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jié)譯自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科學院院士Б·Л·李福清的論文《中國中世紀文學的體裁》，原載《歷史詩學：文學時期與藝術知覺的類型》論文集，莫斯科：遺產出版社，1994年出版。標題為譯者所加。
如果說劉勰和蕭統(tǒng)對文學的討論，實現(xiàn)了把它分類為大的基本部分，那么蕭統(tǒng)試圖建立從他的觀點來看的藝術文學的第一部選集。他稱之為《文選》—《文學的選集》（按字面意義是“被選出來的文”）。他在簡短的序言里說明了他挑選作品的原則：“自文學繁榮已經過了千年了……（但從它的全部流傳中）我沒有選周公和孔子——我們父親的書，老和莊、管和孟的書以思想的論證為自己的主要目的，而沒有藝術形式和巧妙的敘述。因此，我沒有把它們編入《文選》。沒有被我收入的還有不同政治家和王公謀士們的言論，盡管它們以自己的優(yōu)點而令人驚奇。準確地說我也沒有選任何一種編年史和年代記，因為它們在自己教條主義地討論對與不對方面、在自己永遠渴望的贊美一個貶低另一個方面，不符合我的任務。而它們有一部分，例如論述和個別贊美時代的文章，它們由優(yōu)美的形式組成，然后特別的敘述又用藝術的音節(jié)來寫，我都作為內容上有深刻的思考和追求詞語的華美而放入《文選》?！保ò⒘锌酥x耶夫院士譯，見阿列克謝耶夫《中國文學》，莫斯科，1978年版，第53頁?！髡咴ⅲ1]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被蕭統(tǒng)歸入“文”的是作品的優(yōu)雅文辭，用現(xiàn)代語言來說，就是以藝術成就為其特點。在這里他一點也沒有談作為一定藝術因素的韻律，而只談了思想的深刻和語言的華美。（按即“事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譯者）
接下來要特別說明蕭統(tǒng)對歷史文章的態(tài)度。自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官方王朝正史都是按統(tǒng)一的規(guī)劃來撰寫：首先寫帝王，然后是功能性的部分，如年表、禮儀敘述（如《史記》的“八書”——譯者注）等，最后是名人傳記，而這正是歷史著作中最具有藝術文學性質的部分。按照傳統(tǒng)，在被表面是中立的歷史家司馬遷寫的傳記之后，還以反映了作者個人態(tài)度的他對人物和事件的主觀評價來結束。司馬遷的后繼者接受了這個模式，但用不同的體裁形式來寫自己的評價（“贊”或者“論”）。正是這些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傳記的不長的結束語，蕭統(tǒng)把它們收入了自己的《文選》。
總起來說，蕭統(tǒng)在作品集中包括了39種樣式。我們特意回避了“體裁”（俄жанр——譯者）這個術語，因為某種程度上，他所劃分出來的樣式按現(xiàn)代對這個詞的理解并不都是體裁。例如內涵豐富的部分——詩，就是這樣。很明顯，在現(xiàn)代概念中詩并不是體裁，它是一個更廣闊的范疇，更具有種類的性質。文集的編者把詩又劃分成22個分支絕不是偶然的，例如，他分出了歌頌歷史的“詠史詩”，描寫到仙人那里旅行的道家思想的“游仙詩”，被他稱為“游覽”的風景詩，悲哀的詩——“哀傷”（字面意義是“哀悼創(chuàng)傷”），詩歌體的“召喚鬼魂”（招魂）等等。甚至他在詩歌部分還劃分出了“樂府”（根據(jù)音樂機關的名字），其中包括歌唱性質的或者模仿民歌寫作的文本。在這里又一次不能經受統(tǒng)一的分類標準的檢驗：有些詩是根據(jù)主題原則組合的（如風景詩）；另一些又是按照精確形式的（詩歌體的呼吁和回答——“贈答”）；第三類則是根據(jù)起源的類型（樂府詩）。
