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海》1965年版編纂于1957年9月至1965年4月。啟動于1957年9月17日毛澤東與舒新城的談話，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場。收束于1965年4月出版《辭海 未定稿》。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掌全國政權(quán)后領(lǐng)導(dǎo)編纂的第一部大型辭書，也是新中國第一個大型知識工程。
石西民1955年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調(diào)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后任上海市委文教書記。1965年調(diào)任文化部副部長。他因此與《辭海》1965年版交集。
1980年5月，石西民和夫人吳偉在重慶紅巖紀念館。原載姚北樺王淮冰主編《俯仰之間——石西民紀念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草嬰是1965年《辭?！返木幾胝摺ＫQ石西民為1965年版《辭?！返摹盁o名英雄真功臣”。他說“石西民受命領(lǐng)導(dǎo)《辭?！返男抻喒ぷ鳎昂蠖嗄?，給大家的印象是認真負責，平易近人，實事求是，尊重知識?！庇嘘P(guān)“后三性”“這種修訂工作的指導(dǎo)思想我認為是同領(lǐng)導(dǎo)分不開的，而當時代表市委負責《辭?！沸抻喒ぷ鞯氖髅窬陀袎蚋竦膶W識和修養(yǎng)?！保ú輯耄骸稛o名英雄真功臣》，見李偉國 曹正文主編：《我與辭?！?，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190頁。）
辭書學家楊祖希也參與了《辭?！?965年版的編纂。他說“石西民在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分工主管《辭?！沸抻喒ぷ鲿r，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貫徹執(zhí)行。他堅定不移地相信建造《辭?！愤@座'知識寶庫’，非充分調(diào)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不可。他在他的職權(quán)所許可的范圍之內(nèi)，想方設(shè)法為他們排憂解難，放手讓他們工作，信任他們，尊重他們的意見，多和他們商量問題，使他們學以致用，用盡其長。參加這項工作的學者、專家，對此深受感動，并因受到信任而普遍興高采烈，認真負責，感到光榮。”（楊祖希：《＜辭海＞的特色、經(jīng)驗和精神》，《楊祖希辭書學論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頁。）這充分肯定了研究石西民領(lǐng)導(dǎo)《辭?！肪幾氲某霭媸氛搩r值。它不僅是一個以《辭?！窞橹行牡某霭媸穼I(yè)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執(zhí)政黨與知識界的知識社會學問題。那一代高級干部如何領(lǐng)導(dǎo)高級知識分子，那一個時代的高級干部在“反右”之后如何率領(lǐng)高級知識分子攻克國家知識工程。就此而言，石西民與《辭?！?965年版，知識社會學意義高于大于出版史意義。如果不能導(dǎo)入知識社會學視角充分解析石西民領(lǐng)導(dǎo)《辭?！?965年版編纂的方式與成效，對《辭?！方?jīng)典性的闡釋總會是欠缺的，不充分的。這也象征了出版學理論方法短缺引致的出版史研究的非充分展開。
人民出版社被譽為全中國第一出版社。曾彥修是第一出版社的第二領(lǐng)導(dǎo)人，第一領(lǐng)導(dǎo)人胡繩在中南海內(nèi)。曾彥修“自奉平生未整人”，因為“不整人”就把自己“整”去編《辭海》了。西方辭書學家戲言：有兩類人最適合編辭典——圣人和牢獄犯。曾彥修介于圣人與牢獄犯之間。他不是“圣人”。這可由反事實推理得出——他如果哪怕僅向往“圣人”，他就會遵循神圣的指令“整人”了?！笆ブ肌辈唤樱蛘呓佣活I(lǐng)，在當代中國顯然自側(cè)于“另類”。到底是他壓根兒不想當“圣人”還是他從“圣都”延安走來，歷經(jīng)“肅反”“整風”運動，因而內(nèi)心遠離“神圣”，向往凡夫俗子，那是另外的史論問題。他也不是牢獄犯，他如果真是牢獄犯，中共上海市委也就不敢把他開列在一批向全國請調(diào)來上海編《辭海》的名單中了。那名單是報請中共“中央并轉(zhuǎn)呈主席”的附件。但他又確實干了十年在西方人看來最適合牢獄犯干的活——編《辭?！贰Ｔ鴱┬拚f：
“《辭?！沸抻嗞P(guān)鍵性的轉(zhuǎn)變，是1961年春起集中在外灘浦江飯店幾個月的專家教授們，從選詞討論起，全部從初稿重寫。這中間的關(guān)鍵又是石西民同志的一個報告。石提出編寫《辭?！返娜齻€指導(dǎo)原則是：知識性、正面性、穩(wěn)定性。又提出文字方面要注意“四至”分明，即不要多說一句廢話、多話，也不要少說一句非說不可的話。
這叫“新三性”，同“老三性”可謂是180度的對立。沒有這個新三性，就編不出任何一本辭書來，《辭?！芬灿罒o誕生之日。因此，可以公平地說一句，石西民這個“新三性”是辭書得以成書的根本指導(dǎo)原則。”
（曾彥修：《＜辭海＞舊事》，見李偉國主編《辭海新知》第3輯第7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戲劇史家蔣星煜也參與編纂《辭?！?965年版，他回憶說：“最重要的會議，真正解決疑難、解決困惑的大報告，都是石西民來主持的，講得很透徹，入情入理，在當時，即使在全市范圍之內(nèi)，很難聽到如此高質(zhì)量的不太'左’的精彩報告?！保ㄊY星煜著：《文壇藝林滄桑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頁。）
據(jù)多文旁證，石西民提出“后三性”是在1960年8月23日至9月2日召開《辭?！肪幬瘯醺鍖彶闀h（俗稱“五百人會議”）。曾彥修回憶為“1961年春”，時間有誤。
從哪里能找到石西民談“后三性”的講話材料呢？史家說“四腳朝天找史料”，我和我的博士生恨不得變成“八爪魚”。依然未果。
石西民著有《時代鴻爪》、《報人生活雜憶——石西民新聞文集》。《時代鴻爪》中收有石西民1979年11月寫的《喜見＜辭海＞出版》。文中說：
手里捧著新出版的《辭海》，我興奮莫名。作為與這部辭書有點因緣的我，緬懷往事，真是百感交集，思緒萬千……。
《辭?！肪幬瘯敝骶幜_竹風同志，前幾天來訪不遇，他在留條中說：“…為了這部書，你過去也是煞費苦心的?！蔽铱戳松罡袘M愧。一九六五年的《辭?！罚ㄎ炊ǜ澹┦怯腥秉c錯誤的。在修訂過程中，當時政治上不時卷來“左”的思潮?！掇o?！藩q如一條航船，在風浪中搖蕩。有一些“左”的東西，編輯部的同志們自覺地抵制了；而有一些終于受到影響，這同我個人思想上的搖擺有關(guān)。當然，也有一些是屬于不能超越的某些時代特點，這是難以避免的。每一本辭書，都會留下自己時代的烙印。所幸的是，未定稿上能發(fā)現(xiàn)的缺點錯誤，在這次正式出版的《辭?！分械玫搅藦浹a和改正。（石西民著：《時代鴻爪》，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頁）
《辭?！?965年版編纂于新中國“左傾”愈演愈烈的年月，石西民對于《辭?！肪幾胫械摹白蟆迸c抵制“左”記憶猶新，除了主動擔責，他只能欲說還休了。
石西民有關(guān)《辭海》“知識性、正面性、穩(wěn)定性”的那篇講話，到底在哪里能找到呢，請方家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