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茯苓
編者按：“靖康之恥”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臍v史大事件。那么，北宋是如何滅亡的，為何叫“靖康之恥”而不是“靖康之敗”？金朝又是如何在十年內(nèi)快速崛起，成為一個萬里大國的呢？冷兵器研究所將推出系列文章專門介紹這段歷史。首先要介紹的，是北宋末年，宋朝與金朝簽訂“海上之盟”，約定共同攻打遼朝，試圖通過金朝恢復燕云十六州舊土。1122年，在金兵的攻勢下，遼天祚帝出逃夾山，遼朝面臨分裂，此時宋朝欲乘機出兵攻取遼燕京一帶。但這一次的軍事行動，不僅遭遇了徹底的失敗，還暴露了宋軍指揮系統(tǒng)的巨大問題，并為后來的“靖康之難”埋下了禍根。
明代廈金二島的軍政區(qū)域及地理位置
眼見遼朝分裂，宋朝坐不住了。此時金軍正在鴛鴦泊忙著追剿遼天祚帝，而宋朝試圖瞞著金朝獨自取下燕京，“把定關隘”（《三朝北盟會編·卷11》），以取得在談判桌上的更大籌碼。北宋朝堂爭議不斷。一方面，宋遼之間已經(jīng)和談百年，一部分朝臣認為不應主動打破盟約；但另一方面，此時確實是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最好機會，如今遼朝敗局已定，如果不主動參與到伐遼中，今后十六州土地也很可能被金朝占據(jù)。
有鑒于此，宋徽宗力排眾議，決定出兵，任命童貫為陜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受命領兵十萬巡邊。
然而，此次出兵，在大軍出動前，就有四敗了！
首先，在發(fā)兵前，宋徽宗交予童貫三個對策：“如燕人悅而從之，因復舊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納款稱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策之下也。”（《三朝北盟會編·卷5》）這實際上對應著1.和平收復疆土；2.納降耶律淳；3.撤軍 這三個對策。
這意味著，宋徽宗根本沒有與遼軍交戰(zhàn)的心理準備與作戰(zhàn)規(guī)劃?？偟膩碚f，在宋徽宗的規(guī)劃中，這次軍事行動的戰(zhàn)略目標，是通過向北遼施加軍事壓力，迫使其投降、收復五代失地；同時要極力避免與北遼交戰(zhàn)，導致金人的不滿。顯然，宋朝試圖在金軍攻打鴛鴦泊時，搶先占據(jù)燕京，但又怕被金朝發(fā)現(xiàn)并予以指責，因此在戰(zhàn)略制定上顯得畏畏縮縮，毫無軍事魄力。
這可以算宋軍的第一敗。
其次，四月二十三日，童貫行至高陽關，整理河北方面軍北上，然而“河朔將兵驕惰，不練陣敵軍，須之用百無一”，而軍糧“雖曰見在，粗不堪食”且“軍器甚闕”（《三朝北盟會編·卷6》）。顯然，宋朝對于河北方面軍戰(zhàn)斗力低下的問題早已知情，但這種情況依然延續(xù)到了靖康災難之時。
軍隊羸弱，這是第二敗。
再次，當時宋軍可堪一用的西軍卻還未抵達前線。河北方面軍則在集結完畢后，自河間府分兩路入遼境。西路軍由辛興宗率領，屯兵范村；東路軍則由名將種師道率領，意指白溝。但此時，朝堂中關于“聯(lián)金伐遼”與“聯(lián)遼抗金”的爭議已經(jīng)延續(xù)到了軍隊中，致使這一支“弱軍”尚未能擰成一股繩。據(jù)《三朝北盟會編》卷6記載，這一場爭論甚至已上升到了人身攻擊：
西路統(tǒng)帥種師道試圖阻止出兵，認為出兵發(fā)遼師出無名，“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
但種師道的反對，卻被童貫以皇帝命令壓了回去，并說：“今日之軍事，（圣）上既有成算——第籍公威名以鎮(zhèn)服（燕人）耳。”
楊可世則主張事情過于倉促，“愿熟計而后行。”
但知雄州和詵卻反駁楊可世說：“公自謂有萬眾敵，膽氣絕人，視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燕薊之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蘇。倘金鼓一鳴，必便比肩系頸，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欲扇釁敗我事耶！”