讓我們回到《文選》的寫作。與偏愛詩歌的劉勰不同，被蕭統(tǒng)放到第一位的是頌歌——“賦”。對于我們來說，這樣做的邏輯原因并不那么重要：無論是頌歌——“賦”還是“詩”，在它們的全部多樣性中都是純粹的藝術作品，既不與古代中國人的實踐活動，也不與儀式，或其他非文學因素相聯(lián)系?？梢宰C明，蕭統(tǒng)在自己的序言里特別預先說明了“賦”的文學屬性，強調了其中被頌歌作者臆想出來的、而不是現(xiàn)實歷史活動者的出場人物的存在。
蕭統(tǒng)所賦予文學詩歌體裁的意義，證明了《文選》中作品按體裁布置的下一步順序。在“賦”（我們記得，“賦”是一種散文詩體裁，它的作品是用具有必須的、但像在詩中一樣不完全正規(guī)的押韻的高級風格的韻律散文寫成）的后面接下來是“詩”，在它后邊是民歌類型的詩——“樂府”，在它后面又是“詩”，但它的名字是“雜詩”，也就是“各種各樣的詩”（或者叫“關于各種事物的詩”），再后面是古詩，被蕭統(tǒng)標名為“騷”（根據(jù)我們所提到過的屈原的長詩《離騷》）。被選集作者（或者是由年輕的王子本人組織起來的不知名的作者們）帶到這部分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以“楚辭”而知名的屈原和他的后繼者宋玉的作品。在選集中的“騷”之后是“七”，如上文所說，這些作品是劉勰作為“雜文”部分的一種來加以研究的。而只有在這之后，蕭統(tǒng)才停留在“應用的”體裁。首先他提到的是皇帝的命令——“詔”，接下來是“冊”（字面意義就是一串竹片，古代中國人在它上面書寫，后來這個詞就變成指國君贈予的命令，收入《文選》的惟一“冊”文是皇帝給諸侯和官員們的信（即潘勖《冊魏公九錫文》——譯者）?！皟浴敝笫敲睢傲睢?，是皇帝或者皇位繼承人在視察巡游時發(fā)布的，以及由中央政權發(fā)出的命令。在“令”的后邊蕭統(tǒng)提到的是“教”，這在古代是都城的官員給地方官的指示（這種體裁在公元3-6世紀得到特別的普及，而這正是蕭統(tǒng)所處的時代）。在文集中它的后面接下來是“文”體裁的作品?！拔摹比缥覀兯浀玫?，是雅文學的通稱，但在此時，卻是“策文”的簡稱——乃是不同謀士關于政治和軍事韜略的文章，它在漢代廣泛流行。最后，蕭統(tǒng)為官員對圣上寫的報告——“表”劃出了位置。
這里沒有必要列舉其范例已由蕭統(tǒng)包括在自己的“文選”里的所有當時的應用文書體裁；特殊性在于，在他的概念中無論是命令，給皇帝的報告，還是各式各樣的書信，其中有關于宣戰(zhàn)的，有關于緊急出征的等等，都享有充分的權利進入文學領域。蕭統(tǒng)與劉勰和自己其他的直接前輩的不同在于他完全沒有談到文章在高級的文學——“文”與事務性的“筆”之間的區(qū)別，對他來說，有沒有韻律不是重要的標準。因此，事務性文書體裁的地位在蕭統(tǒng)那里絕不是最后的，在它們后面還有一些作品，全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是傳統(tǒng)的被寫成文學的。
這樣的作品有“對問”——一種獨特的作者與被想象出來的交談者對話（例如詩人與國君，詩人與天等等）的古代體裁。劉勰把這個體裁放在“雜文”部分，并包含到雅文學——“文”中，（雖然《中國語文文體詞典》的現(xiàn)代編者把關于它的詞條放在了應用文一欄，看來是出于它更晚一些的范例。）[2] 這樣的體裁還有“設論”（提出問題和討論），也被劉勰放到了“雜文”組，還有“辭”（字面意義就是“詞語”，例如文集中有漢武帝的《秋風辭》和陶淵明的散文詩（即《歸去來辭》——譯者），它被劉勰不無根據(jù)地歸入了“賦”。
