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1962） 梅貽琦，字月涵，為梅曾臣長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889年
12月29日生于
天津。1904年
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與
周恩來交往甚密。當時周恩來經(jīng)常到梅家找梅貽琦溫習功課，有時候通宵達旦。1908年梅貽琦入保定高等學堂，“
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后于1916年擔任
清華大學任教清華大學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務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31年—1948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谷諔?zhàn)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并為
西南聯(lián)合大學，梅暫時以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務。1937年任
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籌備復校。1953年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在美文化事業(y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奉召返臺，在臺灣新竹將清華大學復校，并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1959年兼任中華民國
國家長期發(fā)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
梅貽琦晚年居住在
美利堅合眾國和
臺灣省，并在臺灣
新竹恢復
國立清華大學。其夫人韓詠華，應周恩來之邀，1977年由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受到
鄧穎超的熱情接待。宴請時，特意由天津
狗不理的名廚師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戰(zhàn)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并主持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校務（任聯(lián)大常委）。
西南聯(lián)大的存在和發(fā)展，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箲?zhàn)勝利后，清華大學回到
北平，梅貽琦繼續(xù)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長的17年里，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fā)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nóng)等5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梅貽琦于1955年由美去臺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后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1960年5月患病入臺大醫(yī)院療養(yǎng)。1961年2月奉準辭教育部長，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2月當選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lián)螄⒅醒氪髮W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
5月19日病逝于臺北。
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
葉公超用“慢、穩(wěn)、剛”三個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身為世人推崇。梅校長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梅貽琦的選擇 在清華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長與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
胡適之校長卒于同年，這就是梅貽琦。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后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于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的校長是好當?shù)模樾吻∏∠喾矗?
梅出長校長的時候，國內(nèi)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蕩，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qū)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么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干，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lǐng)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shù)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于國內(nèi)名牌大學之列。
與胡適之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長清華并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jù)
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xiàn)，這句話近年來也常為時賢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lǐng)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xiàn)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后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1948年底，傅作義將軍息兵，共產(chǎn)黨軍政人員開始駐入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關(guān)于這一點，許多人的記憶并不相同。據(jù)梅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地跟他說起當時離開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么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chǎn)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么，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不過，在別人的筆下，同一情形卻有另一番描述，梅貽琦離校那天，當時也在清華任教的吳澤霖教授在學校門口碰見梅，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葉公超是清華當時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觸比較多，他對于梅貽琦的評價，大致是可信的。從梅貽琦的為人來推測，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的。
梅貽琦的選擇，是基于他對共產(chǎn)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于共產(chǎn)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為了保護學校而保護過共產(chǎn)黨員的學生，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
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認同中國共產(chǎn)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晗都曾經(jīng)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lián)想到
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
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是
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于時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調(diào)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lián)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并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
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系調(diào)整中
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蕩然無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貽琦由美飛臺，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
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梅貽琦與酒 梅貽琦嗜酒，并且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以至于被酒友們尊稱為“酒圣”?？脊艑W大師
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
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曾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標題就叫《清華和酒》。“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1947年，抗戰(zhàn)勝利后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后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總是老老實實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貽琦生于天津。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yè)，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準無產(chǎn)階級了。”
但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梅貽琦自幼熟讀經(jīng)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jīng)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jié)。”
梅貽琦后來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
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其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自己在看榜時，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學生也在那兒看榜?？此欠N從容不迫的態(tài)度，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來在船上碰見了，經(jīng)彼此介紹，才知道是梅貽琦。
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到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徐君陶后來才聽說那是一個有名的工業(yè)大學，認為梅貽琦的選擇確和一般人不同。
梅貽琦曾撰文總結(jié)自己的 留學觀，他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jīng)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tài)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shù)霓k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留學歐美的經(jīng)歷影響了梅貽琦。他甚至于全盤接納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
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很瞧不起體育，一度把體育課的學時和任課教師砍去一半，把享有聲譽的馬約翰教授降格為“主任訓練員”。梅貽琦到任后，則給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師同等的職稱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華發(fā)展為“體育大校”。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xù)到西南聯(lián)大。
▲“王帽”與有榮焉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華前身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頗有名氣但無學術(shù)地位。著名經(jīng)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清華已經(jīng)有兩年大學班了，那時的清華，報名人并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便聲名鵲起。
其實早在1926年，梅貽琦就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教務長，時年才37歲。梅貽琦任校長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清華大學教授會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組成，其權(quán)限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yè)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集會。
盛傳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至于另外一個機構(gòu)評議會，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gòu)，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互選之評議員組成，也相當于教授會的常務機構(gòu)。評議會的職權(quán)包括“議決各學系之設立、廢止及變更；審定預算決算，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貽琦將自己比喻成京戲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后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對這臺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校務則采分層負責制，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
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箲?zhàn)勝利后，清華復歸北平，由于日軍的嚴重破壞，圖書及一切設備，大部分需要重新購置。有許多帶有“清華”字樣的衛(wèi)生設備、書籍等，還要從城內(nèi)賣破爛攤子上買回。然而由接收到開學，僅僅數(shù)月，就初步恢復規(guī)模，每位教職員搬入清華園的當天，家具、爐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達。