從這段記載來看，宋朝主張“聯(lián)金伐遼”的人，似乎持有一套完整的邏輯：種師道乃是當世名將，擁有莫大名聲，因此僅憑名聲就可以鎮(zhèn)壓遼國軍隊；而燕薊地區(qū)的平民，早已是歸心似箭，必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其后，楊可世則被命為前軍統(tǒng)制，率著少數(shù)部隊線性前往白溝一帶，對當?shù)孛癖娺M行招降，并要求他“開諭招來之意，無得邀功生事”（《三朝北盟會編·卷6》），這支宋軍似乎真的是為了招降而來。但事情真的會這么簡單嗎？
種師道本為西北邊防將領，在河北地區(qū)的名聲有限。而童貫在西邊戰(zhàn)場與西夏常年交戰(zhàn)，應當知曉單憑名聲是無法令北遼信服的，很難想象他會圍繞種師道的“威名”來制定軍事決策，并以此勸降北遼軍民。之后的發(fā)展，似乎也印證了我們的猜想。宋軍目的地在燕地，然而耶律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三朝北盟會編·卷5》），因此燕地就是耶律淳的大本營，宋人對燕民的招降政策顯然會遭受阻礙。
將領不和，這是第三敗。
最后，童貫不僅對燕地民眾進行招降，還打算雙管齊下，命人寫信給耶律淳“勸降”，曰：“秦晉國王閣下……乃乘隙以處，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如能開門迎降，歸朝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蹈斧鉞之患。”（《三朝北盟會編·卷6》）事實上，哪怕古今語言有所不通，但人們的情緒還是相通的。童貫的這封書信傷害不高、侮辱性極強，對于耶律淳而言，毫無疑問是一種挑釁，而不是招降。童貫如此作為，是因為他與宋徽宗也不是一條心。
宋徽宗的旨意中，并無與北遼開戰(zhàn)的選擇，而童貫也確實寫了一封“招降書”，這一切并沒有違背宋徽宗的旨意。這份充滿挑釁的招降書，如果引起兩國戰(zhàn)端，而種師道能夠戰(zhàn)而勝之，童貫就可以坐獲軍功。即便不成，童貫也同樣可以將罪名拋到種師道等人身上。但這樣一來，童貫就相當于在無事前告知的情況下，讓種師道、楊可世以及數(shù)萬將士陷于險境。
可以說，童貫很會當官，而且當?shù)搅烁静辉诤踯娛聞儇摰某潭取?/span>
這是宋軍的第四敗。
于是，宣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宋軍由楊可世所率數(shù)千先行部隊抵達白溝附近。此時，北遼耶律淳已在盛怒之下，對軍隊下達了進攻的指令。北遼怨軍（又名“常勝軍”）早已在附近埋伏，見宋軍接近，驟然發(fā)動襲擊。楊可世這數(shù)千人本就為勸降而來，沒有做過多的準備，在接敵后迅速潰敗，逃回主力部隊。
二十九日，種師道進兵前往白溝。剛扎下營，便有探報稱“河北有警”，有大批人流正在靠近白溝。但此時種師道并未作過多準備，而是“如貫素約”，下令道：“燕，吾民也。茍王師力能接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為備，必有內(nèi)變。切不可殺一人，爾等為我約兵卒，遵依圣旨及宣撫司約束。”（《三朝北盟會編·卷7》）
種師道是西北名將，和黨項人打了幾十年交道，經(jīng)歷過的戰(zhàn)爭多不勝數(shù)，向來認為“今此招納事，安可輕舉”，更何況楊可世才剛剛被遼軍擊潰，哪里會如此天真地以為這些是普通的平民。此處“如貫素約”中，“貫”是指童貫，“素”是“向來”的意思。“如貫素約”，是說種師道按照童貫之前的命令，告訴軍士這些都是來投降的，因此“切不可殺一人”。在末了依舊提了一句，這是皇上和宣撫司（童貫）的意思。
種師道的話，可以分成三種理解，一是東路軍將領種師道不滿宋徽宗與童貫的所為，因此選擇擺爛；二是童貫黨羽為了將責任推給種師道，進行了一定的“藝術加工”，而這種情況也并不罕見——知雄州和詵曾主張，燕民將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在其后又指責楊可世擅啟爭端，“（宋遼）彼此初無戰(zhàn)意，惟（楊）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結不解”（《三朝北盟會編·卷7》），意圖粉飾他與童貫二人盲目樂觀以及由招降（挑釁）所導致的戰(zhàn)爭責任；第三，則是種師道認為，貿(mào)然交兵很可能損失慘重，因此端出“上命”嚴守壁壘，可以避免產(chǎn)生無意義的傷亡。