然后蕭統(tǒng)轉向了“序”——用簡短而文雅的但不押韻的散文寫的文學前言（劉勰全然忽視了這種文體）。文集中在其之后是詩體的歌頌——“頌”和贊美——“贊”——兩種在功能和形式上相似的體裁，它們被古代文學家作為獨特的結束傳記的詩體概要來使用（如劉向的《列女傳》）。在這種情況下，在世紀中期“頌”設定為對人的功勛和善行的歌頌，而“贊”是贊美繪畫或某種文章手稿的美等等。根據(jù)贊頌的對象，蕭統(tǒng)把贊文分配到不同的分組。在他特別命名為“贊”的部分，他放入了這種體裁的兩個范本：畫贊和序贊（按即《東方朔畫贊》和《三國名臣序贊》——譯者）；“贊”還由歷史家來撰寫，并被包括到他們的歷史著作中，例如在《史述》部分里的由班固撰寫并結束了他的《漢書》的《公孫弘傳贊》，而結束《高祖本紀》的贊被放到專門的“史述贊”中?？赡埽谶@里分類的原則不只是體裁的，某種意義上也是功能的：在文集的不同部分有被用于不同目的的贊體作品——但事情多半是在它們的形式：“史述贊”是用韻文寫的，而論贊是不押韻的散文。
在蕭統(tǒng)那里還與作品一起出現(xiàn)了“論”的體裁。這種體裁的作品被他放到單獨的部分——“論”，以著名的賈誼《過秦論》為開始，而其他的（也是“論”）一些官方王朝正史中著名人物傳記的結束語（如《后漢書》中的范曄傳），組成了特殊的“史論”部分，根據(jù)的就是類似于“贊”所被使用的類似功能。
僅只是在進入歷史文章體裁之后，蕭統(tǒng)在自己的文選中提到了按我們的觀點明顯是功能性的，但已由他的前驅者劉勰（由于必須押韻）而帶入雅文學——“文”的一些體裁：這就是警告——“箴”、銅器上的刻字——“銘”、帶有描述生平和贊美功勛的哀悼——“誄”、對年輕死者的哀悼——“哀”、刻在石板上的紀念文字——“碑”、墓碑上的刻字——“墓志”，它們都這樣或那樣地與祖先崇拜相聯(lián)系。接近于它們的還有兩個按自己的功能是另外系列的體裁：“吊文”和“祭文”——吊唁和祭祀的話語，而最后蕭統(tǒng)用“行狀”來結束自己的文選——這是描寫死者生平與活動的體裁，與古代禮節(jié)有直接的聯(lián)系。
總結我們的考察，可以說中國第一部文學選集的編者給予偏愛的體裁是純粹藝術的（賦和詩）；與葬禮等等儀式相聯(lián)系的、明顯是功能性的體裁，在自己的體系中它們占據(jù)的是后面的位置，（從33-39部分）；反映事務生活的體裁（皇帝的命令——“詔”，給皇上的報告——“表”等等）以及和官方歷史編纂有關系的、占據(jù)中間地位的體裁，也進入了文學的構成。
在蕭統(tǒng)的《文選序》中明確標出了自己選集的界限，指出其中不選歷史散文作品和哲學文章。他的書中不包括（傳統(tǒng)上進入文學分類的）經典文章，他還不接受如我們所知道的，經?；谛问教卣?、即有沒有韻律的把文學分成“文”和“筆”的劃分。對于蕭統(tǒng)來說，唯一的選擇標準就是文本的“藝術性”，他理解這樣的文本是“高明的形式與巧妙的描寫的”文章（即“事出于沉思，意歸乎翰藻”——譯者）。而從這一觀點出發(fā)，他的《文選》獨特的價值就在于對在中世紀中國理論家意識中的藝術文學的構成給出了準確鮮明的概念。
可是，這里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些被蕭統(tǒng)提到或者被他的前驅者劉勰辨析過的體裁是否已經窮盡了當時的文學？我們沒有涉及到農業(yè)、醫(yī)學方面的論文，法律匯編和軍事藝術方面的文章等等，它們以其本身純粹的實用功利性而完全處于文學體裁系統(tǒng)之外。此外，在那個時期的中國還存在著大量的翻譯佛教文獻（經藏、論藏[3]、律藏[4]、佛本生經[5]等等）；還有道教的宗教文獻（在蕭統(tǒng)的《文選》里列舉的只有作為道家哲學文獻的老子和莊子的文集）；還有大量非官方的歷史著作，把各式各樣的歷史傳說包含在文本中；最后還有大約在公元3世紀，也就是在蕭統(tǒng)之前的200年間，出現(xiàn)的關于奇異事件的神話小說，類似于著名的干寶的《搜神記》，還有第一部笑話集，例如公元3世紀邯鄲淳的《笑林》。對這些書的輕蔑和對它們明顯的不關注，證明了引人入勝的敘述沒有被當時的理論家和文集編者看作是藝術性的標志。用了一千多年的時間，才承認敘事散文有充分權利成為中國文學的一支。
