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福 壇
摘 要 本文主要綜述和分析自1995年以來有人否認《二十四詩品》作者司空圖的辨?zhèn)螤幷?，認為陳尚君、汪涌豪提出《二十四詩品》作者不是司空圖，而是明人懷悅，《詩品》內(nèi)容出自懷悅的《詩家一指》，證據(jù)尚欠充足。張健指出《詩品》出自懷悅的“《詩家一指》是錯誤的”，言之有據(jù)。但他說《二十四詩品》作者可能是元人虞集似乎無充足理由可以肯定，而虞侍所編的《虞侍書詩法》只收《二十四詩品》中的十六品。由此可見，元明有關(guān)《詩法》、《一指》之類的書，并非某作者所撰著，而是用以指導(dǎo)學(xué)詩的編集。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鳴集》所說的一段話，可證《二十四詩品》出自司空圖之手。
關(guān)鍵詞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家一指；作者；辨?zhèn)?；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一鳴集
研究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下簡稱《詩品》）經(jīng)久不息，過去對《詩品》的作者毫無懷疑。1995年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陳尚君、汪涌豪二教授因輯唐代詩文檢索典籍時發(fā)現(xiàn)：自司空圖以后到明末長達700多年間，無人提及司空圖著《詩品》，故認為《詩品》不是司空圖所作，《詩品》的作者是明人懷悅，《詩品》內(nèi)容出自懷悅的《詩家一指》（下簡稱《一指》），明末作偽者從《一指》中析出二十四品，托名司空圖。
陳、汪教授對《詩品》作者的否定，在學(xué)術(shù)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陳尚君教授于1995年8月19日在上?！蹲骷覉蟆钒l(fā)表《〈二十四詩品〉辨?zhèn)未鹂蛦枴罚恼路穸ā对娖贰纷髡卟皇撬究請D，而是明人懷悅，《詩品》內(nèi)容出自懷悅的《一指》。1995年9月，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國際研討會在江西南昌舉行，陳、汪在會上宣讀了其論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zhèn)巍罚ü?jié)要，全文3萬字），成為大會專題討論的主要內(nèi)容。同年，《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發(fā)表了張健博士的《詩家一指的產(chǎn)生年代與作者——兼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并把論文帶到江西南昌在大會上發(fā)言，指出《詩品》作者懷悅及《詩品》出自《一指》的錯誤。
1996年3月16日，《文匯報》又披露了陳、汪二人的觀點，而且當(dāng)時又在浙江新昌召開的國際唐代文學(xué)年會上展開討論，不久《人民日報》海外版作了轉(zhuǎn)載，1996年第1期《中國古籍研究》刊載陳、汪合寫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辨?zhèn)巍?，其觀點影響逐日擴大，引起了海內(nèi)外學(xué)者的關(guān)注。
1996年，復(fù)旦大學(xué)《復(fù)旦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第2期發(fā)表了汪泓先生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zhèn)伪婢C述》和汪涌豪先生的《〈二十四詩品〉與司空圖詩論的異趣》，前者客觀地綜述了陳、汪二人的觀點及南昌研討會上各家的看法，后者從司空圖的生平思想去否定司空圖撰寫《二十四詩品》的可能性。
1996年，《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第2期載祖保泉、陶禮天先生合寫的《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對陳、汪所論進行反駁。
1997年，《中國詩學(xué)》第五輯設(shè)“《二十四詩品》真?zhèn)螁栴}討論”專欄：載王運熙《二十四詩品真?zhèn)沃乙姟罚粡埳倏怠端究請D二十四詩品真?zhèn)螁栴}之我見》；王步高《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質(zhì)疑》；汪涌豪《司空圖論詩主旨新探——兼論其與二十四詩品的區(qū)別》；張伯偉《從元代的詩格偽書說到二十四詩品》；張健《從懷悅編集本看詩家一指的版本流傳及篡改》；蔣寅《關(guān)于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束景南《王希林湖遺稿序與二十四詩品考辨》；陳尚君《二十四詩品辨?zhèn)巫酚洿鹨伞?，這些文章各有見解，各有所據(jù)，把辨?zhèn)瓮葡蛏钊?，無疑是好事。
這些文章的發(fā)表，以及研討會的研究，對《詩品》作者“真?zhèn)巍钡挠懻撨M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動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的深入研究。我們期待這場辨?zhèn)卧缛沼袀€可信的結(jié)論。我80年代初曾涉獵過司空圖《詩品》，并著有《詩品新釋》（1996年花城出版社），后又撰寫過幾篇論文，但由于地處南方，圖書數(shù)據(jù)欠缺，其研究應(yīng)是膚淺的。但作為《詩品》的一個忠實的讀者，對于《詩品》的內(nèi)涵及其作者的真?zhèn)?，這里應(yīng)說點什么？況又參加過1995年和1997年兩屆分別在南昌、桂林召開的中國古代文論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故為斯文，請教大方之家。
一、關(guān)于《二十四詩品》的作者
在陳、汪教授未提出《詩品》作者不是唐代司空圖，而是明代懷悅之前，所有研究《詩品》的學(xué)者，尚未提及對《詩品》作者的懷疑。香港科技大學(xué)中文系陳國球先生所收錄的專輯《司空圖研究論著目錄》（1931—1986），共132項，在132項論著中，標(biāo)題均以司空圖或司空表圣題為《詩品》作者，從未有人對《詩品》作者司空圖提出懷疑。這些作者包括大陸、臺灣、香港以及海外學(xué)者。眾所周知1986年以后近10年間對《詩品》的研究，亦未有人提出異議。直到1995年陳、汪二人提出對《詩品》作者的質(zhì)疑，才引起對司空圖《詩品》作者真?zhèn)蔚臓幷摗?/p>
