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論語》首章是孔子對其弟子們的勸勉之語，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標，確實如鄭汝諧所言：“此數(shù)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以為首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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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孔門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文學教育。
據(jù)《論語·述而》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文”是其教育基礎，“行”是其教育手段，“忠信”是其教育內(nèi)容。說“文”教是孔門的教育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孔子以文學教育作為其弟子入圣道之門向?qū)У暮x。
孔子以前的周代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教授“禮、樂、射、御、書、數(shù)”[2]六藝，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3]，取消了射、御等軍事教育，也不讓弟子學稼、學圃。
《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nóng)?！垖W為圃。曰：‘吾不如老圃?！t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4]
顯然，孔子的教育既不是周代傳統(tǒng)的“六藝”教育，以培養(yǎng)貴族子弟成為合格統(tǒng)治者；也不是普泛意義上的全科教育，以培養(yǎng)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而是對平民開放的有選擇性的所謂“文、行、忠、信”之教，以培養(yǎng)道德“君子”為職志。
孔子之前的所謂“君子”是一種身份認定，指具有貴族血緣等級的人，而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卻是一種道德評判，指養(yǎng)成良好德行的人，這就區(qū)分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其教育內(nèi)容和教育方法自然有所不同。
孔子教育的基礎是“文”教，這種“文教”的具體內(nèi)涵究竟是什么呢？邢昺認為，此“文”教是指經(jīng)過孔子選擇和闡釋的“先王之遺文”[5]，具體而言，則主要是周代史官傳留的體現(xiàn)周代禮樂文化的典章制度和歷史文獻。
孔子曾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盵6]他以周代制度和文獻為基礎對弟子進行教育，其實是希望弟子們以文、武、周公為榜樣，弘揚禮樂文化精神，恢復禮樂文化制度，實現(xiàn)其政治理想。
而與孔門“文教”相對應的正是“文學”，孔門十哲中就有“文學子游、子夏”[7]，表明他們在孔門弟子中接受文學教育最為出色，也最有特點。[8]
當然，這里所謂的“文學”，并不同于今人所講的只是語言的藝術，而是一個內(nèi)涵十分豐富的概念。
筆者在討論孔子的文學觀念時曾指出：“孔子的文學觀念具有十分豐富的內(nèi)涵。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對西周以來社會上層建筑的一種概括；從教育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培養(yǎng)人才的一種類型；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鼓勵學生從政的一種方式；從文化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對儒家文化學術的一種指稱。孔子文學觀念的這種普泛性正反映著春秋末期社會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還沒有得到分門別類發(fā)展的客觀事實。”[9]因此，即使從文獻學習的角度而言，孔門“文教”也不以知識傳授為宗旨，而以文治教化為目標，“行”教是其必然選擇，“忠、信”之教則是其內(nèi)在要求，熔鑄其中的是禮樂文化精神。這種禮樂文化精神既有歷史傳留的文武周公的圣人之道，也包括春秋以來蓬勃生長起來的人文精神。[10]
理解了孔子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教育思想，再來看《論語》首章，其真實內(nèi)涵也就昭然若揭了。
《論語》首章三節(jié)，其實包含了孔門文學教育的三個層次，或者說概括了孔子教育弟子的三個方面，其表述所使用的是勸勉的語氣，而非盛氣凌人的教訓。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乃就個體學習而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則超越個體而就同門相處而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指出群居切磋所應達到的道德水準和精神境界，其實是從教育培養(yǎng)以期達致的具體目標而言。
