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
《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版本考論
張其秀 孫 微
摘 要：國家圖書館藏《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是傳世極罕的宋刻本杜集之一。該本中的諱字避諱至宋孝宗，而未避其后的光宗、寧宗、理宗之諱，故而判斷其應刊刻于宋孝宗朝（1162—1189）。該本與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之間并非如洪業(yè)先生所認為的注家增減關系，而是各自獨立編纂成書。該本中的“新添”“集注”兩種注語在宋代其他杜詩集注本中有名增添注家姓名等改變，說明其在宋代杜集的發(fā)展鏈條中出現(xiàn)較早。該本所收“偽蘇注”與分門本所收“偽蘇注”存在差異，對于考察“偽蘇注”的來源及演變至關重要。從門類劃分、卷次編排、實際收詩三個方面來看，該本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之間的淵源較為密切。以上幾點說明《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保存了早期諸多杜詩注的原始面貌，對梳理宋代杜詩集注的發(fā)展脈絡意義重大。
關鍵詞：宋本杜集、《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九家集注杜詩》、“偽蘇注”
諱字是判定古籍刊刻時間的重要參照，宋代避諱尤其嚴格、復雜，由此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判斷《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刊刻時間的重要途徑。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時已經(jīng)注意到諱字問題，其云：“宋諱'殷’'鏡’'徵’'讓’字有減筆?！盵4]所論尚嫌簡略，搜檢出的諱字亦并不全面。[5]今仔細檢核《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殘本，可以發(fā)現(xiàn)其具體的避諱情況如下：
不過，遍檢全書發(fā)現(xiàn)，書中也有少數(shù)避諱不嚴的情況：如卷六《立秋后題》“玄蟬無停號”、卷六《春日江村五首》其三“經(jīng)心石鏡月”、卷三《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其四“幽獨移佳境”、卷一《入衡州》“竟流帳下血”、卷一《北征》“旋瞻略恒碣”、卷一《北征》“樹立甚宏達”、卷一《彭衙行》“胡羯仍構(gòu)患”、卷三《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君必慎剖析”、卷四《第五弟豐獨在江左》“魂飄結(jié)蜃樓”、卷六《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熱退，晚加小涼，穩(wěn)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前圣眘焚巫”等句，其中“玄”“鏡”“境”“竟”“恒”“樹”“構(gòu)”“慎”“蜃”“昚”字均不缺筆。但是從全書整體的避諱情況看，避諱不嚴只是少數(shù)特例，當是該書為坊刻本避諱不嚴[9]、刊刻品質(zhì)不高的緣故，因此并不影響通過避諱所判斷出的大致刊刻時間。
從集注本中的注家數(shù)量來看，宋代出現(xiàn)過《六十家注杜工部詩》（簡稱“六十家注”）《二十家注杜甫集》（簡稱“二十家注”）《十五家注杜工部詩》（簡稱“十五家注”）《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九家集注杜詩》（簡稱“九家注”）《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簡稱“百家注”或“王狀元本”）《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簡稱“黃氏補注”或“千家注”）等集注本。這些書的書名均標榜注家的數(shù)量，且多寡不一，那么按照一般的規(guī)律，這些集注本中的注家數(shù)量是否存在著一個由少到多的演進過程呢？所謂“六十家注”“二十家注”和“十五家注”，是否出現(xiàn)在“十家注”和“九家注”之后呢？可惜的是，“六十家注”“二十家注”和“十五家注”的原書多已不存，只是見于著錄。《二十家注杜甫集》見于《述古堂藏書目》[10]《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11]《也是園藏書目》[12]著錄，僅知其為宋本，具體刊刻年代已難以判定。周采泉、張忠綱兩先生稱“六十家注”和“十五家注”僅存殘葉，見《鐵琴銅劍樓書影》，并判定其為南宋初年刻本。[13]今檢瞿啟甲編《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民國十一年常熟瞿氏影印本）[14]及《鐵琴銅劍樓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15]卻均未見“六十家注”和“十五家注”的書影殘頁。因此，關于杜詩集注本中注家數(shù)量由少到多逐漸遞增的假設已經(jīng)難以判定，但是厘清“十家注”與“九家注”之間的關系，或許可以對這一假設進行一個側(cè)面驗證。
郭知達編《九家集注杜詩》初刻于淳熙八年（1181），與十家注的刊刻時間相當接近。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序》云：“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附會，設為事實，托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偽，有識之士所為深嘆。因輯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黃庭堅）、王源（原）叔（洙）、薛夢符（蒼舒）、杜時可（田）、鮑文虎（彪）、師民瞻（尹）、趙彥材（次公）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精其讎校，正其訛舛，大書鋟版，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于觀覽，絕去疑誤?！盵16]可見九家注對“偽蘇注”已有了明確的認識，特意在書中將其刪去。而《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中的“偽蘇注”卻觸目皆是。因此洪業(yè)先生在《杜詩引得序》中提出，《九家集注杜詩》是刪減“十家注”中的“偽蘇注”編纂而成。[17]然而細檢二本之異同，便會發(fā)現(xiàn)事情并非如此?！熬偶易ⅰ贝_實刊落了絕大多數(shù)的“偽蘇注”，不過，其與“十家注”之間并不是簡單的注家增減的關系。
