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碑帖融合--看趙之謙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藝術特色
學校代碼：10475
學號：104753020285
河南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
從碑帖融合看趙之謙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藝術特色
A Study of Zhao Zhiqian’s Calligraphy
Characteristics and Art Features
專 業(yè) 名 稱 ：美術學
專 業(yè) 代 碼 ： 050403
研 究 方 向 ：書法與篆刻教學研究
年 級 ： 2002 級
研 究 生 姓 名 ： 沈 速
導師姓名、職稱： 趙振乾教授
完 成 日 期 ： 2005 年 5 月
論文 主 題 詞 ： 趙之謙/書法/書學淵源/碑帖融合/碑學
中文摘要
清代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書道中興的一代，金石學的興起，引起碑學書派的迅速發(fā)展。新的取法對象，引發(fā)出的新的技法和審美追求。大大刺激了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受其影響，碑派書法家群而崛起。書法由繼承變革到創(chuàng)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頹勢。碑學理論的興起和確立，使書家在各個領域進行大膽的嘗試和實踐，因此，各種書體都有一批造詣卓著的大家。
趙之謙就是這一中興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是多方面的。真草隸篆均有涉及。他天分獨厚，又能加以發(fā)揚。他抓住北碑造像中雄強霸悍的一面，竭力追求姿態(tài)活潑和氣勢飛動，并將這種努力擴大到篆、隸書體領域，在晚清書壇上獨樹一幟，為碑派書法開辟了一條新奇的風格途徑，所以產生極富現代氣息的作品。這一點，他本人也有所矜持，但當時的人對他卻未能充分理解。
本文用考證、比較、分析等方法，對趙氏的藝術人生、書法淵源、書學理論、貢獻成就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文章從他在包氏等人“崇碑抑帖”書法理論影響下，不同于傳統(tǒng)行草書的獨特書風。通過趙之謙與其同時代其他書家的比較，揭示出趙氏本人內在的情愫、精神。文章最后對他在碑學書派的特殊貢獻及在清代書法史上的重要作用作出明確的定位。
關鍵詞：趙之謙,書法,書學淵源,碑帖融合,碑學
目 錄
引言………………………………………………………………………………1
第一部分社會文化背景……………………………………………………………3
第一節(jié)清代前、中期社會文化發(fā)展狀況………………………………………3
第二節(jié) 清代金石學對書法文化發(fā)展的影響…………………………………4
第二部分趙之謙的書學理論淵源……………………………………………………6
第一節(jié)清初帖學的式微和碑學的昌隆………………………………………6
第二節(jié) 阮元的書學理論體系及其碑學成就…………………………………7
第三節(jié)包世臣與碑學理論的完善……………………………………………8
第三部分趙之謙的書法創(chuàng)作個性與藝術特色……………………………………10
第一節(jié) 趙之謙生平及藝術……………………………………………………10
第二節(jié)趙之謙的書學淵源……………………………………………………13
第三節(jié)趙之謙碑帖融合的創(chuàng)作個性及藝術特色……………………………16
第四部分 趙之謙與其他碑學書家比較……………………………………………35
第一節(jié)趙之謙與張裕釗的比較………………………………………………35
第二節(jié) 趙之謙與何紹基的比較………………………………………………38
總結………………………………………………………………………………43
參考文獻………………………………………………………………………………46
引 言
清代在中國書法的發(fā)展長河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中國書法經歷了漢魏、兩晉、唐宋等幾個鼎盛時期之后，發(fā)展幾趨完美。然而，事實上漢隸、魏碑、晉帖、唐法、宋意的盛行，在整個中國書法發(fā)展史上，大體上都是以單一的書法風格主流橫貫于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的。而在同一時代真正能以碑帖書風交替發(fā)展作為主流的只有清代書法。趙之謙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的問世，為清代碑學的中興豎起了第一面鮮明的旗幟。到包世臣《藝舟雙輯》的出臺，更是把碑學的地位真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與《藝舟雙輯》首尾相望的《廣藝舟雙輯》自 1889 年康有為著就以來，也可以說是清代碑學興盛的理論總結。其“尊碑抑帖”的意識和“本漢”思想的碑學出路，明確指出了碑學中興的發(fā)展方向。從而在書壇上掀起了比第一次規(guī)模更大、范圍更廣的碑學浪潮。將碑學的地位推到了極至。晚清帖學自此衰微，碑學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
本文所要研究的趙之謙，正是這一時期清代書壇舉足輕重的代表書家。趙之謙早年曾師法顏真卿。1864 年前后，在包世臣等人“崇碑黜帖”書法理論的影響下，他轉攻北碑，但一直沒有放棄對晉唐的追摹。因此，他各種書體都涉獵且留下了為數眾多的優(yōu)秀作品。他將北碑體式作為結構布勢之本，運用帖派傳統(tǒng)靈便的用筆法，特別是晉唐的風神意度，貫注于點畫結構和書寫之中。為北碑方峻森嚴的體格注入新鮮血液。儀態(tài)峻逸，流動而又不乏骨力。他以自己的書法實踐有力地證明融合碑帖兩派的書體，進行合乎書法之道的美學趣味的再創(chuàng)造。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給一味地“崇南貶北”和“崇碑黜帖”之流以當頭棒喝。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趙之謙天資聰穎敏捷，在書法上涉獵廣泛，造詣全面。在各體書法中，他對自己的北碑體楷書最為滿意，曾自評說：于書僅能作正書，篆隸多懈。草本不擅長，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然平生學篆而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①
