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歷史》卷三中記載大流士登基的內(nèi)容與波斯帝國重要官方文獻(xiàn)《貝希斯敦銘文》存在著密切聯(lián)系。希羅多德的相關(guān)記載在人名、譜系與基本情節(jié)方面同《貝希斯敦銘文》具有高度相似性，其史料很可能間接來自后者。然而，希羅多德的敘述也受到了《貝希斯敦銘文》所反映的大流士統(tǒng)治時期波斯帝國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誤導(dǎo)和波斯君主為鞏固自身統(tǒng)治地位所設(shè)計的政治宣傳的欺騙；而他脫離《貝希斯敦銘文》敘述線索而插入的附加情節(jié)則對古典時期希臘知識精英的波斯觀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導(dǎo)言：希羅多德筆下的東方史與《貝希斯敦銘文》
在《歷史》(Historiae)卷一至卷四中，希羅多德利用大段篇幅記載了古代東方的歷史、地理、民族分布與社會風(fēng)俗狀況，為后人對東方世界的研究提供了寶貴材料，并塑造了希臘羅馬知識精英對東方的基本認(rèn)識，在西方學(xué)術(shù)史與文化史上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yuǎn)的影響。然而，圍繞希羅多德在向希臘讀者介紹呂底亞、斯基泰、波斯、埃及、利比亞、印度等地區(qū)歷史文化時所依據(jù)的史料基礎(chǔ)和采用的表述方式等問題，當(dāng)今古典學(xué)界一直存在著廣泛爭議。近年來，西方古典學(xué)者們嘗試應(yīng)用社會學(xué)、文化學(xué)與史學(xué)理論，在分析、梳理希羅多德東方史的性質(zhì)與敘述特點方面進(jìn)行了有益的嘗試。
弗朗索瓦·哈爾托赫在《希羅多德之鏡》中試圖借用“他者”這一社會學(xué)概念，來分析希羅多德所塑造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形象。哈爾托赫在這部著作中將斯基泰人視為與希臘人對應(yīng)以及與埃及人對立的“他者”；并認(rèn)為希羅多德所描述的阿瑪宗女戰(zhàn)士(Amazons)相當(dāng)于雅典古典時期埃菲比(Ephebe)青年戰(zhàn)士的“他者”。哈爾托赫進(jìn)一步指出，《歷史》的這種敘述模式總的來說符合當(dāng)時希臘人對東方世界的普遍認(rèn)知方式。①亞歷山大·霍爾曼(Alexander Hollmann)利用“能指—所指”(signifer/signified)符號學(xué)原理分析了希羅多德東方史記載中反復(fù)提及的預(yù)兆，認(rèn)為同《歷史》中對其他民族及希臘人自身相信的預(yù)兆的記載相比，希羅多德對波斯人預(yù)兆的記載有著獨具一格的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斯僧侶特有的預(yù)兆解讀方式；他還指出了荷馬史詩與希臘悲劇等文學(xué)傳統(tǒng)對希羅多德著述的影響。②阿隆索·努涅斯試圖從希羅多德對世界進(jìn)行劃分的思路入手，研究希羅多德對以波斯帝國為代表的整個東方世界的總體看法。③安·沃德則假設(shè)希羅多德在記述埃及、斯基泰、波斯和雅典等不同地區(qū)歷史時遵循了希臘古典作家們探討政體優(yōu)劣的思路，④將上述四個政府分別塑造成神權(quán)統(tǒng)治的、詩性的、極端理性的和務(wù)實的政治體制，從而論證雅典政體的優(yōu)越性。
總的來看，在當(dāng)今古典學(xué)界對希羅多德東方史的研究中，多數(shù)學(xué)者致力于通過引入某種現(xiàn)代理論或獨特視角，對希羅多德所記內(nèi)容進(jìn)行整體詮釋和重新解讀，而對希羅多德的史料來源及其可靠性的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相對較少。歸根結(jié)底，這是由希羅多德《歷史》本身題材的特殊性決定的。對于《歷史》的大多數(shù)讀者而言，希羅多德利用大段篇幅描述的波斯、埃及等東方王國的歷史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顯得極其遙遠(yuǎn)，他的很多記載都是關(guān)于該史事絕無僅有的文獻(xiàn)材料。在這種情況下，學(xué)者們既找不到檢驗希羅多德作品質(zhì)量的外部標(biāo)準(zhǔn)，也缺乏對《歷史》細(xì)節(jié)進(jìn)行認(rèn)真考證的興趣，因為除泰西阿斯(Ctesias)的《波斯志》(Persica)和《印度志》(Indica)、色諾芬的《長征記》(Anabasis)、《圣經(jīng)·舊約》中的若干篇章、曼涅托和貝羅蘇斯(Berossus)的殘篇等或質(zhì)量不高、或題材單一、或傳奇色彩濃厚、或內(nèi)容殘缺不全的作品外，人們很難找到希羅多德所著東方史的替代品。這種近乎曖昧的態(tài)度在對希羅多德波斯史記載部分的研究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由于希羅多德顯然并未完全掌握波斯帝國官方使用的各種文字，其波斯史記述中又穿插著不少令人難以置信的離奇情節(jié)，后世學(xué)者普遍認(rèn)為，這部分內(nèi)容的可信度要明顯低于希羅多德對希波戰(zhàn)爭結(jié)果的敘述。⑤然而，他們對前者的依賴程度卻反而高于后者，因為希羅多德的波斯史是現(xiàn)存同類希臘語文獻(xiàn)中年代最早、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部；⑥而波斯人卻沒有留下任何關(guān)于自身歷史的成文史著。⑦因此，“歷史學(xué)家們雖然明知希羅多德的可靠性不斷受到挑戰(zhàn)，卻基本上對這些意見置若罔聞”。⑧然而，隨著19世紀(jì)中葉以來亞述學(xué)、埃及學(xué)的迅速發(fā)展，西方學(xué)者對古代波斯、埃及史料的認(rèn)識不斷深入，一批研究者開始提出各種外部銘文、考古證據(jù)，作為希羅多德作品史料價值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在這些史料中，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最富爭議的當(dāng)屬大流士一世于即位初期授意撰寫的《貝希斯敦銘文》(Behistun Inscription，另寫為Bisitun或Bisotun;古波斯文為Bagastana，意為“諸神齊聚之地”⑨)。
1835年，英軍少校羅林遜(Henry Rawlinson)在格羅特芬德(G.F.Grotefend)等前人的成果基礎(chǔ)上⑩開始研究《貝希斯敦銘文》，(11)并于1847年正式破譯了其中的古波斯文部分。(12)該銘文敘述了大流士在神明阿胡拉-瑪茲達(dá)(Ahuramazda)佑助下處決篡位的僧侶高墨達(dá)(Gaumata)，取得波斯帝國王位并平定境內(nèi)各處叛亂的經(jīng)過?！敦愊Ｋ苟劂懳摹冯m并非敘事性的史學(xué)作品，其內(nèi)容卻與希羅多德《歷史》卷三的記載存在著不少重合之處。(13)筆者認(rèn)為，《貝希斯敦銘文》是我們分析希羅多德所記大流士登基始末真實性，進(jìn)而評判《歷史》全書在史料擇取、敘事風(fēng)格等方面特征的重要線索。盡管像我們在后文中將會看到的那樣，這篇銘文具有濃重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色彩，并不能被視為信史；但作為敘述波斯帝國境內(nèi)重大政治事件的一手材料，《貝希斯敦銘文》在無礙于樹立大流士正面形象的局部細(xì)節(jié)記載方面應(yīng)當(dāng)是十分可靠的。該銘文顯示了大量精確的時間、地點和各次戰(zhàn)役的死亡、被俘人數(shù)信息，(14)很可能出于親身經(jīng)歷過這些事件的作者之手。大流士在銘文結(jié)尾處曾發(fā)誓自己不會隱瞞真相；(15)而根據(jù)古波斯地區(qū)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sm)的倫理標(biāo)準(zhǔn)，君王說謊和立偽誓的行為幾乎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被容許的。(16)因此，大流士應(yīng)當(dāng)不會在銘文無關(guān)緊要的細(xì)節(jié)處故意扭曲真相，而輕易為懷疑、敵視自己的臣民留下口實?？傊?，《貝希斯敦銘文》的破譯提供了檢驗希羅多德史料質(zhì)量的可靠標(biāo)準(zhǔn)，為希羅多德史學(xué)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機遇。