十家注與九家注的區(qū)別除了注家數(shù)量的增減，還體現(xiàn)在諸多方面。最明顯的是其編纂體例不同。九家注承襲了二王本，分體編次。十家注則是先分類后分體?？紤]到九家注與十家注刊刻時間十分接近，體例的不同亦不能得出二者沒有參考關系的結(jié)論，因此進一步的比較研究實屬必要。下文試對二本收錄注家、征引注語的具體情況做細致的對比，以明其差異所在。
首先，從所收錄杜詩注家的情況來看，郭知達在《序》中已經(jīng)明言，其所謂“九家”分別是王安石、宋祁、黃庭堅、王洙、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次公。其中，趙次公注最多，近五千條，其次為杜田、師尹、薛夢符、鮑彪、王洙五家，多則三五百條，少則幾十條，王安石、宋祁、黃庭堅三家最少，微乎其微。另據(jù)劉文剛研究，“九家注”實際征引注家數(shù)量在二十家左右。[18]而《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殘本收錄闕名注最多，有1340馀條；趙次公注次之，近800條；占第三位的是偽蘇注，261條；杜田注、薛蒼舒注、鮑彪注最少，幾十到百馀條不等。而且十家注收錄注家的情況比較復雜。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坡云者，東坡有《老杜事實》，朱子謂閩人鄭昂偽為之者也；趙云者，西蜀趙次公字彥材，著有《杜詩正誤》者也；薛云者，河東薛蒼舒有《續(xù)注杜詩》者也；又薛云者，薛夢符有《廣注杜詩》者也；杜云者，城南杜修可有《續(xù)注杜詩》者也；杜田云者，字時可，有《詩注補遺》，舉其名以別于修可也；鮑云者，縉云鮑彪字文虎，著有《譜論》者也。又有新添、集注等目，新添者，各家成書以外之說，不專一人；集注者，采他書之注也?！盵19]洪業(yè)先生已經(jīng)指出瞿氏所解“集注”“二薛”“杜與杜田”[20]并無實據(jù)。然因未見原書，僅持懷疑態(tài)度。后經(jīng)蔡錦芳考證，宋代杜詩注家中薛蒼舒、薛夢符應為同一人[21]；杜修可實無其人，其注亦為杜田注[22]。由此可知，“十家注”中的薛蒼舒、薛夢符、杜修可、杜田四家，實為兩家。關于該本中大量的闕名“舊注”，聶巧平指出：“《十家注》是目前可以考證的無名氏之'舊注’變成托名王洙注以行世的最早注本?！盵23]闕名“舊注”與杜甫自注及其后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偽王洙注的關系頗為復雜，目前尚不能厘定。梅新林、鄧小軍二位先生依據(jù)北宋黨爭等因素考證，認為偽王洙注的真實作者是鄧忠臣。[24]武國權(quán)則認為，除了黨爭因素之外，在沒有直接證據(jù)的前提下，推斷偽王洙注為鄧忠臣注的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其真實作者有待考證。[25]此外，《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中的“新添”“集注”注成于眾人之手，不能算作一家。故該本雖標榜十家注，其實較為明確的只“趙次公注”“偽蘇注”“杜田注”“薛蒼舒注”“鮑彪注”五家。故而“九家注”與“十家注”在收錄注家方面的差異就更不言而喻了。
其次，二本在征引注語上呈現(xiàn)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九家注去取精審，特重趙次公注，嚴謹翔實，學術(shù)性高；十家注注語則簡短淺顯，大量收錄“偽蘇注”，比較粗疏，屬于詩學入門一類的普及讀物。如《北征》“慘淡隨回紇”“宣光果明哲”“樹立甚宏達”等句，九家注征引大段趙次公注，而十家注僅解釋詞意或白文無注，并未征引趙注。另外，此詩“垢膩腳不襪”句，兩家引注完全相異：九家注以趙次公注釋之，而十家注則引“偽蘇注”作注。又如《青陽峽》“仰看日車側(cè)”句后，九家注引闕名注和趙次公注，十家注在此之外又引“偽蘇注”，附會字句出處。再如《法鏡寺》“初日翳復吐”“出蘿已亭午”句后，九家注引趙次公注，十家注則未引。九家注幾乎每首詩都引趙次公注，甚至通篇皆趙注，與之相比，十家注對趙注的征引不但頻次低得多，篇幅亦多省減。如《赤谷》“永為高人嗤”句，十家注曰：“古詩：但為后世嗤。趙云：漢光武為賊所敗，謂耿弇曰：幾為虜嗤。”[26]而九家注曰：“古詩：但為后世嗤。趙云：漢光武為賊所敗，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援之，光武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又顯宗詔：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盵27]兩相對比，九家注對趙次公注的征引不但比十家注細致完整，而且增錄顯宗詔的語典，其周詳遠勝十家注， 又如《龍門鎮(zhèn)》“胡馬屯成皋”、《石龕》“悲歌上云梯”等句后引趙注，亦同此例。因此，從征引注語的整體面貌來看，九家注刪汰偽注[28]，特重趙次公注，別裁有法，去取精當，考證謹嚴；十家注則略淺易，保留了許多偽注，體現(xiàn)出坊刻本粗陋的特征。
雖然《九家集注杜詩》與《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書名上僅有一家之差，但是二者在編次體例、收錄注家、征引注語各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同時，由于的刊刻時間十分接近，所以，九家注并不是如洪業(yè)所言，是簡單地刪減十家注中的“偽蘇注”而成，二者應該是各自獨立編纂成書。而且必須承認，九家注審慎謹嚴遠勝于坊刻十家注，其成就與影響要大得多。
“十家注”中的“新添”和“集注”兩種注語情況較為復雜，既無確切姓氏可考，又極有可能出自坊賈偽撰，注釋質(zhì)量不甚高明。然而與同時期的九家注，以及之后的幾種杜集中“新添”“集注”兩種注語的名目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兩種注語均被改換頭面，有了確切的注家姓氏，并在內(nèi)容上發(fā)生略微改動。以下通過表格形式條列十家注中“新添”“集注”注在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名目的變化情況，并對其進行分析。[29]