陳、汪認為《詩品》作者不是司空圖，而是明代的懷悅，《詩品》內(nèi)容出自懷悅所編的《詩家一指》。他們的立論根據(jù)是：
1、司空圖傳世詩文中，無著此書之跡，今人據(jù)其中有詩論賞詩之說，謂《詩品》為其晚年之作，僅屬揣度；
2、自五代至元末，司空圖傳記有7種，如《舊唐書·文苑傳》等或不云著作，或僅記文，而《本事詩》、《北夢瑣言》等60多種唐宋筆記只載其事，“無及《詩品》者”；
3、今存宋元公私雜志，如《崇文總目》等，均載其文集，“不及是書”。明人編《文淵閣書目》、《國史經(jīng)籍志》、《百川書志》等，仍無其跡。其見書志著錄，始于清中葉《孫氏祠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等；
4、因輯唐代詩文，于宋元類書、地志、詩話、筆記等曾予通檢，“未見引錄之跡”。近年蘇州、河南編纂《全唐五代詩》，檢宋元舊籍逾千種，凡引唐詩制卡，“仍未見此書片言只語”；
5、明高木秉《唐詩品匯》和胡震亨《唐音戊簽》司空圖小傳，“仍不及《詩品》”，后者及秀振宜《全唐詩稿本》，“均不載此書”。楊慎《升庵詩話》有司空圖論書一節(jié)，所舉僅其論詩二書及《詩賦》，胡應(yīng)麟《詩藪》和胡震亨《唐人葵簽》均曾列所知全部“唐人詩話”，自李嗣真《詩品》，李山喬《評詩格》以降，逾20種，“均不及司空圖《詩品》”，《葵簽》及許學(xué)夷《詩源辨體》均述及司空圖詩說，“亦不涉《詩品》”，明代典籍浩瀚，無以通檢，然以上諸位皆博洽之士，于唐詩研究頗深，“足證其時《詩品》尚未出世”。
6，蘇拭所說：“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fēng)。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咸，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予三復(fù)其言而悲之。”陳、汪認為：這里所說“二十四韻” 是指《與李生論詩書》中所舉的二十四聯(lián)詩，而不是指“二十四詩品。
（以上六點均摘引自陳、汪先生提交1995年南昌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大會論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zhèn)危ü?jié)要）》，因篇幅關(guān)系摘引時稍加刪減，致歉）
從上面陳、汪先生否定《詩品》作者司空圖的六點依據(jù)看，二人的確做了大量的考檢工作，其得出的結(jié)果應(yīng)是有充分的依據(jù)的。將這六點概括起來一句話是：從晚唐至明的大量的有關(guān)記載司空圖及其作品的史籍中，均未見有記載司空圖《詩品》的文字，或者說“均不及司空圖《詩品》”。因此，可斷《詩品》在司空圖死后700多年間尚未出世，因而《詩品》不是司空圖所著；而最早刊載《詩品》是明人懷悅的《詩家一指》，因而《詩品》作者是懷悅。
從上述檢索看，這些檢索有些是作者因輯唐代詩文而親自檢索的，有些是借助他人檢索的結(jié)果來作左證的，我認為這都有相當(dāng)充足的根據(jù)的，但問題是這些檢索是否齊全？是否有千檢之一漏之嫌呢？對此，似乎難于回答。如果單從史籍無及《詩品》，就把《詩品》從司空圖手中分出來，這未免有點過急或武斷。因此，在南昌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南京大學(xué)中文系張伯偉教授就提出異議，他說：“《魏文帝詩格》書名是偽的，材料是唐代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因為宋元沒有人提及是否就一定是偽書，這個結(jié)論不是唯一的?！保ㄞD(zhuǎn)引自汪泓《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zhèn)伪婢C述》下同）江西師范大學(xué)陳良運教授亦舉出論據(jù)說：“有些書，如漢代的《焦氏易林》、班固的《漢書》及隋唐以前的文獻都無記載的，但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上又出現(xiàn)，這部書一直流傳至今。而另一部《崔氏易林》在舊、新《唐書》和《宋史》都有書目，與《崔氏易林》并存，但到元代又不見了?！对娖贰返淖笞C，很可能成為又一個中國文化之迷。（同上引）北京大學(xué)張少康教授提出另一疑點，“明末清初各大家，如錢謙益、王夫之、王士禎、袁枚等均不懷疑《詩品》為司空圖所作，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認為‘唐人詩格于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托，即皎然抒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唯此一編真出圖手。’他們是否都是對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的誤解所致，也值得懷疑?！对娂乙恢浮酚泻芏喟姹?，并被收入《格致叢書》不是難見之書，他們不會都沒有看見”。
我認為這三位教授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他們覺得在所檢索的史籍中均不及司空圖《詩品》，就不等于沒有此書，這個結(jié)論難于肯定。陳、汪教授用反推理方法來否定《詩品》作者，若在絕對的大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在尚未確定，甚至有疏漏的前提下就不一定準(zhǔn)確了。比如說，他們所檢索過的史籍是否齊全？即使自認齊全，是否有失佚呢？或者說，除了與司空圖《詩品》有關(guān)的典籍外，其它非有關(guān)的典籍，是否有記載的版本也已失傳而“未見引錄”呢？這種種可能是存在的。這些前提還未弄明白之前，而單憑“不及是書”，就等于沒有此書，這個結(jié)論為時尚早。歷史古遠，很多典籍在流傳過程散失或版本失傳，這是常有之事，一些典籍在其它版本中能找到，但在一些版本也永遠找不到了，這也是事實。陳良運教授所舉的例子，就是個說明。張少康教授提出的，錢、王諸學(xué)者確認《詩品》作者是司空圖，不會因看了蘇軾的話而誤導(dǎo)，而恰恰相反，他們不會不見《一指》的。只因為《一指》這一類的書是編集，是教人學(xué)寫詩的，屬于教材，編集者很多，所收集的材料有些標(biāo)明來源，有些則不標(biāo)出處，這樣你引我引，你編我編，廣泛流傳，作者就不為人注目了。錢、王諸學(xué)者只標(biāo)司空圖是《詩品》作者而無視《一指》中的《詩品》著作權(quán)，不無道理的。
