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興之夫婦墓志
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幾種東晉時代的墓志。就中以《王興之夫婦墓
志》(圖版伍)與《謝鯤墓志》(圖一)，最有史料價值。
《王興之夫婦墓志》(圖四、五)，以今年(1965年)一月十九日出土于南京新民門
外人臺山，一石兩面刻字。一面的刻字是：
君諱興之，字稚陋。瑯耶臨沂都鄉(xiāng)南仁里。征西大將軍行參軍，贛令。春秋卅一。
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楊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騎常侍、
尚書左仆射、特進衛(wèi)將軍、都亭肅侯墓之左。故刻石為識，藏之于墓。
長子閩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養(yǎng)第二伯。
次子咸之。
次子預(yù)之。
另一面的刻字是：
命婦西河界休都鄉(xiāng)吉遷里，宋氏名和之，字秦嬴，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
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
父哲，字世俊，使持節(jié)散騎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梁州刺史、
野王公。
弟延之，字興祖。襲封野王公。
興之雖未著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同志們考證為王彬之子，是確切不可易
的?！稌x書》卷七十六《王彬傳》云：‘彬字世儒，……與兄 俱渡江?！ビ懭A
軼功，封都亭侯。……蘇峻平后，改筑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chuàng)勛勞，賜爵關(guān)內(nèi)侯，
遷尚書右仆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wèi)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
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其長兄為 ，次兄為曠。曠即王羲之的父親。王氏的原籍
是瑯琊臨沂，郡望既合，年代亦無不合。其他和石刻中所述有關(guān)‘先考’的爵位、官
職、謚號，也都相符。
晉成帝咸康六年為公元三四年，興之年三十一歲，則當(dāng)生于晉懷帝永嘉三年，
公元三九年。東晉以三一七年成立，他是在童年時代，隨著父兄南渡的。
王彬之子除彭之、彪之外，據(jù)《世說新語·人名譜》，尚有一人名翹之，曾任光
祿大夫。今又有興之，足見王彬有子四人，而不是僅僅兩人了。
‘征西大將軍’應(yīng)是庾亮。《晉書·庾亮傳》：(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 ‘陶
侃薨，遷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lǐng)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
征西將軍。’‘行參軍’者，據(jù)《隋書·百官志》在左右衛(wèi)、左右武衛(wèi)、左右武侯各
大將軍之下都有行參軍，是比較低級的屬吏。左右衛(wèi)、左右武侯各六人，左右武衛(wèi)各
八人。隋制蓋因襲晉制。
庾亮以咸康六年正月卒，先于王興之之死半年以上。王興之蓋先為庾亮的行參軍，
后升為贛縣縣令。贛縣在晉屬江州南康郡。
王羲之亦曾參庾亮軍，是則興之與羲之，不僅是從兄弟，而且還曾經(jīng)共事。興之
小羲之三歲。有人擬議：《興之夫婦墓志》，可能是王羲之所書?？紤]到羲之與興之
的關(guān)系，更考慮到《興之墓志》只書名而不著姓，顯然是王家的親人自己寫的，王羲
之為興之夫婦寫墓志的擬議，看來不是毫無根據(jù)的。
然墓志中稱謂是從寫作者的身分出發(fā)，如稱興之為‘君’，稱興之婦為‘命婦’。
《興之墓志》中稱王彬為‘先考’，可見寫墓志的人是興之的胞兄弟，即當(dāng)于彭之、
彪之、翹之三人中求之。三人中究為那一人雖無法斷定，但墓志非王羲之所書則是可
以斷定的。
當(dāng)然， 先考的稱謂， 有時只就墓主的身份而言。如北魏元誘妻薛伯徽墓志云：
‘先考授以禮經(jīng)’(見《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圖版一三八)，又唐呂巖詵撰張軫墓志
云：‘先考漪朝散大夫箸作郎’(見《八瓊室金石補正》五十四卷29頁)，即其證。然
在《興之婦墓志》中，宋和之的亡父，卻只稱為‘父’而不稱‘先考’，可見書屬墓
志者在稱謂上是有所區(qū)別的。故《興之墓志》中之‘先考’，不僅單就興之而言，實
表示書屬墓志者與王彬亦有父子關(guān)系。
建康即今之南京，在晉屬丹陽郡。原名秣陵，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所置。孫權(quán)改為
建業(yè)。晉武帝時復(fù)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yè)。后避愍帝諱，改稱建康。
《晉書·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
從乘輿車后。中常侍，得入禁中?！何牡埸S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司掌規(guī)諫，
不典事?！?xí)x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為中常侍，后遂止，常為顯職?！? ‘仆射，服秩印綬與〔尚書〕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zhí)金
