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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董其昌《戲鴻堂法書》卷五收有歐陽詢楷書《離騷》，凡一百八十八行。后來，用大齋主人施叔灝翻刻時，于其所增之目錄中標明“皆真跡”字樣[1]，強調(diào)此帖確系出于歐陽詢之手，而王鴻緒橫云山莊本、沈氏古倪園本《戲鴻堂法書》亦皆因之。余波所及，諸多歐陽詢研究著作、法書圖譜中皆著錄有歐陽詢楷書《離騷》，而《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也曾據(jù)故宮博物院所藏明拓本刊印“《唐歐陽詢書<離騷>》”，使得此帖單本別行，化身千萬，進一步加深的學(xué)人的印象。
如此一來，“歐陽詢有楷書《離騷》作品”這一論斷，似已成為學(xué)界共識，雖然也有不同意見：如張伯英先生以為此帖“不可信”[2]；史樹青先生推斷“這篇《離騷》，確是比歐陽詢還早的一個寫本”[3]；歐陽中石先生以為其雖筆意與《九歌》相近，且刻入《戲鴻堂法帖》《玉煙堂法帖》中，然“健勁之致全失”[4]；王壯弘先生亦直接斷為偽帖[5]。然而，這些看法多是出于印象式的論斷，未能提供充足的文獻佐證，故反響不大。
今所見著錄歐陽詢《離騷帖》者，首推明人董其昌《戲鴻堂法書》。其后，除陳瓛《玉煙堂帖》錄存外，甚少見諸于他書。
董氏刻帖所用底本，除部分家藏真跡外，還有以《澄清堂帖》《寶晉齋帖》等從帖之刻本或摹本為底本而進行翻刻者，有從許謙、韓逢禧、項元汴、周密、薛紹彭、楊補之、趙士禎諸人藏本而摹刻者，有自米芾、趙孟頫、陳仲醇諸人臨本而摹刻者[7]，情況甚為復(fù)雜，“所收的底本，未必都是真品”，以至于啟功先生認為董其昌應(yīng)該“負鑒定眼力不高和學(xué)識不足的責任”[8]。至若其中所收錄的歐陽詢《離騷帖》，前不見著錄，后亦甚少因襲，突兀而來，傳承無序，甚是可疑，率爾定為真跡，恐難令人信從。
倘若將此歐陽詢《離騷帖》定為真跡；那么，其與唐人所見之《離騷》，文字出入理應(yīng)不大。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
唐人所見《離騷》，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為單行者，如王逸《楚辭章句》、郭璞《楚辭注》、劉杳《離騷草木疏》，以及徐邈、宋處士諸葛氏、孟奧、釋智騫等的《楚辭音》之類；一為《文選》所載者，如古寫本《文選集注》，五臣、李善《文選注》，及其雜注中所載錄者[9]。倘取此兩類與歐陽詢《離騷帖》相較，則可發(fā)現(xiàn)：二者差異極大。
與唐代單行本《離騷》文字差別甚大
郭璞、劉杳、徐邈、諸葛氏、孟奧諸人之書皆已亡佚。王逸《楚辭章句》唐寫本，亦未見及。今所能見之隋唐時單行本《離騷》，惟釋智騫《楚辭音》殘片，然其首尾不具，起《離騷》“駟玉虬以乘鹥兮”至“雜瑤象以為車”部分[10]，且皆抄錄單字，予以音注。
就歐陽詢《離騷帖》中“心猶豫而狐疑兮”至“世幽昧以昡曜兮”部分與之比勘（圖一），即可見出差異：《楚辭音》中所釋“要”、“遺”、“效”、“處”、“語”、“折”、“艸”、“宅”諸字，《離騷帖》中皆無著落；他如此類，茲不贅錄。究其因由，除卻《楚辭音》為寫本，具有“分券不定、符號不定、內(nèi)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誤”[11]等特征外；二者所據(jù)底本有異，當是重要原因。亦即，假定歐陽詢《離騷帖》為真跡，則率更令書寫時所用之《離騷》，與智騫音義時所見者，迥然不一。
梁蕭統(tǒng)《文選》收有《離騷》，陳、隋、唐間，先后有蕭該、曹憲、公孫羅等作《文選音義》若干卷；又有李善、五臣等所注《文選》。今所能見者，惟古寫本《文選集注》殘卷與李善、五臣《文選注》之宋刻本二端[12]。