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三十二種，其中有《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在出版說明中該社特別說明出版“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據(jù)為原書，由北京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和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提供底本。同時又說明宋蜀唐人集叢刊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區(qū)的刻本。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蜀刻本六十家”之說，認為此與北圖藏本為同一刻本。可證明，這個版本是宋人刻本，也是至今流傳下來的較早版本。但這個版本只有十卷，有文無詩，標(biāo)《一鳴集》并有司空圖自序。序說：“因據(jù)拾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yè)一鳴總以目前集，庶警子孫耳。”司空圖序中說得清清楚楚，集中有詩，而為什么只有文無詩呢？顯然是“序”不對“文”的。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宋蜀唐人刻本《司空表圣文集》時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故在跋中加以說明之。為了讓大家方便閱讀這段文字，我把它抄錄下來，供參考。其原文如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鳴集》說：“蜀本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也?！彼f蜀本當(dāng)即為此《司空表圣文集》。全書計收雜著八卷，碑二卷，內(nèi)容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錄相同。但四庫館臣誤以為此書即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一鳴集》，實際上二書有所不同。《四庫表圣文集》前有司空圖自序，其云：“因據(jù)拾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yè)一鳴總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比欢緯战晕模o詩論，故序言顯然非為此書而作。由此可見《司空表圣文集》并非出自唐時的舊本，而是宋人編輯而成?！缎绿茣に囄闹尽?、《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記錄的《一鳴集》，內(nèi)容均為三十卷，乃是司空圖詩文的合集。《司空表圣文集》的序文，即或取自這個舊本?？墒侨呐f本流傳絕少，宋代就已罕見。元代辛文房所編《唐才子傳》說“今有《一鳴集》三十卷行于世”，似乎他當(dāng)時還曾見過全本。至明代以后，三十卷《一鳴集》再不見有人提及，恐怕早已湮沒不存了?！吨饼S詩論解題》還記有《司空表圣文集》詩集十卷，可惜也未見流傳下來。
這段跋文說得很清楚，《一鳴集》有宋蜀刻本《司空表圣文集》十卷，還有宋以前的唐編《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本。《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和《郡齋當(dāng)時志》記錄的《一鳴集》三十卷詩文合集，就是全本。
又據(jù)史載，雕版印刷術(shù)始于唐，盛于宋，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很發(fā)達，以浙本、蜀本、建本為最佳。宋蜀刻本是指成都、眉山地區(qū)之刻本。宋蜀刻本唐人集有60家之說。宋人陳振孫《直齋詩論解題》記有“蜀刻六十家”。但現(xiàn)傳至今只有23家。這23家是宋蜀所刻，由北宋起至南宋止，所刻唐人文、詩集有：駱賓王、李白、王維、孟浩然、孟東野、劉子房、劉夢得……李長吉、司空圖、韓愈、柳宗元等。已散佚了不少，60家只剩下23家。在這宋蜀刻本中《司空表圣文集》十卷，只有文而無詩。而且所用的序言是《一鳴集》三十卷的序。這樣，我們不得不思考：是否宋蜀人刻《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時，已找不到《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全本，或已散佚部分，而采用三十卷本的序言，抑或有意將三十卷本文、詩和詩格分開刊行而采用同一序言呢？從陳振孫著錄看，后者是有可能的，因為他看到“自有詩十卷，別行。”即有《司空表圣詩集》十卷，另刊行于世。那么詩格雖然沒有說怎么行世，但其分別刊刻可見。
明人胡震亨《唐音統(tǒng)簽》收《司空表圣文集》十卷，作者小傳謂“有《一鳴集》三十卷，內(nèi)詩十卷，今存五卷?！闭f明胡氏還見到《一鳴集》三十卷本，但已殘缺不全，詩集已散佚，只殘留五卷了。詩格部分他沒有提及，但不等于沒有存在，正如他沒有提及詩論文，但不等于沒有詩論文一樣。而且詩格已為人襲用成習(xí)，提與不提并不說明什么問題。
張少康教授在前文中認為：“（《詩品》）作為二十四首四言詩存在于詩集中的話，那書志中沒有著錄，有關(guān)司空圖傳記中沒有提及，也是并不奇怪的。這里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司空圖詩文集今存已不全，《一鳴集》的真實面貌已見不到了。（此點我在《中國文學(xué)批評發(fā)展史》上卷第449頁已說到）。早在宋代就已經(jīng)有三十卷本《一鳴集》和十卷本《文集》（蜀本無詩）、十卷本《詩集》并存。三十卷本《一鳴集》明代尚見著錄，但是否還存全本，則目前尚無法斷定。詩集至明胡震亨編《唐音統(tǒng)簽》為五卷本已是殘存之本，散佚了近半，文集恐怕也難有完壁。明代前期是否還有十卷本詩集也已不可考。因此我們不能排除三十卷本《一鳴集》原本或十卷本《詩集》中有《二十四詩品》的可能性。”
以上引述和意見，我只提醒讀者，研究司空圖著作，首先要研究其行世版本，不能因為別人沒有說及就等于其作品不存在。
二、關(guān)于《二十四詩品》與《詩家一指》和《虞侍書詩法》
陳、汪二教授通檢有關(guān)司空圖典籍后發(fā)現(xiàn)《二十四詩品》最早見于明懷悅的《詩家一指》，而把《詩品》的著作權(quán)從司空圖手中交給懷悅。這個推斷很快就引起北京大學(xué)張健博士的共鳴。他考察大量典籍后撰文《〈詩家一指〉的產(chǎn)生年代與作者——兼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指出明人懷悅作《詩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詩品》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說：
