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期間，影響蔣碩杰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協(xié)助船員時，體會了“五鬼搬運”的可惡和可恨。他的工作包括協(xié)助船員將薪水兌換成在戰(zhàn)亂時代比較強勢的貨幣。當時的船員根據一些老船員的經驗之談，普遍認為在第一次大戰(zhàn)時，英鎊貶值很多，但中國未參戰(zhàn)，又走銀本位制度，加上戰(zhàn)后美國為救經濟不景氣，收購白銀，致白銀大漲，因而中國貨幣也大為值錢。
這個經驗讓老船員有著“歐洲國家的貨幣靠不住”的根深柢固觀念，認為應兌換成中國貨幣才行。二次大戰(zhàn)期間，這種觀念也使其他船員認為中國貨幣會升值，英鎊會貶值。一九三五年起，中國發(fā)行新貨幣“法幣”，船員相信法幣會像一次大戰(zhàn)時的中國貨幣一樣強勢，多要求船公司改發(fā)中國貨幣，但船公司只管發(fā)英鎊，拒絕幫船員換錢。船員乃向中國領事館求助，希望至少換成中國當時通用的法幣。
其實，二次大戰(zhàn)的情況已與一次大戰(zhàn)時大不相同。國民政府發(fā)行國家信用法定貨幣，使貨幣和貴金屬脫鉤，結束長達近百年的銀本位幣制。蔣碩杰以其專業(yè)判斷，發(fā)現在戰(zhàn)爭期間，中國法幣因過度發(fā)行，已經快速貶值，將英鎊換成法幣一定吃虧，很替船員覺得不值。但船員們堅持要兌換，蔣碩杰只好將這項請求轉告給倫敦大使館，由大使館委托倫敦中國銀行協(xié)助船員換錢。中國銀行馬上派人來辦理，結果生意大好，中國銀行一天中就收兌一萬多英鎊的工資，當晚開心辦慶功宴，但蔣碩杰看在眼里，覺得十分痛心，不忍心吃那頓飯。
不久后，蔣碩杰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船員，船員表達希望蔣碩杰將他僅有的遺產，想辦法送回他家里。蔣碩杰感嘆：“這時你的錢已經不值錢了！”英鎊的貶值不如法幣貶值快，船員們將英鎊換成法幣是太不劃算的做法。
這件事沖擊蔣碩杰極大，他認為收購這些船員的英鎊，兌換為法幣是件極不道德的事情，把值錢的貨幣換成很快就要貶值的貨幣，是不道德的行為！他當時希望未來有機會寫文章批評這種偷竊行為，而凱恩斯正是建議法國財長狂發(fā)貨幣讓其貶值來還戰(zhàn)費的人，當然是蔣碩杰要大力批評的了！一九八二年“蔣王論戰(zhàn)”時，蔣碩杰終于將“五鬼搬運法”這個詞在通俗文章中寫了出來，之后就被人們瑯瑯上口。
蔣碩杰很不適應工作的狀況，一九四二年哈耶克幫他找到獎學金，讓他得以辭掉工作重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開始研究生的生活。蔣碩杰從未正式上過凱恩斯的課，因為當時凱恩斯一直擔任公職，但聽過一次凱恩斯的公開演講，講題是“如何籌措戰(zhàn)爭經費”。至于凱恩斯的經典之作《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是蔣碩杰在一九四零年大二暑假時到威爾斯（Wales）逃避轟炸時看的，起先對書中低利率、創(chuàng)造需求以刺激景氣的新穎看法，覺得很有興趣且相當認同，而且也對凱恩斯很仰慕。當蔣碩杰再回到學校上課時，又聽了許多關于凱恩斯理論的課，因而有一度對哈耶克的主張產生懷疑，但鬼使神差，在那段等待返回研究生的打工生涯，貨幣貶值造成財產縮水，銀行利用匯兌換利，卻絕不對船員提到這種危機，讓他有所感觸，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反而認為是凱恩斯理論很有問題。
蔣碩杰認為凱恩斯是個聰明人，總是為了支持辯護他心中的某種政策上的信念而構造出一套理論?！兑话憷碚摗肥菫榱颂鏀U大多少支出以挽救經濟衰退的政策撐腰而產生的；為了籌措戰(zhàn)費，凱恩斯又即刻創(chuàng)造出另一套理論來，即“如何籌措戰(zhàn)爭經費”中提出的“強制儲蓄”的辦法。在《一般理論》中，凱恩斯將儲蓄指斥為有害無益的自私行為，但在后者中卻又將儲蓄視為愛國有益的行為。蔣碩杰感慨說，聰明人往往可以翻云覆雨地變來變去，但其信徒就只知固執(zhí)一端！
重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當研究生的蔣碩杰，對自己開始有了信心，其表現突飛猛進。他觀察經濟局勢，加上哈耶克引領他進入自由經濟，體認到凱恩斯學說并非經濟學界的蜜糖，反而可能是毒藥，就開始對凱恩斯學派提出批評，他對凱恩斯的第一篇批評文章，就在這時完成。
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院有兩個研討會，一個由哈耶克主持，蔣碩杰參加的則是由三位凱恩斯學派的年輕教授主持的研討會，分別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羅賓遜夫人（Mrs. Robinson），以及意大利人史拉法（Piero Sraffa）。開學第一天，誰都不想當第一個報告的學生，蔣碩杰卻被分到首位。