《貝希斯敦銘文》破譯后，古典學(xué)界馬上意識到這篇文獻(xiàn)的史料價值及其對希羅多德研究的重要意義。然而，在此后近一個世紀(jì)中，學(xué)術(shù)界對該銘文和希羅多德相關(guān)記述的比較研究開展得并不十分順利。這是因為，《貝希斯敦銘文》的文字內(nèi)容存在著諸多難點，并且全文都籠罩在濃重的波斯帝國官方意識形態(tài)之中；而當(dāng)時的古典學(xué)者們對波斯帝國的其他相關(guān)史料、考古證據(jù)又所知有限，因此很難從大流士疑點頗多的自述中提煉出與希羅多德記載相關(guān)的可靠信息。正如奧姆斯特德所說，《貝希斯敦銘文》的破譯既為歷史學(xué)家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條件，同時也給他們制造了諸多麻煩。(17)在希羅多德筆下看似內(nèi)容單純、線索清晰的一系列王位更迭事件由于《貝希斯敦銘文》的出現(xiàn)而大大復(fù)雜化了。(18)一方面，由于當(dāng)時古代近東文字研究水平的局限，一些學(xué)者利用希羅多德的記載去附會《貝希斯敦銘文》中的語言難點，如其中對岡比西斯(Cambyses)死亡方式的敘述，(19)從而忽略了銘文對希羅多德史料真實性的驗證價值；另一方面，他們又盲目信賴銘文中關(guān)于波斯王室世系等問題的陳述，(20)從而步入了大流士精心設(shè)計的圈套而深陷誤區(qū)。真正打破學(xué)術(shù)研究徘徊不前局面的是美國學(xué)者奧姆斯特德，他在1948年出版的名著《波斯帝國史》中結(jié)合希臘文史料和近東考古證據(jù)，率先剖析了《貝希斯敦銘文》王族世系中包含的虛假信息和意識形態(tài)宣傳內(nèi)容，對同時出現(xiàn)在銘文和希羅多德《歷史》中的岡比西斯殺害兄弟一事提出了有理有據(jù)的質(zhì)疑，(21)為《貝希斯敦銘文》和希羅多德《歷史》的比較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1987年，另一位美國學(xué)者巴爾塞撰寫了專著《希羅多德與貝希斯敦銘文：古代波斯史研究諸問題》，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貝希斯敦銘文》對大流士等處決篡位僧侶這一核心事件的敘述。(22)1996年，法國波斯史專家布里昂出版了《波斯帝國史：從居魯士到亞歷山大》一書，詳細(xì)討論了大流士通過《貝希斯敦銘文》杜撰波斯帝國王位世系的問題。(23)與此同時，隨著亞述學(xué)、考古學(xué)界對《貝希斯敦銘文》相關(guān)材料的研究不斷深入，銘文中的許多古波斯文語法難點，如對岡比西斯死亡方式的誤讀逐漸得到了澄清；(24)與銘文內(nèi)容密切相關(guān)的旁證材料，如居魯士的圓柱體銘文(Cyrus Cylinder)、居魯士王宮的偽造銘文材料和大批大流士登基前后時期的考古證據(jù)也在解讀《貝希斯敦銘文》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隨著這些研究成果的涌現(xiàn)，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對《貝希斯敦銘文》及大流士登基前后歷史背景的認(rèn)識和理解水平已達(dá)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知識為我們分析希羅多德所記波斯史的史料價值與意識形態(tài)特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以《貝希斯敦銘文》為參照，辨析希羅多德《歷史》所載從岡比西斯暴亡至大流士鞏固王位期間史事中的可靠信息、謬誤與添加成分，進(jìn)而探討希羅多德史學(xué)撰述對希臘羅馬文化中的波斯觀的塑造作用。
一、《歷史》卷三與《貝希斯敦銘文》的異同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學(xué)術(shù)界對《貝希斯敦銘文》的破譯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希羅多德《歷史》卷三的史料價值。研究表明，希羅多德著作中記載的很多內(nèi)容同《貝希斯敦銘文》具有驚人的一致性，而希羅多德對波斯帝國風(fēng)俗、制度和語言文字的了解程度也是古典時代的絕大多數(shù)希臘作家無法企及的。就記載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材料而言，希羅多德最突出的貢獻(xiàn)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希羅多德對波斯政治史人物的姓名和角色地位掌握得相當(dāng)精確，并創(chuàng)造或應(yīng)用了一套將古代近東人物姓名轉(zhuǎn)寫為古希臘文的成熟體系?！敦愊Ｋ苟劂懳摹吩诮咏┪驳牟糠謱懙溃?/p>
國王達(dá)拉亞瓦斯(
奧塔尼斯(
可見，《歷史》和《貝希斯敦銘文》都列舉了刺殺高墨達(dá)(在希羅多德著作中為與大流士兄弟同名的司麥爾迪斯[Smerdis]及其兄弟帕提澤特斯[Patizeithes])的七貴族名單，其中有六人的名字是吻合的(奧塔尼斯即烏塔納，戈布里亞斯即高布魯瓦，因塔法尼斯即維塔法納，瑪伽巴祖斯即巴伽布薩，許達(dá)尼斯即維達(dá)納，大流士即國王達(dá)拉亞瓦斯)。希羅多德只把一位在銘文中叫做阿爾杜馬尼斯(
第二，希羅多德對從岡比西斯去世到大流士等刺殺篡位僧侶的政局變動的敘述與《貝希斯敦銘文》中的概括大致吻合。根據(jù)希羅多德的記載，岡比西斯秘密殺害了其兄弟司麥爾迪斯；(37)瑪哥僧侶趁機假冒岡比西斯兄弟的名義篡奪了王位；(38)岡比西斯在從埃及返回平叛途中暴死；(39)波斯貴族紛紛承認(rèn)了偽司麥爾迪斯的權(quán)力；(40)但大流士等七名波斯貴族挺身而出殺死了偽司麥爾迪斯及其兄弟。(41)如果將這段陳述中的瑪哥僧兄弟替換為偽巴爾迪亞(Bardiya)/高墨達(dá)的話，那么希羅多德的記載幾乎就是《貝希斯敦銘文》1 § 10—13段落的擴寫。二者在敘事脈絡(luò)和很多細(xì)節(jié)方面都極為相似。(42)而泰西阿斯《波斯志》中關(guān)于巴伽帕特斯(Bagapates)和阿塔敘拉斯(Artasyras)將瑪哥僧扶植為王的說法(43)卻同希羅多德和《貝希斯敦銘文》的版本差異顯著。(44)合理的解釋是，希羅多德作為波斯帝國的臣民，對《貝希斯敦銘文》中所反映的、在各種場合一再重復(fù)的官方歷史解釋十分熟悉，因此能夠準(zhǔn)確復(fù)述其中的基本要素。
第三，在敘述大流士登基始末及其他史事的過程中，希羅多德證明了自己對波斯帝國風(fēng)俗習(xí)慣與基本制度的理解水平遠(yuǎn)遠(yuǎn)超過同時代其他希臘作家。他對瑪哥僧司麥爾迪斯被割耳后不敢在公共場合露面的敘述(45)雖不符合貝希斯敦浮雕中的高墨達(dá)形象，(46)但卻說明希羅多德并沒有同時代希臘人普遍具有的錯誤觀念，認(rèn)為波斯君主通常頭頂高冠并深居簡出。(47)他清楚地知道波斯君主“波斯之王、米底之王”(48)的專用頭銜。(49)他還理解父名對于波斯貴族身份的重要意義，(50)以及大流士奉阿黑門尼斯(Achaemenes)為祖先的官方說法。(51)總之，在希臘聽眾或讀者面前，希羅多德儼然以一個對波斯帝國有著深入認(rèn)識的介紹者形象出現(xiàn)。(52)他對自己記述主題的親身感受和認(rèn)識高度都是同時代及之后的許多希臘作家所無法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希羅多德充分發(fā)揮了自身作為希臘文化精英和波斯帝國臣民雙重身份的優(yōu)勢，利用希臘文這一有效的表達(dá)工具和嚴(yán)謹(jǐn)?shù)膶Ｓ忻~轉(zhuǎn)寫方式，成功地處理了一個極為宏大的題材，將自身對龐大的波斯帝國政治、文化、民族、地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較為精確地傳達(dá)給了希臘讀者；他的波斯史在可靠性和認(rèn)識深度方面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此前史話家、戲劇作家們記載的傳說和后來泰西阿斯等人的獵奇性著作，其對波斯史的貢獻(xiàn)無可爭議。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看到，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希羅多德所收集的波斯史信息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缺失?！敦愊Ｋ苟劂懳摹泛驮诎捅葌惓鐾恋奈臅济鞔_指出，岡比西斯的兄弟名叫巴爾迪亞(Bardiya，巴比倫文書中的拼寫為Barziya)，(53)其波斯文原意為“崇高的”。(54)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效法了埃斯庫羅斯等人的傳統(tǒng)，將這個名字轉(zhuǎn)寫為司麥爾迪斯(