三者互有關聯(lián)又不盡一致，前者是奠定基礎的教育，繼而是進一步的拓展教育，最后是教育培養(yǎng)目標的實現(xiàn)。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認為學習圣人之道，必須首先讓學習者從心底喜歡，才可能有所收獲；沒有興趣的學習不僅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真正學好?？鬃诱f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11]
孔門的文學教育并不局限于文獻知識的學習，而是要通過這種學習去了解圣人之道。然而，光有了解是不夠的，必須真正從內(nèi)心里愛好圣人之道，有了愛好才能夠拉近和所學對象的距離；而僅有愛好還不夠，只有在學習中真正感受到愉悅，才能夠持之以恒、心悅誠服地去踐行圣人之道，這樣就能夠?qū)⒄_的態(tài)度和情感灌注在學習之中。
“學而時習之”強調(diào)的正是這一教育思想，核心是將文學教育作為進入圣人之道的向?qū)砝斫猓P鍵是學以致用、身體力行。這與孔門四教中的“行教”密切相關。
孔子十分強調(diào)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的重要，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12]在孔子看來，不能學以致用，“先王之遺文”學得再多再好都是沒有意義的。
孔子又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盵13]這里的所謂“行”，不是一般意義的社會實踐，而是有理想有操守的道德踐履，“忠信”“篤敬”是其基本內(nèi)涵。
不講“忠信”“篤敬”，就不是孔門的“行教”，當然也就不是孔子所講的“時習”。關門讀書，紙上談兵，這樣的學習自然不可能產(chǎn)生愉悅感，這樣的教育也就不是孔子所贊成的教育。
“學而時習之”一節(jié)重點強調(diào)的是解決個體學習的態(tài)度與情感，涉及學習內(nèi)容與學習方法。
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節(jié)，則重在說明個體的學習效果可以通過朋友的反映來檢驗，從而實現(xiàn)同門敬業(yè)樂群的教學效果。
本來，西周學校教育就重視“敬業(yè)樂群”[14]，不過，那些個“群”是制度的規(guī)定和社會的安排，不是個人的選擇，而孔子所說“有朋自遠方來”是個體的自覺選擇，是圣人之道的感召，是個體學習效果呈現(xiàn)后的相互吸引，是同學切磋、共同成長的純潔友情。所以，“有朋自遠方來”的快樂比“學而時習之”的愉悅感受上升了一個層次。
這里，孔子實際上強調(diào)了志同道合者的相互鼓勵、相互提攜對于踐行圣人之道、促進個體成長的重要性。在孔子看來，個體如果能夠努力學習并自覺踐行圣人之道，就會吸引遠方的志同道合者來到自己身邊，和自己做朋友，一起踐行，一起成長。
從孔門“四教”的角度看，這里既包含了“文”教，同時也是“行”教。因為個體學習效果如何，常常不是憑自我感覺可以認定的，而是需要有他人來驗證。
孔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15]，后者常被稱做賢人。這七十多個賢人大概能夠在孔門登堂入室，而那三千弟子則只能跟著賢人們學習，名義上是同門，實際上有類師生，大家以朋友相呼。[16]
這些遠方來的朋友選擇跟誰學習，自然也表明了被選擇者的社會認可度。如何處理弟子間的復雜關系，讓弟子們真正享受到朋友在一起學習的快樂，孔門有“忠信”之教，所強調(diào)的正是學會處理好人際關系，因為只有人與人相處才能表現(xiàn)出是否“忠信”。
在孔門教育中，“忠信”不僅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而且也是培養(yǎng)君子人格的重要指標。孔子曾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17]
他不僅要求弟子“主忠信”，而且提醒他們不要和沒有忠信或不主忠信的人做朋友。孔門弟子也明白這一點，曾參便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18]時時反省自己是否“忠信”，說明“忠信”之教在孔子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證明孔門弟子已經(jīng)將“忠信”作為朋友相交的基本準則。[19]
這樣看來，此節(jié)所說來自遠方的朋友一定是“主忠信”之人，不然，他們不會聚集在孔子門下，成為相互信賴的朋友。即使他們現(xiàn)在暫時還沒有能夠成為君子，但他們卻是愿意接受“忠信”之教而努力使自己成為君子的一批人。
理解了以上兩節(jié)，第三節(jié)“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也就容易理解了。
孔門“四教”要求弟子以文學教育為基礎，以身體力行為手段，最后養(yǎng)成具有“忠信”德行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語在孔子之前主要是指貴族統(tǒng)治者，即治理百姓的人，而孔子用它來指具有高尚德行的人。前者是身份認定，個體無從努力獲得；后者是道德認定，個體通過努力即可以達到。此節(jié)的君子便屬于后者。
孔子培養(yǎng)弟子正是以道德君子為目標的。他將自己的得意門生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德行科的顏淵等人顯然是達到了孔子設定的君子人格的培養(yǎng)要求的。