與古寫本《文選集注》相較，歐陽詢《離騷帖》多有差異：寫本“何不改此度也”，歐帖“改”后多“乎”，無“也”；寫本“來吾導(dǎo)夫先路也”，歐帖無“也”；寫本“惟夫黨人之偷樂兮”，歐帖無“夫”；寫本無“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歐帖有（圖二）；寫本“非時俗之所服”之“時”，歐帖作“世”；寫本“哀人生之多艱”之“人”，歐帖作“民”；寫本“又重申之以攬茝”，歐帖無“重”；寫本“終不察夫人心”之“人”，歐帖作“民”；寫本“自前代而固然”之“代”，歐帖作“世”；寫本“人生各有所樂兮”之“人”，歐帖作“民”；寫本“俗并舉而好朋兮”之“俗”，歐帖作“世”；寫本“依前圣之節(jié)中兮”之“之”，歐帖作“以”；寫本“殷宗用而不長”之“而”，歐帖作“之”；寫本“周論道既莫差”之“既”，歐帖作“而”；寫本“舉賢而授能兮”，歐帖“賢”后多一“才”字；寫本“覽人德焉錯輔”，歐帖“人”為“民”，“德”后多一“兮”字；寫本“相觀人之計極”之“人”，歐帖作“民”；寫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部分，歐帖全脫（圖三）?？梢姡瑸椤峨x騷》本文，古寫本與歐陽詢法書間竟然有十九處差異，且多非出于疏忽或筆誤，二者所據(jù)底本顯然有別。
李善《文選注》傳世全本以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尤袤刻本（以下作“尤本”）為最早，其中《離騷》文辭與歐陽詢《離騷帖》亦多有不同：尤本“何不改此度也”，歐帖“改”后多“乎”字，無“也”；尤本“荃不察余之忠情兮”，歐帖“察”作“揆”，“忠”作“中”；尤本無“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歐帖有；尤本“余既不難離別兮”，歐帖“難”后多“夫”；尤本“哀人生之多艱”之“人”，歐帖作“民”；尤本“終不察夫人心”之“人”，歐帖亦作“民”；尤本“自前代而固然”之“代”，歐帖作“世”；尤本“高余冠之岌岌兮”，歐帖惟一“岌”；尤本“人生各有所樂兮”之“人”，歐帖作“民”；尤本“殷宗用而不長”之“而”，歐帖作“之”；尤本“覽人德焉錯輔”，歐帖“人”作“民”，“德”后多“兮”；尤本“相關(guān)人之計極”之“人”，歐帖作“民”；尤本“閨中既邃遠兮”，歐帖“既”后多“已”；尤本“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歐帖“忍”后多“而”；尤本“勉遠逝而無疑兮”，歐帖“無”后多“狐”；尤本“時幽昧以昡曜兮”之“時”，歐帖作“世”；尤本“孰云察余之美惡”之“美”，歐帖作“善”；尤本“人好惡其不同兮”之“人”，歐帖作“民”；尤本“既莫足為美政兮”，歐帖無“兮”。而且，尤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部分，“時亦猶其未央”之“央”字及以下至“駕八龍之婉婉兮”句之“駕”字處，歐帖皆全脫（圖四）。可見，李善《文選》尤袤刻本中的《離騷》文辭，與歐陽詢《離騷帖》有二十一處文字差異，且歐帖中還有大段文字闕失。
這樣看來，此題名歐陽詢之《離騷帖》，與唐人所見之單行本《楚辭》及《文選》所收《離騷》相較，既存在大量文字缺文、衍文、異文現(xiàn)象，也不避“世”、“民”諸諱，更有大段文辭闕失；其所展示出的這些特征顯然與學(xué)界公認的歐陽詢真跡《九歌帖》不同。
歐陽詢《九歌帖》與宋刻李善、五臣《文選注》中《九歌》文字基本雷同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六：“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九歌》，晉府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拓之精者。昔董元宰先生見于朱御醫(yī)家，謂世無二本……率更《九歌》，宋時刻于長沙，至南渡，石已不存?！盵13]記載了歐陽詢楷書《九歌帖》在宋、明時的傳承情況。而后，沈赤然、張伯英亦對清時此帖殘石的出土、運轉(zhuǎn)、拓印等情況進行記錄，并介紹其概貌。民國以來，丁仁、黃易、王壯弘、水賚佑等也都認為此帖確系歐書。可見，相比《離騷帖》而言，學(xué)界對《九歌帖》的真實性問題甚少異辭。
倘若將此《九歌帖》與尤袤刻李善《文選注》相比勘，即可發(fā)現(xiàn)，二者出入甚少：《東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篇僅二處微異，即尤本“望夫君兮歸來”之“歸”，歐帖作“未”，“承荃橈兮蘭旌”之“承荃”，歐帖作“蓀”，其余全同；《湘夫人》篇亦僅二字微異，即尤本“鳥萃兮蘋中”，歐帖“鳥”后增“何”，尤本“荃壁兮紫壇”之“荃”，歐帖作“蓀”，其余全同。
