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雍正汪亮采本《唐眉山集》印刷精美，遠超普通活字本，被看作活字印刷精品的代表，有時卻又因其精美而被誤作雕版印刷的刻本。通過對其七個字形和六套版匡的重復(fù)使用情況的考察，我們可以判斷此書確為活字印刷版本無疑。通過這一版本鑒定實例，我們重新審查了活字本鑒定方法的有效性，認(rèn)為文字和版面輔助部件的重復(fù)使用是活字本鑒定的最有效方法，進而確認(rèn)實物分析方法是版本鑒定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實物版本學(xué)最基本的方法。
關(guān)鍵詞：汪亮采 《唐眉山集》 活字印刷 版本鑒定實物版本學(xué)
雍正汪亮采本《唐眉山集》二十四卷（包括《唐眉山詩集》十卷《文集》十四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著錄作清雍正三年（1725）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印本[1]，學(xué)界多沿用其鑒定意見。但檢核此書實物，卻發(fā)現(xiàn)其刊印精美，字體嚴(yán)整，迥異于一般活字本。此書被稱為清代排印最精的活字本[2]，實際上也算是古代最精的活字本了（明代以前的活字本更不如此精），確實名不虛傳。有學(xué)者云：“此本（汪亮采本《唐眉山集》）書寫極精，擺字欄線整齊，墨色勻稱，不下寫刻精本，如不細(xì)審，幾不辨為活字本?！?span style="line-height: 150%;font-family: 宋體;">[3]確為知者之言，然其如何“細(xì)審”、如何“辨為活字本”，卻多未明言或未全面深入討論。因此有必要對此本進行重新考察，探明其版本鑒定依據(jù)，并藉機對活字本的鑒定乃至一般的版本鑒定問題做些深入思考。
一、學(xué)界對汪亮采本《唐眉山集》的認(rèn)識
汪亮采本刊印于雍正年間，在傳統(tǒng)的藏書理念和版本學(xué)認(rèn)識中，遠夠不上善本，故歷代書目著錄并不太多。此本較早為學(xué)者關(guān)注并被書目著錄，始于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其時朝廷向全國訪求圖書，江蘇馬裕、浙江鮑士恭及浙江、安徽、山東三省進呈之書中均有《唐眉山集》[4]，諸家書目著錄大多比較簡單，能確定為汪亮采刊本的只有馬裕進呈本和浙江采進本[5]。浙江采進書有比較詳細(xì)的書目：“眉山文集十四卷詩集十卷，刊本。右宋進士丹棱唐庚撰。晁《志》作《唐子西集》十卷，或止詩耳。今本為近時歸安汪亮采?？?。”[6]明言其所進呈為汪亮采本，只是對其具體刊印方式并未涉及?！端膸烊珪偰俊肥珍洝短谱游骷范木?，即據(jù)“浙江巡撫采進本”，然其提要洋洋灑灑近千言，對此書版本（指實物版本）卻未置一詞[7]。
丁日昌《持靜齋書目》收錄此本兩部，亦僅云“刊本”[8]。陸心源作《汪刻唐子西集跋》云：“汪氏刻本分二十四卷，與康佐本固不同，與《宋史》、直齋、興公亦無一合矣。明人刻書，每好妄改以就己，汪氏猶沿其余習(xí)耳?！?span style="line-height: 150%;font-family: 宋體;">[9]批評汪氏刻書妄改之弊，但也未涉及具體刊印方式，其所云汪氏“刻本”不知是確認(rèn)其書為雕版，還是和“刊本”一樣只是泛稱印刷出版而并無確認(rèn)其為雕版的意圖。至傅增湘方明確提出汪本為活字本：“《唐子西集》，自雍正汪氏活板外，絕少傳本?！辈ν袅敛?、汪郊父子生平加以考證[10]。但稍晚的藏書家仍對此本的版本不甚措意，如葉啟發(fā)將此書著錄為“雍正乙巳歸安汪亮采刻本”，而于近千字識語中于其刊印情況不著一詞[11]。