事實上，《貝希斯敦銘文》敘述體系的痕跡在《歷史》卷三中幾乎貫穿始終。(63)那么，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理解這兩部在文化背景、讀者群體和創(chuàng)作動機等方面截然有別的作品的相似性？
在學(xué)術(shù)史上，確實有部分學(xué)者相信希羅多德《歷史》的相關(guān)部分是直接基于《貝希斯敦銘文》而寫就的。蘇聯(lián)學(xué)者丹達(dá)瑪耶夫(Dandamayev，另英譯為Dandamaev)甚至相信，希羅多德必然利用了《貝希斯敦銘文》的希臘文譯本。(64)這一看法未免有些極端，并且至今也沒有得到文獻(xiàn)學(xué)的證實。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希羅多德必然通過某種途徑，間接收集了以《貝希斯敦銘文》為代表的、由波斯帝國官方制造的、關(guān)于大流士王登基前后歷史事件的敘述內(nèi)容。就《貝希斯敦銘文》本身而言，盡管文本本身被銘刻于人跡罕至的絕壁之上，所使用的又是希羅多德無法直接閱讀的古波斯文、新埃蘭文(Elamite)和阿卡德文(Akkadian)三種文字，但這篇銘文在波斯帝國境內(nèi)的流傳范圍必定極為廣泛。(65)大流士在銘文結(jié)尾處宣稱，他會將整篇文字刻寫出來，分發(fā)到帝國境內(nèi)的各個角落。(66)當(dāng)代考古學(xué)家們在巴比倫王宮遺址中便發(fā)現(xiàn)了略加改寫過的，刻有《貝希斯敦銘文》內(nèi)容的文書。(67)已出土的其他材料還有巴比倫地區(qū)的兩塊石板殘篇，以及埃及紙草材料中的兩份亞蘭文(Aramaic)殘篇。(68)因此，《貝希斯敦銘文》的基本內(nèi)容大概早已被巴比倫、埃及等地的學(xué)者們所熟知，希羅多德很可能通過這些地方的文化精英了解到《貝希斯敦銘文》的相關(guān)信息。
然而，無論如何，希羅多德不可能完整閱讀過全篇《貝希斯敦銘文》。在敘述大流士登基前后錯綜復(fù)雜的歷史進(jìn)程時，希羅多德顯然并不清楚銘文中介紹的大流士等殺死偽巴爾迪亞這一事件與兩次巴比倫暴動(在希羅多德作品中僅提及一次)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他對銘文信息的出色把握大概來自于對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到的只言片語的拼接與整合，(69)這些敘述中比重相當(dāng)大的一部分必然是口述材料。在《歷史》卷三中，希羅多德先后多次使用了諸如“波斯人說……”、“埃及人改編了這個故事……”、“他們說……”等字眼。(70)約翰·邁爾斯(John L.Myres)猜測，希羅多德如此高質(zhì)量的史料必然來自某個重要波斯政治人物的直接口述，并舉出薛西斯(Xerxes)麾下將領(lǐng)麥加比祖斯(Megabyzus)之子佐普魯斯(Zopyrus)和另一位波斯將領(lǐng)阿塔巴祖斯(Artabazus)作為假想的可能。(71)無論事實真相如何，我們都應(yīng)當(dāng)看到，希羅多德能夠在古代社會信息交流極為不便的情況下，克服語言理解、文化差異、時空距離上的諸多障礙，成功地將自己間接收集到的波斯帝國官方文獻(xiàn)所載信息納入其《歷史》的敘述體系，其為撰寫史著所付出的精力與心血無愧于“史學(xué)之父”(pater historiae)(72)的美譽。
二、《貝希斯敦銘文》對希羅多德的間接誤導(dǎo)
總的來說，希羅多德較為準(zhǔn)確地復(fù)述了《貝希斯敦銘文》中的姓名、譜系和前半部分銘文的基本情節(jié)，但對大流士登基后平定叛亂的史實和其他若干細(xì)節(jié)的信息掌握存在一定缺陷。筆者的初步結(jié)論是，希羅多德雖未讀過整篇《貝希斯敦銘文》，卻通過游歷、咨詢和口述材料間接收集了這篇波斯帝國官方材料中的部分信息，這些信息大大提升了《歷史》卷三的史料價值。
然而，兩部作品之間還有更深層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根據(jù)當(dāng)代學(xué)者們的研究成果，《貝希斯敦銘文》是一篇充滿大流士登基之初波斯帝國官方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材料，其撰寫和頒布帶有明顯的政治宣傳目的，而這一特征也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得到了鮮明的反映。
《貝希斯敦銘文》正文所使用的語言——古波斯文本身便是大流士統(tǒng)治時期意識形態(tài)的產(chǎn)物。當(dāng)代亞述學(xué)學(xué)者們普遍同意，《貝希斯敦銘文》是最早寫就的古波斯文文獻(xiàn)。(73)古波斯文的語法結(jié)構(gòu)相對簡單，其詞匯來自多種語言，以巴比倫等波斯帝國核心地區(qū)通用的楔形字母為載體。在已發(fā)現(xiàn)的古波斯語銘文中，所有文獻(xiàn)都是在巖壁、石碑等耐久材料上刻寫的，所有的銘文內(nèi)容都與波斯國王密切相關(guān)。(74)因此，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古波斯文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人造的語言，從未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過應(yīng)用；(75)其寫作技能僅掌握在波斯國王御用的少數(shù)書吏手中，(76)是大流士及其后繼波斯君主們宣傳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工具。作為由古波斯語撰寫的第一篇歷史文獻(xiàn)，《貝希斯敦銘文》的陳述中存在著眾多疑點，(77)其故意省略之處亦比比皆是。大流士在銘文中用修辭式的手法宣稱，他在自述中有意略去了自己從前締造過的一些豐功偉績，因為擔(dān)心后人會因為它們太過神奇而不敢相信這篇銘文的真實性。(78)根據(jù)《圣經(jīng)·舊約》提供的證據(jù)看，猶太人在大流士即位之初發(fā)動的起義便出于某種未知原因而被《貝希斯敦銘文》忽略了。總的來說，《貝希斯敦銘文》中對史實的扭曲和對細(xì)節(jié)的忽略大多服務(wù)于大流士鞏固個人統(tǒng)治的需要。大流士在銘文中列舉了自己領(lǐng)導(dǎo)的多次戰(zhàn)役大捷，卻從未承認(rèn)自己在軍事活動中受過任何哪怕十分微小的挫折。(79)在1 § 17部分，大流士在阿卡德文版本和新埃蘭文版本中吹噓自己“殺死了全部敵人，未留下一個俘虜”，但這句話在古波斯文版本中被精心地刪除了；(80)同樣，2 § 25的阿卡德文版本中強調(diào)大流士“殺敵3827人，俘獲4329人”，卻在另外兩種語言的版本中隱瞞了殺敵數(shù)字；3 § 38的記載風(fēng)格也與之類似。(81)這種處理方式顯然是為了在不同身份的臣民面前塑造波斯帝王或冷酷、或?qū)捜实牟煌蜗?，以更好地維持大流士的個人統(tǒng)治。