由表3、表4可知，十家注殘本現(xiàn)存29條“新添”注和10條“集注”注，共計39條注語，其名目在同時期的九家注中變化較小，而在后來的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則變化較大。以下結(jié)合注語的具體情況分別論之：
首先，討論十家注中“新添”“集注”注的名目在九家注中的變動情況。39條注語，在九家注中有12條仍作“新添”注，14條作杜田注，標作“杜補遺”或作“杜正謬”，3條趙次公注，3條闕名，7條不存在。第一，九家注中12條仍作“添注”的注和3條闕名注，除個別文字略異外，內(nèi)容與十家注幾乎完全相同；7條不存在的注語都是偽撰的字句出處和史事典故，九家注將其刪除恰好反映出其刪汰偽注，審慎謹嚴的特點。
第二，九家注中3條標作趙次公的注，除1條文字略異外，2條內(nèi)容更為豐富，有多出的考證文字和史籍語典。如《白沙渡》“攬轡復三嘆”句后，十家注云：“新添：范滂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盵30]九家注曰：“趙云：范滂登車攬轡?！蹲髠鳌罚褐檬橙龂@?！抖Y記》：一唱三嘆?！盵31]其實十家注此條新添注后緊接一條趙注，引《左傳》《禮記》語典，與九家注所引相同?？梢娛易⑹菍②w注拆分為兩條，增加“新添”的名目。趙次公注大約成書在紹興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之間，[32]早于九家注和十家注。同樣，九家注14條作杜田注的注語中，12條與十家注基本相同，2條九家注所引更為充實。如《野望》“云山兼五嶺”句后，十家注云：“新添：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盵33]九家注云：“杜補遺：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甲騎嶺，二也；都龐嶺，三也；略緒嶺，四也；越城嶺，五也?！盵34]九家注所引多出鄧德明《南康記》一段。杜田注大致出現(xiàn)于政和三年到紹興四年之間（1113-1134）[35]，比趙次公注還早。因此，九家注和十家注的編撰者都是能直接看到杜田注和趙次公注的。二本對兩家注的征引或者基本相同，或者九家注詳而十家注略，且十家注還改換了注家的名目，由這些情況判斷，九家注與十家注應該是各自直接征引了杜田注和趙次公注，并且按照自己的編撰思想進行了不同的處理，獨立成書。如果一定要說二者之間有承傳，那更可能是簡略的十家注參考了詳細的九家注，而不能如洪業(yè)所言，九家注是由十家注刪減“偽蘇注”而成。
其次，關于十家注中“新添”“集注”的名目在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的變化情況。十家注中原本無名無姓的“新添”“集注”兩種注語，到了后來的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均被冠以注杜名家或詩文大家的名號，如田為杜田，黃為黃庭堅、耒為張耒、孝祥為張孝祥、立之為王直方、大臨為潘邠老等。而且三本所改換的姓氏基本一致，僅有少數(shù)情況不同，如十家注卷五《別贊上人》“安可限南北”句后“新添”注，在分門本中標“洙曰”，而在百家注和千家注中均標“竦曰”，注文內(nèi)容則完全相同。然而翻檢現(xiàn)存各名家的別集及詩文總集等文獻（如《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黃庭堅全集》中華書局2021年版、《張耒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張孝祥集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等），卻并未發(fā)現(xiàn)相關杜詩注語，盡管有文獻散佚的可能性存在，但如此多本無所屬，且查無記載的名家杜詩注語集中出現(xiàn)，還是編纂者統(tǒng)一造假的可能性更高。況且偽讬名家以邀譽，借以獲取更大利益，歷來就是坊賈慣用的手段。
還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情況。在后三本中有兩條標作杜田注的注語，但是在引錄杜田注最多的九家注中卻沒有，這不由得不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為九家注失收的杜田注。第一條是《鹿頭山》“劍門不可越”句后注，十家注曰：“集注：鐘會平蜀，至綿谷。語左校曰：山川懸遠，已盡咫尺，劍門不可開越，何計入蜀，公可籌度?！盵36]第二條是《春日惱郝使君兄》“樽前還有錦纏頭”句后注，十家注云：“新添：唐明皇宴于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約供養(yǎng)夫人，請一纏頭。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為一局爾?！盵37]這兩條注語均是注釋字句的典故來源，但是生硬比附和杜撰的性質(zhì)明顯，與杜田注翔實考證地理名物、制度佛經(jīng)等的風格迥然不同，倒是與偽撰故實的“偽蘇注”頗為神似，即使不能斷然否定其為杜田注，亦當入存疑之列為妥?？傊?，后三本中“新添”“集注”注名目的改換，反映了早期杜詩注釋在流傳演變過程中的復雜性。
此外，千家注對“新添”“集注”注的改動情況比較特別，除了名目的改換，甚至還在內(nèi)容上進行了刪除、改寫或替換。
第一，刪除者，比如十家注卷二《羌村三首》其三“艱難愧深情”句后有“新添”注云：“《書》：'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38]又卷四《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豁達開四門”句后“新添”注云：“舜辟四門。漢高祖豁達大度?！盵39]千家注刪除兩條“新添”注，未增添任何注語，白文無注。
