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封制與“商周之變”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別集）》卷10，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頁。）即“商周之變”。理解“商周之變”，是理解中國自上古早期國家向成熟的大一統(tǒng)王朝國家轉型的關鍵。西周研究，不論是歷史視角，還是地理視角，最終都要面對和解決這個“商周之變”的成因及相關機制問題。這一認識對于理解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可以說不亞于內藤湖南所提出的揭示中古與近世之間劇變的“唐宋變革”論。但如此大的問題，在提出后，后續(xù)還需要有大量從不同角度入手的具體論證才能成立，也才能為理解中國歷史提供有效支撐?？臻g與地理是構成社會運行的基本維度，所以空間結構和地理形態(tài)也應當是討論“商周之變”問題中不可或缺的角度。
王國維講商、周間之區(qū)別，即首先從二族興起地域不同的話題談起。稱：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晕宓垡詠恚家刂詵|方而移于西方，蓋自周始。故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宜殷周為親；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別集）》卷10，第452頁。）
在王國維看來，東、西兩大區(qū)域的分立是上古政治中最重要的基本結構。夏、商兩族都是東方族群，生活地域一致，因此夏、商兩代的制度文化接近，朝代更迭過程中沒有發(fā)生巨大變化。周人則不同，他們是西方族群，與商族生活區(qū)域不同，所以制度文化上也天然存在差異，所以商周易代之間發(fā)生重大變革。顯然，地理因素在王國維對“商周之變”的解釋中居于基礎性地位。
但是，區(qū)位還只是籠統(tǒng)表達，想解釋商、周二代政治的巨大差異，需要多角度的分析。依王國維所言：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別集）》卷10，第453頁。）
商周之變是制度之變，而制度需要通過在國家政治地理空間中運行而逐漸確立。商王朝與周王朝之間的區(qū)別，是松散組合與結構性關聯(lián)之間的性質差異。這是商周之變中最重要的一變，也是造成商周王朝制度面貌巨大差異的關鍵原因。商代國家形態(tài)是“方國聯(lián)合體”，而秦漢國家能進入“大一統(tǒng)郡縣”的階段，其中西周起到了最關鍵的醞釀和轉折作用。西周王朝與封國之間的關系，已經與夏商時期有較大不同。雖然封國在行政上與后世郡縣相比堪稱獨立，但周王朝與封國之間的關系并不松散，正相反，周王朝設計了一些制度來實現對封國的控制，（例如儀式上的或文化上的，如在分封儀式中，有一項重要的內容是賞賜命圭，《周禮·玉人》載“命圭九寸”，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zhí)焉，居則守之?！薄秶Z·吳語》“命圭有命”，《史記·晉世家》“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命圭是王朝對于封國冊封的憑證，也是王朝告知諸侯其統(tǒng)治權力獲自王朝的名物，命圭之賜，就是從儀式上確立了王朝與封國之間的主從關系。在受封之后，王朝還通過各種方式強化與封國之間的聯(lián)系?！蹲髠鳌氛压迥贻d周景王云“（王室對諸侯）有勛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雖然僅說王朝對諸侯的功績加以記載，傳之后世，但顯見之理推而可知，若諸侯有過也會載之史籍，遺于子孫。）周王還會定期巡狩或不定期到封國境內視察；即《孟子·告子下》所云：“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yǎng)老尊賢，俊杰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封國對王朝的義務，不僅有接受軍事調遣、按期交納職貢，還包括妥善組織封國內政。天子諸侯之間的政治往來在空間上呈現出一種“王畿—封國”的結構形態(tài)?！巴蹒堋鈬碑a生于西周封國政治進程當中，也參與塑造王朝制度內容，用近年日本西周制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者松井嘉德的表述，“王畿—封國”結構是西周政治地理的“基盤”。（［日］ 松井嘉德：《周代國制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附錄第67頁。）
王國維描述周王朝狀態(tài)是“其余蔡、郕、郜、雍、曹、滕、凡、蔣、邢、茅諸國，棋置于殷之畿內及其侯甸；而齊、魯、衛(wèi)三國，以王室懿親，并有勛伐，居蒲姑、商、奄故地，為諸侯長；又作雒邑為東都，以臨東諸侯；而天子仍居豐、鎬者凡十一世”。在分封制下，周王朝呈現出“王畿—封國”的結構。周天子封建諸侯，是故西周天下呈現“王畿—封國”的格局。在王國維看來，周代與商代在制度上的首要差異，就在于周推行了分封制，即其所言：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別集）》卷10，第453頁。）