作為希臘文化圈的一分子和波斯帝國遙遠(yuǎn)邊疆行省的臣民，希羅多德顯然并不了解古波斯語文獻(xiàn)的特殊性質(zhì)。因此，希羅多德對《貝希斯敦銘文》政治宣傳內(nèi)容的取舍就成了后世學(xué)者評價希羅多德史料批判意識和理性思維能力的重要線索。對兩篇文獻(xiàn)的比較研究表明，希羅多德在對大流士登基過程中極為關(guān)鍵的兩大要素——繼承王位所必備的合法世系與鏟除篡位僧侶的正當(dāng)性——的敘述中都受到了《貝希斯敦銘文》等文獻(xiàn)所傳達(dá)的大流士統(tǒng)治時期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蒙蔽。
在《貝希斯敦銘文》1 § 2中，新登基的君主大流士敘述了自己的家族譜系：
大流士進(jìn)一步宣稱，阿黑門尼德氏族自古以來就是皇族，從祖先到他為止有九人世代為王；(87)僧侶高墨達(dá)從岡比西斯那里奪走了王位，(88)而他又在神明保佑下為阿黑門尼德氏族重新奪回王位。(89)我們看到，希羅多德忠實地為我們保存了這份波斯王室譜系，其嚴(yán)謹(jǐn)精神和轉(zhuǎn)寫手段的精確性值得稱道。然而，如果我們將這份名單與其他波斯、希臘文獻(xiàn)進(jìn)行比對，便會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著十分嚴(yán)重的問題。
在另一份用阿卡德文撰寫的重要波斯史料——《居魯士圓柱體銘文》中，居魯士同樣陳述了自己的王族世系，宣稱自己是“偉大的國王、安薩(Anshan)之王岡比西斯之子，偉大的國王、安薩之王居魯士之孫，偉大的國王、安薩之王泰斯皮斯的后人”。(90)然而，在這份世系里，居魯士根本沒有提及自己有過一個名叫阿黑門尼斯的始祖。(91)另一方面，在古典時期希臘人的傳說中，大流士通常被描述為一個出身相對低微的下等貴族。埃里安(Aelian)記載過大流士發(fā)跡后報答舊日恩人的軼事；(92)柏拉圖也認(rèn)為大流士并非帝王之子。(93)奧姆斯特德指出，大流士的父親和祖父都不是地位顯赫的波斯貴族，他們應(yīng)該只屬于波斯王室中相對次要的旁支。(94)庫特認(rèn)為，大流士通過杜撰的方式構(gòu)建了自己與居魯士祖先泰斯皮斯的聯(lián)系，之后將譜系上溯到一位身份神秘的始祖阿黑門尼斯，以強調(diào)自己繼承王位的合法性。(95)布里昂詳細(xì)討論了大流士族譜中的諸多疑點：他沒有澄清自己同帝國創(chuàng)始人居魯士支系間的關(guān)系；他在刺殺巴爾迪亞/高墨達(dá)的七貴族政變中并非領(lǐng)袖；而在居魯士和岡比西斯統(tǒng)治時期，并沒有材料提及過王室始祖阿黑門尼斯，更無人聲稱阿黑門尼德氏族身份可以成為繼承帝國王位的合法條件?？傊?，大流士實際上是通過暴力手段攫取王位的，他精心制造的譜系不過是掩蓋自己非法地位的幌子。(96)近年來，部分學(xué)者進(jìn)一步指出，虛構(gòu)族譜的做法是大流士同時爭取波斯、米底貴族支持的重要手段，因為居魯士是米底人和波斯人通婚的后代，(97)其姓名本身即來自米底人使用的新埃蘭文(
對于希羅多德而言，波斯帝國貴族階層錯綜復(fù)雜的譜系關(guān)系顯然遠(yuǎn)遠(yuǎn)超出他的理解能力。在他心目中，居魯士和大流士都是純正的波斯人(104)和皇族成員。他在敘述七貴族宮廷政變的過程中(105)意識到大流士并非組織刺殺活動的領(lǐng)袖，而他關(guān)于大流士利用馬匹作弊而贏得王位的記述(106)同樣表明，他對質(zhì)疑大流士登基合法性的流言多少有所耳聞。然而，這些信息并未啟發(fā)他去核實波斯王室世系的可靠性；他對大流士在《貝希斯敦銘文》(或其他同類官方文獻(xiàn))中所列舉譜系的利用方式僅限于忠實的轉(zhuǎn)錄。借助這份偽造的族譜，希羅多德不加批判地斷定，居魯士及后來的波斯諸王無一例外都是阿黑門尼德氏族的成員。(107)通過希羅多德的影響力，“阿黑門尼德王朝”這一標(biāo)簽被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成為我們關(guān)于古代史知識的重要概念。但事實上，盡管我們不能排除居魯士同阿黑門尼斯之間存在親屬關(guān)系的可能，但居魯士建立帝國的功業(yè)和帝國王位繼承權(quán)的確定原則顯然都與這位傳說中的波斯人始祖沒有太大關(guān)系。
大流士登基過程中的第二個焦點問題與前一個密切聯(lián)系，那就是大流士取得王位的手段究竟是否合法。根據(jù)《貝希斯敦銘文》的敘述體系，岡比西斯在前往埃及之前秘密處決了自己的兄弟巴爾迪亞；(108)僧侶高墨達(dá)在外省假冒巴爾迪亞名義發(fā)動叛亂，而岡比西斯在返程途中突然死去；(109)高墨達(dá)以巴爾迪亞的身份統(tǒng)治了波斯全境；(110)大流士引兵殺死高墨達(dá)并奪取了王位。(111)然而，這一系列說法中同樣存在著諸多不可解之處。首先，從考古證據(jù)上看，在從岡比西斯出征埃及到大流士登基期間并無各處神廟遭到嚴(yán)重破壞的跡象，(112)因此大流士指責(zé)高墨達(dá)倒行逆施、毀壞各地主要神廟的說法(113)無法得到印證。其次，按照常理判斷，一名僧侶假冒王子而僭政半年有余是不太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但這一舉動卻幾乎瞞過了所有王室成員和波斯貴族的眼睛，(114)各地區(qū)紛紛對偽巴爾迪亞的統(tǒng)治表示順從。(115)再次，從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上看，真正引發(fā)地方貴族不滿情緒和大規(guī)模暴亂的恰恰是大流士的登基：從公元前522年秋至公元前520年1月，(116)帝國境內(nèi)的六大地區(qū)先后爆發(fā)了四次大規(guī)模起義，(117)其中包括帝國統(tǒng)治的核心區(qū)域埃蘭和巴比倫、(118)帝國的發(fā)源地波斯和米底、(119)以及大流士之父維斯塔斯帕當(dāng)時親自治理的帕提亞地區(qū)；(120)其中個別貴族正是打著岡比西斯兄弟巴爾迪亞的旗號發(fā)動反叛；(121)根據(jù)《貝希斯敦銘文》的記載，大流士為平叛共發(fā)動了19次戰(zhàn)役，殺死了約100000名起義者，(122)其斗爭過程十分慘烈。種種跡象表明，大流士對“偽巴爾迪亞”僧侶身份的指認(rèn)是不實的，(123)接替岡比西斯統(tǒng)治波斯帝國的正是他的親兄弟與合法繼承人巴爾迪亞，(124)而大流士才是真正篡奪王位并引起眾怒的弒君者。(125)為了安撫民眾和鞏固自身的統(tǒng)治地位，大流士編造了并不高明的、關(guān)于僧侶高墨達(dá)冒充王子巴爾迪亞的故事，(126)其實質(zhì)是一種帶有明確政治目的的欺騙。(127)
在《歷史》卷三中，希羅多德近乎完整地轉(zhuǎn)述了間接來自《貝希斯敦銘文》等材料的波斯帝國官方版本的前半部分。他天真地相信，偽司麥爾迪斯冒充王子統(tǒng)治七個月之久的事情是可能的。(128)誠然，與當(dāng)代歷史學(xué)家們不同，希羅多德的手頭沒有波斯地區(qū)的考古證據(jù)，他很可能也無從了解《貝希斯敦銘文》后半部分對各地叛亂的描述。但他至少知道波斯人中間對岡比西斯兄弟真正死亡原因的看法存在著分歧。(129)如果希羅多德具備較強的史料批判意識和獨立思辨精神的話，他也應(yīng)當(dāng)能夠發(fā)現(xiàn)大流士官方敘述線索中相當(dāng)明顯的漏洞。因此，從史學(xué)批評的角度看，希羅多德對波斯官方材料的盲從不能令人滿意，他的史料批判意識和理性思維能力要遜色于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等其他古代一流史家，而相對接近于“有聞必錄”的前代史話家赫卡泰烏斯(Hecataeus)。(130)即便在古典時期的讀者中，希羅多德《歷史》對偽司麥爾迪斯篡位的牽強記述也必然引起過不小的爭議；因為查士丁(Justin)為龐培尼烏斯·特羅古斯(Pompeius Trogus)史著撰寫的摘要在引用這段敘述時特意添加了專門的解釋，(131)證明希臘羅馬時期的讀者早已對希羅多德這部分記載的可靠性產(chǎn)生過十分合理的懷疑。
三、希羅多德對波斯史源的再加工及其影響
《貝希斯敦銘文》對于希羅多德《歷史》卷三的研究還有另外一點啟示意義，即幫助我們辨別和梳理希羅多德在作為史實主體部分的波斯官方敘述線索之外添加的情節(jié)。這些附加內(nèi)容(如岡比西斯的幻夢、大流士依靠作弊手段奪得王位、騾子分娩預(yù)示巴比倫的陷落、波斯貴族辯論政體優(yōu)劣等)既不見于《貝希斯敦銘文》的記載，又不符合銘文中所反映的波斯帝國的政治文化背景；它們必然或來自希羅多德的道聽途說，或來自作者個人的藝術(shù)加工與想象。通過分析《歷史》卷三中同大流士登基事件相關(guān)的篇章，筆者認(rèn)為，這些添加元素帶有明顯的希臘文化特征，代表了希羅多德《歷史》創(chuàng)作背景中的古希臘文學(xué)和修辭學(xué)傳統(tǒng)。
