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西奇教授
從隸書入手之我見
文／滕西奇
從何處入手是學習書法必先面臨的一個問題。自從宋高宗趙構（1107——1187）在《翰墨志》中提出“書法必先學正書”之后，從楷書入手幾乎成為后人習書唯一可宗奉的準則。宋高宗耽于筆札、精于翰墨，《翰墨志》是匯集其平日論書筆札而成，頗多精要論述?？瑫?，特別是唐楷，法度嚴謹，各種技法都臻于完備，因此，從楷書入手確為經(jīng)驗之談。
我這里要說的是：從隸書入手，把隸書作為主攻方向，也是學習書法的絕好的途徑。
趙構 《翰墨志》
一、隸書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今天，我們用科學的觀點去審視，便不難發(fā)現(xiàn)，要真正學好楷書，還需要追根溯源，探頤楷書的嬗變規(guī)律，不得不涉及和探究篆書和隸書。篆書和隸書都屬于母體字，楷書、行書、草書皆由它們孳乳而出，他們是書法藝術的源頭。翻開中國書法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古洎今，書法大家?guī)缀鯚o一不是沾渥篆隸而成就其名的。清代傅山（青主）說：“不知篆籀從來，要講字學、書法，皆寐也?！薄翱瑫恢`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書?！笨墒?，學習篆書要過文字關，要在識字上花費大量時間，這是我們現(xiàn)代多數(shù)人不容易做到的。而隸書不需要在識字上花費大量功夫，它源于篆書，由篆書嬗變而來，用筆上與篆書一脈相承，同時，在筆法上又有楷書的發(fā)端形態(tài)，從隸書入手，既可以學到篆書中鋒用筆、藏頭護尾的基本筆法，又可以通曉楷書，以至于行書和草書的寫法。向前可以追溯到篆籀，往后可以延伸到楷、行、草，其承上啟下的作用獨一無二。著名書法家魏啟后先生對漢碑隸書，特別是漢簡，有深入的研究，據(jù)他自己說：學習隸書的初衷并不是想寫隸書，而是為了探索從隸書到楷書的演變過程，從源頭上學習和研究魏晉楷書。所以，他筆下的楷書具有早期楷書的形態(tài)，在當代獨樹一幟，他把這種書體稱作“古真書”，這條學書之道給我們很大啟示，很值得我們?nèi)ニ妓骱吞接憽?/p>
魏啟后 隸書“種竹”“栽松”聯(lián)
館閣體盛行之后，許多人對趙構的話在理解上有很大的片面性。一是只知“必先學正書”，不知“兼學行草”；二是把“必先學正書”強調(diào)到絕對化程度，甚至認為“寫不好楷書就學不好書法”，“不先寫好楷書就不能寫行草”等等。須知，趙構在提出“必先學正書”的同時，還提出“兼學行草”“蓋二法不得不兼有”。對這一點歐陽修說得更明白：“單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shù)妹?。”此話擲地有聲，極富真知灼見。實踐證明，各種書體之間具有相融相成、互補相發(fā)的關系，“單打一”地寫楷書，往往陷于俗格而抱恨。至于“寫不好楷書就學不好書法”，更是缺乏起碼的常識。稍有書法常識的人都知道，楷書產(chǎn)生于東漢末期，在楷書出現(xiàn)之前，我們的先人已經(jīng)把書法寫得很好了，甲骨文，商周金文、戰(zhàn)國石鼓文、秦漢隸書、漢代章草等等，都先于楷書出現(xiàn)，而且在藝術上大放光彩，怎么能說“寫不好楷書就學不好書法”呢？真正了解書法的人還會有這樣的體會：學了隸書之后再寫行草，比學了楷書之后再寫行草，在用筆上更加直接，更加便利，不需要解散楷法，尤其在轉折、鉤挑方面，隸書與行草在寫法上沒有鴻溝，過渡更順暢、更自然。
二、隸書包容性強，習隸見效快