在這段表述中，嫡長子繼承制、宗法制、喪服制這些被認為是周王朝的制度基礎。封建子弟、天子諸侯君臣分際的分封制，則是這些制度的衍生活動。這些制度是西周政治的基本內容，他們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權力運行的基本邏輯。他們確實產生于西周時代，而且成為后世的政治法則。這些制度與其內在結構在傳世文獻中常被稱作“周禮”。但因為傳統(tǒng)文獻中，除史部內有一些對“周禮”與周代制度的討論外，經部文獻中對“周禮”還有相當龐雜的討論。為了論述上能比較簡潔，也更凸顯這些內容的“制度”屬性，本文嘗試以現代語言，稱其為“姬周型制度”。
同時，這些制度之間的關系也是個需要不斷反復掂量的問題。王國維認為“立子立嫡”之制是整個“姬周型制度”的源頭，其他幾項都由此衍生。以當時的史料，從后世的視角，審視西周制度已經定型的結構，王國維的判斷無疑是合理的。不過，此說提出后的近百年間，西周各時段、各區(qū)域的新材料、新認識不斷豐富，已經初步具備從西周280余年發(fā)展過程的角度來理解“姬周型制度”的條件。而若從過程的角度，或許可以反過來理解王國維的論斷，即后世在制度結構中居于中心的“立嫡立長”制及與之配合的“宗法”“喪服”制這些行為規(guī)范，是在維持“封建”的過程中逐漸出現、確立的，而對新獲土地實現軍事占領的“封建制”，才是新制度得以產生的契機。
王國維也曾勾勒西周分封之法的出現因由，“武王克紂之后，立武庚，置三監(jiān)而去，未能撫有東土也；逮武庚之亂，始以兵力平定東方，克商踐奄，滅國五十。乃建康叔于衛(wèi)、伯禽于魯、太公望于齊、召公之子于燕”。（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別集）》卷10，第452頁。）可見他還是以周人興起于西方為前提的，因為伐殷是遠離故土而克新地，武王克商后返回故土，沒有即刻撫有東方，是故有武庚之亂。平叛后，周人為控制東土而分封諸侯，所以，分封制是周代因為需要控制大片的新獲土地而新發(fā)展出的制度。而回顧夏、殷易代之際，因為二族生活區(qū)域接近，沒有經歷如此慘烈的戰(zhàn)爭，所以也沒有必要通過分封來占領新獲土地，所以“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別集）》卷10，第453頁。）
但是，整體比較完整、內容又很豐富的制度如何形成，即使最偉大的學者，也很難以一言蔽之。雖然在后來漫長的歷史記錄中，周王朝制度的形成過程逐漸被濃縮，“周公制禮作樂”成為常見說法，似乎有周一代的制度在西周初年即被“創(chuàng)制”，但若對其他朝代制度史研究成果稍加參考即可理解，朝代間制度的變化往往呈現“延續(xù)—調整—新發(fā)”的節(jié)奏，殷、周之間的變革由一人一時實現有悖一般認識，也不符合近年來越來越多新見西周史料中呈現的復雜狀態(tài)?！凹е苄椭贫取钡慕斒莻€漫長的過程，周天子及王室不僅要利用封建諸國間接控制新占地區(qū)，同時也有直轄地區(qū)需要經營。封國的發(fā)展呈現出復雜多元的狀態(tài)，不斷生發(fā)出新的制度需求，周天子王廷在應對過程中日益成熟，可以說，是兩大性質的區(qū)域間的互動拉扯培育了“姬周型制度”。
若想更貼近西周時代，從回應王國維所指“殷周之變”經典問題的角度分析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王畿—封國”是一個更簡潔、直接的模式?！巴蹒堋鈬钡慕Y構是西周王朝經歷數百年發(fā)展，在制度設計和歷史事件的共同作用下最終形成的空間形態(tài)，既區(qū)別于之前商代“方國聯(lián)合體”的形態(tài)，也長期影響了后世王朝。
分封是西周政治活動中最重要的內容。自文王初封子弟起，歷武王克商，到成康時期周王朝已經形成了為數眾多的封國。《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憞國九十又九國……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卷4《世俘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4—436頁。）
《呂氏春秋·觀世》篇則云：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許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00頁。）
雖然可能是后世夸大之說，但仍可見當時的盛況。在傳統(tǒng)文獻中，分封也稱為“封建”，意為“封邦建國”，這與五種社會形態(tài)說中的“封建社會”概念內涵和外延均不相同。進入現代史學階段，分封問題主要包括西周分封這一歷史事件范疇內方方面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有制度性的，也有史實性的，內容復雜，涉及面寬，幾乎觸及西周社會歷史的所有方面。所以，分封問題是西周歷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以分封為研究對象，能通過一項最基礎、最重要的制度為切入點來把握西周政治。此選題雖然難度可知，但卻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并且能結合新材料與新理論，學術價值顯而易見。
