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秉貞陶淵明歸去來辭圖扇頁 故宮博物院 藏
改革開放后作為最早考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我們這兩屆老學生是聽著 袁行霈 老師的授課、讀著袁老師的著作逐漸成長起來的。所以他的論著我大部分都拜讀過，但最近看到《袁行霈文集》后，還是非常震撼，因為這十個分冊全部是他的個人成果，不包含和別人合作的論文、著作，這部分未收的論著數量還是很可觀的。如果再聯(lián)系他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華文明史》《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新編新注十三經》等大項目，再加上《中華文明之光》，還有20世紀60年代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等集體項目，就可以看出袁老師的工作量之巨大真是驚人。我沒有能力對袁老師的全部學術貢獻做全面的評價，這里只是就他在古代詩歌研究方面的成就和思路方法談兩點感想。
首先，在 古代文學 研究界，如何處理文獻、文化和文學三者的關系，成為近二十年來的一個重要話題，從理論上來說，大家都知道文學是本位，文獻是基礎，文化是必須的視野，三者缺一不可，但由于學者才性各異，很少有人能在研究實踐中三者兼長，袁老師在這方面為當今學界做出了示范。他既有《中國古典小說書目》《〈山海經〉初探》這類目錄文獻的輯集考論，能在大量掌握文獻版本資料的基礎上展開 作家 作品的研究；又能結合思想、學術等文化背景深入研究文學史中的重要現象，如對 魏晉玄學 、魏晉風流、歷代書畫藝術等問題，他都有廣泛的關注和涉及；同時在處理三者關系時，始終以文學研究為根本，20世紀80年代初就以詩歌藝術研究聞名于學界。他在透徹理解作品的基礎上，將博采、精鑒、深味、妙悟四者相結合，力求每篇作品都有勝解，同時兼顧詩歌藝術論和藝術史兩個方面，從文學現象中歸納出問題，提升到理論層面。最早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意境、 意象 以及詩歌的音樂美、人格美、自然美等多方面闡發(fā)了中國詩歌藝術的內涵。袁老師的藝術理論研究有兩個方向，一是聯(lián)系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講透中國古代詩論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概念，例如《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一文糾正了當時很多人以為“意境”一詞創(chuàng)自 王國維 的誤解，闡明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文藝理論中意境這個范疇如何形成，并指出了意與境交融的三種方式：從“意境的深化和開拓”“意境的個性化”“意境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等方面分析了“詩人之意境，詩歌之意境，讀者之意境”，以及“境生于象而超乎象”的問題，論述的視角大都出自袁老師自己的閱讀經驗，因而不僅全面深刻，而且富有新創(chuàng)。又如“天趣”是中國詩書畫美學中一個很難講清楚的概念，袁老師從“趣”的溯源入手，分析了歷代美學理論中各種“趣”表現和產生的原理，體現了他擅長用清新通透的語言使古人復雜玄虛的印象式評語得到精當解析的特點。袁老師藝術理論研究的另一個方向是以當代學術思辨從大量詩歌文本中總結出詩歌藝術表現的某些規(guī)律，這是比第一個方向難度更大、更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也就是說要通過自己的閱讀體悟，提煉出古人尚未論及的理論問題，例如論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指出了雙關義、情韻義、象征義、深層義和言外義五種情況，每種都舉出詩例，以精彩的分析來支持論點，最后概括出所有這些多義性，是構成中國古典詩歌含蓄蘊藉的主要原因。又如論詩歌語言的音樂美， 屈原 、 杜甫 的人格美與其詩風的關系，從魏晉言不盡意論分析語言和思辨的關系等等，都是袁老師開創(chuàng)的研究視角。
袁老師在詩歌藝術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和思路對當今學界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近十幾年來，呼吁古代文學回歸文學研究的呼聲很高，但進展緩慢，問題就在于詩歌藝術研究本身重大的創(chuàng)新性突破較少，不少學者對文學藝術研究應當如何深入缺乏認識。袁老師以他的研究實踐指出了深入探索詩歌藝術理論的兩個重要方向，值得后學者仔細揣摩。
其次，袁老師對古代經典作家的研究與他的詩歌藝術研究一樣具有范式意義。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衡量一個時代文學的成就，常常以其代表作家的水準作為標志，因此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至關重要。他針對目前這方面研究相對薄弱的局面，提倡以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來帶動整個文學史學科的發(fā)展，使學科的進展不僅表現在面的擴大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深度、高度和創(chuàng)新的程度上。這一見解極為精辟，尤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他本人也以自己的研究實踐展示了如何從多學科的廣闊背景上拓展思路，提出新問題。這種范式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細讀經典作家的選題眼光。早在80年代前期，他就寫出了一系列作家研究的論文，從屈原、陶淵明、 李白 、杜甫到 蘇軾 、 陸游 、 辛棄疾 ，所關注的都是偉大詩人。到90年代，他又將精力集中在陶淵明的研究上?！对婿募分杏腥齼远际茄芯刻諟Y明的成果。其多篇論文的選題本身就體現了對課題研究價值和研究意義的判斷能力。二是對大作家展開全景式研究的方法。以陶淵明為例，袁老師將陶淵明置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詩歌史的背景上，綜合運用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全部方法，義理、考據、辭章、時代、作家、作品，對陶淵明的研究可以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而且每一種方法的運用都卓有成效。以考據而言，他用極其細致縝密的思維邏輯，論證了陶淵明享年76歲的觀點。我最初讀這篇論文時是不敢相信這個結論的，但是對文中每個論據、每句論斷都認真推敲過，并且連讀兩遍之后，不能不為整篇論文的邏輯說服力所折服。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僅使陶集中大多數疑問都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到解釋，而且還根據文中所使用的科學方法提出了考據的四條原則，建立考據規(guī)范的問題，非常有啟發(fā)意義。其余如研究陶淵明的哲學思考、陶淵明與魏晉風流、陶淵明和晉宋政治風云的關系等等，也都是結合陶淵明時代的政治、學術文化背景深入分析作家思想境界的精彩例子。特別是聯(lián)系歷代“和陶詩”的文化意蘊以及陶淵明圖錄的研究，說明陶淵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將陶淵明研究又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有同行學者稱贊袁老師“特色鮮明，自成一家”，“其扎實的功底和翔實可信的資料積累，對文本的悉心研讀和獨到的藝術見解，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結合，藝術鑒賞和哲學思考研究結合的方法等，都將給后學者深刻的啟迪”，這些特色在他的陶淵明研究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以上兩點感想都是因思考古典詩歌研究的現狀和發(fā)展方向引起的。而從袁老師在以上兩方面的成就又不難體會他所提倡的做學問的氣象和格局：能全面把握一個學術領域研究的方法，有淵博深厚的知識修養(yǎng)，有準確敏銳的選題判斷力，是學者有大氣象大格局的重要原因。但是對袁老師而言，還有一點與眾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他的研究都出于縱覽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趨勢以及中華文明盛衰過程的宏觀眼光，都立足于對建立民族詩學、尋找中華文明歷史啟示的深刻思考，這就使他所做的學術工作都具有明確的當代意義。盡管這樣的境界可能當今多數學者都無法達到，但至少可以從中窺見氣象和格局的內涵，我想這就是袁行霈老師的著述對后學最重要的教益和啟示吧？
（作者：葛曉音，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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