隸書是中國書法藝術長河里一顆璀璨明珠，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完善，列入博大精深的藝術門類。但是，它與楷書（特別是唐楷）相比，法度不像楷書那么嚴謹，用筆和結體比較靈活，變化豐富，毫無拘謹之累，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隨意性，只要掌握了書寫的基本要領，某些筆畫寫得略長、略短、略粗、略細，都沒太大關系。如“天”字，上面兩個平畫，哪個寫得長，哪個寫得短，全都可以；下面的撇畫和捺畫更是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隸書容易上手，便于被初學者接受，尤其適合青少年和老年朋友去接觸它，書寫它。
隸書“天”字左：《西狹頌》 右：《石門頌》
學習書法，選擇哪個書體最容易獲得成功，除師承原因之外，還與書寫者本身的性格有極其密切的關系。一般來說，資質篤誠，謹守規(guī)矩，具有踏踏實實態(tài)度和堅忍不拔的毅力的人，最適合寫篆書和楷書，而不太適合寫行書和草書。偏重于感性，性情曠放，強調(diào)情趣和心靈自由抒發(fā)的人，把行草作為主攻方向最容易出成績。著名書法家蔣維崧先生和魏啟后先生是中國當代書壇上的兩座豐碑。我曾推想：如果蔣維崧先生主攻草書，魏啟后先生主攻金文，結果如何呢？他們的成就很可能達不到現(xiàn)有的高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之然。
蔣維崧臨《作冊般甗銘》
隸書從字體上講屬于今文字，又處在古今文字分水嶺的重要位置上。隸書之前的大篆、小篆都屬于古文字，隸變使以形象化為主的古文字變?yōu)榉柣慕裎淖郑瑥碾`書開始，中國文字進入今文字時代，隸書、楷書、行書、草書都屬于今文字。正因為隸書有如此獨特的地位，所以，它適合各類性格的人去書寫、去駕馭，各類性格的人都可以與它為友，以它為體，發(fā)展自己的愛好，釋放自己的潛質，發(fā)揮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性格沉穩(wěn)的人可以把它寫得中規(guī)中矩，感情強烈的人可以把它寫得奔放多姿。
我們說隸書易于上手，見效快，絕對不能認為隸書屬于書法中的低級品種。恰恰相反，這是由它的與其他字體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優(yōu)秀品格所決定的。隸書敦厚古樸，博大精深，既莊重又灑脫，靈活多變，在書法藝術的長河里歷經(jīng)兩千多年而不衰，它可以使任何書法高手都有馳騁的余地，任意發(fā)揮其藝術天才，在書法藝術的天地里留下一席之地。
三、學習隸書更利于書法多元化的發(fā)展
隨著書法藝術的繁榮，隨著社會對審美需求的增強，書法向多層次、多元化發(fā)展成為必然的趨勢，人們對單一的字體或書體已經(jīng)不滿足了，要求的品味更高，內(nèi)涵更豐富。當前勃勃興起的刻字藝術就是明證。刻字藝術集書法、美術、雕刻、工藝裝潢于一身，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視覺審美空間。但就書法而言，刻字藝術中，篆、隸、楷、行、草，無所不包，將多種字體或書體融合在一起，變化莫測，有些字你很難分清楚是哪種字體或書體，使人傾心豁目，美不勝收。
刻字作品——朝經(jīng)暮史
書法的多元化不啻今天才有，過去已有之。譬如，歐體和褚體都融入了八分（隸書）筆意，于是筆道豐富，書格高古。王羲之的草書多方折，明顯地融合了隸意，成為百代標程。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沈曾植（1850——1922），他的草書攙和了隸、簡、魏多種字體和書風，其中隸意最濃，將凝重的方筆和流轉的圓筆結合起來，書風縱橫馳騁，卓犖不群，為振興清代草書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有的字體或書體個性很強，極難與其他字體或書體攙和相融，而處于古今文字分水嶺的隸書以它特有的品格易于與其他字體相攙相融。如：隸書融入章草，寫出來的草隸或草書，內(nèi)涵更加博雅精深；楷書有隸意相融，格調(diào)更加醇厚古樸；行書和草書吸收隸書筆意，書風當更加雄渾豐贍……如此等等，書法藝術的感染力更為強烈，越發(fā)讓人賞心悅目。
沈曾植 《秋日斅庾信體》