吾榮邰為尚書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jīng)魏至?xí)x迄于江左，省置無恒。置
二，則為左右仆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仆射。〔尚書〕令缺，則左為省主。若左右
并缺，則置尚書仆射以主左事?！? 又‘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磥硎枪偕霞庸?的意思。衛(wèi)將軍有左右，職位頗高。
根據(jù)《晉書·王彬傳》的敘述看來，王彬是以尚書左仆射為本官，特進衛(wèi)將軍和
散騎常侍都是死后的官上加官。王彬的地位在當(dāng)時是相當(dāng)顯要的。
‘長子閩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養(yǎng)第二伯’。關(guān)于‘第二伯’的問題，南京文管會的同志們有獨
到的見解。他們注意到《世說新語·輕詆篇》中的一項重要資料?！跤臆娫谀希?相(王導(dǎo))與書，每嘆子侄不令。云：虎豚、虎犢，還其所如(還象個樣子)?！讼伦?云：
‘虎豚，王彭之小字也?！锻跏献V》曰：彭之字安壽，瑯琊人。祖正，尚書郎。
父彬，衛(wèi)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
虎犢， 彪之小字也。 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
“王白須”。少有局干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文管會來函云：‘考注中彪之為彭之第三弟，又字叔虎，如版本無誤，彭之尚有
一第二弟。抑即翹之，或另有其人，早卒或無后，故以嗣之過繼?！@說法是正確的。
版本可無問題，日本金澤文庫藏宋本、四庫叢刊影印明本均作‘第三弟’。我意，翹
之當(dāng)即第二弟，興之則是第四。此可補《晉書·王彬傳》的簡略。又王彪之長興之五
歲，活到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三七七年)，年七十三，后于興之之死三十七年。他有
兩個兒子，曰越之，曰臨之(見《晉書·本傳》)。
王興之的岳父宋哲，名見《晉書·元帝紀(jì)》：‘建武元年(公元三一七)春二月辛
巳，平東將軍宋哲至?！莵韨鬟_晉愍帝遺詔，要當(dāng)時的瑯琊王司馬睿即帝位的。
所以宋哲是所謂輔命之臣。晉時的將軍本分四級，曰征，曰鎮(zhèn)，曰安，曰平；東西南
北都有。宋哲當(dāng)時為平東將軍，可見是第四級。后來升了官，晉封公爵，但《晉書》
中無傳。其子宋延之亦無傳。
《晉書·職官志》云：‘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lǐng)刺史?！?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jiān)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jié)為上，持節(jié)次之，假節(jié)
為下。使持節(jié)，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jié)，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jié)同。假節(jié)，
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dǎo)等權(quán)重者乃居之?！窨妓?哲以‘使持節(jié)’冠于中外諸官職之上，其權(quán)重殆幾乎和王導(dǎo)相等?！稌x書》何以不為
立傳?殊覺可異。
二、謝鯤墓志
謝鯤墓志(圖二)，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出土于南京中華門外戚家山殘墓中。
文凡四行，橫腰被推土機挖去數(shù)字，但大抵可以意補。其文如下：
晉故豫章內(nèi)史，陳〔國〕陽夏，謝鯤幼輿，以泰寧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
建康縣石子崗，在陽大家墓東北〔四〕丈。妻中山劉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
儒，弟廣幼臨。舊墓在熒陽。
謝鯤， 石刻作謝NFDDB，鯤字變從角作，乃訛字。鰥字亦有從角作者。碑刻
中這樣偏旁訛誤字多見，如竹頭變作草頭，示旁變作禾旁，雙人旁與單人旁互易，日
字旁與目字旁互易， 等等， 舉不勝舉。謝鯤是東晉初年的名士?！稌x書》卷四十九
《謝鯤傳》云：‘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
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艿赜谠フ??！杂懚劈鹿Γ庀掏ず?。’
大將軍王敦要背叛當(dāng)時的朝廷時，他曾經(jīng)婉諫。
其后，謝鯤赴豫章郡太守任。史稱其‘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
三?！焚浱＃u曰康。’
他是王衍的四友之一?！稌x書·王澄傳》‘時王敦、謝鯤、庾 、阮修，皆為衍
所親善，號為四友?！? 其子謝尚及從子謝安等《晉書》中均有傳。
《謝尚傳》：‘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謝〕鯤之子也?！鄽q遭父憂?！? 《謝安傳》：‘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恕稌x書》中之裒，
即石刻中之褒。
《晉書》 稱‘豫章太守’ ，《世說新語》及劉孝標(biāo)注所引《晉陽秋》也同樣稱
‘豫章太守’，但石刻則作‘豫章內(nèi)史’?？肌稌x書·職官志》：‘諸王國以內(nèi)史掌