制度與空間是緊密互動的。在不同地區(qū)，分封制會適應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性模式。西周的分封，不論是制度建設，還是具體實施，都是制度與空間交錯的異常復雜的過程。在這里，本書要提出一個“封國格局”的概念。所謂“封國格局”就是封國之間的態(tài)勢和布局。其中“態(tài)勢”指的是封國之間的政治關系，表現為封國間的地位高低和互相交往的密切程度，而“布局”則指的是一種地域關系，體現為王朝政治疆域內的封國又在實際上可以被劃分為若干個小的區(qū)域，每個區(qū)域內的封國在歷史淵源、國家面貌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點，各個區(qū)域與王朝的關系也不盡相同。
從整體上看，西周的“封國格局”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層是封國與族群之間的普遍關系形成的態(tài)勢，其上一層則是各個小的區(qū)域性封國集團之間的態(tài)勢。這種比較復雜的層次關系，是由于西周時期特殊的“國家結構”造成的。在西周，王朝與封國之間并不是標準的中央與地方的統(tǒng)屬關系，（有關前輩學者對西周王朝與封國之間關系的討論，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結構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書中已經進行過很好的總結，分別將西周王朝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歸納為“盟主、共主與城市、城邦林立的國家結構”“共主諸侯等級制與中央邦統(tǒng)治萬（庶）邦的格局”“實行分封制政治統(tǒng)治，沒有中央對地方的行政關系”“君臣關系與中央統(tǒng)治天下四方的政治地理格局”“君主專制與中央對地方的政治地理格局”等幾種觀點。這些關系提出的年代和依據的理論模式不同，有些有著當時的學術史背景。從現在一般學者普遍能接受的觀點來看，西周王朝與封國的關系，基本上是王朝分封諸侯國，并且對諸侯國具有一定的中央對地方的統(tǒng)治力，但同時，諸侯國也保有一定的自治性。）而是一種比較微妙的過渡性結構：西周王朝已經實現了向“諸侯之君”的轉變，但保有舊的“諸侯之長”時期的濃厚傳統(tǒng)。在這樣的國家結構下，封國除了與王朝之間存在上下行關系外，由于內部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相互之間也具備一些形成橫向的、同級行政區(qū)域之間聯(lián)系的條件。而由于這一時期交通和通訊手段還非常原始，政治統(tǒng)治技術也比較簡單，國家間的聯(lián)系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地域的影響。所以，實際上，封國之間普遍的聯(lián)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理論性的存在，而區(qū)域性的封國集團才是西周政治中產生切實影響的因素。所以，本書所討論的封國結構，重點還是前面所說的后一個層次，即地區(qū)間封國集團與王朝之間及地區(qū)間封國集團內部的態(tài)勢。
在春秋時期，封國格局比較明朗，我們能夠劃分出以齊、楚、晉、鄭等幾個國家為代表的東方、南方、西方和中原這幾個大的封國區(qū)域，但是，這樣一種格局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西周最初分封時的面貌？如果有所差別，那么，這種格局演變的動因和手段又如何？推動這種演變的力量究竟來自王朝還是封國本身？這些問題，不僅是讓我們無法釋懷的困擾，而且也都是西周封國史研究中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關鍵癥結。
在封國格局發(fā)展的進程中，表面上看，區(qū)域性封國集團的主體是封國，但實際上，真正推動整個封國格局演變的力量還是來自王朝。這一點，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我們講過的西周“國家結構”的特殊性。首先，從根源上看，封國出自中央王朝的分封或褒封，（西周分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有土之封，即賜給受封者土地、人口，命其去當地進行統(tǒng)治；另一種是無土之封，即受封者本身已有土地、人口，王朝承認其已有，不再另賜，稱為褒封。）新封封國的國君統(tǒng)治權力獲自王朝自不待說，即使是褒封的國家，雖然從形式上看是對其已有權力的確認，但從權力的流向上看，也可以算是源自中央的授予。第二，王朝對封國也確實具有實際的控制能力。這一點，從西周初年一直到末年都有例可查。在周初，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周初王朝對于管、蔡等國的征伐。這一史實已經無須多說。