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蒙古軍兵臨城下，南宋軍隊已經(jīng)無路可退。即便南宋不想落敗，但是南宋無論是步兵還是海上軍隊，皆沒有與馳騁歐亞大陸的蒙古軍決一死戰(zhàn)的希望。蒙古軍步步相逼，將領(lǐng)陸秀夫攜幼帝突圍，奈何前方是虎視眈眈的蒙古，后方是萬丈懸崖，乃是四面楚歌的局勢。
南宋末日已經(jīng)來到，突圍無望，陸秀夫不忍幼帝再次面臨徽欽二帝的局面，跳海自盡，保全了王朝的最后一次顏面。
幼帝跳海，宣告南宋王朝正式破滅。雖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若是身懷寶藏之人，必定被下一任王朝委以重任，但出乎人意料的是，十萬大臣和百姓為國殉葬，以死明志，其中最為典型代表便是文天祥。
文天祥之氣節(jié)，乃是歷代志楷模。忽必烈雖是游牧民族出身，但對中原的政治也是頗為了解，民心所向方是王朝穩(wěn)定之根基。而文天祥在中原具有極高的名聲，收服文天祥對日后收服中原百姓百利無一害。可文天祥被俘虜之后，四年大牢也無法撼動拳拳愛國之心，甚至在獄中大肆抒發(fā)愛國之心，“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但同樣是亡國，在叛軍李自成攻入北京時，崇禎皇帝敲響景陽殿大鐘，頗有點燃烽火的局勢，但是周幽王昏庸，卻仍有諸侯前來搭救，而崇禎帝孤苦一人，只能帶著自己的心腹太監(jiān)煤山上吊自殺。
若說當時明朝文臣的內(nèi)心活動如何，恐怕只能用波瀾不驚四字形容，可能某些臣子心中還有少許雀躍。崇禎皇帝去世之后，明朝的文臣沒有骨氣，倒戈敵軍的不少。當時的局面，便是哪一個勢力強大投降哪一方，像是李自成、多爾袞乃至后來的尚可喜，這些人紛紛是明朝選擇的對象。
經(jīng)歷唐朝的藩鎮(zhèn)割據(jù)，后來的王朝自然是明白兵權(quán)的重要性。所以無論是宋朝還是明朝，對于兵權(quán)皆是進行了大清洗，將其收歸中央，由帝王掌握。如此一來，武將備受冷落，文官自然是得到優(yōu)待，但是為何兩者之間相差如此之大？
趙匡胤收歸兵權(quán)之后，曾留下祖訓(xùn)“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世者無罪”，這對于文人來說是非常大的恩惠。宋朝對文人民風的開放，與唐朝無異。唐朝之時雖然重視武將，但是期間也是涌現(xiàn)出不少的文人，李白、杜甫這些人的詩歌可是輝煌了整個唐朝。唐朝之所以出現(xiàn)如此局面，一來是科舉，二來便是帝王在治理天下之時對文人的尊重。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宋朝恰恰做到了這一點，且日后君主皆是遵循祖訓(xùn)，文人地位之高難以想象。這般說來，宋仁宗之時將中國的文學又一次推向頂峰，便可知其中原因。
但明朝，顯然與朱元璋之初的想法背道而馳。明朝對于文人的不尊重，從朱元璋之時便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朱元璋乃是地痞流氓出身，雖后來穿上黃袍，有了運籌帷幄的氣質(zhì)，但是在處理政事上還是有著一定的小家子氣。
在明朝，就算是位居高位也是帝王身邊的一個奴才，是可以隨意處置的。朱元璋打心里看不起文人，廷杖也是由朱元璋開始，只不過朱元璋的手段還是給文人留了面子，受罰之人會裹上一層氈子，不至于皮開肉綻。
朱棣之時，雖說是打著“文死諫、武死戰(zhàn)”的口號，但是真正做起事情來一點也不記得自己的旗號，僅僅是一個文人方孝孺，便得了滅十族的懲罰！
所謂是士可殺不可辱，文人對于自己名聲的看重簡直要大過性命。但是明武宗時期，廷杖已經(jīng)不是朱元璋之時的“小打小鬧”，而是脫掉褲子且是大庭廣眾之下的皮開肉綻。這對于文人來說，與當日韓信的“胯下之辱”沒有區(qū)別，普通人都引以為恥，何況是自視清高的文人，這相當于直接要了他們的性命。明朝廷杖最高一次懲罰168人，其中15人當場去世。對于明朝文人來說，滿腹經(jīng)綸也罷，為國立功也罷，只要是觸犯了天威，皆是一樣的下場！
雖說古代階級制度鮮明，君是君、臣是臣。但縱觀政治清明之時，皆是帝王給予了臣子一定的尊重，而政治黑暗時期，其實帝王皆是昏庸，臣子無法為天下伸張正義。雖然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食君祿、擔君憂，但帝王若是不把臣子當回事，也無法埋怨臣子在國破山河之前已經(jīng)為臣子找好了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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