“明初趙撝謙《學(xué)范》引《一指》，較懷悅的時代早70余年?！短煲婚w書目》著錄懷悅編集《詩家一指》，并錄懷敘，可證《詩家一指》非其所作。本文考察了《詩家一指》的不同版本系統(tǒng)，認為史潛刊《新編應(yīng)賢詩法》本題名為《虞侍書詩法》的本子更接近原貌，從而根據(jù)版本及有關(guān)材料認為《詩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可能是元代的虞集。”
張先生認為陳、汪二先生提出《詩家一指》為明景泰間人懷悅所不能成立。因為明初人趙撝謙《學(xué)范》已引用過《詩家一指》，而趙撝謙比懷悅早生70余年，故《一指》不可能是懷悅所作。又據(j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學(xué)范》版本有三個，永樂二年（1440年）王惠刻本題：“余姚，趙撝謙編集”，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鄭真序。可據(jù)鄭真序確定此書成于洪武二十二年前。三個版本相同，均引自《一指》。可證，懷悅不可能作《一指》。他還考證最早收編《詩家一指》是明成化年間楊成?？对姺ā繁荆ㄔ桃沿稀度汗姺ā?、嘉樂間《詩法源流》合刻的《詩法》以及萬歷間謝天瑞《詩法大成》都收錄楊成《重刊詩法序》。其序說：
唐宋以來詩人所書詩法非一家，近世行版者，范德機《木天禁語》，楊仲宏《古今詩法》二集，人皆言之，不啻拱碧。余承乏維楊之明年，偶得寫本《詩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編，如德機、仲宏之集，亦皆載之，中間略有隱括，其后又有《金針集》、《詩學(xué)禁臠》、《沙中金》等，皆人所罕見者。
楊成序中說：“偶得寫本《詩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編?！边@部寫本《詩法》是否有可能出自懷悅呢？張先生認為：楊成與懷悅同時而略晚，其得寫本《詩法》上距懷悅序刊《詩法源流》僅14年，此時懷悅可能還在世。若《詩法》為懷悅所作，楊成不會不知道的。而且懷悅為“景泰十子”之流，說他“積而能散，尤崇禮義，為一時士君子所推重”，又曾納粟入官，這樣的社會名流，其作《詩法》時人不知，連名字都不署，實在說不過去。
張先生還列舉從楊成刊《詩法》至萬歷間，依楊成本翻刻或重新編?？械挠辛鶄€版本，其為，佚名氏《群公詩法》本、黃省曾《名家書法》、《書法》與《書法源流》合刊本，朱紱《名家書法匯編》本、謝天瑞《詩法大成》本和《格致叢書》本。從成化到萬歷近百年間，說懷悅作《詩家一指》而無人知道這是不可置信的，可見《一指》不是懷悅所作。
張先生又從正面考證懷悅是否編集《詩家一指》。他考察大量版本均不說懷悅作，而只有少數(shù)版本說他是編集者。例如，明嘉靖間高儒《百川書志》卷端有著錄云：“《詩家一指》一卷，皇明嘉禾懷悅用和編集?！鼻迦钤倪x樓刻《天一閣書目》著此書云：“《詩家一指》一卷、刊本、明懷悅編集?！倍渌姹局校疾粯?biāo)其撰編，由此可知“懷悅實未作《一指》，所謂‘編集’也是名不符其實，其實就是出資刻之而已?！?/p>
以上綜述，可見張先生否認《詩家一指》作者是懷悅，同時否認《二十四詩品》出自《一指》是有充足的根據(jù)的。
然而，張先生否認《詩家一指》之后，卻又把《二十四詩品》的著作權(quán)移交給元人虞集。他認為：《一指》比《虞侍書詩法》后，在眾多學(xué)者引用《一指》的編集中，除趙撝謙所引《一指》的文字外，《虞侍書詩法》是所見最早的版本。他還把《虞侍書詩法》與《詩家一指》作了細致的比較，發(fā)現(xiàn)《虞侍書詩法》結(jié)構(gòu)比較系統(tǒng)，沒有《一指》那樣前后矛盾。而且《虞侍書詩法》中“道統(tǒng)”部分有“集之《一指》，詩也”的記敘，并認為，“集”是指虞集，是虞集的自稱。因為這樣自稱在虞集的其它著作中比比皆是。這與史潛本題編《虞侍書詩法》相吻合。張先生作了大量考證，這些推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張先生終于發(fā)現(xiàn)，在虞集所有著作中，如《道國學(xué)古錄》、《道中遺移》、《翰林珠玉》等都找不到虞集撰《詩家一指》直接證據(jù)，因而他把《一指》包括《二十四詩品》的著作權(quán)交給虞集時，口氣是不那么肯定的，最后只能說出“可能”二字。
其實，從張先生所引述的比較和著錄看，如趙扌為謙之《學(xué)范》，佚名氏之《群公詩法》，黃省曾之《名家書法》，朱紱之《名家書法匯編》，謝天瑞之《詩法大成》，楊仲宏之《古今詩法》，懷悅范德機等人之《詩家一指》，《格致叢書》以及史潛之《新編名賢詩法》等等，都是編集一類的書目，這些書是用以指導(dǎo)學(xué)者寫詩的，而不是著述之作。正因為如此，誰都不能在這些編集中找到真正的作者，而只是編著，其被收編的作品很難見到原作者的名字。
唐宋以來，編集“詩法”風(fēng)氣甚盛，編集者根據(jù)自己的學(xué)識收編別人的作品，或?qū)e人的編集再加重編，匯成一集，這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這都可從編集者序跋見到，例如，謝天瑞《詩法大成》等在收錄楊成《重刊詩法序》說：
唐宋以來詩人所書“詩法”外一家，近世行板者，范德機《木天禁語》、楊仲宏《古今詩法》二集，人皆寶之，不啻拱碧，余承乏維揚之明年，偶得寫本《詩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編，如德機、仲宏之集皆載之，中間略亦隱括，其后又有《金針集》、《寫詩禁臠》、《沙中金》等，皆人所罕見者。余反復(fù)再四深喜，以為詩之為法，莫有備于此矣。奈何傳寫，字樣訛甚多，用是不自量，粗加考訂，別寫通，以使觀覽。然又自思，以其私諸己，孰若公諸人，乃捐奉秀梓，以與詩學(xué)者共之……
這個序言道出了編集者收錄材料的來源，以及編集的目的。因此，在浩如煙海的名家編集中，只見編者，而無法見到原作者。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被詩家作為指導(dǎo)學(xué)者寫詩的詩格之一，所以和其它《三選》、《十科》、《四則》一樣，均被編集者收編，這樣你收我編，有些全部被收錄，有些略加刪改，文字大同小異。如“《三選》可以發(fā)學(xué)者之關(guān)鑰，《十科》所以別武庫之名件，《四則》要達規(guī)律，指述踐履，《二十四詩品》合攝大道，如載經(jīng)圖”這段話，在虞集《虞侍書詩法》和楊成《詩法》等編集中所引均同，凡此種種差異不大。而且，這些編集者還可以隨意增減或刪改，如《二十四詩品》在懷悅編集的《一指》中全被收錄，而在虞集的《虞侍書詩法》中則只收十六品，刪掉八品。而且不少編集者因為憑著自己的名氣編書，東抄西抄，不注作品的出處，這也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
祖保泉、陶禮天先生在他們的《〈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的文章里，對《詩家一指》抄錄行為作了統(tǒng)計說：
