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也許講了這些歷史,同學們就會好好學了吧……》一文評論的反饋(點擊標題可直接閱讀)
昨天一篇文章,可算是讓小編丟盡了人。“唐代創(chuàng)建了科舉制”這種錯誤竟然讓自己端到了各位歷史老師的面前,可謂是關(guān)公面前耍大刀,然后被刀砍到了。
為了賠罪,小編決定再寫一篇科舉制的文章,算是將功補過,也請各位老師批評指正。
從那個錯誤講起——科舉制究竟何時創(chuàng)立
就如各位老師批評的那樣,在中學歷史教材中,科舉制的創(chuàng)建應在隋煬帝在位時期(604-618),準確地說,應該是大業(yè)元年(605)。即《唐摭言》中所謂:“進士科始于隋大業(yè)中,盛于貞觀、永徽之際”。各位老師援引可用更為“正式”的《通典》: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不過,已逝歷史學家韓國磐先生曾有不同看法:
按《舊書》六六《玄齡傳》:‘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痱T尉是何等官,我在《隋書·百官志》還未檢出,吾人須注意‘本州舉’三字,本州舉而即可授官,與后來考試權(quán)在中央進士科顯有不同,大約進士科經(jīng)過煬帝一回改制,名則同而實質(zhì)不同也。
——《歷史教學》1955年第2號
也就是說,隋煬帝也只是改制而已,科舉制度的出現(xiàn)可能是在隋文帝在位時期,當時進士的選取標準也不一定和后來一樣。宮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中認為科舉制始于開皇七年(587)。美國人邁克爾·哈特在寫作《世界100 名人排行榜》,也是持有相同的觀點。他在名單中列出的第82名——隋文帝的主要政績之一,便是說他創(chuàng)立科舉制產(chǎn)生了長期深遠的影響。
廈門大學的劉海峰教授對這種說法做出過辨正,認為“科舉”一詞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科舉是將“科”、“舉”二字分開理解,即分科舉人,這種含義的“科舉”在漢代便已出現(xiàn),即文獻中“甲科”、“四科”、“貢舉之制”各類提法,而狹義的“科舉”則是隋煬帝時創(chuàng)立。劉老師用來反駁韓國磐先生的依據(jù)是,時任左補闕薛登于天授三年(692)上疏談及進士科,他認為:
薛登弱冠時去房玄齡逝世僅20 年,對赫赫有名的唐初名相房玄齡的科名出身應有所知。假如進士科真是隋文帝時所建,房玄齡真是開皇中進士,在初唐時應是廣為人知的,薛登就不大可能會說煬帝置進士等科。
——《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
這便是通過對歷史事件本身的分析來推測事實真相了,也能讓人信服。
不過在表面上,小編還是要“狡辯”一下的,其實近現(xiàn)代一些研究教育史的學者把“科舉”的標準嚴格化了,比如俞大綱(1908-1978)就認為“若謂察舉對策之法,已為完形之考試制度,則當上溯兩漢為權(quán)輿。若謂朝廷開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試,始可謂為定形之考試制度,則當以唐為始?!币簿褪前选巴峨鹤栽嚒边@種不限士子身份的規(guī)定作為科舉制的開端。何忠禮則認為具備“士子應舉允許‘投牒自進’、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三個特點才算是正式的“科舉制”,因此也把科舉制的開端定在唐代。小編一直認為這個說法有些道理,于是就把基礎(chǔ)知識忘到腦后了,確實該打……
雖然唐代創(chuàng)立了(劃掉)繼承了科舉制度,但不得不說,在當時科舉并不能為那些渴望改變社會階層的士子提供太多機會。
與科舉制度并行的,還有蔭補制,據(jù)《舊唐書·選舉制》描述,這種子憑父貴(甚至是祖父、曾祖)的具體規(guī)定是:
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
一品官員的兒子可以直接擔任正七品的官員,比新科進士的待遇都高。唐玄宗李隆基寵信的家奴王毛仲則更是特殊。他的兒子剛出生三天,玄宗便賜其五品官。只是王毛仲實在不像話,要求賜其子三品官,結(jié)果徹底失去了玄宗的信任。
從統(tǒng)計數(shù)字上來看,應舉士子最后考中進士的人數(shù)也并不太多:
對于開元之后每年“多則二千人, 少猶不減千人”的應選規(guī)模,科舉提供的機會實在不多。另外,由于納卷(考生提前將自己的文章送至主考官處)和糊名制度應用不足,錄取當中的不公平現(xiàn)象也廣泛存在,這使得一介平民進入官場更是難上加難。所以直到中晚唐,考中進士科的士子也大多是貴族子弟,單純的布衣百姓不多。這種情況直到宋代才有所改變。
在此感謝“蝶戀花”老師首先指出昨天文中的問題。
參考文獻:
岑仲勉:《隋唐史》
劉海峰:《科舉制的起源與進士科的起始》
楊蔭樓:《唐代科舉制度的意義及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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