總之，由于汪本年代較晚，傳統(tǒng)時代不夠善本級別，歷代藏書家對其版本情況多不加考察，甚至隨意定為刻本。目前看到第一次對此本版本鑒定說明理由的是1960年代初中國書店印行的一部培訓(xùn)教材《古籍版本知識》：
清朝木活字印本中，要以雍正三年汪亮采南陔草堂印本《唐眉山詩集》排印最精。字是寫刻體，書法遒勁，瀟灑秀麗，字個大小一律，筆畫粗細(xì)勻稱，如無欄線四角錯落，書口魚尾與行格界線隔離縫痕，簡直不下于木板刻印的精刻本。單憑字體和排列是不敢確定為活字印本的。[12]
其中提到了鑒定為活字本的兩個重要理由：一是欄線四角錯落，即邊匡四角銜接處有縫隙或不整齊的現(xiàn)象；二是書口魚尾與兩邊界欄之間有縫隙。這確實是鑒定活字本的一般方法，目前古籍工作中將此本定為活字本的主要依據(jù)也是這兩個[13]。
此后的一些版本學(xué)論著關(guān)于此本也有類似的表述。如：“清雍正三年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印本，排印精密，字為軟體，從欄線字體看，頗似清初之精刻本，細(xì)審，則魚尾與左右行線明顯隔離，當(dāng)是活版排印。因刻本無此現(xiàn)象?！?span style="line-height: 150%;font-family: 宋體;">[14]只提到了魚尾與欄線之間有縫隙一個理由，大概是因此這一條主要在講這個問題，故未及邊匡四角銜接問題。因汪本整齊精美的特點，業(yè)內(nèi)多將其視為活字本精品的代表，如重慶圖書館在列舉館藏善本時將此本列入“我館入藏明、清兩代活字印本較佳者”[15]。版本學(xué)家楊成凱先生在談到清代活字本時云：“清初散見者，如《唐眉山詩集》《后山居士詩集》《斜川集》，都是佳本?！?span style="line-height: 150%;font-family: 宋體;">[16]不過也有個別代表性版本有些疑問：“清活字本排印精致著稱者，如《唐眉山詩集》《后山居土集》《甫里逸詩》《紅樓夢》等?！?span style="line-height: 150%;font-family: 宋體;">[17]其中《紅樓夢》應(yīng)該指程甲本、程乙本，這兩個本子是典型的活字本面貌，字體并不整齊美觀，與《唐眉山詩集》并幾而觀，高下立判（參見圖一、圖三）。在這些代表性的版本中，《唐眉山詩集》仍然超出群儕，可謂精品中的精品，因此被譽為清代排印最精的活字本，如上文所述。
目前學(xué)界關(guān)于汪本的認(rèn)識大致如上所述。如果僅僅作為古籍工作中的一般鑒定問題，也可以說基本解決了。但如果將其作為一個學(xué)術(shù)問題進一步思考，汪本與一般活字本不同的現(xiàn)象，如字體整齊、版心鐫字?jǐn)?shù)等，應(yīng)該如何理解，是否足以推翻其活字本的認(rèn)定，都是值得研究的版本學(xué)課題。
二、天一閣藏汪亮采本《唐眉山集》的基本情況
先將汪本的基本情況介紹一下。《唐眉山詩集》十卷《文集》十四卷，宋唐庚撰。清雍正三年湖州汪亮采南陔草堂刊印本。四冊。書高27.7厘米，廣17.5厘米。版匡高19.8厘米，廣14.6厘米。白口，雙對黑魚尾，左右雙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清雍正三年汪亮采《唐眉山集序》、宋宣和四年（1122）鄭總《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宋宣和四年呂榮義《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鄭康佐《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宋宣和四年唐庾《眉山文集序》、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唐文若《書先集后》、明崇禎十三年（1640）徐