第二，改寫者，如十家注卷五《寄贊上人》“亭午頗和暖”句后“集注”注云：“《御覽》載《纂要》云：日光曰景。注云：日月之光，通明曰景，日景曰晷、曰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曰昕、曰晞。注云：大明曰昕。晞，干也。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末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于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盵40]雖然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均將名目改換為“孝祥曰”，但是前二者內(nèi)容與十家注相同，而千家注則將十家注中的“集注”注語加以簡化：“《御覽》載：日初出日旭、曰昕、曰晞，在午曰亭午，在末曰昧?！盵41]又十家注卷三《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何由似平昔”句后“新添”注，千家注則加以充實。
第三，替換者，如十家注卷一《徒步歸行》“白頭拾遺徒步歸”、卷一《五盤》“野人半巢居”、卷四《佳人》“自云良家子”等句后“新添”注，千家注均替換為內(nèi)容不同的“偽王洙注”。由此可知，黃希、黃鶴父子在著重杜詩編年的同時，亦認識到此前集注本中的某些注語質(zhì)量不甚高明，并進行了具體、有益的篩選與剪裁。
通過對比發(fā)現(xiàn)，十家注中的“新添”“集注”兩種注語在同時期的九家注，以及更晚的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的名目發(fā)生改換。這種注語名目的改換，頗具代表性，反映出各家注語間的前后關聯(lián)和發(fā)展演變，更說明十家注保留了宋代杜詩注釋較為原始的面貌，進一步佐證其在宋代杜集中是成書較早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現(xiàn)存的幾種宋本杜集中，《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是收錄“偽蘇注”最早的。該殘本共收錄“偽蘇注”261條。在現(xiàn)存的宋本杜集中收錄“偽蘇注”相對最多、最完整的杜集是《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莫礪鋒先生研究“偽蘇注”即主要依據(jù)《分門集注杜工部詩》。[42]經(jīng)檢核發(fā)現(xiàn)，《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所引“偽蘇注”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同。
第一，“分門本”所引“偽蘇注”皆標為“蘇曰”或“蘇軾曰”，“十家注”則標為“坡云”。
第二，兩者引錄“偽蘇注”存在文字上的差異。如分門本卷十一《發(fā)秦州》“草木未黃落”句：“蘇曰：長沙十月，草木尚未黃落，加之蒸濕，北人甚不宜風土?！盵43]《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此條“偽蘇注”則先有“賈誼”之名，[44]其后注文內(nèi)容與分門本完全相同；又如分門本卷九《新婚別》“形勢反蒼黃”句后曰：“蘇曰：形勢不可欺，軍馬蒼黃，擊其左右。”[45] “十家注”引“偽蘇注”先有“韓遂”之名，[46]而“分門本”則沒有此人名，其余注文內(nèi)容亦相同。經(jīng)查證，此兩條內(nèi)容并非出自賈誼、韓遂著作，而是出于注家杜撰，并傅會上名人姓氏以求傳播。然而在其后的百家注、千家注中，以上兩條“偽蘇注”與十家注相同，其前均有賈誼、韓遂之名。[47]再如十家注卷四《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卻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彩，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贰皟杉艺\款款”句后十家注載偽蘇注曰：“索靖《法帖》：'兩家誠心款款，奈凡女催何?！盵48]而在分門本中，此條“偽蘇注”最后兩字為“催行”[49]；百家注末句作“奈凡作催何”[50]；千家注亦作“奈凡作催何”[51]。
第三，“十家注”中的某些闕名注，在分門本中則被冠以“偽蘇注”之名。比如十家注卷一《彭衙行》“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cè)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后云：“時賊方收錄衣冠，污以偽命，而避難者，方銷晦聲跡，故托言女啼，而恐虎狼聞也。'虎狼’，喻盜賊也?！盵52]分門本此條注語前標“蘇曰”，[53]而十家注前則無任何注家名號；又如十家注《青羊峽》“仰看日車側(cè)”句后云：“后漢李尤《九曲歌》：安得力士翻日車?！盵54]分門本前標“蘇曰”[55]，十家注則闕名；再如十家注卷三《村夜》“萬里正含情”句后注云：“臨風寞含情?！盵56]分門本此句前亦標“蘇曰”[57]。此外，分門本卷七《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莫覓主人恩”句后有“偽蘇注”云：“子美自稱。主人，指張使君，上篇有《宴忠州張君宅》。”[58]十家注中則沒有此條偽蘇注。[59]
以上三點反映出十家注與分門本中收錄“偽蘇注”的重要區(qū)別：首先，分門本與十家注中的“偽蘇注”有名稱指代的不同。其次，分門本“偽蘇注”中標榜的某些名人語典，在十家注中并無此人名或出處。再次，分門本被冠名“偽蘇注”的某些注釋，在十家注中實則闕名。這些區(qū)別讓我們看到“偽蘇注”更為原始的面目。通過與分門本中的“偽蘇注”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偽蘇注”注家名號以及注語內(nèi)容在宋代杜詩集注本中發(fā)生過變遷，甚至可以大膽推測“偽蘇注”在早期杜集中極有可能存在不同的文本流傳系統(tǒng)。前文已經(jīng)指出，《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要早于《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而在杜詩文獻中最早提及“偽蘇注”的蔡興宗《重編少陵先生集》已經(jīng)失傳。因此，從刊刻時間來看，《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無疑是現(xiàn)存杜集中最早刊載“偽蘇注”的版本，其所保存的“偽蘇注”面貌更為原始，故而是考察“偽蘇注”來源及演變的重要文本。