（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2頁?！妒酚洝肪?5《管蔡世家》，第1565頁。）管、蔡在周初位在三監(jiān)，又是天子至親，應該屬于大國之列，能夠勾結武庚發(fā)動大規(guī)模叛亂，說明當時管、蔡國內軍事實力也比較強大。而王朝迅速起兵，“殺管叔，而放蔡叔”，這說明周王朝在軍事上對封國有著足夠強大的控制能力。而各封國對王朝也需承擔自己的義務，金文中記載諸侯出兵隨王朝進行征伐之事屢見不鮮。班簋中記載的吳、呂（據后文考證此處呂國實際所指為山東齊國，詳見附錄三。）兩國，晉侯蘇鐘記載的晉國，都是接受王朝的調遣派兵參與征伐。這些銘文我們在后文中都有詳細的分析，此處不做更多說明。從銘文中我們能夠看到，王朝對封國的軍隊，不僅可以征召，而且對包括國君在內的人員可以直接進行調遣，說明王朝對封國的控制最起碼在軍事上是很直接的。除了軍事之外，我們還看到有王朝參與封國內政的事例。如周夷王時曾因紀侯之譖而烹齊哀公，并立其弟靜為齊侯；古本《竹書紀年》夷王三年載：“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薄豆騻鳌でf公四年》載：“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薄妒酚洝R世家》則載：“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保ǚ皆娿?、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981年，第53頁。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6，莊公四年，阮元?？蹋骸妒涀⑹瑁ǜ叫？庇洠?，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第2226頁。司馬遷：《史記》卷32《齊世家》，第1481頁。）周宣王先廢魯太子括而立少子戲，后又殺魯君伯御而立稱，（司馬遷：《史記》卷33《魯世家》，第1527—1528頁。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2頁。）王朝可以親自插手封國的國君廢立之事，且齊、魯都不是一般的小國，而是位高爵重的東方大藩，實力雄厚，王朝對其尚且如此，對其他國家自不待言。第三，周王朝是封國格局的最初設立者和控制者。封國格局所確立和調整的對象，是代表王朝政治利益不同方面的封國集團，這種格局的演變，將對王朝政治產生直接影響。如果說，單獨封國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交往，其目的還主要是為了各自的發(fā)展，那么，地域性封國集團由于內部特征和利益已經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其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向主要就指向了王朝一層。整個西周王朝政治疆域內的地域性封國集團的數量十分有限，所以每一部分的變動都會成為影響王朝政治的重大變局。對于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周王朝必然要直接對其進行設立和調整。
既然封國結構演變的主導力量來自王朝，那么，由王朝直接授命進行的封國徙封，就應該是封國格局調整的最主要手段。從春秋時期的情況看，眾多的封國分布在北至燕山、南到太湖、西起關隴、東到大海的廣闊范圍內。但春秋時期這樣的分布并不是分封伊始就確立的，西周時期有為數不少的國家在受封后離開原有封地遷至他處，這種現象從周初分封后不久即出現，至王朝末期依然存在。地點變更是將徙封過程中的諸多要素集成于一體的關鍵問題。西周不少重要封國的封地都曾經發(fā)生過變化，這種變化對西周封國格局和國家的政治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樣一個既有人文內涵又具地理要素的問題，是研究早期地理空間面貌及人地關系的最佳切入點。
許倬云在《西周史》“諸侯徙封的例證”一節(jié)中對西周封國遷徙進行了統(tǒng)計，他提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中明確列出遷徙的國族有“蔡、衛(wèi)、晉、鄭、吳、秦、楚、杞、邾、莒、許、西虢、邢、羅、陽、弦、頓、鄀、犬戎、鄋瞞”等20個，但實際上，《春秋大事表》中提到可能曾經遷移的國家，還有“凡、郜、呂、毛、徐、薛、鄧、杜、樊、韓、胡、扈、滑、霍、祭、賈、江、蔣、絞、介、芮、申、沈、北燕、萊、巢、聃、根牟、驪戎、黎、梁、六、魯、潞氏、牟、邳、蒲姑、仍、邿、鄋瞞、駘、滕、無終、息、向、小邾、須句、荀、有鬲、邘、原、越、鄖、鄫、鄣、斟灌、斟鄩、鐘離、州、鑄、巴、偪陽”等60余個，許倬云接受了顧棟高考證的結論，總結認為“幾乎有名的周初姬姜各國，均在這批遷徙的名單上”。（許倬云：《西周史（增補二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第168頁。）臺灣學者陳槃以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為索引對西周封國進行了研究，也指出，西周諸國遷徙，不僅數量多，而且距離長，動輒數百里，或至千里以上。（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三訂本）》“后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頁。)許、陳二位學者將封國遷移問題在分封研究中進行了強調，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一種成規(guī)模、大范圍的活動，勢必會對西周政治產生影響。