《一指》這二十六段文章，正如陳、汪兩先生所說《三造》為摘錄前人語錄（所錄《滄浪詩話》、《白石詩說》最多，另有《六一詩話》、《后山詩話》、《蔡寬夫詩話》等十余種）?！兑恢浮?，除《三造》部分外，其它部分（引言、十科、四則、二十四品，普說外篇）是不是某作者自撰呢？有人說：除《三造》外，“其余均自撰”。事實如何呢？應(yīng)該說《一指》抄錄《詩法》，自“小引”第二字開始，抄至《道統(tǒng)》末一字為止，約3500字。只余《詩遇》部約360字，在《一指》被刪掉。如果我們把事實說得簡明些，那就是：6000字的《一指》，抄自《詩法》的約3500字，抄自十余種“詩話”的約2500字。這里，說明一點，抄錄、編排時有極少差異，說“抄錄”定性準(zhǔn)確。
這個統(tǒng)計說明《一指》內(nèi)容不是懷悅自撰，絕大部分是收錄他人作品的，研究者若想在胡抄亂編的書中找到原作者是很難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被抄錄到他人編集里已成熟習(xí)，想在這些編集中找到司空圖表圣的名字也是很難的。
三、關(guān)于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陳、汪二先生否認《二十四詩品》作者司空圖的另一依據(jù)是：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所說的“二十四韻”是指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中所列舉的二十四聯(lián)詩例，而不是指《二十四詩品》。這樣就把司空圖從他的《詩品》中開除出去了！
現(xiàn)在讓我們再來分析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這段贊賞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話，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后》云：
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fēng)。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咸，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鄙w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予三復(fù)其言而悲之。
陳、汪二先生認為：這里所說“二十四韻”上指《與李生論詩書》中所舉的二十四聯(lián)詩，“有得于文字之表者”為“其詩”之修飾語，因為唐宋人習(xí)稱近體詩一聯(lián)為一韻，不以一首為一韻。其句可簡為“自列其詩，二十四韻”，“有得于文字之表者”即其例句“有得于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之類，恰為二十四聯(lián)。甚至連“得于文字之表”的句式，也從“得于早春”之類所出。由此“中證蘇軾此語，與《詩品》無關(guān)……牽合于《詩品》始于明末?！?/p>
祖保泉、陶禮天二先生對此頗有看法，他們合撰文《〈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發(fā)表在《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上（1996年第2期）。他們說，把“二十四韻”解作實指《二十四詩品》是正常的，如解作《與李生論詩書》中的“二十四”聯(lián)，那是“經(jīng)不住推敲，站不住腳的。”他們列舉大量例子說明古體詩有韻腳和韻部韻之別，“二十四韻”就是代表韻部，即指《二十四詩品》。他們還說：《書黃子思詩集后》中的“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實指二十四首詩，是每首從一個韻部中選字押韻的詩，這是極為正常的?！霸娭械糜谖淖种碚摺倍ㄕZ，修飾“二十四韻”。又說“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這一定語，它限定了“二十四韻”的特征，即對“品韻”或“味外之旨”的體會。“根據(jù)這一要求，在司空圖名下，要找出這二十四首詩，只有《二十四詩品》足以當(dāng)之?！?/p>
他們還認為，《與李生論詩書》中的“二十四聯(lián)”就是《書黃子思詩集后》中所謂“二十四韻”是站不住腳的。原因有二：（1）我國古詩，無論古體到近體乃至上溯到古樂府、“三百篇”，沒有不押韻的，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一聯(lián)為一韻”，如果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不押韻，那就不成其為詩，也便不能說“一聯(lián)為一韻”?！杜c李生論詩書》中的“二十四聯(lián)”不是押同一韻部的韻，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無什么聯(lián)系，若看作聯(lián)句，任憑什么高手，也無法把《與李生論詩書》中“二十四聯(lián)”湊成一首押韻（準(zhǔn)許轉(zhuǎn)韻）的詩；（2）《與李生論詩書》中所列舉的聯(lián)數(shù)，隨版本不同而不同，見之于《文苑英華》本的作二十三聯(lián)（修訂本作二十五聯(lián)），見之于《唐文粹》本的作二十四聯(lián)，見之于《唐詩紀(jì)事》本的作二十五聯(lián)，而《后村詩話》卻說表圣嘗“自摘其警聯(lián)二十六?！彼麄冞€質(zhì)問“為什么只取二十四聯(lián)而舍棄其它三種說法”；（3）若把司空圖所寫的二十首詩看作是“二十四韻”也不成的。因為二十四首詩其內(nèi)容是寫“早春”、“秋思”、“塞上”、“中山”、“江行”、“遲棲”、“獨望”、“元旦”等等，還有全篇已失，只剩一聯(lián)的七題?！斑@些詩是由五律十一首、七律三首、五絕二首，七絕一首、再加上七聯(lián)湊成二十四首詩的，在表現(xiàn)形式上毫無組詩那種整齊、統(tǒng)一的外在特征”?！斑@二十四首詩原是散亂排列的、毫無組詩跡象”。根據(jù)這三點理由，他們鄭重地說：“《與李生論詩書》中的‘二十四聯(lián)’就是《書黃子思詩集后》中所說的‘二十四韻’是經(jīng)不住推敲的?！蔽艺J為這個分析有一定的說服力，他們的立論有一定的道理。