根據(jù)后面的記載來看，種師道并沒有擺爛。據(jù)《三朝北盟會編》卷8記載：
時宣司議令種師道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邇，退必掩襲。”宣司遣參謀劉鞈往諭之，師道復不從。
結合看來，種師道退守駐地，是為了保存有生力量，而這也可能是種師道向童貫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其后，種師道在遼軍圍攻城寨時向童貫請援，試圖讓宋軍主力部隊對遼軍予以突襲。然而這一建議卻遭到童貫拒絕。盡管種師道一再堅持，但童貫卻始終不愿增援。這一點很可能是因為，如果對種師道進行增援，就會違背宋徽宗的旨意。
種師道知道，再堅持下去也沒有意義，不得已遵照命令，趁夜率軍從白溝撤回雄州。然而正如種師道所料，“鄰敵在邇，退必掩襲”，在宋軍撤退之際，北遼怨軍緊追不舍，死死咬住宋軍后方。由于河北軍訓練不足、機動性不足，不久之后就被怨軍追上。久不經(jīng)戰(zhàn)陣的河北軍迅速陷入慌亂，種師道險被誅殺。
六月三日黎明，種師道所部在歷經(jīng)數(shù)日險象環(huán)生以后，終于抵達雄州城外，但北遼軍隊也接踵而至。
河北軍紀律散漫、戰(zhàn)意低迷，“屬大風雨，兵士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全然指望雄州守軍接應。然而，直到當天晚上，雄州守軍依然在童貫的命令下閉門戍守，讓種師道所部在城外扎營。彼時，種師道孤立無援，怨軍正虎視眈眈，城內(nèi)與城外宋軍全部嘩然，不顧宣撫司命令打開城門，讓種師道軍隊入城。至此，童貫才讓辛企宗、辛永宗出城增援；楊可世等斷后，最終順利迎軍入城。
然而宋軍死傷慘重，“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間、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帶，死尸相枕，藉不可勝計”（《三朝北盟會編·卷7》）。
如前面所說，宋軍的戰(zhàn)敗，來源于多個方面：
首先，是宋徽宗在戰(zhàn)略規(guī)劃上畏畏縮縮，既不愿承擔對金朝“背約”的后果，又想獨自取得燕京，進而導致前線在進行戰(zhàn)役選擇時也同樣畏首畏尾。
其次，河北軍戰(zhàn)斗力低下：一方面缺額嚴重，“河北將兵，十無二三”（《文獻通考·卷 153》），另一方面“為將者多為膏粱子弟”（《宋朝諸臣奏議·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且“教閱訓練之事盡廢”（《宋史紀事本末·卷86》）。此多番因素造成河北方面軍戰(zhàn)斗力不足。在最初的軍事失利以后，諸將均以為“非得西師，兵力不濟”（《三朝北盟會編·卷7》）。
其三，宋軍內(nèi)部也并不能達成統(tǒng)一意見。童貫為軍功置種師道于危險之境，而種師道則報復性采取守勢；當種師道求援時，童貫又忌于宋徽宗的旨意而選擇不予支援，最終導致種師道軍大敗。各方都出于自己的考量自行其是，不能貫徹既定的軍事方針。
其四，宋徽宗對于童貫過于寵信，以至于童貫在前線時陽奉陰違，通過挑釁式的招降書令宋遼兩國爭端再起。軍事統(tǒng)帥不在乎戰(zhàn)爭的勝負，而且不管勝負他都能從其中獲得官場上的利益。這焉能不??？
這些本身可以避免的問題，造成了這一次軍事行動的失敗。遺憾的是，跟現(xiàn)在很多的網(wǎng)絡觀點一樣，北宋朝廷卻將失敗的責任，簡單地歸結于軍事問題，讓種師道背了個“坐失機會，罷兵南歸”（《三朝北盟會編·卷7》）的鍋，以及認為只是河北軍戰(zhàn)力不足而西軍未到，并沒有對其余問題進行解決，以至于這些問題一直擴張、并蔓延到了靖康年間的軍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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