作為一派書家，趙之謙雖然在理論上主張隸生于篆、楷生于隸，但是在具體實踐上，他將北碑的用筆方法融入篆、隸書體中，故其篆、隸二體亦呈現出儀態(tài)多變、飄逸飛揚的新奇特征。
而當時及后世對他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涤袨檎f：“趙撝叔學北碑，亦自成家，但氣體糜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盡為靡靡之音，則趙撝叔之過也。”②
魏錫曾評價他“但開先河不為師”?？祵w的的批評指責未免失之苛刻。而他揚張（裕釗）抑趙（之謙）的觀點與歷史事實正好相反。趙之謙是清代后期書法的典型代表。他成功地將帖之韻與碑之勢融合在一起，體現了當時書風轉向碑帖融合的傾向。研究歷史是為了以古為鑒，借古開今。對趙之謙融會碑與帖的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趙之謙，更加明晰地認識清代書法史。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趙之謙書學道路、書法思想的探討，為我們在如何處理現代資源與傳統(tǒng)資源、如何既體現時代精神又不割斷傳統(tǒng)精華等問題上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
①錢君陶《趙之謙的藝術成就》引趙之謙《與夢醒書》，《文物》1978 年第九期
②康有為.廣藝舟雙輯[M].北京:中國書店，1993.
第一部分 社會文化背景
第一節(jié) 清代前、中期社會文化發(fā)展狀況
清朝入關之初，全國大部分地區(qū)尚未穩(wěn)定，清政府在大規(guī)模武力征服尚未停止的同時，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建立和鞏固統(tǒng)治的措施，其中包括吸收原明朝大量官員進入政府機構，并立即恢復了科舉考試。
清代前期，順治和康熙兩位皇帝對文化藝術事業(yè)都極為關心，特別是康熙帝，不僅組織編纂了多部大型圖書，還在正常的科舉考試以外另開辟了博學鴻詞科、貢生等科目，極力網羅人才，優(yōu)待名士，對清代前期的文化恢復和重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康熙皇帝的喜愛和推崇，清朝前期的書風基本上籠罩在董其昌的影響之下。書法依傍董其昌者，不僅在科舉考試時被錄取的機會較大，在仕途上的際遇也比他人更為順暢。因此，清代前期在書壇上享有盛名者，基本上都是屬于來自江浙一帶、氣格近似董其昌的書家。
康熙以后，清政權雖然完成了軍事征服，但在文化上的征服還遠未完成。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對在文化思想上處處表現出優(yōu)越感的漢族知識分子，滿族統(tǒng)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顯得異常敏感和脆弱。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詩文中的片言只子，便被視為叛逆謀反，動輒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更有一些心懷叵測、諂媚求榮者，捕風捉影，挾私誣告，致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這種情形反映在學術界尤為明顯，經世致用之學充滿危險，于是學者大都轉為考據之學，一時成為風氣。
考據之學，帶動了文字學、金石學的發(fā)展，而傳世碑版器物及前人的著錄收集，已經遠遠滿足不了需求，于是，訪碑著錄、考釋研究之風大興，大大刺激了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新的取法對象，引發(fā)出的新的技法和審美追求，碑派書法便在這種條件下應運而生了。
第二節(jié) 清代金石學對書法文化發(fā)展的影響
清初，隨著清政權的逐步穩(wěn)固及其對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嚴厲，明末提倡的董其昌書風及以王鐸、傅山等為代表的帶有自由和叛逆色彩、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變革書風在“文字獄”的刀架下很快消失。學術上，經世致用的思想受到極大摧殘，而金石學則通過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的倡儀與實踐悄然興起，爾后蔚然成為清代的學術主流，并直接推動了考據學、文字學等的發(fā)展。影響到書法文化領域，金石學不僅使書法藝術深層觀念發(fā)生了變革，而且使書法這個藝術園地從書體變化到創(chuàng)作內容與形式的多樣化等方面呈現奇葩爭艷的景象，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藝術瑰寶。
受清代金石學的影響，碑派書法家群而崛起。清嘉慶時期，阮元在金石學鼎興時期把碑學直接引向書法，他的兩篇碑學名著《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重新討論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書法源流問題。后有包世臣、康有為將尊碑之學推至高峰。此外還有陳奕禧、何焯、翁方綱、錢泳等，他們或指出篆籀乃至鐘鼎文字為中國書法之本，或肯定漢隸古樸天然的美學趣味，或盛譽六朝碑刻的藝術價值，或論唐碑之短長。碑學之盛與影響有如康氏所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寫魏體。”①
在尊碑之風的影響下，書家輩出，翁方綱、何紹基、張裕釗、趙之謙、吳大澂、楊守敬等金石學家取法篆隸、融鑄北碑，使宋元以來推崇的帖學書風走向末日。
①康有為.《廣藝舟雙楫》[Ｍ].