王步高先生對此也頗有見地，他在他的《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質(zhì)疑》一文中提的四個問題，即：（1）唐宋人是否都稱“習(xí)稱近體詩中一聯(lián)為一韻，不以一首為一韻”？（2）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所列舉詩例“恰為二十四聯(lián)”是否可靠？（3）“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一語是否只是“其詩”的修飾語，而不是另有其意？（4）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中的所謂“二十四聯(lián)”是否值得蘇軾“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并“三復(fù)而悲之”？對這四個問題，王先生作深入細致的分析，他說，唐宋時期適應(yīng)近體詩的產(chǎn)生，人們逐步將近體詩中的兩句稱為一聯(lián)，但從未將一聯(lián)稱為一韻，“韻”，這個詞在任何辭書里均不具有“聯(lián)”的含義。他同樣列舉大量的詩作為例證，說近體詩的“韻”與“聯(lián)”似乎更一致，但兩者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聯(lián)”是詩中的兩句，而“韻”只是指韻腳一個字。古體詩也不乏稱“XX韻”的，但無論古風(fēng)還是近體，“韻”和“聯(lián)”一致處（僅指其數(shù)量恰好相等，一韻腳正好一聯(lián)）也僅限于一首詩中，不能將分燕于20多首詩中的二十四聯(lián)詩合在一起稱“二十四韻”。王先生還說：“陳、汪文中稱不以一首詩為一韻，這一說法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唐宋人詩中稱法相當(dāng)亂，有稱“首”、“篇”、“闋”、“章”者，也有稱“短韻”、“長韻”、“短歌”、“長句”，也有以“韻”代“詩”者。在詩中“韻”的含義均可以釋作“詩”或“一首詩”。但“韻”不同于“首”，數(shù)首詩不宜作數(shù)韻詩。等等。至于說到“恰好二十四聯(lián)”、“二十五聯(lián)”、“二十六聯(lián)”甚至有“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九聯(lián)”不等。王先生特別引用劉克莊《后村詩話》中（表圣嘗）“自摘其警句二十六”為例證，并非“恰為二十四聯(lián)”。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所說“二十四韻”究竟指什么？張少康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把“二十四韻”看作是《與李生論詩書》中的二十四聯(lián)詩，并非是陳、汪兩位先生提出，早在1980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文論選注》（北京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文藝?yán)碚摻萄惺揖庍x）已經(jīng)指出，并引明代洪邁《容齋隨筆》卷十所說為證。他認為是有說服力的。但他始終認為：目前似乎還不能絕對排斥蘇軾“二十四韻”有指《二十四詩品》可能性。因為還有三個疑問沒有解決，這三個疑問是：（1）蘇軾所引司空圖“二十四韻”并未直接說出是根據(jù)《與李生論詩書》，若確指“二十四聯(lián)”就必先有個準(zhǔn)確的例數(shù)，而且他所引司空圖“梅止于酸，鹽止于咸，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边@段話也同原文不盡相同，如“梅”原為“?！?，當(dāng)是蘇軾誤記。由此推斷蘇軾所引并未核對原文，所舉詩例也不可能提出“二十四聯(lián)”這個準(zhǔn)確數(shù)字。蘇軾所以專門提出“二十四韻”就是他對《二十四詩品》有深刻印象。為此依常規(guī)來推測，“二十四韻”指《二十四詩品》可能性是比較大。（2）《與李生論詩書》這所引詩例是不是確為二十四聯(lián)？他考證了不同版本，所舉聯(lián)數(shù)各不相同，如《文苑英華》為二十一聯(lián)，與本集（《唐文粹》同）相比，少四聯(lián)。南宋周必大《文苑英華》校本據(jù)本集補入四聯(lián)，為二十五聯(lián)，《全唐文》所收按周必大校本，亦為二十五聯(lián)。明代胡震亨《唐音統(tǒng)簽》注引說二十五聯(lián)，與現(xiàn)存本集二十四聯(lián)不同等等。這與諸家所釋基本一致。但張教授在經(jīng)過深入研究后，發(fā)現(xiàn)各家所引有加有減，有的減為二十一聯(lián)，有的增至二十八、九聯(lián)，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是不是《司空表圣文集》本二十四聯(lián)就一定可靠？如果象所釋那樣把“綠樹”一聯(lián)也算作是司空圖自己所舉有味外味的詩例，那就最少也是二十五聯(lián)了，若把注中的四聯(lián)都加進去，則就有二十八、九聯(lián)了。可見現(xiàn)存《司空表圣文集》中的二十四聯(lián)詩并非蘇軾所說的“二十四韻”。張教授認為：《文苑英華》編定于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在蘇軾出生前大約50年，是一部影響很大的官方組織編輯的書。《唐文粹》編成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是以《文苑英華》為基礎(chǔ)的。這兩本書蘇軾應(yīng)該是見過的，那么蘇軾所見的《與李生論詩書》是哪個本子，究竟是幾聯(lián)？這需要認真地加以研究與考定，但是至少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認定蘇軾所見《與李生論詩書》一定是二十四聯(lián)。（3）蘇軾所說的“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怎么理解，“其”指什么？張教授認為“其”可從三方面去理解：一指味在咸酸之外的一段話，二指司空圖所列舉的二十四聯(lián)詩，三指蘇軾當(dāng)時所看到的《二十四詩品》。張教授說：“三者相比，則以第三條為妥善。因為味在咸酸之外的道理，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蘇軾這樣的文學(xué)家和藝術(shù)家不可能體會不到。司空圖所列舉的二十四聯(lián)詩之味外味，他自己也已經(jīng)分析得很清楚，蘇軾在上引題跋中也曾指出過。可見，第一、第二兩條應(yīng)該說都不存在‘不識其妙’的問題，而《二十四詩品》則是描繪詩境，并說明其藝術(shù)特征，所以不容易‘識其妙’，可是它的妙外卻正在象外有象、景外有景，故而具有味在咸酸這外的‘醇美’特征。所以，從蘇軾原文來看，似乎以‘二十四韻’指《二十四詩品》較為自然。”張教授分析得十分中肯。
我認為“二十四韻”與“二十四聯(lián)”之間，不但存在版本所載聯(lián)數(shù)多少問題，而且有“聯(lián)”與“韻”的稱謂問題，釘就是釘，鉚就是鉚，在稱謂上蘇軾和后人應(yīng)有其自己的鑒別和習(xí)慣的，例如，劉克莊在《后村詩話》所提到的“表圣自摘其警‘聯(lián)’二十六”和胡震亨在《唐音統(tǒng)簽》所注的“見圖與人論詩書，得意者幾二十二‘聯(lián)’，除有全什處，重記于此?！贝蠹叶及堰@些例句稱作‘聯(lián)’而不稱‘韻’的。這也值得注意的。
