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論述脈絡：從“義務”到“傳統(tǒng)”再到“宗教”
（圖為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部第二章“資本主義的‘精神’”為了解韋伯（Max Weber）思想提供了一個切口，“資本主義精神”的文本化即指在一定方法論原則的指導下，對這一議題的鋪陳與闡發(fā)是如何落實到文本的。第二章中，韋伯論述時圍繞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歷史實體”抽絲剝繭，先明確“具有義務效力”為此精神的突出特質，接著通過對比傳統(tǒng)主義來進一步界定其內涵，指出它作為資本主義發(fā)展原動力的重要性，并揭示這一精神與非理性的宗教天職觀具有親和關系。同時在方法論層面，第二章滲透了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因果多元論和理想類型/理念型等認識，其中第一點奠定了全文的整體框架，后二者則具有相對性與可變性的特征。此外，這一文本的經典還在于它跨越時空帶來的洞察和啟發(fā)。
01
論述脈絡：從“義務”到“傳統(tǒng)”再到“宗教”
韋伯在第二章中以西方獨有的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之特性——資本主義精神作為闡釋對象。首先，他明確說對精神的定義當成形于研究之尾，這是由其“歷史實體”的性質決定的。接著韋伯舉例說明這一精神的意涵，他引用了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對欲富者的必要提示》和《給年輕商人的建議》兩部書中的一些表達，如“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對自己的支出與收入精確地計算清楚”等。這些勸導的特征尤其體現在“認為個人的義務在于以擴大自己的資本作為前提利益且為目的本身的想法”，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精神指“一種帶有倫理色彩的生活樣式準則的性格”，強調以合理的方式賺取財富并克制享樂以達到成功是一種美德。
韋伯發(fā)現這種帶情操的資本主義精神“與一些宗教觀念緊密關聯”，因此需要把精神從因轉為果，探索它如何出現在人群團體中。韋伯通過比對前資本主義或者說“傳統(tǒng)主義的那樣一種感覺與作風”來進一步明晰資本主義精神：它們之間曾歷經了一番艱苦爭斗，其分殊不在于對錢財的欲求程度。肆無忌憚地驕奢求利或悠閑地僅為滿足一貫需要都是傳統(tǒng)者的質素，資本主義發(fā)展需要的是克服傳統(tǒng)并視勞動為絕對目的的新觀念，而“通過宗教教育的結果，戰(zhàn)勝傳統(tǒng)主義因襲章程的機會也最大”。接著韋伯更詳細地做了一個關于19世紀歐陸紡織工業(yè)某些部門的生活變革的思想實驗，說明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生而非貨幣量所從何來的問題才是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原動力，正是那些新式企業(yè)家具備了“與適合于過去的傳統(tǒng)主義迥然有異的另外一種倫理資質”、一種崇尚“建立在天職觀念基礎上的理性生活行為”的精神趨力。
在淡忘宗教、推崇（工具）理性的后世者看來，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道德面向與倫理準則毫無關系，和宗教思想之間則更毋寧說是消極負面的聯系。然而就理想型的資本主義企業(yè)家而言，其生活樣式往往具有禁欲的宗教色彩，給人以“遂行天職”的非理性感受?，F今具備資本主義精神的人不怎么認同宗教，這種精神也易被理解為純粹適應經濟秩序的產物，但“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業(yè)已取得勝利、并解脫昔日支柱之后的時代才有的現象”，因而需要追溯資本主義與宗教力量結合以打破舊有經濟規(guī)約的可能性。韋伯指出，恰是與宗教天職觀具有一致性的職業(yè)義務理念為資本主義奠定了倫理層面的基礎和支撐，那么這究竟生發(fā)于怎樣的思想氛圍？韋伯否定了將資本主義精神納入“理性主義整體發(fā)展的部分現象”的簡單機械認識，強調“理性主義”的復雜構成和歷史性質及其中包含的矛盾。而至于進一步探究資本主義精神中天職觀的非理性起源，則是第三章的任務了。