凱恩斯那時在一本優(yōu)生學雜志，發(fā)表一篇討論人口增長影響經濟景氣的文章，認為人口成長率和經濟繁華有關。英國因為人口成長很慢，使得對住屋的投資減少，而投資不足致使經濟不景氣，而在人口成長快速的國家，對經濟產生刺激，容易繁華，不容易失業(yè)。
這篇文章獲得凱恩斯學派學者的肯定，認為是了不起的理論，甚至還有學者以此為基礎，寫了《人口漸減之經濟學》專書。蔣碩杰被指派報告，并批評這篇文章。年輕氣盛的蔣碩杰一看文章，就覺得有問題，因為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反例。中國人口成長快速，卻沒能見到繁華，于是蔣碩杰對該文批了一頓。心里有數的蔣碩杰，認為三位老師一定會把他修理一番，因為聽說這批凱恩斯學派的老師對于批評凱恩斯的人都很不客氣，沒想到，報告時的情況正相反。三位老師沒打斷他的報告，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竟然順利平安過關。
信心大增的蔣碩杰，就將該報告拿給哈耶克，請他批評。哈耶克很認同蔣碩杰的觀點，又拿給另一位學者Barlett Whale看，他們兩位都是《經濟學刊》（Economica）的編輯，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登了蔣碩杰的文章，篇名為“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General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Activity”。研究生第二年，蔣碩杰再對卡爾多于一九三九年發(fā)表的“Specul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這篇文章提出批評，該文將凱恩斯的乘數理論做了新解釋，當時很出鋒頭，但蔣碩杰頗不以為然，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寫了一篇批評文。卡爾多對該文不置可否，也不打算修正自己看法，蔣碩杰乃將該文投到《經濟學刊》，獲得更好的回響。不但獲得哈耶克采用刊登，還稱贊蔣碩杰對經濟學做了重大貢獻。
蔣碩杰再接再厲，第三次為文重批劍橋大學的資深學者庇古（A.C.Pigou）。庇古是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年僅三十一歲時就擔任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是歷來最年輕的講座教授，在當時是學生的蔣碩杰眼中，大師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而凱恩斯在那時還只是劍橋大學的副教授。不過，蔣碩杰看到庇古《就業(yè)與均衡》（Employment and Equlibrium）書中的問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并在凱恩斯主編的英國皇家學會旗下的《經濟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登出來。該文讓庇古臉面不好看，但最終在第二版中更正了蔣碩杰指出的錯誤。其實，《就業(yè)與均衡》出版時，不少英、美年輕學者都寫過書評，也提出批評與建議，但庇古一條也沒有接受，第二版時，卻接受蔣碩杰的意見，修改了兩個章節(jié)。蔣碩杰批評庇古的文章，是《經濟期刊》第一次刊登中國人的文章，凱恩斯是當時的主編，還寫了親筆簽名信給蔣碩杰。
一九四五年，蔣碩杰自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yè)，隔年，在哈耶克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景氣循環(huán)和邊際利潤的波動》，獲最佳博士論文赫其遜銀牌獎”（Hutchinson Silver Medal）。終其一生，蔣碩杰奉獻心力發(fā)揚自由經濟，講清凱恩斯理論的錯誤及其可怕后果，他公開指出凱恩斯充斥著“野狐禪”（即妖魔鬼怪）的氣息，時刻對凱恩斯理論充滿戒心。不過，哈耶克和蔣碩杰師徒倆的高瞻遠矚，還是阻擋不了凱恩斯理論的席卷全球并荼毒人類，怎不令人浩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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