觀念懸殊如此，其間自當有突變因素。個人以為，武帝以郡為單位施行薦舉制實為影響此觀念之主因，自此以后，各郡士人在選官渠道方面形成互相關聯(lián)的利益共同體，對郡的認同感自會大幅度提升。
??至于學校之官，實見于有“不肯面折廷爭”之譏的丞相公孫弘在元朔五年之上書，其中按武帝的意旨規(guī)定“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然此上書中更為關鍵的是為博士弟子打通了選官途徑。上書中明確建議，對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上書中還對通經學的地方吏員的升遷進行了制度化建議。此令得到武帝的支持，博士弟子既廣而又得出仕，已入仕的吏員亦因利祿而鐘情六藝，儒學地位就此奠定。司馬遷稱“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實得儒學興旺之關節(jié)。
??綜上，以博士為代表的官方教育領域既已早以儒家為主，隨著教育制度和選官制度的合流，儒家的統(tǒng)治基礎就此奠定。武帝作為此制度之奠基者，在“獨尊儒術”一事中無疑占據關鍵地位。
??不過，人才教育尚需時日，且博士弟子就任之初這些職位大多是中低級位，則在武帝當時，儒家實尚未完全壟斷。而武帝擇賢不拘一格，征召、自衒鬻多管齊下，甚至有明確表示不在乎“負俗之累”以求“非常之人”的求賢之令。這樣，武帝朝高中級官員尚體現(xiàn)出如前所述“悉延百端之學”的特點，并非全系儒家。
??武帝所播之種固不因其治標之策而改變，議者惑于其在世時“悉延百端之學”所生之質疑實難成立。世易時移，日久天長，新生的一代往往已難脫儒學彀中，而后世帝王往往也無武帝式選拔人才之動力，按部就班升遷之官員更是以儒生為主。至西漢后期，朝政終于徹底進入儒生之掌控，所謂“獨尊儒術”之勢就此乃告確立。恰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p>
??（作者：安子毓，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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