杜詩分類本以北宋陳浩然《析類杜詩》為較早。宋元豐五年（1082）溫陵宋誼所作《杜工部詩序》稱陳浩然本杜集“乃取其古詩近體，析而類之”[60]，故仇兆鰲曰：“分類始于陳浩然?！盵61]《杜集書目提要》據(jù)此懷疑《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乃坊賈以陳本（指陳浩然《析類杜詩》）作底本，擷取《十家集注杜詩》之注合編而成。所謂'增廣十注’者，或先有數(shù)家之注，后增而廣之；或坊賈故夸繁富，以惑世人”[62]。按照正常的邏輯，確實應該先有一種叫《十家集注杜詩》的本子，然后才有所謂的《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出現(xiàn)，只是《十家集注杜詩》從未見過任何著錄，故此說亦只是一種合理的假設而已。更重要的是，《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刊刻于南宋中期，其成書距北宋陳浩然《析類杜詩》至少晚了一百多年，故《杜集書目提要》稱《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是以陳浩然本為底本之說，只是從分類本的角度大致而言，并不見得準確。那么《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宋代重要的分類本杜集有著怎樣的淵源關系呢？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是將《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徐居仁編《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簡稱“徐居仁分類本”）相對照更正卷次，更正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卷九、卷十。[63]中國國家圖書館對此本的著錄即承襲瞿鏞的觀點。而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中則將其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簡稱“分門本”）對照編次，更正為卷十一、卷十二、卷七、卷九、卷八、卷二。[64]由此可知，《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似乎與宋代分類本杜集中的《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和《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均存在著較為密切的淵源關系。那么《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到底是與徐居仁分類本的淵源更為密切，還是與分門本的淵源更為密切呢？首先，從門類劃分的角度來看，《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殘存六卷計十六門，分別為：紀行、述懷、居室、鄰里、題人居室、田圃、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仙道、隱逸、釋老、寺觀、四時。由于各卷門類分布比較均勻，除卷四有五門外，其余各卷均一到三門左右，殘本六卷十六門，則全本二十五卷之門類數(shù)應在七十左右。故據(jù)此似可推測，《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的總門類數(shù)應和《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一樣同為七十二門。若果真如此的話，這表明《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的版本淵源較為密切。然而將其所分門類與《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對照來看，二者亦完全相同。故而若僅從門類劃分的角度，似乎難以判斷《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的淵源關系。
其次，從卷次上來說，《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卷二，在徐居仁編分類本中亦為卷一、卷二，而在分門本中分別為卷十一、卷十二。因此《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似乎與徐居仁分類本更為相近。這或許也是藏書家瞿鏞將其與徐居仁編分類本進行對照更正卷次的緣故之一。但是，細讀三本發(fā)現(xiàn)，在實際收詩和詩次編排上，《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還是與分門本更為一致。例如《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四時門”收《傷春五首》，《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時門”下亦收該組詩，而徐居仁編《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則未收。又如《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自《青陽峽》至《成都府》十七首詩的次序與分門本完全相同，而與徐居仁分類本次序則不同。張忠綱等編《杜集敘錄》亦持相似見解，其云：“細檢每卷詩次與所引注文，則更接近《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辈⑴e例：“卷五'寺觀門’收兩首《山寺》，前首首句為'野寺殘僧少’，后首首句為'野寺根石壁’，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的次序是相同的，而《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卷九次序是顛倒的?！盵65]張先生所云詩次編排一點確如其言。不過在注文內(nèi)容上，十家注與分門本還是稍有區(qū)別的。分門本將十家注中的闕名注標上“洙曰”的名號，增添“師曰”“鄭曰”兩家注，這兩點在徐居仁分類本中也有相同的改變。此外，徐居仁分類本尚多“希曰”“黃曰”“夢弼曰”等多家注語。應該說，不管是分門本還是分類本都對十家注注語有所調(diào)整和增益，只是分門本與十家注的差異更小、更為接近而已。故而綜合以上門類劃分、卷次編排、實際收詩及詩次編排三點推斷，在宋代分類本杜集的體系中，《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的淵源更為密切。