首先，希羅多德對岡比西斯死亡情節(jié)的描述反映了古希臘史詩和悲劇傳統(tǒng)的影響。根據(jù)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Poetica)中的著名論斷，詩歌與歷史是兩種截然有別的文學(xué)體裁。(132)但這種區(qū)分恐怕對希羅多德的史著并不適用。希羅多德可能與雅典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有過密切往來，(133)其寫作風(fēng)格也帶有希臘悲劇傳統(tǒng)的明顯烙印。(134)他在《歷史》卷三中對岡比西斯發(fā)瘋情節(jié)的描寫便是模仿希臘悲劇風(fēng)格的典范。(135)在希羅多德筆下，瘋癲的岡比西斯得到幻夢指示，派人殺害了自己的親兄弟司麥爾迪斯；(136)他隨后得知夢境所指的其實是和自己兄弟同名的瑪哥僧司麥爾迪斯，方才追悔莫及；(137)他根據(jù)先知的預(yù)言認(rèn)定自己將終老于米底的故鄉(xiāng)阿格巴塔納(Agbatana)，卻在急行軍路過一個名字也叫阿格巴塔納的小鎮(zhèn)時意外自殘而死去。(138)在古希臘神話史詩、悲劇情境中，預(yù)言式的夢境和對預(yù)言的誤解往往同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和時局的劇烈變動密切相關(guān)。(139)希羅多德在敘述岡比西斯之死和《歷史》的其他一些段落里多次借用了這一元素。岡比西斯的遺言(140)同樣帶有荷馬史詩、埃斯庫羅斯悲劇中英雄人物臨終時的悲壯口吻。總體上看，岡比西斯的遭遇與索?？死账构P下奧狄浦斯的命運悲劇極其相似；(141)而他的駭人瘋狂則令人聯(lián)想起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中的伊奧(Io)、歐里庇得斯(Euripides)《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中的主人公與《巴庫斯女信徒》(Bacchae)中的潘特烏斯(Pentheus)。(142)中世紀(jì)的拜占庭辭書《蘇達(dá)》(Suidas)還提及過古風(fēng)時期抒情詩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寫的一部詩歌《岡比西斯與大流士王》(
其次，希羅多德對大流士作弊贏得王位和攻克巴比倫的記述帶有古典喜劇和民間傳說的性質(zhì)。根據(jù)希羅多德的記載，推翻司麥爾迪斯的七位貴族通過比賽坐騎嘶鳴的方式?jīng)Q定王位歸屬，最后大流士憑借奧伊巴瑞斯(Oebares)進(jìn)獻(xiàn)的詭計取得了王冠。(144)這個奧伊巴瑞斯代表的正是古代喜劇中負(fù)責(zé)解決各種難題的機智奴仆形象。(145)而希羅多德在敘述大流士攻陷巴比倫并平定叛亂的段落中插入了僧侶佐普魯斯(Zopyrus)的騾子分娩的預(yù)兆，(146)該情節(jié)屬于希羅多德東方史敘述中十分常見的“動物童話”(德文術(shù)語，Tiermarchen)；(147)《歷史》其他篇章中的類似元素包括跳舞的魚、(148)有翼的蛇、(149)神秘的鳳凰、(150)蛇馬之戰(zhàn)、(151)為波呂克拉特斯(Polycrates)取回指環(huán)的大魚(152)和會淘金的印度螞蟻。(153)這些怪異的動物元素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神秘色彩。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元素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xiàn)在希羅多德對波斯帝國各地風(fēng)情的描述中。
最后，希羅多德所描述的波斯貴族爭論政體優(yōu)劣的情節(jié)(154)帶有古希臘智者學(xué)派(Sophists)進(jìn)行哲學(xué)、修辭學(xué)辯論的濃厚色彩。在希羅多德的筆下，大流士等波斯貴族像古希臘哲人一樣思考問題，像希臘政治家一樣論證民主、寡頭和專制政體的優(yōu)劣；(155)奧塔尼斯甚至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觀念。(156)希羅多德的這些記載完全不見于《貝希斯敦銘文》等波斯史料的記錄。(157)它們顯然更多地反映了希臘人自己的觀念、思想與意識形態(tài)特征。
通過上述列舉，我們不難看出，作為西方文化史上第一部成型的史學(xué)作品，希羅多德的《歷史》反映了希臘古典史學(xué)形成與發(fā)展初期的典型特征和作者本人的個性化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它并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專業(yè)史學(xué)作品，(158)而是嚴(yán)肅的歷史記錄、民族學(xué)研究與古希臘悲劇、喜劇、哲學(xué)、修辭學(xué)等文化傳統(tǒng)相融合的龐雜混合體。(159)與此同時，希羅多德一方面以《貝希斯敦銘文》中記載的波斯官方歷史敘述體系為《歷史》卷三的基本骨架，另一方面又插入了許多通過道聽途說或個人想象所得來的附加材料；盡管他的描述對象是波斯歷史，但他插入的元素卻大多來自希臘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從而建構(gòu)了一種從希臘文化視角觀察波斯帝國與波斯歷史的獨特認(rèn)識方式。希羅多德建立的這種認(rèn)識和感知波斯帝國的敘述傳統(tǒng)對后世希臘知識精英的波斯觀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介紹波斯帝國歷史事件和風(fēng)土人情時，希羅多德運用了某些固定的敘述模式和著力渲染異域情調(diào)的寫作風(fēng)格，對日后多部以波斯社會為創(chuàng)作背景的史學(xué)和文學(xué)作品產(chǎn)生了影響。例如，希羅多德在虛構(gòu)波斯貴族進(jìn)行政體辯論之前，使用了“五天之后
第二，希羅多德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并發(fā)展了由埃斯庫羅斯《波斯人》等作品開創(chuàng)的，(164)將波斯帝國視為“他者”(the other)的文化觀念。(165)在其經(jīng)典著作《希羅多德之鏡》中，哈爾托赫詳細(xì)探討了斯基泰人在希羅多德著作中的“他者”形象。哈爾托赫認(rèn)為，在希羅多德筆下，斯基泰人和埃及人代表“他者”文化中的兩個極端；斯基泰人兼具歐洲與亞洲的雙重特征；在同樣面對波斯帝國的大舉入侵時，斯基泰人的行為構(gòu)成了日后雅典人英勇表現(xiàn)的參照物；甚至斯基泰境內(nèi)的陶里斯(Tauris)也可以同雅典的蘇尼烏姆(Sunium)海角對應(yīng)起來。對英雄品質(zhì)的獨特理解是斯基泰人得以成為希臘人的“他者”的前提條件；而希羅多德對斯基泰人的特定描寫方式使得他們成了游牧文化的代名詞。(166)由于對《貝希斯敦銘文》等波斯史料的間接利用和希羅多德本人作為波斯臣民對波斯帝國的客觀認(rèn)識，“他者”的痕跡在希羅多德波斯史的敘述中并沒有像他記述斯基泰歷史時那樣明顯。但如果我們剔除由《貝希斯敦銘文》提供、被希羅多德采用的波斯官方史料的話，就不難看出，十分相似的特征同樣鮮明地體現(xiàn)于希羅多德利用希臘文化傳統(tǒng)在《歷史》卷三中添加的各段情節(jié)中。在希羅多德記載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插曲中，波斯帝國的世界是瘋癲的(岡比西斯的神經(jīng)錯亂、波斯貴族們對僧侶篡位的無動于衷)、專制的(政體辯論的最終結(jié)果、大流士攻陷巴比倫后的鏟除異己)、殘暴的(岡比西斯的殘害手足、偽司麥爾迪斯遭受的割耳肉刑)、淫蕩的(瑪哥僧霸占王子司麥爾迪斯妻妾、大流士靠挑逗坐騎情欲贏得王位)、瀆神的(岡比西斯對埃及神廟的破壞、大流士以作弊手段偽造神意)和病態(tài)的(刑余之人偽司麥爾迪斯僭政、騾子分娩的異象)，與理性、自由、溫和、節(jié)制、虔誠、健康的希臘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波斯貴族政體辯論的結(jié)果以專制制度勝出而告終，但在《歷史》的后半部分里，大流士、薛西斯率領(lǐng)的波斯大軍最終將被熱愛自由、同仇敵愾的希臘聯(lián)軍所擊敗，從而證明希臘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該思路與希羅多德在《歷史》篇首交代的神話時期歐亞兩個世界間的永恒沖突一脈相承。(167)這一基本敘述線索是一種將波斯表述為他者的典型模式，而《歷史》卷三對大流士登基始末的描述則是“他者”敘述體系展開過程中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168)