一次，魯國執(zhí)政季康子問孔子，他的弟子誰好學，孔子回答：“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盵20]
孔子只肯定顏淵好學，那么，顏淵的好學究竟體現(xiàn)在哪里呢？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fā)，回也不愚。”[21]又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22]
他還對顏淵說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23]顯然，顏淵的好學體現(xiàn)為對君子之道的踐行，即“學而時習之”。
孔子弟子曾參描述顏淵說：“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24]
從曾參的描述來看，顏淵的德行正與“人不知而不慍”的孔子教誨相一致?！耙阅軉栍诓荒埽远鄦栍诠选?，就是焦循所謂“我所知而人不知”而不驕矜；“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則接近皇侃所云“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nèi)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的境界。有了顏淵這樣的德行，也就可以算是君子了。
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25]；“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26]；“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等等，不就是說的顏淵這一類人嗎？
這樣看來，《論語》首章確實概括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孔門入道之要”。
孔門教育既是文學知識教育，也是知行合一教育，更是道德人格教育。這是在吸收周代學校教育經(jīng)驗的基礎上適應社會變化而進行的教育改革，也是利用教育為平民登上政治舞臺、參與社會治理的文化改革，其教育思想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值得充分肯定。
并且，這種教育并非強制性教育，也非痛苦型教育，而是快樂型教育。
從《論語》首章可以看出，孔門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所以孔子要從學者的角度來論述，來勸導。他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無疑都是在強調(diào)學習不是痛苦而是快樂，同學之間的切磋和互助不是競爭而是更高境界的快樂。
強調(diào)學習快樂，實際上也是在闡明教育快樂。即使他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也同樣強調(diào)著快樂。因為“君子不憂不懼”[27]；“君子和而不同”[28]；“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29]；“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30]。
孔子的快樂教育，實踐證明是成功的，他在世的時候，不少弟子受到列國統(tǒng)治者青睞，如冉求、子貢在魯，子路在衛(wèi)，宰予在齊，都得到統(tǒng)治者重用，并發(fā)揮了頗大的作用。
孔子逝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yè)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盵31]
這樣的教育成績十分優(yōu)異，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后無來者，證明孔子的確是偉大的教育家。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對于當下的中國教育無疑富有啟發(fā)，值得認真發(fā)掘和借鑒。閱讀《論語》，你能看到孔子與弟子們的快樂相處、和諧互動，感受到他們師生之間的情同父子、義似朋友，也能體會到同門之間的相互關愛、親如兄弟。
孔門的教學，總是從身邊的人事出發(fā)，不做欺瞞，不打誑語，實事求是，有情感的體貼，有心靈的溝通，也不乏認識的碰撞、觀點的爭鳴。然而，他們的學習是快樂的，情感是真誠的，心靈是自由的。
2500年過去了，現(xiàn)代中國教育早已拋棄了孔子教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卻并沒有獲得比孔子教育更好的教育效果，這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嗎？
當然，孔子的教育偏重于人文道德教育，對于生產(chǎn)技術和生活技能的學習，即使不是漠不關心，也是頗為忽視的，這顯然不是一種完善的教育，更不能夠適合當今社會對各類人才的需求，這又是我們在借鑒孔子教育思想時應該予以批判和揚棄的，照單全收顯然也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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