署名徐居仁編的《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實際上是后人以徐居仁編《門類杜詩》為底本，編入黃鶴注及文天祥等人評語而成，成書在南宋后期。徐居仁編《門類杜詩》今已不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將其著錄在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之后。張忠綱據(jù)陳振孫的著錄次序及《九家集注杜詩》的成書時間（1181）推測，“徐居仁當生活于公元1200年前后”[66]。那么由此推斷《門類杜詩》的成書時間當至早在1200年左右。上文已經(jīng)指出，《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刊刻于孝宗朝（1162—1189），早于刊刻于宋寧宗朝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因此，無論徐居仁的《門類杜詩》還是后來的《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抑或是《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都晚于《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
綜上，可大致繪出《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宋代重要分類本杜集的淵源關系示意圖：
綜上所述，從避諱字的角度進行考察，可以大致判斷《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刊刻于宋孝宗朝（1162—1189），是目前所見刊刻時間較早的宋本杜集。其與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之間并非簡單的注家增減關系，而是各自獨立編纂成書。通過對比發(fā)現(xiàn)，該本中無姓氏可考的“新添”“集注”注，其名目在同時期的九家注及分門本、百家注、千家注中發(fā)生變動，借此可以探查宋代杜詩注在諸集注本之間的傳承和演變軌跡。十家注所收“偽蘇注”與分門本所收“偽蘇注”有差異，成為考察“偽蘇注”來源及演變重要文本。在宋代杜集分類本系統(tǒng)中，其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的淵源更為密切。以上諸點說明《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在宋代杜詩集注的發(fā)展鏈條中處于較為接近源頭的位置，有助于了解宋代杜詩集注的發(fā)展演進脈絡，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故而值得引起學界的進一步關注。
[1] 中國國家圖書館尚藏有一種《門類增廣集注杜詩》，僅存卷八，索書號：6642。據(jù)聶巧平研究，《門類增廣集注杜詩》是現(xiàn)存分類本杜集中最早之本。在集注注家方面，它比《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多“王云”一家，且有九處異文。僅存一卷與《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相應卷次在編纂、注釋體例、集注內(nèi)容和征引注家先后次序編排上完全一致，故而《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可能是《門類增廣集注杜詩》的翻版。參考聶巧平《宋代杜詩輯注源流考論》，《新宋學》第二輯，2003年第231-232頁?！堕T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與《門類增廣集注杜詩》雖極為相似，但從嚴格版本學意義上來講，二者并非同一書。
[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劉躍進、徐希平主編《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宋元卷》第一輯，其中第8冊收錄《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亦可見該本價值所在?！抖偶浔疚墨I集成》本《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據(jù)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影印，與筆者所見為同一版本。由于撰寫此文時《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尚未出版，目前亦未得寓目，故引文、注釋暫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原本為準。
[3] 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48頁。
[4] 瞿鏞編纂，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4頁。
[5] 此部分基于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2016年版）關于避諱學的研究展開。文中諱字根據(jù)《宋史·禮志》（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2609-2611頁）、《宋本禮部韻略》所載《淳熙重修文書式》《紹熙重修文書令》（張元濟輯《續(xù)古逸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449頁）所列諱字作通盤核查，包括正名、嫌名、同音、音近、形似等可能出現(xiàn)的幾乎所有情況，盡可能做到全面。
[6] 為了展示文獻原貌，文中避諱字繁體加粗顯示，避諱不嚴的情況則簡體不加粗。
[7] 宋英宗趙曙即位后，針對其生父趙允讓之名是否加以避諱的問題，在當時引發(fā)了朝廷的爭議，這就是避諱學史上著名的“濮議”，發(fā)生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南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頒布的《紹熙重修文書令》曰：“諸犯濮安懿王諱（讓）者，改避。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皆為字不成。”所謂“為字不成”，即指缺筆為諱。