第二部分 趙之謙的書學理論淵源
清代是碑學大興之時?？计涑梢?，以內部條件論，帖學自身的衰落為碑學的興盛提供了歷史機遇；在外部條件上，興于清代的乾嘉學派帶來了金石學的興盛，而金石學不僅大大開拓了碑學家們的藝術視野，也為碑學的發(fā)展在文字基礎上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另外，民族的懷舊情緒與審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識的覺醒，又匯成一股強大的暗流，對碑學的發(fā)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了碑學興盛的內在動力。諸多因素的促成，最終使碑學在清代完成了占據書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務。
第一節(jié)清初帖學的式微和碑學的昌隆
書法發(fā)展到魏晉時代，繼漢隸之后，草、楷、行諸書體日臻完美，出現了以“二王”為代表的簡穆清逸、雄勁秀美的書法流派。這種藝術風格影響和征服了當代和以后的書法。“二王”的墨跡被歷代帝王廣搜并親自撰文頌揚推崇，更使這一流派的書風成為了“萬世不易”的書壇主流派。元明之際，趙孟頫、董其昌這兩位具有代表性的書家，又進一步發(fā)展了王字的風格，其柔弱有余，剛勁不足。
從書法本身發(fā)展而言，“二王”一脈的文人書法傳統(tǒng)在清代主要是由趙、董書風為體現的，由于帝王之喜好，“二王”書法風格被宮廷化了，蛻變中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自由精神。這樣一來，原本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的“二王”書派，在繼承和發(fā)展的過程中“相沿久而流于衰”①，從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切有生氣且具有個性的藝術風格都消逝在仕途的陰影之中了。
如果說帖學發(fā)展到清代而式微，為碑學的昌隆提供了歷史發(fā)展機遇，成為碑學興盛的歷史因素，那么，當我們認真審視一下清代碑學興盛的其他因素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乾嘉學派與金石學的興盛，民族的懷舊情緒和審美心理的變化以及平民意識的覺醒等諸多因素，正是這諸多因素的相撞從而出現了清代碑學的昌隆。
①（清）葉燮.《詩原》[Ｍ].