02
方法論主張：理解社會學、因果多元論和理想類型
首先，韋伯采納徹底的新康德主義的方法論立場，將具有獨特性的文化事件視作社會科學之對象，同時并不否認研究“揭示事件固有的和可能的聯系”的經驗客觀性，他主張的理解社會學及其文本便是這一認識的產物。
復次，韋伯探求的因果性是或然的存在，即一種在“可能性判斷”中尋找“適合的原因”的因果多元論預設。韋伯既區(qū)分了歷史學和社會學上的因果關系——后者指“部分的和可能的關系”，又辨別了主觀的和因果的適合性——后者“永遠是個可能性程度的問題”，他論述到的資本主義形式與精神之間“一般而言確有‘適合的’關系存在，然而并非‘法則性的’相互依存關系”就體現了這種因果認識。此外，阿?。≧aymond Aron）指出韋伯的因果分析以構思假設性的事態(tài)演變?yōu)樘卣?，前述本章比較資本主義與傳統(tǒng)主義的那部分行文即是映證。
再次，韋伯視理想類型為社會科學從一般概念出發(fā)以認識經驗實在的特定工具或曰方法。理想類型強調典型，把歷史活動中的某些事件和關系從矛盾而混沌的世界中提煉出來，并將之構造到“通過在思想中強化實在中的某些因素”的烏托邦世界。對韋伯來說，理想類型的非實在性決定了“結果往往是理想類型與實在的偏離”，但他在具體研究中又常表現出“理想類型實在化”而非形式化的傾向。韋伯關注的“歷史實體”——資本主義精神就是一種理想類型，而且是關于歷史事件的理想類型，它“永遠只是一個部分的再現”，并且不具有理解的唯一的可能性。
03
總結與討論
韋伯關注獨產在西方社會卻又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性化，認為這是多種情勢以一種滲透著帶有社會性質的黑格爾式辯證關系而交錯作用的結果。在此，資本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后者又由新教倫理帶來的心理和實踐結果孕育而來，其中“禁欲傾向正是加爾文教和‘資本主義精神’具有親和性的原因”。隨著理性化進程的不可擋，資本主義的組織和活動使曾經的動力——資本主義精神成為一種必然的伴生物，其背后世俗取向的宗教倫理之根卻“慢慢枯死”。這時，資本主義已不是“隨意上下的無軌電車”了。
第二章傳達出韋伯對西方理性主義曖昧性與吊詭性的敏銳覺察。對理性化而言，合理性和非理性是相對的，二者在內涵上共存互倚，同時又在歷史中轉化浮沉。譬如倡導勤勉、節(jié)儉和計算的非理性的入世禁欲宗教在世俗化過程中推動了合理性的資本主義的出現，后者卻又帶來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職業(yè)人的生活從自愿轉為被迫，踐行資本主義精神的人群從身份團體變成經濟階級，文化與社會秩序的正當性也從宗教移到法律……由這一系列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便能夠管窺到理性化的繁復和不定。
阿隆稱韋伯是“我們的同時代人”，無論其研究主題、論證方式還是社會關懷皆然，一波波的“韋伯熱”就是明證。走近、開采與挖掘這座富礦，不僅催生出思想上的對話——如“資本主義精神”概念可與民風、人格系統(tǒng)、慣習等相比較，“理性化”則能和結構化、實踐—慣習—場域的往復、生活世界中分化出系統(tǒng)等理解聯系起來，此外韋伯在方法論層面繼往開來的闡釋學取向也影響彌廣；而且其思想對現實的撥動同樣有著廣闊空間。
彭強認為韋伯的獨特就在于他敏銳察覺到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生發(fā)“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基礎，把握到了新教禁欲主義倫理與隱藏在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背后的某種心理驅力之間的關系”。始終強調時空規(guī)定的特殊性，把握現實生活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的復雜相互作用，才不失為對韋伯思想的有效捕捉吧。
小編：小靖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