以上我們強調(diào)學習書法從隸書入手和致力于隸書創(chuàng)作，并不意味著否定從楷書入手，其旨在讓書法愛好者開闊視野，拓展思路，不必一開口、一伸手就是歐顏柳趙，而是明確地告訴大家，不要一葉障目，在此之外，還有一片可以耕耘的藝術天地——那就是隸書。
※ 原文載于《在線教育》2012年第17期
滕西奇《兩漢名碑注譯》讀后記
文/ 賢山
古申賢山，本名付京生
著名美術評論家
今日鑒藏美術館藝術顧問
一、斷句
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所選之“碑”，其纂撰體例，由：概述、碑文、注釋、譯文，四部分組成。其中碑誌（碑文）斷句，最見功力。這是因為，西奇先生素以史學及古漢語知識淵博名世。例如《萊子侯刻石》的斷句：“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為支人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孫毋壞敗。” 西奇先生一如舊說，不做額外解。蓋因：一者，他稔知王莽年號，故知王莽年號與碑文之關系；二者，他稔熟碑文中的“封”，應作“封界” “畛域”解，這樣的斷句，為西奇先生的概述、注釋、譯文，奠定了不出硬傷、不曲解原文語意的基礎。
《萊子侯刻石》又稱《萊子侯封田刻石》《萊子侯封冢記》《天鳳刻石》《萊子侯贍族戒石》，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沒有疊床架屋，他本可以將這些“別稱”疊累在概述里，但淵博的古漢語知識（如對“支人”的理解），使得他能夠立足《老子》所說的“少則得、多則惑”的立場，只取《萊子侯刻石》這一定名。在《乙瑛碑》的注釋里，西奇先生注釋碑文中的“贊”時，說： “贊：……以頌揚人物為主旨……《石門銘》寫作‘序曰’《鄭固碑》寫作‘辭曰’《鮮于璜碑》寫作‘頌曰’’”。由此可見，西奇先生的斷句，是在豐富、準確、高邁的史知、史識的基礎上，立足“文心”而進行其語義判斷的。
如果沒有準確的斷句，《祀三公山碑》、《景君碑》等碑的誌文，就很難卒讀。在這方面，滕西奇先生的《兩漢名碑注譯》，不僅使?jié)h碑的研習者，能節(jié)省許多檢索類書、查找字典的麻煩，而且一石兩鳥，不僅能培養(yǎng)研習者學習古漢語的興趣，還能強化研習者古漢語素養(yǎng)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對古漢語發(fā)語詞、感嘆詞，以及對古漢語文體類型的稔知，稔熟，使得西奇先生的《兩漢名碑注譯》的斷句，在方便人們解讀、臨寫漢碑的同時，還能使人獲得享受漢語語音系統(tǒng)（音韻學）帶來的美感。例如《張遷碑》中的“頌”， 其文彩、其辭藻，其精神、其義理，就會因有了滕西奇先生的斷句，通過《文心雕龍》所謂的“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這一定義，寄寓在漢碑里間的古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瞬間狀溢目前、注入心田。
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的斷句，是在碑誌中剝離出“銘文、表頌”等“文體”的基礎上進行的，他是在“碑之誌文中韻文為銘”，是在《書經(jīng)·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這樣的學養(yǎng)與襟懷的觀照下進行的。故而，有滕西奇先生的《兩漢名碑注譯》在手，剎那間，內(nèi)心就會充盈一種特殊而飽滿的研習中國文化的動能。
二、襟懷
滕西奇先生是精通古漢語并有深厚文獻學、歷史學、金石考古學素養(yǎng)的書法家。他的《兩漢名碑注譯》，是在少年時浸淫遍布家鄉(xiāng)的漢碑之美的語境里起步的，是在青年時期對書法研習的濃厚興趣里奠定其基礎的。他是以文化托命人的態(tài)度，在超越世俗功利、守護文化的信念中，完成他的《兩漢名碑注譯》的。這部著作，是在“實踐考古學”語境寫就的，當之無愧是厚積薄發(fā)的產(chǎn)物。