希羅多德選擇將波斯帝國作為同希臘文明對立的“他者”來進(jìn)行描述的做法，同希波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希臘社會的文化環(huán)境和公共輿論密切相關(guān)。在希波戰(zhàn)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下，希臘人已開始明確將波斯及其控制下的亞洲作為自身的對立面。(169)而希臘聯(lián)軍在戰(zhàn)爭中的勝利則進(jìn)一步鞏固了希臘人的認(rèn)知，即軟弱病態(tài)的亞洲必定接受奴役，而強健英勇的歐洲則可以享受自由的文化優(yōu)越心態(tài)。(170)與希羅多德生活年代相近的醫(yī)學(xué)家希波克拉底在《空氣、水與地域》中甚至通過對比歐洲和亞洲，從理論上論證了亞洲居民虛弱不堪的地理和氣候根源。(171)而希羅多德在雅典的聽眾也必然熟悉和欣賞視自身敵人為“他者”的對比敘述模式。盡管希羅多德本人對波斯乃至整個東方世界的歷史觀基本上是客觀公正的，但在向自己的史著中添加奇聞軼事的時候，希羅多德明顯采取了迎合聽眾和讀者口味的做法，客觀上對古典時期希臘知識精英們業(yè)已開始形成的、視波斯文明為他者的文化心態(tài)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三，雖然希羅多德本人并未刻意貶低、詆毀東方文化，(172)但他在史著中附加的許多奇聞軼事(這些插曲往往比間接來自《貝希斯敦銘文》的嚴(yán)肅史料更能吸引古代讀者們的注意力)卻被后世的希臘羅馬知識精英所誤讀或利用，成為古典盛期帶有強烈民族歧視色彩的波斯觀的源頭。希羅多德關(guān)于波斯貴族推翻司麥爾迪斯僭政五日后舉辦政體討論的記載，(173)被后世讀者以訛傳訛，最終竟演變成東方君主登基后五日內(nèi)準(zhǔn)許隨意燒殺搶掠的荒唐傳說。(174)希羅多德可能通過道聽途說得來的偽司麥爾迪斯曾遭割耳肉刑的說法，(175)并不符合貝希斯敦浮雕的描繪(浮雕中被大流士踩在腳下的高墨達(dá)的左耳在20世紀(jì)初仍清晰可辨)，(176)但卻成了西方讀者心目中慘無人道、森嚴(yán)可怖的東方刑罰制度和充滿仇恨、報復(fù)與可怕秘密的波斯宮廷政治的縮影。希羅多德對偽司麥爾迪斯僭政七個月之久的牽強描述令查士丁等后世史家誤認(rèn)為波斯君主是深居簡出、不同任何外人交往的神秘人物。(177)希羅多德對大流士施詭計取得王位的記載(178)同樣塑造了查士丁等作家筆下狡詐陰險的波斯國王形象。(179)在希羅多德記載大流士登基始末部分的各種插曲中，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當(dāng)屬他對喪失理智的岡比西斯在埃及四處殺戮、大肆破壞的描述。狄奧多魯斯(Diodorus)、(180)普魯塔克(Plutarch)(181)和斯特拉波(Strabo)(182)分別在各自記載埃及風(fēng)土人情的作品中介紹了種種荒誕不經(jīng)的、濫觴自希羅多德的相關(guān)傳說。比較典型的是斯特拉波《地理志》(The Geography)對布巴斯圖斯城(Bubastus)廢墟的描述：
這座城市如今已被徹底廢棄；城中有座埃及風(fēng)格的古代神廟，它見證了岡比西斯的瘋狂與殘暴。因為此人用烈火與兵刃摧毀各座廟宇和方尖碑，從四面八方破壞和焚燒它們……方尖碑中的一些依舊矗立，但已被火焰燒得面目全非；另一些則已經(jīng)坍塌倒地。(183)
然而，所有這些傳說和指控的最終來源——希羅多德《歷史》卷三中描述岡比西斯精神失常的奧狄浦斯悲劇式情節(jié)——卻未得到考古、銘文材料的證實。(184)在埃及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中，學(xué)者們并未發(fā)現(xiàn)波斯統(tǒng)治時期神廟、紀(jì)念碑大量被毀的跡象；《貝希斯敦銘文》完全沒有提及岡比西斯發(fā)瘋一事；而埃及地區(qū)的銘文材料反而表明，岡比西斯對阿皮斯(Apis)神牛非常尊重，并因此得到了阿蒙神廟祭司們的感謝。(185)
通過對希羅多德《歷史》卷三和《貝希斯敦銘文》若干局部細(xì)節(jié)的比較，筆者認(rèn)為，希羅多德的波斯史在人名記錄、譜系梳理和宏觀敘事等方面總體上相當(dāng)可靠，對波斯帝國史的記載與闡釋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反映了作者收集、整理史料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嚴(yán)肅的治史精神。然而，希羅多德積極的史學(xué)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對史料的獲取與記錄方面；而在合理分析和取舍材料等問題上，希羅多德暴露了自己過于輕信和缺乏史料批判精神的弱點。就敘述大流士登基的部分而言，他幾乎完全受到了大流士官方政治宣傳的蒙蔽，不加批判地引述了大流士對王室譜系和王位更迭過程的、帶有明顯政治目的的說法，暴露了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史料批判精神的弱點和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其謬誤對后人認(rèn)識波斯歷史產(chǎn)生了一定的誤導(dǎo)作用。
在《貝希斯敦銘文》提供的基本敘事框架之外，希羅多德廣泛采用了希臘史詩、悲劇、喜劇、神話傳說、哲學(xué)、修辭學(xué)中的主題、觀念與敘事技巧，從而豐富了《歷史》的內(nèi)容，將之?dāng)U展成了一部兼具史學(xué)與文學(xué)雙重特征的復(fù)雜著作。希羅多德在《歷史》卷三中插入的附加情節(jié)影響了后世古典作家們波斯觀的形成與發(fā)展。它們著力渲染波斯帝國的異域風(fēng)情，開啟了日后以波斯為題材或背景的希臘史學(xué)、小說作品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先河；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希波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希臘聽眾、讀者的心態(tài)以及在埃斯庫羅斯、希波克拉底等人作品中有所反映的輿論導(dǎo)向，將波斯帝國表述為希臘文明的他者，通過對波斯的描述來反觀自照希臘社會本身，試圖借此來論證希臘文明存在的合理性；最后，希羅多德的波斯史對后來的古典作家們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成為他們塑造古典盛期具有明顯民族歧視色彩的波斯帝國形象的資料來源。分析和比較希羅多德的波斯史與波斯帝國自身官方材料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對于我們深入認(rèn)識希羅多德作品的史學(xué)價值，理解古典希臘史學(xué)草創(chuàng)階段的敘事特征以及把握西方文化史中民族觀念的發(fā)展線索都不無裨益。
①Francois Hartog,The Mirror o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trans.Janet Lloyd,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3,217,197.