再將其與陳八郎本五臣《文選注》（以下作“陳本”）相校，亦可發(fā)現(xiàn)，二者差異不大：《東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篇，陳本“采荃橈兮蘭旗”之“采荃”，歐帖作“蓀”，而“旗”則作“旌”，陳本“友不忠兮怨長”之“友”，歐帖作“交”，其余全同；《湘夫人》篇，陳本“白薠兮騁望”，歐帖“白”前增“登”，陳本“糜何食兮庭中”之“食”，歐帖作“為”，其余全同。
由此看來，確乎出于歐陽詢的《九歌帖》，在文辭上與李善、五臣《文選注》中《九歌》差別甚微。倘若定《離騷帖》亦為率更真跡的話，那么，同為一人所書，所據(jù)底本及其文辭卻出現(xiàn)如此大的差異，這不由得讓人產(chǎn)生懷疑：歐陽詢《離騷帖》當是后人所偽托，非為率更令手筆。
然則此偽托之帖，出于何時？可否從傳世《楚辭》版本中，尋找傳為歐陽詢《離騷帖》在書寫之時所參照底本呢？答案是肯定的。
傳為歐陽詢《離騷帖》文字與端平本《楚辭集注》基本相同
將此題名歐陽詢的《離騷帖》與宋端平本《楚辭集注》（以下作“端平本”）相較的話，可以發(fā)現(xiàn)：端平本中有“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歐帖亦有之（圖五）；二者文字差異僅二處：端平本中“高余冠之岌岌兮”句，歐帖省一“岌”；端平本中“覽民德焉錯輔”，歐帖于“德”下增“兮”。此一省文、一增語氣詞之異，當為《離騷帖》書寫者之筆誤，無礙大局?？梢哉J為：二者所據(jù)為同一底本。
朱子著此書時，劉安、班固、賈逵諸人注釋《離騷》之書，皆不復(fù)傳；隋、唐間訓(xùn)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騫所為楚聲之讀，“亦漫不復(fù)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于世”，于是其于“疾病呻吟之暇，聊據(jù)舊編，粗加檗括，定為《集注》八卷”[14]。顯然，《楚辭集注》當是據(jù)王逸、洪興祖之書來厘定《離騷》本文，不可能據(jù)其所見歐陽詢《離騷帖》來取舍文辭；而歐帖當為后出者無疑。
更應(yīng)注意的是，唐寫本、李善及五臣《文選注》之《離騷》中皆無“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洪興祖《楚辭補注》中錄之，然慶善以為“王逸不注此二句……疑此后人所增”[15]，朱熹《楚辭集注》亦因之?？梢哉J為，此二句當是宋人校理《離騷》時所誤入，唐時未見；而托名歐陽詢《離騷帖》中有此二句，更可證明，其出于宋，非率更所手書也。
諸本文辭比勘足證今傳歐陽詢《離騷帖》系偽作
贗品是中國古代法書史中的客觀存在，在流傳過程中，極易給藏家、學(xué)者、民眾帶來認知錯誤，造成經(jīng)濟、知識等方面的不良影響。是故，漢、唐以來，即有學(xué)者對法帖真?zhèn)螁栴}進行考察；千載而下，產(chǎn)生并形成了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望氣”（據(jù)作品“氣韻”即精神特征來判定）、“辨款印”（據(jù)作者款識印章、兼及收藏印章，經(jīng)查對真跡來判斷）、“考著錄派”（據(jù)收藏印章與題記來核對），以及“結(jié)構(gòu)分析”（以風格為核心和首要依據(jù)，并把印章題跋、收藏著錄、材質(zhì)裝裱等與因素納入藝術(shù)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去認識），等等[16]。這些方法對于正確認識法帖、恢復(fù)其歷史本原面貌而言，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還可從文獻學(xué)角度切入，運用“文獻比勘”法來從事此項工作。亦即，視法帖為版本之一種，以其所書寫之文字為經(jīng)，將其產(chǎn)生、發(fā)展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不同傳本為對象，通過比勘文字，考校同異，以明其源流，別其真贗。與前賢相較，此種方法關(guān)注于法帖的物質(zhì)構(gòu)成，因之亦具有客觀性、實證性與合理性，當能對法帖鑒定方法有所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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