叢該書文字內(nèi)容看，滕西奇先生是以一往情深的治學精神，一磚一瓦地壘起了漢碑知識系統(tǒng)的長城。雖然，在寫作過程中，他遵循的是 “法先王”的“魯學”傳統(tǒng)，但長期的書法實踐，使他在“工作”時，仍能既不離“文獻考古’”，也能不離“實踐驗證”，故能使《兩漢名碑注譯》的字里行間，絕不失“尚功用”的“齊學”傳統(tǒng)。于是，西奇先生在概述、斷句、注釋、譯文中，仍能不襲成見，見解新穎。譬如，《兩漢名碑注譯》的概述、注釋、譯文，常有碑文與漢代職官制度相貫通者，也多見碑文與中古社會禮俗相印證者，但這絕不是故弄玄虛、賣弄學問，而是意在弘揚天人之道，即弘揚碑文中推崇的中國人的安時順處、與人為善、淳樸厚道，乃至任勞任怨、顧全大局，崇仰實干的人文精神。例如《開通褒斜道刻石》，西奇先生的譯文，顯的不是“漢中太守鄐君奉詔受廣漢郡、蜀郡、巴郡徒隸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谷通道”這一個人功德事件，而是凸顯的是“叢益州往東到京城，來往安全平穩(wěn)了”。再例如《乙瑛碑》《禮器碑》的概述、碑文斷句、注釋、譯文，都說明，滕西奇先生的襟懷仁心，對“碑文”的“德”與“美”的 “文化翻譯”，是起到了極大的增值作用的。
總之，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遵循了乾嘉漢學的方法論，有桐城學派的謹嚴，而齊魯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化育人文的學術傳統(tǒng)，使得滕西奇先生的這部著作，有著不可小視的學術襟懷與人文襟懷。人們常說“人品既高書品不得不高”，作為一部指導人們、方便人們了解、研習漢碑的書，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既有還原漢碑技術本原的意義，也有還原漢碑人文本原的價值。
三、史識與功用
深受齊魯文化陶養(yǎng)，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語言簡潔，沒有贅述，不失意賅，且能功以致用（“功以致用”，是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文言選文標準）。所以，嚴謹?shù)氖穼W方法論之外，滕西奇先生還有條件地兌入了唐人韓愈“點竄堯典舜典字，涂改清廟生民詩。”（李商隱《韓碑》）這樣的傳統(tǒng)方法。這里的“點竄”、“涂改”，本義上與現(xiàn)代文化語境里的“效果歷史”相近，這是在“語言學轉向“語境里，對中國古典“實學傳統(tǒng)”的升華。
孔子認為《韶》，不論是藝術形式(美)，還是思想內(nèi)容(善)，都是美、善之至的表率。而《武》則在形式上達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內(nèi)容上還未達到至善。為什么？據(jù)傳說：《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時的音樂，大舜是東夷人，也就是說，孔子在音樂方面，崇尚東夷勝過了西周，《論語》: “子曰：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濒斘幕木癖举|是周的“禮”和“仁”，禮是序，仁乃和；東夷文化應是齊文化的始原文化，齊文化的民本思想帶來了社會經(jīng)濟的繁榮，所以，孔子還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yǎng)，無人為大?！?禮記·祭義)，表明，在孔子的親和思想中，不僅沒有族界，而且沒有國界，凡天下有人之處均應和平共處，這與后世狹隘的民族主義、狹隘的國家主義沒有共同之處。