②Alexander Hollmann,The Master of Signs:Sig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in Herodotus' Histories,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45,249.
③José-Miguel Alonso-Nú
④Ann Ward,Herodotus and the Philosophy o f Empire,Waco: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08,p.75.
⑤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1987,p.15.
⑥Robert Drews,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45.
⑦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trans.Peter T.Daniels,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02,p.5.
⑧David M.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45.
⑨Lindsay Allen,The Persian Empire:A History,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5,p.38.
⑩Roland G.Kent,ed.and trans.,Old Persian:Grammar,Texts,Lexicon,New Haven,Connecticut: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50,pp.10-11.
(11)李鐵匠:《〈貝希斯敦銘文〉介紹》,《江西大學(xué)學(xué)報》1987年第3期。
(12)A.T.Olmstead,'Darius and His Behistun Inscrip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55,no.4(Oct.1938),p.392.
(13)Christopher Tuplin,'Herodotus 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Empire,' in Robert B.Strassler,ed.,The Landmark Herodotus,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7,p.792.
(14)M.A.Dandamaev,A Political History o f the Achaemenid Empire,trans.W.J.Vogelsang,Leiden:Brill,1989,p.133.
(15)Behistun Inscription,4 § 60-61.
(16)Steven W.Hirsch,The Friendship o f the Barbarians:Xenophon and the Persian Empire,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5,p.18.
(17)A.T.Olmstead,'Darius and His Behistun Inscription,' p.393.
(18)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98.
(19)P.M.Sykes,A History of Persia,vol.1,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15,p.169.
(20)P.M.Sykes,A History of Persia,vol.1,p.169; Robert William Rogers,A History of Ancient Persia,New York and Lond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9,pp.88-89.
(21)A.T.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pp.107,109.
(22)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
(23)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24)Amélie Kuhrt,ed.,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153.
(25)本文使用的古波斯文及轉(zhuǎn)寫方式來自Roland G.Kent,ed.and trans.,Old Persian:Grammar,Texts,Lexicon.
(26)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108.
(27)John L.Myres,Herodotus:Father of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3,p.159.
(28)Ctesias,Persica,F13.16(in Lenfant); David M.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p.346.
(29)Behistun Inscription,1 § 1-2.
(30)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36.
(31)Christopher Tuplin,'Herodotus 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Empire,' p.792.
(32)Herodotus,Histories,1.139.
(33)Pierre Briant,'Hérodote et la société Perse,' in Olivier Reverdin and Bernard Grange,eds.,Entretiens sur l' Antiquité classique,Tome ⅩⅩⅩⅤ,Hérodote et les peuples non Grecs,Genève:Vandoeuvres,1988,p.84.
(34)O.Kimball Armayor,'Herodotus' Catalogues of the Persian Empire in the Light of the Monuments and the Greek Literary Tradi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974-),vol.108,1978,p.2.
(35)J.Wells,'The Persian Friends of Herodotu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27,1907,pp.37-38.
(36)Herodotus,Histories，1.1.關(guān)于希羅多德究竟來自小亞哈里卡納索斯地區(qū)抑或意大利南部圖里人(Thurii)聚居區(qū)的學(xué)術(shù)爭論，參見Felix Jacoby,'Herodotos,' in Georg Wissowa,ed.,Paulys Real-Encyclop
(37)Herodotus,Histories,3.30.
(38)Herodotus,Histories,3.61.
(39)Herodotus,Histories,3.64.
(40)Herodotus,Histories,3.66-67.
(41)Herodotus,Histories,3.77-78.
(42)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99.
(43)Ctesias,Persica,F13.15(in Lenfant).
(44)Ctesias,La Perse,L' Inde,Dominique Lenfant,ed.,trans.and comm.,Budé,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04,p.261.
(45)Herodotus,Histories,3.69.
(46)貝希斯敦浮雕中被大流士踐踏的高墨達(dá)的左耳在20世紀(jì)初仍清晰可見。
(47)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Oswyn Murray and Alfonso Moreno,eds.,with a contribution by Maria Brosius,translated by Barbara Graziosi,Matteo Rossetti,Carlotta Dus and Vanessa Cazzat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66.
(48)Herodotus,Histories,3.21.1; 8.5.2; 9.7.al.
(49)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34-35.
(50)Pierre Briant,'Hérodote et la société Perse,' p.84.
(51)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36.
(52)Rosaria Munson,'Who Are Herodotus' Persians?' The Classical World,vol.102,no.4(Summer 2009),p.457.
(53)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98.
(54)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57.
(55)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60.
(56)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102.
(57)David M.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pp.346-347.
(58)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119.
(59)Behistun Inscription,1 § 18-2 § 20.
(60)Herodotus,Histories,3.150.
(61)Herodotus,Histories,3.152.
(62)M.A.Dandamaev,A Political History o f the Achaemenid Empire,pp.124-125.
(63)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20-21.
(64)J.M.Cook,The Persian Empire,London and Melbourne and Toronto:J.M.Dent & Sons Ltd.,1983,p.19.
(65)David M.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p.346.
(66)Behistun Inscription,4 § 70.
(67)Margaret C.Miller,Athens and Persia in the Fifth Century B.C.:A Study in Cultural Receptiv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21.
(68)Hassan Rezai Baghbidi,'Darius and the Bisotun Inscription: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st Paragraph of Column Ⅳ,' 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vol.2,2009,p.45.
(69)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120,68-69.
(70)Herodotus,Histories,3.1.5; 3.2.2; 3.3.1; 3.12.2.
(71)John L.Myres,Herodotus:Father of History,p.159.
(72)Cicero,De Legibus,1.5.
(73)Amélie Kuhrt,ed.,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 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p.151.