此本詩集每卷卷端均題“唐眉山詩集”，文集首卷卷端題“唐先生文集”，其余各卷卷端均題“唐眉山文集”，與一般情況稍異。
內(nèi)封鐫“歸安汪柳亭校定。宋唐眉山全集。南陔草堂藏板。”汪郊跋后鐫“湖城潘大有刊”[20]。卷首有清雍正乙巳（三年）歸安汪亮采《唐眉山集序》，云：“集在萬歷前不著，后徐興公購自何給諫，爰有抄本流傳，似本宣和、紹興時所編次。其論三國事雖別為撰著，亦史所稱精密之一也。念藏庋家塾，傳抄不廣，侍親之暇，亟為校梓，俾學(xué)者獲覩是書?！庇诖藭≈?，僅云“亟為校梓”，不言是雕版抑或活字?！昂桥舜笥锌敝翱奔纯?，似為雕版，然前人于雕版、活字之本均可用“刊”，不甚區(qū)別?？傊?，單從文本內(nèi)容無法判斷此書是否活字本。
此書之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是諸如汪亮采、雍正三年等有關(guān)刊印主體和時間的具體情況，這些信息當(dāng)然非常重要，但其是否可靠也要經(jīng)過實物的驗證（如字體、紙張等）。至于刊印方式是雕版還是活字，此書文本基本未涉及，只有通過實物來分析考證。
三、對汪亮采本《唐眉山集》的實物分析
我們首先來核驗一下前人鑒定為活字本的兩個理由，邊匡四角銜接錯落和魚尾與兩邊欄線有縫隙，二者實際上可歸納為一條，即版面輔助部件的銜接問題。所謂版面輔助部件，主要指版面中文字內(nèi)容以外的部分，包括四條邊匡、若干欄線以及魚尾等部件，這些部件的作用主要是輔助文字部分。輔助部件也是一部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式印刷出版的書，少量可能會沒有界欄和魚尾，但邊匡一般都是有的。只有寫本（包括稿本、抄本）有可能邊匡、界欄和魚尾都不具備。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三者是輔助部件。因為是活版，輔助部件也是活動的、在印刷中需要組合在一起的。這些部件在組合時，其銜接部位會留下縫隙或錯位等各種版面痕跡。如圖一所示為《唐眉山詩集》首卷首葉，其右上角（圖一中為放大圖）兩邊匡結(jié)合部位空隙明顯，其魚尾與兩邊界欄之間的空隙（圖一右為放大圖）也比較明顯。這兩種現(xiàn)象在全書幾乎每葉都是如此，只不過有的明顯一些，有的不太明顯。
對于一般的活字本，有版面輔助部件銜接縫隙這樣的證據(jù)，鑒定基本就完成了。因為“一般的活字本”還會自帶另外的版面證據(jù)，即版面的主體部件文字部分，字體明顯不如刻本整齊，墨色不如刻本均勻，如圖二所示天一閣博物館藏明活字本《函史》和圖三所示國家圖書館藏程甲本《紅樓夢》，分別在《唐眉山集》之前和之后，都屬于一般的活字本。即使只是通過書影，我們也能很容易發(fā)現(xiàn)二者與《唐眉山集》的差異。這種版面主體部件的證據(jù)與輔助部件的證據(jù)結(jié)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可以將其確定為活字本，不會引發(fā)疑問?！短泼忌郊凤@然打破了這種局面，其字體之規(guī)整與墨色之均勻，均與一般活字本判然有別，而更接近刻本。此外，《唐眉山集》每葉版心均刻有字?jǐn)?shù)，這也是刻本的特點。因為刻本的字?jǐn)?shù)可以用來計算刻工工資，自宋代以來的刻本均有版心鐫刻字?jǐn)?shù)的傳統(tǒng)，而活字本向來無此做法。