于是，在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里，《五鳳刻石》，是刻石而非碑，《開通褒斜道刻石》，是摩崖石刻，也不是碑，但西奇先生均將其收入囊中，這就是史識高明使然了。南北朝的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詩》有“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指的就是刻于石上的文字。所以，從滕西奇先生《兩漢名碑注譯》的字里行間，可以想見，為了寫作此書，他無疑做了大量的資料卡片，并進行分類研究，但這一切，都是在高明的史識觀照下方可見其成效的。
隸變，是中國書法史的大事，從武丁時期的甲骨契刻文字，到帝辛時期陶器上的墨書文字，再到帝辛時的《宰豐刻辭》，可以看到中國書法從“正書”到“破體”，再由“破體”到“正書”的發(fā)展過程，從《侯馬盟書》到《石鼓文》，再到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同樣可以看到“為了實用的快捷書寫”，及其 “為了莊嚴、教化而實用的規(guī)范性的書寫” ，與中國書法發(fā)展的關系，而漢碑所顯現(xiàn)的隸變，正是中國文化 “兩元平衡”的產(chǎn)物。滕西奇先生的《兩漢名碑注譯》，無疑承載了如是的中國文化的智慧密度與高度，這是“滕選漢碑”，最令人敬仰的地方。
選本，是頗見功力的?，F(xiàn)存 “漢碑”一百五十多種，滕選三十余“碑”著為此書。從滕選這三十余種漢隸看，雖其每一“碑”，都是自有風格的 “客體存在”，但讀者據(jù)此可建構起漢隸文化的“本體存在”。這是個芳澤后人的好事情。況且，這是經(jīng)過實踐經(jīng)驗驗證，有文化歸屬屬性的選本。所以，在所選的不同風格的“碑”的互映下，讀者不僅能發(fā)現(xiàn)古人勤謹、睿智的創(chuàng)造精神，而且，其展現(xiàn)出的技法，其風骨神韻，一方面，是漢人厚生生命意志的體現(xiàn)，另一方面，則是漢人自適生存態(tài)度反映，所以，可以說，西奇先生的這部《兩漢名碑注譯》，能向我們說明，作為精神載體，這部充盈 “漢人氣厚”的選本，其總體反映的崇尚風骨氣節(jié)的觀念，以及，總體顯現(xiàn)的愛國愛民的思想，共同烘托的，是中國人的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及其公而無私的群體意志。
書法是天下公器，這是滕西奇先生這部書的靈魂。從甲骨金文契刻，進而刀筆簡牘，到書寫鑿刻漢隸，中國書法可以登高望遠了。滕西奇先生的這部《兩漢名碑注譯》，立足兩漢名碑，注疏文義，闡釋書法，標出圖像，及至，通過具有審美文化特質的概述，并最終，他將所有這些因素折疊在一起，為我們架構起了一座通往漢隸文化的橋梁。故而，西奇先生的這部“滕選漢碑”，能極有效的方便有心研習漢隸的人，依托這部“滕選漢碑” （及注譯），進入涵養(yǎng)性靈的坦途，直達書法的天人化育之境。
滕西奇
1940年1月出生
山東省萊州市人
1964年畢業(yè)于曲阜師范大學中文系
執(zhí)教于濟南大學
曾任濟南市第九屆、第十屆政協(xié)委員
濟南大學教授
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
今日鑒藏美術館藝術顧問
作品欣賞
至圣無域澤天下，盛德有范垂人間 136*17cm*2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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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稿：zhanyuwhcm@sina.cn
主編?占宇
市場總監(jiān)?閆國強
編輯? 墨語 端藝 梓源
——今日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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