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記得上初中時，有陣子與幾位同學在徐匯游泳館學溜冰，故常路過附近的南丹公園，當時并不清楚，這座園子就是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的家族墓園。后得知此墓始建于明崇禎十四年（1641），數(shù)百年間屢毀屢建，1983年11月適逢徐光啟去世350周年之際，南丹公園遂更名為光啟公園。在上海相對有限的古代人文資源中，徐光啟墓應屬比較重要的遺存。1633年徐光啟于京城去世，靈柩運回上海肇嘉浜、法華涇和蒲匯塘三水交匯處落葬，現(xiàn)與蒲匯塘路相交的“文定”路，即以徐光啟死后的謚號命名。因徐氏子孫在這一帶繁衍生息，聚為巨族，故易“徐家厙”（原名）為“徐家匯”。
去年秋我去了一次光啟公園，以目下所見，高約兩米許的徐光啟墓冢為園內主體建筑，墓前花崗巖底座上矗立著高高的十字架（徐光啟為天主教徒），其后便是波浪形的、芳草萋萋的墓冢及蘇步青題寫的“明徐光啟墓”五字立碑。2003年，一座明代張姓官紳所建的精致住所南春華堂，因搶救性保護移入園中，辟為徐光啟紀念館。園內嘉木蒔花、傘亭水榭、華表碑坊、石獸石翁仲均巧加排布，以徐家匯寸土寸金之地和攏共1.32萬平方米的園內面積，可謂幽中見深、鬧中取靜，是一座設計感較強的市內公園。
園景雖好，但最吸引我的，還是那尊徐光啟和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像是在切磋學問的雕像，為何？因為徐光啟一生最重要的交游和成就，都和利瑪竇這個人物緊密相關。這里我們先簡略介紹一下徐光啟的身世：其曾祖徐珣為一本色農家，祖父徐緒棄農經(jīng)商致“家漸?！保ā缎旃鈫⒓は茸婵悸浴罚?，后因家產被盜而返貧。其父徐思誠為一窮秀才，家境窘困，以至少年徐光啟幾終年不知肉味。待他19歲考上秀才后，竟五次鄉(xiāng)試不中，所幸第六次考試得遇命中貴人、副主考、明末“泰州學派”思想家焦竑，從被初審淘汰的考卷里重閱徐光啟試卷，慧眼識珠，竟“擊節(jié)賞嘆”、“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隨即拔為頭名解元，可謂恩同再造。在漫漫15年的鄉(xiāng)試趕考中，徐光啟還不得不遠赴廣東、廣西、江西、浙江等地教書以備盤纏。正是在廣東韶關，他邂逅了異國傳教士郭居靜，初步了解到天主教和西方的自然科學，繼而聞知身在南京、很有學問的傳教士負責人利瑪竇。徐光啟1600年春游學南京，專門拜訪了利瑪竇，二人語多投契，一見如故，徐贊曰：“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603年，在郭居靜、羅如望兩位教士的主持下，他受洗入天主教。1604年，徐光啟考中進士，此前他舉人考了6次、進士考了3次，實可謂孤起草澤、意志堅韌的窮學子。
應該講，以經(jīng)史子集、朱批“四書”為知識結構的文人官員，是很難對西方的自然科學產生興趣的，徐光啟是個例外。他對利瑪竇傳授的知識不僅感興趣，且激發(fā)出靡不寢饋、如饑似渴的求知欲。在翰林院庶吉士三年進修期間，徐光啟幾乎天天溜到利瑪竇的住處，向他請教有關天文、歷法、數(shù)學、火器、邏輯學等方面的知識。為了便利問學，甚至在臨近利瑪竇所在的教堂邊租屋居住。如此黽勉磨濯，埋頭苦學，終于入得堂奧，繼而萌生翻譯西方自然科學讀本的想法。利瑪竇起初很猶豫，認為翻譯難度太高，又無受眾面，但徐光啟十分誠懇地對他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展現(xiàn)出絕不退轉的愿心。于是，中外科學交流史上動人的一幕出現(xiàn)了：意大利人利瑪竇口述、中國朝廷官員徐光啟負責記錄和文字潤色，終于使得一部被梁啟超稱作“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的《幾何原本》問世了。歐幾里得這部書之所以經(jīng)久不衰，不僅在于提供了精確完備的幾何學基礎知識，而且在邏輯的嚴謹演繹的方法上可謂經(jīng)典教科書。同時，徐光啟創(chuàng)造性地把中國古代數(shù)學名著《九章算術》、《周髀算經(jīng)》與古希臘歐幾里得的相關學術作了融匯，實為“中西會通”的學術范例。徐光啟繼而又寫了《幾何原本雜議》，提出“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至于他發(fā)明的“幾何”一詞，至今仍為學科專用名詞。