變更封國的地點，即對封國的地域進行調整，該地域因素正是封國格局中形成地域性封國集團最為基本的條件。近三百年間王朝通過對封國進行徙封，來調整不同地域間的政治力量對比，以使封國格局朝著對王朝有利的方向發(fā)展。對徙封加以研究，能夠在不同的時間平臺上觀察當時整個王朝封國格局，而又可以將不同時段地域間的態(tài)勢貫穿起來，從而把握整個西周封國格局演變的動態(tài)過程。
但許氏所列顧氏的考證，也存在一些問題。各封國遷移，從現象上看都是由一地移至另一地，但實際上，各國遷移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封國受命于周王對所封之地進行改換，有的則是封國出于自身原因進行遷移，有的僅僅是都城的變化。西周封國的封地面積雖然在分封后可以隨著國家的開發(fā)而有所拓展，但所封地理位置作為受封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王朝對封國還存在著較強控制力的西周時期，其遷移轉換——特別是關乎王朝安全或發(fā)展的重要軍事要塞、交通線等地點上的國家遷移變化——恐怕不會隨意而為。這種地點的變更，即使沒有直接的材料證據，也應該承認其是接受王朝命令的結果。上面所列60余國諸種狀況混雜，國家的遷移與都城的遷移、夷狄族群的遷移與封國的遷移未加區(qū)分，問題雖已提出，但依然面目模糊，難以真正把握現象背后的歷史脈絡。
在封國地點變化問題的研究上，以往學者多從某個具體國家入手考證其地理轉換，在研究過程中往往因為古地理學中“同名異地”與“同地異名”的難題而使得論證繁難。當然，其間也形成了很多不易之論。但從西周政治史的研究角度，我們最為關注的是，王朝對哪些封國進行了徙封？這種徙封伴隨著周王朝怎樣的歷史進程？徙封形成了怎樣的封國格局？對周代政治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封國是西周政治框架中最基礎、最重要的部分，西周政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變革幾乎都會涉及封國或依托于封國展開，以往研究對于封國政治發(fā)展的這些細節(jié)鮮少考究，對西周歷史進程的描述也難免限于宏大敘事。本文希望能縮小尺度，比較精細地從封國角度展開對西周政治史的分析。
封國是最具先秦時期時代特征的政治地理問題。封國的存在，使得先秦時期的政治與秦漢以后的統(tǒng)一帝國郡縣制明確分開。封國分封地點的選擇體現了早期人類對環(huán)境的選擇和適應，而封國遷移中異質的耕作方式和文化進入一地又必然會對當地環(huán)境產生影響。隨著封國的發(fā)展，河流流域間逐漸發(fā)生了政治聯(lián)系，且地理上形成的密集封國區(qū)域對后世一些地理觀念及早期地理文本的形成也都產生了影響。這樣一系列問題不僅是對封國地理問題逐層的深入開掘，也可以說展現了整個中國早期歷史地理問題的邏輯線索。周振鶴曾經談及政治地理學研究需要探索的一個內容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決政治問題的具體操作過程”，（周振鶴：《建構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學的設想》，《歷史地理》第1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頁。）西周封國徙封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是這個角度的一項實踐。
研究封國徙封，可以對西周一些主要封國在始封時承擔的王朝政治任務加以回溯，進而為此后各封國在獨立發(fā)展中所呈現的不同特點尋找某些根源性的原因。這是歷史地理視角與政治史視角互動的一次研究嘗試。以往有關周王朝分封諸侯國的目的，敘述比較籠統(tǒng)，常常會“一言以蔽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5，僖公二十四年，阮元?？蹋骸妒涀⑹瑁ǜ叫？庇洠?，第1817頁。）重復出現在千年以來的各種文本當中。但這種拱衛(wèi)藩屏的作用在各個封國的身上如何實現？王朝對于不同地點的封國，是否賦予不同的任務？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應該在研究封國歷史時加以注意。當然，這方面的材料確實很少，但如果我們在研究徙封時能將單獨的國家置于整個封國格局之內通盤考察，那么每個封國所處的位置和面臨的環(huán)境就能夠看得比較清楚，封國在王朝政局中的角色和任務也就有可能被把握到。