在說到洪邁那段話，張教授也覺得它不符合蘇軾原意的，所以他再提出第二種理解，即把洪邁所說的“予讀表圣《一鳴集》，又《與李生論詩書》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僅指上文又云：“表圣論其詩，以為得于味外味……”一段，而非指“又云”前“東坡說司空表圣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fēng)，蓋嘗自列其詩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一段。王步高先生對洪邁所說的那段話也頗有見地，他說：“洪邁謂‘予讀表圣《一鳴集》，又《與李生論詩書》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云云，應(yīng)指《東坡題跋》中所引的那段文字，并不能概括《書黃子思詩集后》的‘二十四韻’一句?！彼X得陳、汪先生引洪邁此語誤解他的意思。而張教授則始終認為：“如果對蘇軾說的‘二十四韻’之所指不能確定，那么就不能否定司空圖作《二十四詩品》的可能性，也不能說司空圖作《二十四詩品》是明末人的牽合了。”我認為兩位先生的分析是有深度的，其結(jié)論是有說服力的。
年代久遠，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許多典籍被流傳下來，也有不少已散佚了，但有名的著作不會默默無聞。正如陳、汪二先生所引梁啟超所云：
古書流傳有緒，其有名的著作，在各史經(jīng)籍志中都有著錄，或從別書記載他們的淵源。若突然發(fā)現(xiàn)一部書，向來無人經(jīng)見，其中必有蹊蹺。
我認為梁啟超先生的話千真萬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肯定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向來無人經(jīng)見”或“突然發(fā)現(xiàn)”呢？在本文的前面，我已提示過，陳、汪二先生是否真的通檢過所有“史經(jīng)籍志”呢？這個前提若敢肯定，我敢說，陳、汪二先生否定《二十四詩品》是司空圖所作是正確的。但事實卻不然，當(dāng)他們把《二十四詩品》的著作權(quán)輕易地交給明人懷悅后，很快就被北京大學(xué)張健先生否定了，張先生考察了大量版本后，指出他們的錯誤。這說明他們在檢索史經(jīng)籍志中還有漏失，而且，他們把蘇軾至懷悅這段歷史看作是空白的惟一準(zhǔn)則，說“無涉《詩品》”，就把蘇軾與明清毛晉等許多名家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所有記載《詩品》的典籍全都抹殺或廢止了。以某段歷史為依據(jù)，而不是看歷史的全部，顯然是不符合梁啟超先生的觀點的。因為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不是“突然發(fā)現(xiàn)”，也不是“向來無人經(jīng)見”，從蘇軾以后，尤其是明清的典籍中記載《詩品》，學(xué)習(xí)《詩品》不計其數(shù)。若以歷史中的某一段時間“未見引錄之跡”就把它否定，不能排除三十卷《一鳴集》原本或十卷本《詩集》中有《二十四詩品》的可能性。
其實，陳、汪二先生盡管通檢大量典籍，但還有許多書尚未檢到的。這里我不妨把一條重要的記載摘抄下來，供大家參考，這段記載是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鳴集》說的，其云：
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也。
這個記載很重要，陳振孫是南宋人，比蘇軾稍后，說明宋代人所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不止蘇軾，贊賞《詩品》不止蘇軾。從這段著錄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司空表圣《一鳴集》（三十卷本）其內(nèi)容原有三個部分：一是雜著（文），二是詩，三是詩格。而他所見到這個蜀本《一鳴集》已是殘本了?！笆癖镜须s著，無詩?！敝傅氖撬问窨瘫尽端究毡硎ノ募?，根據(jù)上海古籍出版社《司空表圣文集》跋說，這里所說的《司空表圣文集》，全書十卷計收雜著八卷，碑二卷。是個單刊印文而無詩的文集本。“自有詩十卷，別行”，即《司空表圣文集》十卷，詩集十卷，不少典籍已著錄，說明他當(dāng)時見到的宋蜀刻本詩十卷還是完好的?！皠e行”，就單獨刊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望也”，此是贊美司空圖詩格的話，對他的詩格評價很高，是晚唐諸子所不能相比的。這話同蘇軾的“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和《四庫全書總目》館臣說的《二十四詩品》“深解詩理”是一致的，甚至《詩法》以至《詩家一指》等所引的“含攝大道，如載經(jīng)圖”也是一致的。
這里的“詩格”是指什么呢？無疑是《詩品》的同名，即指《二十四詩品》，也是蘇軾說的“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睆埐畟ソ淌谠凇度莆宕姼裥？肌贰霸姼裾摗保ù把裕┲虚_宗明義，頭一句就給“詩格”下了定義：“詩格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批評中某一類書的名稱。”詩格是作為某一類書的專有名詞，而不是虛指的風(fēng)格，這是十分明確的。“詩格”一詞最早見于《顏氏家訓(xùn)·文章篇》：“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為生看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嘆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制作本意?！彼忠馈抖Y記·緇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鄭玄注：“格，舊法也?！惫拾选霸姼瘛迸c“詩法”“詩式”一類的書等同，指的是作詩法式、規(guī)則或標(biāo)準(zhǔn)。張伯偉教授又在《從元代的詩格偽書說到二十四詩品》這篇論文中，對“詩格”與《二十四詩品》的關(guān)系作了進一步的明顯的解釋，他說：“目前可以知道《二十四詩品》最早出現(xiàn)在元人的《詩家一指》中。在明末以前，這二十四則韻語都是在詩法類的書中出現(xiàn)的。如史潛《新編名賢詩法》、楊成《詩法》（成化十六年）、黃省曾《名家詩法》、朱紱《名家詩法匯編》等。而朱之蕃《詩法要標(biāo)》卷三所收錄者，更明確標(biāo)以‘詩法二十四品’之目?！笨梢姇r人視《二十四詩品》就是詩格一類的書。詩品也就是詩格。他還說，“這類書，都是引導(dǎo)初學(xué)的詩學(xué)啟蒙讀物，可概稱為詩格?！币虼?，《四庫全書總目》把司空圖《詩品》與詩格相提并論：