金石學的興盛帶來了大量鐘鼎之文與碑碣墓志的出現與發(fā)掘，它為碑學家們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和原始的藝術范本。這大大拓寬了碑學家們的藝術視野。他們所崇尚表現的金石氣，顯然主要從風化、漶漫的金石拓片中獲得，其藝術特征表現為用筆追求厚重、蒼茫、渾穆，這種追求在短短百年的碑學運動中，使筆紙的運用，書法的審美情味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揚州八怪”中的金農在一首詩中寫道:“會稽內史負俗姿，書壇荒疏笑騁馳，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①。這正表達了碑學興盛之下碑學家們的藝術追求與理想。
第二節(jié) 阮元的書學理論體系及其碑學成就
帖學派書法經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發(fā)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極而衰。阮元應時之需，撰《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系統(tǒng)地總結分析魏、晉以來書法的變化，將其劃分為南北兩大系統(tǒng)，論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點，認為北派才是書法的正傳，保存了隸書的古意，而北派書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張學習書法應以習碑為主，首倡碑學。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銜，卒謚“文達”。阮元利用當時學者及自己在金石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以大量珍貴的金石資料為基礎，自撰《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②，對幾千年的書法家作系統(tǒng)的整體的研究，發(fā)表了自己的書法理論及關于北碑、南帖的見解。
①冬心先生《續(xù)集自書手稿》[Ｍ].民國初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
?、谌钤督浭壹穂M].北京:中華書局(據涵芬樓四部從刊影印本)，1993
阮元的書法理論，集中體現在《南北書派論》中。阮元認為，書法因變遷而呈現出各流派紛紜混亂的狀況，如果不溯其源流，就不能返回古代，不得書法真意。他系統(tǒng)地分析、總結了魏晉以來的書法變化，將其劃分為南朝系統(tǒng)和北朝系統(tǒng)兩部分，指出書法上的南北之分，開始與漢末魏晉之間，隸書變?yōu)檎龝⑿胁葜畷r。若以時代論，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可以說以區(qū)域論)。兩派書法同源于鐘繇。繼之而后，南派代表人物有王羲之、王獻之、曾虔、智永、虞世南等；北派則為索靖、崔悅、盧湛、高遵、沈馥、姚文標、趙文深、丁道護以及歐陽詢、諸遂良等。兩派對峙，朗然可見。阮元的《南北書派論》，中心是復古求真，溯書法源流，得其真意，并對清初占統(tǒng)治地位的帖學提出挑戰(zhàn)。
阮元的書法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局限，第一次從宏觀的角度考察書法的形成及發(fā)展歷史，詳述了其源流興衰和嬗變關系。他的《南北書派論》，不僅將書法劃分為南北兩大系統(tǒng)，而且更進一步指出北派以習碑為主，南派以臨帖為主。在此基礎上，阮元又撰寫了《北碑南帖論》，發(fā)表自己關于北碑、南帖的見解，論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點。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清晰明了地描繪出中國書法發(fā)展的線索。阮元的書法理論，力探書源，開創(chuàng)碑學之先河，并且身體力行，打破了清代“館閣體”獨占書壇的局面，又適值帖學派衰微之時，加之當時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好古之風尚存，阮元的以復古求真為主的書法理論，也迎合了當時人們的好古心理。因此，學書法的人紛紛棄帖從碑，書法藝術為之一變。
第三節(jié) 包世臣與碑學理論的完善
阮元在嘉慶年間撰成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倡導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書家和學者的響應和贊同。其實，帖學書法由于取徑狹窄，輾轉仿效，已經暴露出明顯的弊病和衰頹之勢。而許多學者書家對金石碑刻的搜集和研究則為書法家大大拓寬了眼界和營養(yǎng)來源。鄧石如、伊秉綬等人在創(chuàng)作上的成功和轟動更是為碑學理論提供了依據和榜樣。然而，真正將阮元的碑學主張發(fā)揚、完善，并使之深入人心者，還應歸功于包世臣的實踐和宣傳。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安吳，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多次應會試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動于南北各地，曾在廣州海關衙門任職，后擔任江西新喻知縣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述為事。他與當時的一批著名學者李兆洛、張琦等人關系密切，李、張二人均與書法家鄧石如交誼頗深，張琦之兄張惠言能寫篆書即是由鄧傳授，包世臣與鄧石如的相識，大約也緣于此。
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強調北派書風存在的事實和合理性，同時號召重視北碑，以扭轉因帖學積弊而造成的書風靡弱衰頹的局面。包世臣則通過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對北碑的考察，詳細論證了北朝書法的淵源和來歷，列舉了一系列北碑名品，從中總結歸納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規(guī)律和風格特點。他所提出了一系列北碑名品，從中總結歸納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規(guī)律和風格特點。他所提出的“五指齊力”、“筆毫平鋪”、“用逆用曲”、“中實氣滿”等原則，不僅響應和發(fā)揮了阮元對北碑的提倡，同時在創(chuàng)作技法和審美標準上與破了帖學的法則，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對鄧石如的標舉和宣傳，更使這一體系具有了實實在在的榜樣和說服力。憑借自己的廣泛交游和擅書之名，包世臣以取法北碑為核心的碑學理論不斷擴大影響，被越來越多的習書者所接受。包世臣弟子眾多，據比他年輕 24 歲的何紹基記載，包世臣“書名甚重，于江南從學者相矜以包派”。（《何紹基詩文集》文鈔卷九《跋<張黑女墓志>拓本》）據包氏自稱，他的《述書》、《歷下筆談》等文章寫成后，朋友、學生紛紛傳抄學習，包氏又在回答弟子請教時反復講解發(fā)揮。后將這些文章、信札集為《安吳論書》，收入《藝舟雙輯》，流布甚廣，影響巨大。至此，碑學理論完全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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