后來他們又合作（或單獨）編譯了《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割圓八線表》、《大測》等著作，可謂一發(fā)不可收。當然徐光啟十分清楚，這些著作在當時過于“超前”，必乏知賞者，但他以“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為價值理念，實可謂上士忘名，惟求造福后人。
二
徐光啟令人特別佩服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把學問停留在紙本上的學者，而是注重“實體達用”之學且富實干精神的知識分子類型。后人研究徐光啟，認為他是“西學補儒”式的人物。雖然明末東林領袖顧憲成、高攀龍以及清初三大家王夫子、顧炎武、黃宗羲等都曾強調“實學”的重要，希圖對于空馳高遠的“心性之學”和所謂狂禪流弊有所匡正，但徐光啟的作為，似乎更具身體力行的意義。
1607年，他的父親徐思誠病逝于京城，徐光啟須丁憂守制三年，回到上海后，卻成天荷把鋤頭、下地“務農”。他倒不是追求什么田園林下之樂，而是實實在在地當了一名莊稼漢。此時，我的眼前，不禁浮現(xiàn)出這樣的畫面：晨曦中，當上?？h的鄉(xiāng)親們看見貴為翰林院官員、身穿孝服的同鄉(xiāng)徐光啟正擼起袖子、挑著糞桶下田施肥時，所謂“團扇才人踞上游”的固有印象，必然一時產生 “短路”，他們的表情該是多么驚訝?。康搅耸粘善?，他們又眼見徐光啟家的那塊地長勢明顯“鶴立雞群”時，或才明白徐光啟的務農，非為“擺拍”或“體驗生活”，而是一種帶有實驗性質的田間勞作。為了增產增收，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徐光啟還在自家地里試種南方的甘薯（山芋）和北方的蕪菁（大頭菜），只因它們的產量要高出稻谷許多倍。他樂觀地說：“農人之家，不可一歲不種”、“決可令天下無有餓人也”。他還四處推廣種植女貞樹、烏桕樹、棉花等經(jīng)濟作物，這就解決了照明、燃料、造紙、保暖等一系列生活所需。但在栽種這些作物的過程中，由于水土、經(jīng)驗的不足，挫折難免，過程煩劇，徐光啟還真不是個凡人，他請莆田來的客商幫忙購運薯秧，試種雖幾經(jīng)失敗，但他創(chuàng)造性地通過改良方法而終獲成功。同時，他的科學素養(yǎng)，決定了還要進行理論總結以饒益眾生，結合山芋、大頭菜、棉花的種植經(jīng)驗，他分別寫出《甘薯疏》、《蕪菁疏》和《吉貝疏》（古稱棉花為吉貝）三文。他絕不雕飾文辭，而是寫得通俗淺簡，十分方便普及。
不僅關注農田，著眼農業(yè)，徐光啟還格外關注水利，認為其重要性在于“富國足民，或且歲月見效”（《泰西水法·序》）。丁憂離京前，利瑪竇曾向他提出可借鑒西方的水利器械并介紹水利研究專家、傳教士熊三拔給他。利瑪竇去世后，徐光啟意在掌握“種種有用之學”，開始了與西方傳教士熊三拔的合作。他請來很多木工，制造器械和新的農用工具，以使農田實驗更富效率。乃至于很多地方都派來能工巧匠來徐光啟這里學習制作方法，就連熊三拔的天主教堂里都堆滿了各種零部件。
三年丁憂結束后，回到京城的徐光啟，為了充分運用水利器械，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農田試驗，他把目光投向了地價遠比上海便宜的天津，著手于播種水稻（南稻北種）并培育出一種叫“小站稻”的優(yōu)良品種，同時種植葡萄，傳授養(yǎng)蠶（同時移植桑樹）技巧；還把生地、何首烏、牛膝、貝母、當歸以及雞冠花、鳳仙等移植到天津。他帶動并推動了當?shù)剞r業(yè)的發(fā)展，使天津成為北方的產糧中心之一。如果說徐光啟是古代的袁隆平，并不為過。
徐光啟存世著作的類型，可謂“另類”。他不僅主持了130多卷的《崇禎歷書》的編寫工作，自己也寫了諸多科學著作，包括跨度很大的《徐氏庖言》、《兵事或問》等軍事類著作。但一生最重要的心血結晶，乃是一本名為《農政全書》的“農書”，內容囊括了明代農業(yè)的方方面面，是他農田實驗和科學思考的忠實記錄。有些內容甚至超出了農業(yè)技術層面，而表現(xiàn)為更為開闊的“農政”思想。這本書與《本草綱目》、《天工開物》、《徐霞客游記》并稱為明代科學文化四大杰作，但徐光啟生前未能刊印，賴拜松江詩人、徐光啟學生陳子龍助力才流布于世。
三
除了光啟公園，上海還有一處徐光啟的出生地，當然民間有N多版本，主要集于兩種：一說徐光啟生于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法華匯，即今光啟公園一帶；另一說徐光啟出生于松江府上?？h喬家浜畔的“九間樓”（屋有上下各九間），即今黃浦區(qū)老城廂小東門喬家路。有人據(jù)此認為徐氏故居之所以較為簡陋足證徐光啟為官廉潔，當大官后也顧不上修繕祖居。徐光啟廉潔確實不假，但徐氏祖宅原本三進百余間而非上下九間，實因清順治二年的一場大火所致。1937年又遭日機炸毀兩間，故目前的“九間堂”實際上是上下各七間，只是仍延續(xù)“九間堂”舊稱。據(jù)《徐氏家譜》記載，徐光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4月24日生于“太卿坊祖宅”。1956年上海進行文物普查，經(jīng)專家顧延培先生等考察確認，位于老城廂喬家路上的“太卿坊祖宅”為明嘉靖四十一年建筑。當時房屋的外形、楠木梁柱、斗拱、替木、柱礎、樓板等均為明朝舊物，與明《弘治縣志》所記載的特征相符（1956年10月10日《新民晚報》以及2004年4月26日《新民晚報》曾有專文披露），然現(xiàn)在的“九間堂”僅存楠木梁柱為明代遺物。