已有研究對封國后來所展現的不同面貌也都十分關注，但從最初政治角色和任務的角度來分析的文章不多。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角度，能夠為封國面貌的形成提供某種更為深刻、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兩重維度的解釋。通過對徙封的研究，我們能夠梳理封國的地點變遷，廓清西周封國地名混雜、地點不清的情況，從而為各個歷史時期政治事件的發(fā)生提供一個地理的舞臺。
而受封初期封國的特性，不論是地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都可能會對封國在未來發(fā)展的走向產生影響。春秋時期，各封國已經在各自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展現出了一定的特色，這種特征到了戰(zhàn)國時期則更加鮮明。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齊、魯兩國的區(qū)別。魯國本封在河南魯山，徙封在周公東征以前，地點是山東聊城一帶。這一地區(qū)是山東與王朝聯(lián)系的樞紐地區(qū)，王朝將魯徙封至此，是為了牢牢掌控這一要地，并以此地作為東方戰(zhàn)場的后盾。所以，魯國是王朝在東方地區(qū)的政治代表，在面貌上需要保持周人的特征。而其后，魯國的政治文化面貌深受周王朝影響，一直是最具周人政治文化特征的國家，即“周禮盡在魯矣”。（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42，昭公二年，第2029頁。）而與其毗鄰的齊國，本封在山西霍太山，東征戰(zhàn)爭之中徙封至山東濰彌河流域，此地是東夷勢力的核心區(qū)，王朝將齊徙封至此，就是為了能夠順利攻克并占領這一地區(qū)。所以，齊國可以算是王朝在山東地區(qū)軍事力量的代表，而不以政治文化為重。（詳考參見下文“魯國”“齊國”節(jié)。）所以，齊國在后來的發(fā)展中，充分吸收了東夷地區(qū)的文化，“因其俗，簡其禮”，（司馬遷：《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第1480頁。）后世在政治文化面貌上與魯國有很大的差異。
西周時期非常特殊，各個地點的地名實際上還處于增加和變化的過程中，以往對封國徙封的研究長期以來都不充分，故對于導致地名變化的原因和變化的進程都不夠明確。而在考清一些封國徙封的情況后，我們就能夠知道，一些地名的出現和轉移是在什么時間、通過怎樣的路線發(fā)生的，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足夠好，有可能為西周史研究提供更好的地理舞臺。
二、 徙封與西周政治地理的結構—過程
西周的空間范圍，主體為今陜西、河南兩省全境，兼及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湖北東部和甘肅東部。從山脈上看，西周王朝政治疆域西部有六盤山地，東部有沂蒙山地，北部有燕山山地，南部有江南丘陵，疆域腹地則包括太行—中條山地、秦巴山地和伏?！┌亍髣e山地。從流域上看，主要包括渭水流域、洛水流域、汾水流域、沁水流域、濟水流域、泗水流域、漢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也兼及海河流域和長江流域。
分封制是西周政治的基本框架，封國是西周政治的基本單元。同姓、異姓、庶姓是西周封國的基本分類，三類封國在政治地理的功能上分別側重于農業(yè)、交通和資源。
西周封國在空間上是動態(tài)的，封國變動不居，遷移變動并非偶見。這首先是一種時代特征，在編戶齊民的秦漢時代來臨之前，各政治單元的流動性可能遠比目前已認知的要顯著。流動性大，涉及面廣，引起位置變化的原因和形式也較多元。在先秦文本中，對于封國地點改換的記載和表達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相對直接的材料有宜侯夨簋、邢侯簋，以及《詩·閟宮》《詩·崧高》兩篇周代宗廟祭祀詩。這些文獻同時涉及西周封國遷移的一些共同細節(jié)特征，能夠互證，但描述時使用的詞匯卻比較多樣，并未標準化。而后世文本中，封國位置變化則多被概括為“徙封”，并且被認為主要由周天子主導，存在直接的政治或軍事目的?！搬惴狻彪m然是戰(zhàn)國以后形成的一個概念，但所指代的內涵確實是西周封國位置變化諸多起因中涉及封國數量最多、政治影響最直接的。西周王朝通過對封國持續(xù)不斷的徙封來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完善統(tǒng)治天下萬邦的政治格局，分封制也伴隨著徙封及各類封國位置的調整逐漸完備。
從政治地理演進過程的結果來看，周王朝的政治疆域大致呈現為“王畿”“小東”“大東”“畿南”四大區(qū)域，在動態(tài)過程中還曾出現兩個小片區(qū)：小東的附屬地區(qū)“晉南”和畿南的附屬地區(qū)“南陽”。西周王畿的主體是宗周與成周兩個王都之間的狹長地帶。在西周封國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中，王畿沒有徙入封國，而是各姬姓封國初代封君所出之地。王畿被封國區(qū)環(huán)繞，與封國區(qū)互動，邊緣一直是變動的。