細(xì)考《唐眉山集》版面近似刻本的這兩個特點，二者似又有不同。版心鐫刻字?jǐn)?shù)雖是刻本傳統(tǒng)，但活字本如果有意模仿刻本，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無非是稍微麻煩一點，多費一點工夫，刊印者既然有意模仿刻本，自然也能做到這些。而版面字體整齊、墨色均勻這一點卻涉及到活字本的本質(zhì)特征。所謂活字本，其本質(zhì)至于版上的每個字是活動的，其版面是拼合組裝而成，以此區(qū)別于刻本的整版即一塊完整的雕版。由此導(dǎo)致活字本印面上的字體無法像刻本字體一樣整齊，墨色也無法像刻本一樣均勻。如果這一點與刻本沒有差異，是不是會改變活字本的根本性質(zhì)？這樣的版本會是活字本嗎？因此這個問題比版心字?jǐn)?shù)更加重要，它帶來的沖擊力甚至要超過版面輔助部件證據(jù)的力量，動搖我們對活字本判定方法的信心。我們不免會產(chǎn)生疑惑，版面上的縫隙真的是輔助部件銜接導(dǎo)致的嗎？會不會有其他原因也能帶來這種結(jié)果？我們需要更強有力的證據(jù)來打消這種疑問。
這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所謂活字本字體不如刻本整齊、墨色不如刻本均勻，只是一種定性的描述，從定量角度看，活字本與刻本在字體整齊度、墨色均勻度上到底有多大差異，似乎尚未有人討論；而這種差異會不會有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也是一個問題。那么像《唐眉山集》這種情況，是不是仍然處在這種差異度的范圍之內(nèi)，單憑我們以往在定性上的認(rèn)識，顯然是很難得出結(jié)論的。因此《唐眉山集》對于我們認(rèn)識這些問題，是一個有趣的個案，值得好好分析。
既然在字體、墨色方面活字本和刻本的差異程度尚無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我們只能從其他角度來分析此書是否活字本的問題。活字印刷與雕版印刷的根本差別在于印刷工藝不同，活字印刷相對于雕版印刷最大的特點同時也是最大的優(yōu)勢在于活字的重復(fù)使用，并且版匡等輔助部件也會重復(fù)使用[21]。從便于操作等方面考慮，我們主要考察文字和版匡的重復(fù)使用情況。
文字方面，我們考察了五個字的七種字形，分別為：“西”字的三種字形和“先”“屈”“理”“荊”四字的各一種字形，具體情況詳見下表。
表格說明：以下七個表列舉的是七個重復(fù)使用的字形，每個表均將該字形每次使用時印刷出來的字體截圖列出，并注明每次出現(xiàn)在書中的位置。其位置編碼的含義是，“詩”代表《唐眉山詩集》，“文”代表《唐眉山文集》，其后的三個數(shù)字分別代表卷次、葉次和行次，行次前帶字母“B”者，表示是后半葉的行次。卷首的“本傳”“評論”及序等后面只有兩個數(shù)字，表示葉次和行次。
以上五個字的選取考慮了本書的常用字和非常用字，比如“西”“先”兩字在書中比較常用，故于“西”字選取了三個字形。在查找每個字形的使用情況時，常用字只查對了一部分，非常用字如“理”“屈”“荊”則查對了全書。在選取字形樣本時，有意選取了有明顯特征或者說有明顯缺陷的字形，如“西1”第三劃橫折中間缺損、“西2”豎折有缺損、“西3”第一劃橫左端缺損、“先”上橫劃缺損、“屈”撇缺損、“理”右上橫筆缺損、“荊”末筆缺損，這種缺損是活字在制作和使用過程中無意造成的損傷，可以作為一種字形的特殊標(biāo)志，以便查找和比對。
以上七個字形的重復(fù)使用，有力地說明了此書的活字本性質(zhì)。在刻本中，是絕不可能有這么多完全一樣的字形反復(fù)出現(xiàn)的。在查對過程中也發(fā)現(xiàn)了與活字印刷常識相吻合的一些現(xiàn)象，比如“西”作為本書常用字，樣本中選了三個有明顯特征的字形，說明“西”字至少使用了三個活字。而實際使用的活字遠不止三個?！跋取弊忠彩沁@種情況。另外三個非常用字就沒有使用這么多活字，比如“屈”字，最多使用了三四個活字。常用字多備活字，非常用字則只需少量活字，這是活字印刷的常識。如果進一步全面細(xì)致地考察全書的字形，理論上應(yīng)該可以歸納出全書使用活字的情況。當(dāng)然，這個工作量很大。
