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人印章的興盛，印章也有表信的實用工具進入表意的文化藝術。
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所著《書史》，給出了關于書畫鑒藏印審美上的看法。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
我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經(jīng)院賜經(jīng)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于書貼。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由法，近世皆無法?！?/p>
米芾的這段論述，給出了他認為的書畫鑒賞印優(yōu)劣的標準。一是印文文字要細，且圈（這里的圈指印章的邊框）與印文文字筆畫粗細相同;另一方面與書畫有關，即不使之污損畫面。我們可以看到米芾的對于印章的審美傾向，印文要細，印邊框與印文粗細相當具有統(tǒng)一的美感。米芾的審美傾向在宋代具有代表意義，也由此可以判斷，在宋代印章的審美傾向并不是以漢印為標準的。
為什么說米芾的審美傾向具有代表意義呢，我們來了解一下人稱“米南宮”的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號海岳外史，又號襄陽漫士，湖北襄陽人。宋徽宗時，任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禮部郎官舊稱南宮舍人，所以才有了世稱米芾為“米南宮”。米芾，宋代文學家，又是書法家、畫家。家富喜收藏，精于鑒賞，其居自題曰寶晉齋。著有《寶晉英光集》、《書史》、《畫史》、《寶章待訪錄》等書。宋史入文苑傳。
書法上米芾擅長真、行、草書，并能書篆、隸。在宋拓宋裝的《紹興米帖》第九卷，全是篆書與隸書。宋人能寫篆、隸書的不多，所留更少。雖然米芾在篆、隸書上的造詣遠遠不及其在真、行、草書上的高妙。世傳米芾所用之印章皆出于其自己一手書篆、刻印。但是，當時印材用的是牙角晶玉，質(zhì)地堅硬，不易受刀，那么這一說法就有點值得懷疑了。當然鑒于米芾所留有篆書作品，那么其用印為自己書篆，沒有任何疑問，至于自己鐫刻，還是假手于匠人，是有疑問的。沙孟海先生認為觀米芾自用之印，多鐫刻粗糙，與其同時代歐陽修、蘇軾等人的印文鐫刻工細相比，大不相同。所以世傳米芾自己動刀，也有可信之處。那么我們也不做多糾結(jié)了，即使米芾是自己動手鐫刻，那么與明清之篆刻用花乳石也是不同的。
故宮所藏《蘭亭》褚模本米芾跋，一連用了“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亞之印”、“米亞”等七印。雖然不是絕后，但是是空前的，也可見米芾對篆刻藝術的喜愛較之同時期文人更甚。
究其印章，入印的文字較雜，既有古文、小篆，亦有九疊文，拙樸有余而工能不足，也是當時印材所限。如其時花乳石刻印已經(jīng)盛行，相信會大不一樣。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時，對入印文字，是沒有很多嚴苛的限制的。
對于米芾在印學史上的地位，也是有不同的觀點的，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從其在《書史》、《畫史》中論治印、用印之法中了解，米芾對印學是相當有研究的。如今我們提到印學，首先要提到元代的吾丘衍和趙孟頫，筆者并不反對，但是我們也該知道其實早在北宋，就有米芾在印學上是造詣頗深的，只是當時，印章作為書畫作品的組成部分，還不是很被重視，所以米芾沒有留下專門的論述。那么我們可以講米芾，和這一時期認為是印學的萌芽時期。
也正是因為有像米芾這樣的大書畫家對印章的喜愛，影響了很多文人的審美傾向，也讓更多的文人開始喜愛印章，才有了后世印章藝術的盛行。
米芾能篆印，是文人自己篆印的最早記載，也是印章從實用工具向文人藝術轉(zhuǎn)化的重要里程碑。米芾自己留下的文字中沒有言刻，也說明當時大多文人在篆印之后，再交于匠人制作完成。那么，哪怕是文人自己書篆印文，參與到這一印章的最初級創(chuàng)作階段，也表明文人對于印章美的認可和日漸重視。
印章作為一種藝術，自有其可以打動文人的審美作用。與米芾為忘年交的宋代文學家、書法家蘇軾的《東坡尺牘》中載有米芾一信，曰:“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翛然時也。印卻納?！?/p>
在床榻臥賞印章，感覺奇古，進而使得病亦痊愈，雖然有些夸張，亦可以從中感受到米芾對印章藝術的喜愛。宋人在鑒藏、書畫、古玩、集古印譜中與印章的廣泛接觸，也是印學產(chǎn)生的契機，也是宋人對印章的審美認識促成了元代印學印論的出現(xiàn)。
米芾不是第一個喜愛印章藝術的文人，也可能不是第一個自己書篆治印的文人，也沒有提出系統(tǒng)的印學理論。但是正是像米芾這樣的大書畫家將印章帶入了藝術的殿堂。不知道是印章之美吸引了藝術家，還是藝術家令印章綻放更為璀璨的美，兼而有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