清華如此風范，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依然延續(xù)，并無間斷。
西南聯(lián)大時，主管校務的職能部門首長，無一不是飽學的名士。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前后兩屆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
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他代表學校與昆明市、昆明縣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設。
昔日西南聯(lián)大學生，
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lǐng)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shù)，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lǐng)導內(nèi)行的問題了。”
▲自由探討之風盛行 “對知識分子心態(tài)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的兒子
梅祖彥回憶。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
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
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nèi)收殮并料理后事的。
延攬人才的誠意在
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xiàn)，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后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yǎng)；又破格從一位系資料員轉(zhuǎn)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經(jīng)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xiàn)的。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shù)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fā)表論文。
他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這個傳統(tǒng)在西南聯(lián)大時結(jié)出碩果：西南聯(lián)大的教師名士如云，共開出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shù)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
馮友蘭在西南聯(lián)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次他去授課，路遇
金岳霖，金岳霖問：“芝生，到什么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學術(shù)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yǎng)了學生。
▲中間立場 梅貽琦曾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中間立場：“余對政治無深研究，于共產(chǎn)主義亦無大認識。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shù)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梅貽琦認為，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的根本。
長沙臨時大學期間，學校請來名人講演，各種人物都有，如陳獨秀、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陳誠等。
對于學生，梅貽琦一律采取愛護的態(tài)度?？箲?zhàn)暴發(fā)前夕，當時的抗日情緒非常激昂。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治下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同學繳了械，領(lǐng)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并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葉公超回憶，當時他和
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么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貽琦靜默不發(fā)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jié)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么樣？” 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
梅貽琦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xiàn)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xiàn)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后的騷動。”結(jié)果當時有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第二天梅貽琦召集全校同學講話，以極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lǐng)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guī)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梅貽琦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后梅貽琦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后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lǐng)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shù)上的獨立。”
西南聯(lián)大在辦學8年的歲月里，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qū)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lián)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
▲兩岸清華校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他依然屬意教育。
在為數(shù)不多的論著中，梅貽琦充分表達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學問范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于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于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yè)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yè)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令他憂慮的是，“近年來國內(nèi)工業(yè)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cè)重技術(shù)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nèi)工業(yè)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yè)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
1955 年，梅貽琦由美國飛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chǔ)，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于臺大醫(yī)院。他逝世后，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
兩個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啟封。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梅貽琦后來葬于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nèi)，取名為“梅園”，園內(nèi)有校友集資興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成為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yè)生的最高榮譽。
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lián)大，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變化的，其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發(fā)表的《大學一解》中，體現(xiàn)了梅貽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觀念。
在那篇梅貽琦擬綱，潘光旦執(zhí)筆的文章中，梅貽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chǔ)，博采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yǎng)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yè)培養(yǎng)“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gòu)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于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
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于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yǎng)，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yǎng)、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jié)”樹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話至今多為人們所征引：“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guān)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guān)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于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為著名的“從游論”。
最后，在《大學一解》中，梅貽琦著重論述了學術(shù)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
教育家們的共識，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到：“對于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shù)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梅貽琦先生是清華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1931—1948）。梅先生的教育思想體現(xiàn)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體、美、群。這是對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和蔡先生一樣，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為五育之首的。
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視教師的師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許多人對“大師”有片面的理解，僅看到學問的一面，而梅先生講的“大師”則是學問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說：老師不但要“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yǎng)、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jié)”樹立榜樣。為此，他提出了“從游”這一生動的比喻，以老師為大魚，學生為小魚。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以教師的高尚品行來自然地引導學生，達到“不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先生和蔡先生一樣也強調(diào)人格與愛國。他對即將出國留學的學生說：“諸君在國外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態(tài)度，研求真理。”
清華大學一向重視體育，并把體育作為德育的重要途徑之一，這與梅先生的倡導很有關(guān)系，他認為這是學生“養(yǎng)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先生說高尚人格具體體現(xiàn)在“團體精神”、“急功好義”、“遵守紀律”上，要借團體的運動“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認為這是人格培養(yǎng)的重要手段，并在學籍管理上明確規(guī)定“體育不及格，不得畢業(yè)”。這些十分值得我們借鑒與深思。
群育則是梅先生德育觀中有特色的部分，這源于他對人類文明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認識，他說：“文明人類之生活，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gòu)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則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也。”梅先生所述群己間的辯證法，是對集體主義精神的有力弘揚。
早在民國初年
周詒春當校長的時候，清華的體育活動就非?；钴S。1928年，梅貽琦還是教務長，就明確告訴學生：“須知體育之目標，不單是造就幾個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選手，不單是要得若干銀盾、錦標，除此之外，也許可以說在此之上，還有發(fā)展全人格的一個目標”。后來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學生“服務社會，團結(jié)合作”的精神，就應該在德育、智育、體育之外再加一個“群育”。對于這種提法，梅貽琦顯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經(jīng)擔任校長的他對自己的學生說：今天我們提倡體育，不僅是為了鍛煉個人的身體，更是為了養(yǎng)成團結(jié)合作的精神。我們要借團體項目，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他還說：體育比賽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勝，而在于是不是各盡其能，使本隊團結(jié)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現(xiàn)。在體育比賽中，“勝固大佳，敗亦無愧。”假如在比賽之前，有人因為沒有取勝的可能就放棄比賽，那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忘記了在團體中應盡的任務。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陳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