[8] 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齊魯書社，2008年，第85頁。
[9]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頁。
[10] 錢曾撰：《述古堂藏書目錄附宋版書目》卷二，《叢書集成初編》第365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19頁。
[11] 錢曾撰，瞿鳳起編：《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卷七，《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3頁。
[12] 錢曾撰，《也是園藏書目》卷七，《中華再造善本》明清編，第452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 第6b頁
[13] 參見周采泉著《杜集書錄》，第649頁。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第47頁。
[14] 瞿啟甲編：《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第7冊，鐵琴銅劍樓，1922年。
[15] 瞿啟甲編：《鐵琴銅劍樓書影》宋本書影，《珍稀古籍書影叢刊》之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589-758頁。）。
[16] 郭知達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南宋寶慶元年曾噩刊本，第1a-2a頁。
[17] 洪業(yè)等編：《杜詩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頁。
[18] 劉文剛：《郭知達〈杜工部詩集注〉考論》，《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6期，第150頁。
[19] 瞿鏞編纂，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九，第 493-494頁。
[20] 洪業(yè)等編：《杜詩引得》序，第14頁。
[21] 蔡錦芳：《薛蒼舒考論》，《杜甫研究學刊》，1996年第4期，第48-53頁。
[22] 蔡錦芳：《杜修可考》，《杜甫研究學刊》，1997年第4）期，第69-74頁。
[23] 聶巧平：《從〈十家注〉到〈百家注〉集注的發(fā)展演變看宋代杜詩之偽注》，《南昌大學學報》，2005第4期，第111頁。
[24] 參見梅新林：《杜詩偽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學刊》，1995第2期，第41頁。鄧小軍：《鄧忠臣〈注杜詩〉考——鄧注的學術(shù)價值及其被改名為王洙注的原因》，《杜甫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第14-17頁。
[25] 武國權(quán)：《杜詩偽王注研究之一——杜詩偽王注中的偽注》，《杜甫研究學刊》，2013年第2期，第74-82頁。
[26]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6a頁。
[27] 郭知達編：《新刊校定杜工部詩》卷六，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南宋寶慶元年曾噩刊本，第9b頁。
[28] 刪汰偽注，尤其是“偽蘇注”是九家注的重要特征，此點不容懷疑。然而關于九家注是否將“偽蘇注”刪除殆盡，前人則各執(zhí)一端。洪業(yè)《杜詩引得序》認為九家注刪除「偽蘇注」未盡，莫礪鋒《杜詩“偽蘇注”研究》則反駁洪業(yè)之說，認為已經(jīng)刪除干凈。劉文剛及彭燕、徐希平等人通過逐條搜檢九家注中的“偽蘇注”發(fā)現(xiàn)，九家注中的確實還殘存少量「偽蘇注」。分別參見劉文剛《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考論》，《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5期及彭燕、徐希平《〈九家集注杜詩〉與“偽蘇注”》，《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29] 在宋代分類本杜集中選取與十家注成書時間較近且關系密切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為代表。表格中簡稱“分門本”。在宋代集注本杜集中選取較有代表性的《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廣陵古籍刻印社1911年景宋本）和《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中華再造善本》），表格中分別簡稱“百家注”“千家注”。宋代分類本杜集中徐居仁《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也較有代表意義，但是其注又以《黃氏補注》為基礎，幾乎完全相同，因此不再列出。
[30]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10a頁。
[31] 郭知達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六，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南宋寶慶元年曾噩刊本，第26a頁。
[32] 林繼中輯：《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頁。
[33]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9b頁。
[34] 郭知達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三十五，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南宋寶慶元年曾噩刊本，第11b頁。
[35] 聶巧平：《杜田考論》，《杜甫研究學刊》1998年第4期，第48頁。