《詩品》一卷內(nèi)府藏本。
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于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托。即皎然抒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真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喻抑揚，亭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言意外之致。有稱“梅止于酸，鹽止于咸，而味在咸酸之外?！逼涑终摲峭硖扑啊９适菚罱庠娎?。幾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各以韻語十二句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fēng)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四庫館臣直接把“詩品”稱為“詩格”，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可證，陳振孫說的“詩格”就是直指詩品，即《二十四詩品》。
這里，館臣們還特別強調(diào)《二十四詩品》“真出圖手”，《詩品》與《與李生論詩書》中“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言意外之致”和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美常在咸酸之外”是相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館臣所引“梅止于酸，鹽止于咸，而美常在咸酸之外”，似出自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其持論非晚唐所及”亦似出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關(guān)于《一鳴集》的著錄。可知四庫館臣見過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也見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鳴集》。若說明人輕信蘇軾的話而將《詩品》“托名司空圖”行世，這種說法才屬于揣度。
詩格一般興盛于唐，流行于元明。據(jù)張伯偉教授考究，“詩格”在唐代已普遍興盛，自初盛唐到中晚唐出現(xiàn)“詩格”、“詩式”一類的書已經(jīng)非常多，如上官儀撰寫《筆札華梁》、舊題魏文帝《詩格》、佚名氏的《詩格》和《詩式》、崔融的《唐朝新定詩格》、舊題李嶠的《評詩格》、舊題王昌齡的《詩格》、釋皎然的《詩儀》和《詩式》、舊題白居易《金針詩格》和《文苑詩格》、舊題賈島的《二南密旨》、王睿的《灸彧子詩格》、李洪宣的《綠情手鑒詩格》、鄭谷、齊己、黃損同寫的《新定詩格》、僧齊己的《風(fēng)騷旨格》以及五代以下徐寅的《雅道機要》、徐衍的《風(fēng)騷要式》、王夢簡的《詩格要律》、僧神的《詩格》等等，都是教人學(xué)寫詩的法則和技巧，與《二十四詩品》是一類的書。無疑陳振孫說的詩格就是指《二十四詩品》。但《二十四詩品》與其它詩格不同，它是以韻語寫成，從詩的意境談詩的風(fēng)格和創(chuàng)作，不象別的詩格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明寫詩的規(guī)則和技巧，故前人認為《詩品》“名詞高古，托意遙深，不易索解”。蘇軾說“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就是從詩品的高深意境說的。陳振孫所說的“非晚唐諸子所可望也”也是從詩品的高深意境超出其它詩格而說的。
現(xiàn)在我們再來分析蘇軾“蓋自列其詩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這句話。我很同意陳、汪二先生說“有得于文字之表者”為“其詩”之修飾語，和“自列其詩，二十四韻”的解釋，至少在語法上弄通了。但把“有得于”看作是“有得于‘早春’”句式就不一定準(zhǔn)確了。為了說得清楚，我們還得回到原句子上去分析。我認為要讀通這個句子要弄明白“列”字，“表”字，以及“自列其詩”和“文字之表”。這很重要，若“列”字解作“列舉”，其詩有可能指二十四聯(lián)詩例，若“列”字解作“序、次”，則“其詩”就指二十四詩品。因為《二十四詩品》是按一定序次規(guī)律排列而成的。有清一代不少人研究過《詩品》的排序，筆者曾經(jīng)發(fā)表過研究《詩品》體系的文章（《我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及其體系研究之點見》），說司空圖根據(jù)易學(xué)，把天地文視為一體，因而把天地作為《詩品》的綱，故開頭一品以“雄渾”象征天之剛陽，第二品以“沖淡”象征地之陰柔，其它各品按四時二十四節(jié)氣序出，排列各有其序。都是依據(jù)《易經(jīng)》以干、坤為開頭乃及四時一樣。所以“列”不應(yīng)解作“列舉”（因為“列”無舉義），而是解作行次或位序。顏延之《曲水詩序》：“婆娑于九列。”“自列其詩，二十四韻”即依次寫成二十四品。這樣，“其詩”就不可能指二十四聯(lián)，也不可能指二十四首，而指《二十四品》。我們再來看“文字之表”，先看“表”字這是為大家所忽視的一個字，陳良運教授把“文字之表”理解為“象表之言，言表之意”，意卻表像，有合于司空圖的“象外之象”或“意象”義，但“表”字無“象”義。“表”應(yīng)釋“外”，《書·立政》云，“方行天下至海表”。海表即海外，如嶺表即嶺外。又《文心雕龍·神思》說：“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表”指外?！拔淖种怼本褪恰拔淖种狻?。這里的“文字”又指什么？古人習(xí)把連綴而成的文章稱為文字。唐孟郊《孟東野詩集》三《老根》：“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可見文字即文章，指與韻文相對的文章。這里的“文字”是指司空圖的論詩的文章，即《與李生論詩書》一類的詩論文字?！拔淖种怼本褪俏恼轮?，即詩論文章之外。這樣，全句的意思就顯而易見了?！吧w自列其詩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dāng)時不識其妙”意為，他有得于論詩文章之外，還有依次寫成的《二十四詩品》，恨當(dāng)時不懂它的奧妙。故“二十四韻”的確指《二十四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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