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珍藏的清人江萱所繪《潞河督運圖》，生動描繪了清代漕糧在通州土壩人力搬運和石壩水陸駁運的繁榮情景。而在明代初期，沿用元代海運制度，漕糧從海上運至直沽登岸，再轉陸運至北京城，通惠河幾近荒廢。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北方戰(zhàn)事頻繁，通惠河治理不力，逐漸湮廢。明永樂元年（1403），永樂皇帝決定遷都北京。永樂四年（1406）準備恢復水運，但遲遲未能成功。永樂十年（1412），張家灣至積水潭河道通航，營建新都城的皇木、貢磚源源不斷地運抵工地。宣德七年（1432），皇城東墻東移，通惠河一段圈入城內，船只無法駛入積水潭。明正統(tǒng)年間，從通州到北京城的官糧，只能由陸路運輸。
然而，陸路運輸存在諸多弊端，如道路狹窄、路橋損壞、腳價騰貴等，迫使朝廷多次調撥兵馬修路。同時，由于通州的守衛(wèi)遠遜于京城，北方蒙古人的入侵成為通州倉儲的最大威脅。另外，運糧官兵攜私夾帶或玩忽職守，往往導致漕糧不能準時、足額運達。通州車戶的抵觸，碼頭官兵的刁難，屢禁未絕。除了漕船外，往來商船也遭到層層盤剝。正統(tǒng)年間，在張家灣一帶甚至形成了巧取豪奪、飛揚跋扈的幫派。他們盤踞于上中下碼頭，欺侮良善，詐騙財物。
鑒于由通州至北京陸路運輸存在諸多問題，明初以來一直有朝臣奏議重啟通惠河，提升運糧效率。明成化七年（1471），漕運總兵官楊茂認為，當時通惠河的水道通流，水深二尺，不用疏浚，只要以閘蓄水，令運糧衛(wèi)所根據(jù)比例，每25艘運糧船配一駁船，可依次駁運。工部、吏部等合議后，認為此議可行。于是，皇帝令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踏勘。
他們勘察后認為：若要啟用通惠河，只能放棄元代故道，尋找新的水源和渠道。當時有三處水源可用：一是昌平東南白浮泉水，二是城南三里河，三是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泉等至西湖匯集。白浮泉因自東往西逆流，經(jīng)過明皇陵（今十三陵），影響風水不可用。城南三里河因水勢洶涌，不能行船，亦不可用。最后，只能使用西山玉泉等處泉水。
明成化十一年（1475），朝廷調動軍士、民夫9萬余人，啟動通惠河大修工程，至次年十月完工，自大通橋至張家灣的河道長六十里，寬十丈。然而，由于水源“獨西湖一泉，又僅分其半”，河道易淤，未能定期疏浚，以致“雨則漲溢，旱則淺冱不逾”。再加上漕船首尾相接、無處停泊。兩年后，通惠河又被廢棄。此后50多年，漕船基本不至北京。
明嘉靖六年（1527），為節(jié)約運費，巡按御史吳仲多次上奏恢復通惠河的漕運。他認為，如果重修閘壩，使運河通漕，興國家自然之利，這是一舉兩得??！
嘉靖皇帝采納了吳仲的建議。在吳仲的主持下，重修通惠河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二月四日開工，五月二十二日告竣。為避免成化年間沒有修通多久就廢棄的狀況再次出現(xiàn)，吳仲還提出確保通惠河持續(xù)通暢的管理辦法：時修浚通運道，專委任責成效，增吏夫以專送，改閘座防水患，設駁船便運糧。
關于吳仲重修通惠河，還有一個傳說。北京和通州海拔落差很大，通州燃燈塔的塔尖和朝陽門頂門石等高，南來的漕船從通州逆水行至北京異常困難。吳仲無計可施，愁眉不展。一天，指揮施工的吳仲看到一位紫紅臉膛、須發(fā)皆白的老叟，高聲叫賣“炸——炸糕”。一連幾天，這個老叟反復喊“炸——炸糕”。吳仲甚為奇怪，為何這老叟總是吆喝兩個“炸”字呢？突然，他想到“炸”諧音“閘”，“糕”諧音“高”，“炸——炸糕”就是“一閘比一閘高”，這樣就會解決水源不足，落差太大的問題。吳仲豁然開朗，遍尋不見那位老叟，偶然間，發(fā)現(xiàn)祖廟上供的魯班畫像和老叟一模一樣——原來這是魯班下凡啊。
吳仲因地制宜連建五閘，改變通州境內通惠河走向，由通州城北自西向東流，通州北門外建通惠河石壩，東門外建北運河土壩，解決漕糧轉運問題。嘉靖七年（1528），通惠河形成著名的“五閘二壩”，即大通橋（閘）、慶豐閘、平津上閘（也稱高碑店閘）、平津下閘、普濟閘和石壩、土壩。
吳仲重修通惠河，使漕糧轉運京城更加方便快捷。盡管吳仲還在世，通州百姓為感念他的功績，為他修建了生祠——通惠祠。此后，吳仲被奉為通惠河河神。每年三月初三，通州百姓舉行隆重的開漕節(jié)祭祀河神。吳仲編纂的《通惠河志》成為記述通惠河治理情況的一部重要志書。
由于地形的關系，通惠河入北運河處一直有高差，無法直接通航。明代通惠河在注入北運河河口處形成“葫蘆頭”，作為北運河與通惠河倒船的泊船港，一直使用到清末。
19世紀土壩碼頭（通州區(qū)圖書館 供圖）
石壩碼頭在通州舊城北門外，位于通惠河和北運河交匯處，即通惠河口以南的運河西岸，在今通州石壩遺址公園一帶。石壩碼頭是接收轉運至京城內皇家糧倉和暫時存放漕糧的專用碼頭。因為碼頭全部用石材砌筑，故稱石壩碼頭?！锻ɑ莺又尽酚涊d：“其規(guī)制為高壹丈陸尺，長貳拾丈，闊壹拾壹丈。”漕糧在石壩卸載后，由人力搬上通惠河駁船，然后溯河而上，經(jīng)五閘逐級遞運，抵達北京城大通橋碼頭。
土壩是漕糧由此轉入通州倉的專用碼頭，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位于通州舊城東門外運河西岸，以木排樁擋土夯筑而成，沒有砌石，故稱土壩。嘉靖《通州志略》記載：“土壩一處，在州東城角防御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土壩碼頭的規(guī)模雖然沒有記載，但可以推斷比石壩碼頭更大。根據(jù)明制，各地輸京漕糧，四成入京倉，六成入通倉。在土壩卸載的糧食比石壩多出兩成，需要的場地自然更大。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漕運廢止，土壩和石壩停泊南來北往船只的繁忙景象成為歷史。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改造通州舊城，通惠河主航道被填塞，石壩碼頭被廢棄，土壩碼頭在修建居民區(qū)時，被填埋掩蓋。1987年，在通惠河口新建臥虎橋，橋南端附近出土大量城磚和花崗巖條石，成為石壩碼頭的歷史見證。
如今，五閘中只有平津上閘的輪廓依稀可見，而土壩、石壩碼頭早已蕩然無存。2012年，北京市把石壩碼頭遺址列為大運河文物保護單位，在原址修建了石壩碼頭遺址公園；2013年，平津上閘作為大運河沿線重要文物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五閘二壩為明清時期漕運事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京杭大運河北端漕運的重要標志。
文章引自：《北京大運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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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孔燕松
初審：王 璐 章亦民
核審：閆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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