我們再來看一下版匡的使用情況。經(jīng)過仔細(xì)比對，可以發(fā)現(xiàn)全書主要使用了六套版匡，其中最常用的有四套，詳細(xì)情況見下表。
表格說明：此表主要列出六套版匡每一套印刷了哪些葉。六套版匡用天干表示，其下括號中的數(shù)字表示該版匡刷印的葉數(shù)。葉次編號主要由文本種類（如詩集目錄、詩集、文集等）、卷次和葉次組成，卷首部分編號由某人序和葉次組成，個別無葉次者說明該序只有一葉。葉次后面括號中的數(shù)字是該葉版心所鐫字?jǐn)?shù)。僅有兩個數(shù)字組成的編號表示其文本種類與前面的編號相同、版心字?jǐn)?shù)也與前面的編號相同。另外每卷的末葉在括號中的版心字?jǐn)?shù)前加以注明，主要因為末葉文字往往不能不滿整葉，字?jǐn)?shù)多有較大變化。
上表參與統(tǒng)計的葉數(shù)為236葉。全書一共254葉，其中汪亮采序3葉字體與全書不同，為雕版印刷而成，故全書活字印刷葉為251葉。統(tǒng)計葉數(shù)占全部葉數(shù)的94%，可以說明全書的情況。未統(tǒng)計的十幾葉大多難以歸類，暫不計入。
有幾個問題值得關(guān)注。一是存在很多兩套版匡交替使用的情況，如《詩集》卷三之十六葉、《文集》卷一之十四葉，均為乙和丙兩套版片交替使用。又如《文集》卷十三第一至八葉，乙和丁兩套版匡交替使用?！段募肪硎诰胖辆硎牡谑蝗~，甲和丁兩套版匡交替使用。全書雖然并未嚴(yán)格按照這個程序操作，但其中半數(shù)以上采用了這種程序或近似這種程序來排版印刷。這對我們認(rèn)識活字印刷的工作程序有一定意義。
二是大量使用同一套版匡的葉面，其版心書名以及字?jǐn)?shù)也是一樣的。最典型的是丁版匡，如其所印《文集》卷十三各葉即如此。甲版匡所印《文集》卷十三亦如此。結(jié)合上面說的操作程序，我們可以推知在兩套版匡交替排版時，其所排者主要是文字內(nèi)容，版匡和版心相同的部分是不用重排的。
三是版心字?jǐn)?shù)問題。上面說使用同一套版匡的葉面版心字?jǐn)?shù)往往相同，這里說的相同不僅指數(shù)目大小相同，而且字形也完全相同，即拆版時字?jǐn)?shù)部分未動。而其數(shù)目大小與該葉的實際字?jǐn)?shù)幾乎沒有相同的，字?jǐn)?shù)更多的是裝飾功能，甚至成為我們判斷是否同一版匡的特殊標(biāo)準(zhǔn)。如《文集》卷十三丁版匡所印葉面版心字?jǐn)?shù)均為380，而實際上每葉字?jǐn)?shù)都不一樣的，有時差別很大，如第一葉為351字，相差29字；第三葉為373字，相差7字；第七葉為367字，相差13字；第九葉實際為350字，相差30字，每葉字?jǐn)?shù)均不同，而版心統(tǒng)一作380字。版心字?jǐn)?shù)與實際字?jǐn)?shù)的相關(guān)性基本上僅在特別明顯的葉面才有所體現(xiàn)，如每卷末葉往往文字較少，版心字?jǐn)?shù)就會相應(yīng)調(diào)換一個較小的數(shù)字，但與實際字?jǐn)?shù)也不一致。如《文集》卷十一末葉為257字，而版心作360字。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活字本為何版心標(biāo)字?jǐn)?shù)的問題了，其作用基本上以裝飾為主，與實際字?jǐn)?shù)關(guān)系不大。這種裝飾的意圖大概就是模仿宋版。
通過以上對此書文字和版匡重復(fù)使用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其為活字本無疑，因為刻本是不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這兩個強有力的證據(jù)足以破除我們之前有關(guān)版面字體整齊等方面的疑惑，使我們認(rèn)識到古代活字印刷工藝可以達到的高度。