所以說徐家匯也屬徐光啟的故居所在地，但并非出生地，且早已湮滅無跡，而“九間堂”既屬徐光啟的故居，亦屬其出生地。為了解“九間堂”的現(xiàn)況，我在游罷光啟公園后，即去老城廂黃浦區(qū)喬家路進行了一次實地探訪。之所以著急去，實因之前聽朋友說那里正臨近一場動遷。
九間堂徐光啟故居（出生地）
記得那天走進喬家路、臨近九間堂時，頓感這是一條人稀路寂的老街，只一兩家民居小底鋪和菜攤落寞地等待著顧客，還見一位赤膊坐在竹椅上、搖著蒲扇的老伯。九間堂二層小樓都有住家，一樓搭著簡易塑料棚，墻為淡黃色；二樓瓦頂、略低矮，目測上二樓得適度彎腰。以紅褐色舊木板為外墻，仔細一看，大多油漆脫落、破損開裂。實在講，如果不是236、238號之間的稍前位置上有一塊灰色的石牌，上鏤“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徐光啟故居九間樓”字樣（很模糊，但能看出立碑日期為1983年11月7日，顯然是徐光啟去世350周年時所立，和南丹公園更名時間吻合）的話，怎么也看不出這就是當年的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實則身居相位）、大科學家徐光啟的出生地。
離開“九間堂”，我一路在想，徐光啟這一生還真是個勞碌命，為了農政理想，他能荷把鋤頭，下田勞作，想方設法，直至成功，無時不以國是民瘼為意。但在明末的時代危局中，他抱持“強國必先正兵”的主張，且素知兵略，善謀軍事，也曾臨危受命，訓練新兵（打造出一支“足當一面”的新軍）。了解西方軍事的徐光啟曾提出，若想速勝后金，必先從先進精良的武器著手，仿造火炮、建造炮臺，大力提倡“車營之制”，以“步不勝騎、騎不勝車”為構想，配給每一營一定的兵力和西洋火器，“行則為陣，止則為營。遏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用火器，則為法以衛(wèi)之；敵在近，到成步兵以出擊之；若敵騎來，直以炮擊之?！彼淖鲬?zhàn)思路堪為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戰(zhàn)術，把“車、炮、兵、騎”四者結為一體，以期完成“入可守、出可戰(zhàn)”的軍事部署。為此，他曾托人到澳門購得四門“紅衣火炮”（在對金戰(zhàn)事中立下奇功，努爾哈赤正是被炮襲重傷而亡），還讓門生寫了《西洋火攻圖說》一書以備時用。如此苦心孤詣、務實謀略，卻引來朝廷一片“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的指責和謾罵，逼得他只好辭職歸田。雖然崇禎繼位后，恢復了徐光啟的官職，但朝局大勢已去，他的軍事才能已無施展的舞臺。故有人認為，徐光啟是歷史留給明朝的最后一個機會，可謂一語中的。
徐光啟病逝后，朝野上下莫不哀慟。有人打開他僅有的一只破木箱，除了幾件舊衣服，平生所剩，只區(qū)區(qū)一兩銀子，其它便是大量的手稿。這就是身居相位、“蓋棺之日，囊無余資”的徐光啟；這就是以終身的忙碌，完滿體現(xiàn)了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的徐光啟。他立志甚弘，偉抱鴻才，以民生疾苦、天下糧倉為憂；以國之興亡、兵之勝敗、民之福祉為念。無論參廟堂之上，處林泉之下，惟盡學者之責、赤子之誠。作為“近代科學之先驅”（竺可楨語），徐光啟的出現(xiàn)，代表的正是一種知性風范和務實精神的覺醒，乃引進和實踐“格物窮理之學”的先驅，其風范功績，當與名在竹帛者項背相望。
1966年生于上海，曾擔任報社記者、編輯多年。1985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在全國各類報刊發(fā)表詩歌、散文、詩詞、書評、美術理論900余首（篇）。出版詩集、散文集、畫集若干本，系中國作協(xié)會員、上海書畫院簽約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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