西周的小東主體為古黃河滎陽以下河道兩岸、太行山東麓二級臺地，北界為燕山，南界為滎澤，東界為濟水古河道，西界為太行山。西周的大東主體為魯西南山地四周，北界為濟水，南界為淮水，東可達海，西界大致在古汴水、鴻溝水一線。畿南則包括宗周王畿以南的漢水流域和成周王畿以南的淮河流域，以及淮河流域與漢水流域之間的連接地帶——蝶形盆地南陽。
在周公成王東征以前，晉南是西周建國之初勢力拓展的目的地。它處于宗周與“小東”兩處政治、經濟最繁榮地區(qū)之間，是豐鎬與大邑商兩大邑落群之間的橋接地帶，武王時期于此地封有多個姬姓諸侯，這一地區(qū)是這一階段政治地理布局的重心。而成康時期，在政治地理的重要性上，“小東”變化最為劇烈?！靶|”的范圍原本是晚商政治版圖的核心區(qū)，包括安陽殷王族區(qū)、鄭州商遺民區(qū)和沁陽田獵區(qū)。東征后，“小東”徙入四個封國，分別是衛(wèi)、邢、燕、韓，雖然全部都是姬姓封國，但隨著雒邑的設立，成周王畿的發(fā)展，“小東”的政治功能上逐漸邊疆化，地位也逐漸邊緣化。這一階段重要封國自晉南徙出，晉南也一度成為王朝政治疆域的邊緣。
到昭穆時期，“大東”地區(qū)在王朝政治地理演進過程中凸顯出來?！按髺|”的范圍包括晚商的商丘舊族區(qū)和東方夷人區(qū)。西周徙入“大東”的封國有魯、郕、郜、茅、吳五個姬姓封國，齊、杞、宋三個異姓封國。在山東西部大片湖沼北側的菏澤、濟寧一帶，以及與之相連的河南商丘地區(qū)，原本生活著華夏舊族。山東半島東北部的濰彌河流域，原本生活著東夷人群。昭穆時期，王朝強勢擴張，持續(xù)通過軍事行動來鞏固對“大東”的控制，周王朝的封國牢牢控制了當地。在王朝的重壓之下，夷人遷離，沿淮西進，帶動了淮河北岸的發(fā)展。
在懿孝夷時期，“畿南”地區(qū)在王朝政治地理演進過程中凸顯出來?！扮苣稀钡姆秶ㄗ谥芤阅虾统芍芤阅系拇笃胤?，徙入有蔡、唐、隨、沈、蔣、榖、聃等姬姓封國，以及陳、鄂兩個異姓國?！扮苣稀眳^(qū)域可以分成中、東、西三大部分。東部是漢淮地區(qū)，屬淮夷勢力范圍。中部是隨棗走廊親周封國區(qū)和淮河中上游親周封國區(qū)，是姬姓勢力范圍。西部是楚及漢水流域土著區(qū)，周王朝影響力有限。三大部分中，王朝最早實現對中部的控制，其后通過徙封在大別山東麓建立了穩(wěn)固的親周勢力。懿孝夷時期，畿南東部原本邊緣地帶的諸淮夷國族，遷入淮河中上游，經濟活躍，成為供應王朝物資與資源的“帛賄”之臣。畿南西部的楚勢力，曾一度與周王室合作，但經歷昭王南征后，與姬周王室漸行漸遠。
到宣幽時期，“南陽”地區(qū)在王朝政治地理演進過程中凸顯出來。這里曾經是“畿南”的一部分，其區(qū)位重要性是在畿南大區(qū)域格局內發(fā)展出來的。在西周末年，王朝與淮河流域的嬴偃群舒、淮夷，漢水流域的楚及諸羋等異族關系惡化，“畿南”的東、西兩部分基本失控，王朝疆域的南界回縮至南陽盆地到陳蔡一線。在這種形勢下，南陽盆地由原本交通線上的過境地帶轉變?yōu)槟戏竭吘场Ｔ谖髦?，徙入南陽盆地的有鄧、唐、鄂（噩）、申、呂五個封國，全部都是與天子有姻親關系的異姓之國。隨棗衰落，南陽崛起，姬姓勢力范圍由周初的強勢擴張轉向了回縮，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經歷了一個周期，進入下一階段。
三、 封國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的三個塑造
成規(guī)模、大范圍的封國位置變動，勢必會對其所處時代產生全方位的影響。中國由氏族政治向成熟的國家政治轉變的過程，是通過地理上的變化調整完成的。但封國的空間變動、演進的意義不僅限于地理方面。西周二百七十五年間政治地理的結構—過程，塑造了有周一代的區(qū)域、制度和文本，影響了有周八百年，甚至遠及整個中國古代歷史。
西周封國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的區(qū)域塑造。動態(tài)下的西周王朝政治地理空間，經歷了克商后和東征后兩大發(fā)展階段，以成康、昭穆、懿孝夷、宣幽四段的節(jié)奏展開，在商代政治地理格局的底圖上，發(fā)展出自己時代的政治地理區(qū)域。前一個階段，經過克商后的分封，商末的五個區(qū)域演變?yōu)槲渫蹼A段的八個小區(qū)域，這些小區(qū)域的分布集中在黃河中游，看不出比較完整的結構。后一個階段，經過了東征后的封國徙封和各種遷移，八個小區(qū)域逐漸演進為四大區(qū)域，地理范圍由黃河流域拓展到淮河流域和長江中游。西周末年的政治疆域大致呈現“王畿—四土”形態(tài)，整個王朝的空間秩序則發(fā)展成“王畿—封國”組合型的基本政治地理結構。
西周王朝最初以與天子的血緣親疏形成的禮制等級，作為封國權力大小的區(qū)分原則。經過兩百多年的運行，禮制等級仍然存在，同時軍事、經濟實力及與周邊其他封國的關系，也成為影響封國在王朝中政治地位的重要內容。在一些封國集中的地區(qū)，各國因為地利之便建立了緊密聯(lián)系，一些封國成為區(qū)域主導者，地緣要素對于政治活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并成為春秋時以“五霸”為代表的區(qū)域霸主出現、輪替的地理基礎。
西周封國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的制度塑造。西周王畿與封國的發(fā)展，孕育出區(qū)別于商王朝的“姬周型制度”?！凹е苄椭贫取笔秋@著區(qū)別于商代的一套屬于周人自己的制度，是“王畿—封國”組合結構運行的成果。成王為應對政治意外，并占領新獲土地，將姬姓子弟遠徙。其后歷代徙封，也多帶有顯著的開疆辟土之意。周王朝借助對封國的徙封，建立起了真正由姬姓周人主導的統(tǒng)治，周天子由此“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西周的分封制也才真正成為后世意義上的分封制。