四、活字本的鑒定與實物版本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
汪亮采本《唐眉山集》的鑒定讓我們對活字本的鑒定方法有了一次切身的體驗。實際上鑒定活字本的方法有不少，比如活字本無斷版、界欄墨色不均勻（界欄時有時無）、版面長度是否一致，包括前面提到的版面輔助部件的銜接錯位等等，按之《唐眉山集》，大多都是符合的，但是這些證據(jù)都無法完全打消我們對于其版面近似刻本的疑惑，因為這些證據(jù)的效力都有限度，或者說都不是最有效的證據(jù)。如有無斷版、版面長度等都可以有別的解釋，相對而言，版面輔助部件的銜接錯位倒是其中比較有效的證據(jù)。但這些所有證據(jù)加起來，都不如文字以及版匡等輔助部件的重復(fù)使用[22]的效力，這是用鑒定實踐證明了的。當(dāng)然，這種論證方法也比較費力，需要大量的核對工作。
從根本上來說，版本鑒定是對書籍制作過程的復(fù)原，這也是版本學(xué)最核心的問題和最基本的任務(wù)。印本是用書版印刷出來的，包括雕版和活字版。寫本是由書寫者書寫而成，書寫者可能是作者（即手稿本），也可能是寫手（即謄清稿本和抄本）。相比而言，印本是批量制作的，標(biāo)準(zhǔn)化程度較高，鑒定相對容易。寫本個性化更強，鑒定起來更加困難。無論印本還是寫本，版本鑒定的根本任務(wù)就是面對一個現(xiàn)存的書籍實物，利用其實物形態(tài)以及文獻記載等各方面的信息，來還原其制作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物質(zhì)生產(chǎn)、物質(zhì)創(chuàng)造的過程，因此書籍的實物形態(tài)是最根本的依據(jù)，分析書籍實物形態(tài)的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方法。文獻記載提供的信息（文本內(nèi)容）也非常重要，但這些信息必須與對實物形態(tài)的分析結(jié)果一致，才是可信的和有效的。以《唐眉山集》為例，其內(nèi)封鐫“南陔草堂藏板”，而只有雕版的版片才能收藏，活字排印完畢即拆版，是無所謂藏板的。如果以此為依據(jù)來判斷此書為刻本，從文本解讀看似乎也有道理，但與實際情況并不一致，這種解讀與實物矛盾。實際上，我們正是根據(jù)實物分析的結(jié)果，才認(rèn)識到古人所云“藏板”實際上并不一定有版片存在，“藏板”可能是版權(quán)宣示。在版本鑒定中，最復(fù)雜的問題往往要靠實物分析來解決?！短泼忌郊肪褪且粋€很好的例子。如果我們能通過文獻考證找到汪亮采從事活字印刷的材料，甚至是用活字印刷《唐眉山集》的記載，對我們的鑒定自然是有幫助的。但是，如何將文獻記載與具體實物聯(lián)系起來，最終還是需要實物分析。從邏輯上來講，存在翻刻汪亮采本的情況，如果這個翻刻本只保留了汪亮采的序，文獻記載如何與版本實物聯(lián)系呢？如何區(qū)分原活字本與翻刻本呢？只能用實物分析。而且事實上確實存在翻刻汪亮采本的情況，道光和民國年間各有一翻刻本。因此對于版本鑒定這種以復(fù)原版本實物制作過程為目標(biāo)的研究，實物分析是最根本的方法。只是因為分析的對象書籍包含了豐富的文本內(nèi)容，文獻考證才顯得特別重要。在具體版本鑒定中，二者雖然不可偏廢，但畢竟有輕重主次之別。
附記：本文曾于2019年11月23北京大學(xué)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舉辦的“基礎(chǔ)抑或邊緣——2019年中國古典文獻學(xué)新生代研討會”上宣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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