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上一個投票結果，不禁莞爾：
這可能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共鳴，長久以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一個頗為盛行的斷言，正因其廣為接受，才出現了“多數人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結果——當然，嚴格來說，這并不能算是哲學悖論。
我是高一剛入學時，聽歷史老師在回顧世界近代史時提到這句話的。因為當時的高中歷史教材直接從英國革命講起，他對此很不滿，強調任何歷史都不是憑空而來的，于是先追溯歷史巨變?yōu)楹螘l(fā)生在西歐，尤其是此前一代代孤獨的先知如何堅持真知，雖然他們被綁在火刑柱上，但歷史終究審判他們無罪。
雖然有些事件我之前就知道，但聽一個師長酣暢淋漓地講述這些，對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而言，堪稱是精神洗禮。震動之余，我心中也浮出一個困惑：如果“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此時“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還適用嗎？老師肯定：應服從真理而非多數，因為真理就是真理，和人數多少無關。
后來我逐漸意識到，這看起來矛盾的二律背反，取決于具體語境：權力精英可以用第一句（“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將自己的先鋒領導作用合理化，尤其是不顧反對意見推進議程；與此同時，又能用第二句（“少數服從多數”），將異議者定為應服從多數的少數。換言之，只要權力在手，他可以既是少數，又代表多數，用不同的話術為自己的做法辯護，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這樣想來，“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在現實中其實就包含了至少兩種政治立場：一種是為權力精英的統(tǒng)治辯護，另一種則恰恰相反，是為不服從統(tǒng)治秩序辯護。事實上，很難確定那84%的人里，分別持有這兩種立場的各有多少——有些人甚至還可能同時信奉這兩點，因為兩者的差異與其說是理念上的，不如說是關乎權力，取決于此人是否掌權。
但不管是哪一種，都不相信大眾僅憑多數就能掌握真理。之所以如此，恐怕與中國社會長久以來的“賢能政治”（meritocracy）有關。權力精英相對于大眾，幾乎必定是少數，但另一面他們又要代表多數，其結果是，當他們推行有遠見但不受歡迎的政策時，必須堅信自己是在做一件終將被承認有利于大家的好事。這一點，戰(zhàn)國時代的法家政治人物西門豹就已經說過了：“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后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也就是說，你們現在雖不理解我，但總有一天會承認我說的是對的。
然而，這也有一個前提，即這少數精英同時掌握權力與真理，在現實中卻可能出現另一種情形：權力精英掌握的僅僅是權力而已，哪怕他自認手握真理，但事實上真理是站在不服從的少數那一邊。
像這種權威二元分化的情況，在羅馬帝國滅亡后的西歐歷史上是常態(tài)，君主和教廷、君主與議會之間的對抗此起彼伏，也構成其歷史發(fā)展的動力；但在中國，一直以來渴望實現的卻不是不同權力的分立，而是合一：權力精英想要同時掌握真理，而知識精英也“以天下為己任”，渴望“得君行道”，通過謀求權力來推行自己的理念。用傳統(tǒng)政治的話語來說，就是“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合一。
到了1905年科舉罷廢之后，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才開始出現了與權力中心疏離的傾向，因為他們原本“學而優(yōu)則仕”的通往權力之路斷絕了。1927年，陳寅恪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在王國維身上或許未必允當，但無疑指明了知識分子的一個新的使命。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才可以理解“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的意味：它給了無權的知識精英一種堅守內心的自信，將自己的不服從合理化了。這已經并不一定用來謀求權力了，倒不如說更近于近代西歐的那種信念：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在中國社會，“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支點與其說是經濟基礎，不如說就來自這樣的信念，因為這里的“獨立”，其實隱含著“從……獨立”的意味，還帶有一個后綴“from”。
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一個矛盾是：既不相信大眾，又必須自信能代表大眾。這就像是一個大家長，他自認比你們自己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對你們好的。但當知識精英自己被邊緣化之后，即便仍是“掌握真理的少數”，那也還是少數，此時才會真正留意到少數群體的權利問題。詹姆斯·麥迪遜曾說：“對共和政體而言，最大的危險就是多數群體可能并不充分尊重少數群體的權利?！薄@在當代中國乃是常事，“一小撮”這個詞本身就蘊藏著無盡的輕蔑。
更嚴峻的一個問題是：“真理”的時代也漸漸遠去了。如果說傳統(tǒng)中國社會信的是道德化的“天理”，晚清時漸漸轉向“公理”，到五四時期震撼于“公理”不能戰(zhàn)勝“強權”，又轉而尋求“真理”，那么到了后革命時代，單一的“真理”即便沒有被眾聲喧嘩的多元聲音完全淹沒，至少也是稀釋了。
如今，人們已經不相信誰能擁有絕對正確的理念，“真理掌握在誰手中”變成了一個偽命題，因為人人都可以如此宣稱，但無人能判定?！罢胬怼边@個詞本身就帶著19世紀那種“尋求人類社會發(fā)展科學規(guī)律”的濃厚決定論意味，在后現代的語境中已被相對化降格為眾多有待驗證的假定之一。不是說不能以此自命，只是這看起來有幾分落伍，已經沒人真正在意。
更重要的是那種扁平化的無情力量。因為“真理掌握在誰手中”只有長時段的歷史才能給出答案（甚至不同時期的答案可能還有所不同），這在意的其實是時間性的價值，需要一種歷史感；然而現代性在意的卻是當下，是瞬間，人們與那種時間之流斷裂了，更專注于生活的空間。不僅如此，“真理”通常是一元的，因為對真理的偏離只能是錯誤、低劣或退化，這顯然與社會的多元化背道而馳。陳嘉映那本《走出唯一真理觀》所呼應的正是這樣一個社會現實。
近些年來取代“真理”話語的，倒是“常識”。這個詞本身的意味遠不是那么常識性的，值得另行討論，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和“真理”相比，“常識”天然是大部分人都認知、了解并贊同的，若說“只有少數人具備常識”，聽起來便像是矛盾修辭。雖然“常識”的話語本身也是知識精英在推動，但它既折射出知識分子的失落，又象征著他們對民眾的妥協和重新接納。此時，他們不再自視為民眾的領導者，而是自己就是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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