(74)Matthew W.Stolper,'Achaemenid Languages and Inscriptions,' in John Curtis and Nigel Tallis,eds.,Forgotten Empire: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5,p.19.
(75)Matthew W.Stolper,'Achaemenid Languages and Inscriptions,' pp.19-20.
(76)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31.
(77)Thomas Harrison,Writing Ancient Persia,London and New York: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11,pp.22-23.
(78)Behistun Inscription,4 § 58.
(79)M.A.Dandamaev,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pp.192,190.
(80)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124-125.
(81)Amélie Kuhrt,ed.,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 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pp.154,
(82)Herodotus,Histories,1.209-210; 2.83; 3.70-71; 3.88; 3.140; 4.83; 4.91; 5.30; 5.73; 7.1; 7.10-11; 7.224.
(83)Herodotus,Histories,1.209; 7.11; 7.224.
(84)Herodotus,Histories,7.11; 8.90.
(85)Herodotus,Histories,7.11.不同手稿在傳抄中出現(xiàn)了分歧。
(86)Herodotus,Histories,3.12; 3.75; 7.7; 7.11; 7.97; 7.236-237.
(87)Behistun Inscription,1 § 3-4.
(88)Behistun Inscription,1 § 12.
(89)Behistun Inscription,1 § 13.
(90)Cyrus Cylinder,21-22.
(91)Amélie Kuhrt,ed.,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p.73.
(92)Aelian,Historical Miscellany,4.5.
(93)Plato,Leges,695c.
(94)A.T.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p.107,109.
(95)Amélie Kuhrt,ed.,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p.152.
(96)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p.110-111.
(97)Richard Nelson Frye,'Cyrus the Mede and Darius the Achaemenid?' in John Curtis and St.John Simpson,eds.,The World of Achaemenid Persia,London:I.B.Tauris.& Co.Ltd.,2010,p.18.
(98)Wouter F.M.Henkelman,'Cyrus the Persian and Darius the Elamite: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in Robert Rollinger,Brigitte Truschnegg and Reinhold Bichler,eds.,Herodot und das Persische Weltreich/Herodotus and the Persian Empire,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1,p.585.
(99)Richard Nelson Frye,'Cyrus the Mede and Darius the Achaemenid?' p.18.
(100)Aelian,De Natura Animalium,12.21.
(101)Herodotus,Histories,3.88.
(102)Lindsay Allen,The Persian Empire:A History,pp.30,41.
(103)Richard Nelson Frye,'Cyrus the Mede and Darius the Achaemenid?' p.18.
(104)Wouter F.M.Henkelman,'Cyrus the Persian and Darius the Elamite: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p.577.
(105)Herodotus,Histories,3.77-78.
(106)Herodotus,Histories,3.85-86.
(107)Herodotus,Histories,1.125.
(108)Behistun Inscription,1 § 10.
(109)Behistun Inscription,1 § 11.
(110)Behistun Inscription,1 § 12.
(111)Behistun Inscription,1 § 13.
(112)Jack Martin Balcer,A Prosopograph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Persians Royal and Noble,c.550-450 B.C.,Lewiston,Queenston and Lampeter:Edwin Mellen Press,1993,p.17.
(113)Behistun Inscription,1 § 14.
(114)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50-51,56.
(115)M.A.Dandamaev,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p.93.
(116)Jack Martin Balcer,A Prosopograph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Persians Royal and Noble,c.550-450 B.C.,p.18.
(117)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136.
(118)Behistun Inscription,1 § 16.
(119)Behistun Inscription,3 § 40; 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103.
(120)Behistun Inscription,2 § 35.
(121)Behistun Inscription,3 § 40.
(122)M.A.Dandamaev,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p.128.
(123)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61.
(124)周洪祥、吳宇虹：《從〈貝希斯敦銘文〉、〈歷史〉辨析大流士奪位真相》，《史學(xué)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25)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157-158.
(126)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100.
(127)M.A.Dandamaev,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p.91.
(128)Herodotus,Histories,3.67.
(129)Herodotus,Histories,3.30.
(130)Strabo,Geography,8.3.9.(FGrH 1,T10); John Gould,Herodotu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1989,p.92.
(131)Justin,Epitome,1.9.10-11.
(132)Aristotle,Poetica,1459a17-24.
(133)Jasper Griffin,'Herodotus and Tragedy,' in Carolyn Dewald and John Marincola,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odo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46.
(134)Suzanne Said,'Herodotus and Tragedy,' in Egbert J.Bakker,Irene J.F.De Jong and Hans van Wees,eds.,Brill's Companion to Herodotus,Leiden,Boston and K
(135)Truesdell S.Brown,'Herodotus' Portrait of Cambyses,' 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gichte,Bd.31,H.4(4th Qtr.1982),p.388.
(136)Herodotus,Histories,3.30.
(137)Herodotus,Histories,3.64.
(138)Herodotus,Histories，3.64.
(139)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29.
(140)Herodotus,Histories,3.65.
(141)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61.
(142)Jasper Griffin,'Herodotus and Tragedy,' p.48.
(143)Suidas Lexicon,∑439(in Adler).
(144)Herodotus,Histories,3.85-86; 3.88.
(145)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77.
(146)Herodotus,Histories,3.153.
(147)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p.127-128.
(148)Herodotus,Histories,1.141.
(149)Herodotus,Histories,2.75.
(150)Herodotus,Histories,2.73.
(151)Herodotus,Histories,1.78.
(152)Herodotus,Histories,3.41-42.
(153)Herodotus,Histories,3.102.
(154)Herodotus,Histories,3.80-83.
(155)Norma Thompson,Herodot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52.
(156)Herodotus，Histories,3.80.
(157)20世紀(jì)中期，對《歷史》卷三中波斯貴族辯論政體優(yōu)劣記載真實性的學(xué)術(shù)爭論一度十分熱烈(參見Patrick T.Brannan,'Herodotus and History:The Constitutional Debate Preceding Darius' Accession,' Traditio,vol.19,1963,pp.427-429,436-438)。對《貝希斯敦銘文》的深入研究澄清了這一問題：既然大流士是依靠暴力而非合法繼承的途徑弒君奪權(quán)并鞏固王位的，那么貴族集團內(nèi)部關(guān)于選擇何種政體的民主討論顯然只能出自后人的杜撰。
(158)Kurt von Fritz,'Herodotus and the Growth of Greek Historiography,'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67,1936,pp.315-340,315.
(159)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12.
(160)Herodotus,Histories,3.80.
(161)Herodotus,Histories,1.72; 2.22; 2.34.
(162)Detlev 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trans.J.G.Howie,Leeds:Francis Cairns Ltd.,1989,pp.216-217.
(163)Robert Drews，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p.47.
(164)Simon Goldhill,'Battle Narrative and Politics in Aeschylus' Persae,' in Thomas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p.57-58,60.
(165)Rosaria Munson,'Who Are Herodotus' Persians?' p.457.
(166)Francois Hartog,The Mirror o 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 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pp.3,31-32,36,228,163,193.
(167)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94.
(168)Emily Baragwanath,Motivation and Narrative in Herodot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10.
(169)黃洋：《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東方”想像》，《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7頁。
(170)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p.94.
(171)Hippocrates,Airs,Waters,and Places,16.1-14.
(172)Michael Flower,'Herodotus and Persia,' in Carolyn Dewald and John Marincola,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odotus,p.274.
(173)Herodotus,Histories,3.80.
(174)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73.
(175)Herodotus,Histories,3.69.
(176)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66.
(177)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 f the Persian Empire,pp.100-101.
(178)Herodotus,Histories,3.85-86.
(179)David Asheri,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Ⅰ-Ⅳ,p.477.
(180)Diodorus,Library of History,1.46.4-5.
(181)Plutarch,Moralia,368F.
(182)Strabo,Geography,10.3.21.
(183)Strabo,Geography,17.1.27.
(184)Jack Martin Balcer,Herodotus & 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p.87.
(185)Amelie Kuhrt,The Persian Empire:A Corpus o 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pp.122-124.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