中國由氏族時代相對自然的社會規(guī)則向早期國家政治的轉變，是伴隨地理上的變化調整完成的。姬周型制度的一個核心在于分封，而西周封國的流動性相比后世如西漢初年諸王國顯著。整體看，西周封國始終在變動、拓殖，并在“軍事殖民”的過程中培育出了以國野制為面相的“姬周型制度”在封國方面的各種特點。其后“封國”與“王畿”共同組成的西周國家內，天子與各封國的關系由合作向統(tǒng)治發(fā)展，各政治單元之間的關系由松散向有序發(fā)展，組織方式上由貴族組織屬民的封邑向官吏統(tǒng)治編戶齊民的郡縣發(fā)展。經過兩百多年的運行，西周初年以血緣親疏為原則分類的同姓、異姓、庶姓封國，在功能上分別呈現出農業(yè)、交通和資源方面的特點，各尺度區(qū)域的社會屬性都在不斷強化，西周的各類制度在這樣的趨勢下日漸成型。
西周封國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的文本塑造?！队碡暋肥俏髦苷蔚乩斫Y構—過程影響下的文本，也可以作為反觀西周區(qū)域發(fā)展歷史過程的依據。在姬周型制度沒落、蛻變的戰(zhàn)國時代，華夏地理文獻經典《禹貢》成文。在《禹貢》體系內，三代疆土以山、河為界劃分為“九州”。西周“王畿”的主體，與《禹貢》雍州、豫州大致對應；“小東”的主體，與《禹貢》兗州大致對應，也與冀州密切相關；“大東”的主體，與《禹貢》青州、徐州大致對應，也與揚州密切相關；“畿南”的主體，與《禹貢》荊州、揚州有關。文獻中的“九州”，有現實素材，也有理想設計，呈現出一種介于西周“區(qū)域”與秦漢“政區(qū)”的中間狀態(tài)。
四、 封國研究的過程視角與分區(qū)方法
區(qū)域是分析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的基本單元，分區(qū)是地理問題研究的基礎工作。區(qū)域之間的關系組成了西周政治地理的結構，區(qū)域的變動構成了西周政治地理的過程。西周政治疆域的分區(qū)，前輩學者已經有過一些重要研究。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周時期圖，是西周封國位置、分布研究成果的整體呈現，是周王朝政治地理結構研究的重要起點。遺憾的是，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西周二百七十五年間的封國發(fā)展在地圖集中只能通過一張圖來靜態(tài)呈現。若能梳理出西周封國空間發(fā)展的節(jié)奏，多幾個圖層，西周空間發(fā)展的歷史將能呈現得更充分。另外還有一個遺憾是分幅問題?！吨袊鴼v史地圖集》中的西周時代并未像其他時代一樣以政區(qū)為基礎設置若干分幅，沒有以分幅的形式呈現西周時代的政治地理分區(qū)。不過《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時期圖組，除全域圖外，另繪有五個分幅圖，分別是秦晉、鄭宋衛(wèi)、齊魯、北燕和楚吳越，可以理解為譚先生對春秋時期政治地理格局的分區(qū)意見。春秋時期的區(qū)域自西周發(fā)展而來，可以作為理解西周政治地理分區(qū)的依據。
伊藤道治也曾在《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一書中，將西周疆域劃分為七個區(qū)域，其中雖然沒有把宗周到成周之間的王畿單獨劃出，而是割裂王畿分屬不同區(qū)域，但其劃分依據是姬姓封國分布狀態(tài)，這個視角對于把握西周政治地理格局的區(qū)域結構很關鍵。伊藤氏的分區(qū)及其著作中所繪的分區(qū)圖，也是研究西周政治地理結構的認識基礎。
若想動態(tài)地、比較細致地討論西周封國政治地理問題，傳世文獻能提供的信息確實不太夠，還需要考古發(fā)現互相配合。考古學視角下的分區(qū)也是西周各階段政治地理分區(qū)的重要依據。劉緒老師在《西周疆至的考古學考察》中將西周疆域分為“四土”：“北土”包括太行山東麓到晉南；“西土”以渭河谷地為主題，北界自寧夏固原到陜西洛川，南界不過秦嶺；“東土”即山東的魯西南山地及半島；“南土”包括漢水之陽，江蘇北部在西周早期也屬于周王朝的統(tǒng)治范圍。劉緒老師的分區(qū)建立在考古發(fā)現的堅實基礎上，“四土”的至點是建立有關西周疆域分區(qū)認識的重要依托。
對西周的區(qū)域疆界和封國位置地點的認知，前輩學者已做了很多工作。本研究希望在既有分區(qū)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合文獻研究和考古發(fā)現，從政治態(tài)度取向的角度、以封國為基本單元進行綜合分區(qū)，分階段繪制拓撲圖，對封國徙封與遷移帶動下西周政治區(qū)域的演進過程加以分析。在上述分析基礎上，結合西周封國空間變化的時間點以及西周王朝發(fā)展的歷史節(jié)奏，形成對西周政治地理結構—過程的完整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