如果將早期中世紀中國的文學體系與同樣是由中世紀世界觀決定的古代羅斯的文學體系做一比較[6]，就很容易看出原則的區(qū)別。在古羅斯，大概整個基督教世界也都一樣，宗教的或者接近宗教的文本構成了中世紀文學的基礎。教堂文學的體裁系統(tǒng)是固定的和保守的，明顯地占有塵世文學之上的優(yōu)勢。在中國則是另一種情況：借自印度的（經常經過中亞的中介）佛教文學處于自我封閉的狀態(tài)，存在于普遍承認的文學界限之外的地方。佛教在中國沒有成為官方宗教，盡管在有些國君那里得到暫時的支持。而成為所有中國官方意識形態(tài)基礎的儒家學說是道德的教訓，而不是宗教，盡管在時間長河中它也吸收了一些廟堂崇拜的成分。按我們的觀點，正是這一點說明了中國文學的塵世性質。在儒家影響下，無論是劉勰還是蕭統(tǒng)都沒有建立起自己的體裁等級。正因為如此，在體系前列的是類似于對經典題目討論的“論”等儒學體裁（在19世紀儒家正統(tǒng)派學者的文集中也接受這個原則）。但劉勰和蕭統(tǒng)是從美學的、首先是風格的標準出發(fā)。因此在他們的體系中占第一位的是因風格的特別華美而被從其他體裁中劃分出來的“賦”或“詩”。
注：
[1]此系阿列克謝耶夫對蕭統(tǒng)《文選序》原文的意譯，原文應為：“時更七代，數(shù)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fā)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p>
[2] 劉志勇等：《中國語文文體詞典》，第380頁——原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譯者注。
[3] 原文：шастра，古印度佛教各派辯難的論戰(zhàn)性著作，此處按佛教說法，譯為“論藏”——譯者。
[4] 原文：виная，佛教僧侶團體規(guī)則的匯編，此處按佛教說法，譯為“律藏”——譯者。
[5] 原文：джатака，講述佛祖誕生的敘事文學，中文譯作“佛本生經”——譯者。
[6] 參閱古斯科夫 В.В. 《中世紀世界觀的性質與11-13世紀前半期古羅斯文學的體裁系統(tǒng)》，《莫斯科大學學報》語文學系列，1981年第1期，第3頁。
см.Кусков В.В. :Характе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я и система жанро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ⅩⅠ-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ⅩⅢвв.//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1981, №1.c.3.
網絡編輯 / 張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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