[36]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13b頁。
[37]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1a頁。
[38]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26b頁。
[39]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23b頁。
[40]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7a-7b頁。
[41] 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卷五，《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第678冊，
第8a-8b頁。
[42] 莫礪鋒：《杜詩“偽蘇注”研究》，《文學遺產(chǎn)》，1999年第1期，第55頁。
[43] 闕名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十一，《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6a頁。
[44]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5a頁。
[45]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九，《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第37a頁。
[46]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 第2b頁。
[47] 參見題王十朋集注：《景宋編年杜陵詩史》，廣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卷十一頁1b、卷八頁7b；黃希、黃鶴：《補注杜詩》，《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六頁142、卷三頁101。
[48]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28b頁。
[49]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九，《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第38a頁。
[50] 題王十朋集注：《景宋編年杜陵詩史》卷二十九，第26a頁。
[51] 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卷三十三，《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第67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4b頁。
[52]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頁4a。
[53]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十一，《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第5a頁。
[54]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8b頁。
[55]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十一，《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第10a頁。
[56]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2b頁。
[57]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七，《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4b頁。
[58]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七，《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第6b頁。
[59] 闕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第4a頁。
[60] 闕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附錄，《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298冊，第7a頁。
[61] 仇兆鰲：《杜詩詳注》凡例，中華書局，2020年，第21頁。關于仇兆鰲“分類始于陳浩然”的說法，尚待商榷。樊晃《杜工部小集序》稱“今采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一作事）類，分為六卷?！保ㄥX謙益箋注：《錢注杜詩》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09頁），故而有學者指出“今知最早的杜詩分類本是唐大歷間潤洲刺史樊晃所編《杜工部小集》”（彭燕：《宋代巴蜀杜詩學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44頁）。
[62] 鄭慶篤等編著：《杜集書目提要》，齊魯書社，1986年，第7頁。
[63] 瞿鏞編纂，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九，第493-494頁。
[6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卷十二，中華書局，2009年，第852頁。
[65] 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第79頁。
[66] 張忠綱等編著：《杜集敘錄》，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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