太守之任’。又云‘王，改太守為內(nèi)史’。太守與內(nèi)史，職權(quán)相同，只是名稱上有點
差別而已。但豫章郡不屬于王國，而太守卻也可以稱為內(nèi)史，可見到了東晉，連這點
稱謂上的小差別都在無形中消失了。
《世說新語·人名譜》中有《陳國陽夏謝氏譜》，謝鯤列于第二世，其弟有裒而
無廣。關(guān)于謝裒的敘述如下：
‘裒，衡子，字幼儒。太常卿，吏部尚書?！? 據(jù)石刻，謝鯤‘以太寧元年(公元三二三年)十一月廿八亡’，逆推四十三年，可
知鯤生于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他是西晉初年的人，經(jīng)歷了永嘉南渡，而
屬于所謂‘渡江名士’之流。
太寧元年在南渡后僅僅七年， 當(dāng)時的名士們不用說是還想恢復(fù)中原的。 有名的
‘新亭對泣’的故事，值得在這兒引用一下：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借卉飲宴。周侯(NFDB4) 中坐而嘆曰：
‘風(fēng)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韵嘁暳鳒I。唯王丞相(導(dǎo))愀然變色曰：‘當(dāng)共戮
力王室，克復(fù)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世說新語·言語篇》)
這很鮮明地表達了‘渡江名士’們的心境。這同一心境，在這《謝鯤墓志》里也
表達出來了。所謂‘假葬建康縣石子岡’，所謂‘舊墓在熒陽’，都是沒有忘記還要
‘克復(fù)神州’的。南宋陸游辭世時的詩句，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之語，這同樣的遺憾，盡管謝鯤如何曠達，恐怕在彌留時也在腦子里面縈回過的。暫
時埋在南方，將來還要歸葬于‘舊墓’。這個希望雖然落了空，但《墓志》卻在今天
重見天日，這在謝鯤倒是意想不到的幸運了。
‘石子崗’見《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言‘建業(yè)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崗。
葬者依焉’?！妒勒f新語·言語篇》‘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條下劉孝標(biāo)注引《塔寺記》：
‘尸黎密(西域人)，冢曰高座，在石子崗，常行頭陀。卒于梅岡，即葬焉?！帧蛾?書·任忠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shù)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
共入南掖門。’
‘陽大家’ 即陽大姑， 古音家與姑通?！稜栄拧め層H》‘父之姊妹為姑’。準(zhǔn)
《興之墓志》稱：‘葬于先考墓之左’，又準(zhǔn)同時代的顏含后人之墓集中埋葬于南京
老虎山南麓(詳見下)，可以推定此人可能是謝鯤之姐，南渡后死于江左。有的同志不
同意這個意見，認(rèn)為‘陽大家’非謝氏族人，乃原葬在石子崗者，證據(jù)是《世說新語
·傷逝篇》有衛(wèi)以永嘉六年喪的記載，注云：‘永嘉流人名曰，以六年六月廿日
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 今案許徵與衛(wèi)的關(guān)系，注中并未說明。在我看來，兩人可能非親即友。朋友，
在舊時是五倫之一，并不是毫無關(guān)系的。但‘陽大家’究竟是否謝鯤之姐，我只說是
‘可能’，并未斷定。希望‘陽大家’之墓將來也有被發(fā)現(xiàn)的一天。
謝鯤的妻是‘中山劉氏’，可能和劉琨有些瓜葛。《晉書·劉琨傳》：‘劉琨字
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后也?！? 謝鯤有子二人，長子早沒。次子即謝尚。《晉書·謝尚傳》稱：尚‘七歲喪兄，
哀痛過禮，親戚異之。’‘善音樂，博綜眾藝?！u父爵咸亭侯?！篮椭?，拜
尚書仆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仆射如故，鎮(zhèn)
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罅艟煟鹌蜕涫??！畬みM
號鎮(zhèn)西將軍，鎮(zhèn)壽陽?！匠酰诌M都督豫、冀、幽、并四州’諸軍事。病卒，
年五十，無子。史稱東晉有鐘石之樂是由謝尚創(chuàng)始的。
謝裒有六子，奕、據(jù)、安、萬、石、鐵；安最有名。孝武帝太元八年 (公元三八
三年) 前秦苻堅進攻東晉，號稱百萬之眾。謝安被任為征討大都督。后擊敗苻堅于肥
水，這是歷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戰(zhàn)。戰(zhàn)勝后，謝安‘以總統(tǒng)功進拜太保’。繼復(fù)自請北
征，遂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NFDDC、青、冀、幽、并、寧、益、雍、
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真是顯赫無比了。但他的北伐并沒有成功。卒時年六十六。
三、由墓志說到書法
一九五八年，在南京挹江門外老虎山南麓，發(fā)掘過四座東晉墓，都是顏姓一家的。
(詳見《考古》一九五九年六期《南京老虎山晉墓》。)其中一號墓出土了一種磚刻的
墓志，其文為：
‘瑯耶顏謙婦劉氏，年三十四。以晉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九月葬。’(圖三)
顏謙見《晉書·顏含傳》 ， 他是顏含的第二子。顏含被列入《孝友傳》中，是
‘瑯耶莘(縣)人’，為人厭惡浮偽，不信卜筮，反對權(quán)豪。雖官至右光祿大夫，而生
活樸素，為世所重?！率硕嗄辏昃攀?，遺命素棺薄斂’。這樣的人，在
崇尚浮華的東晉當(dāng)年，是別具風(fēng)格的。
顏含有三個兒子，長子名髦，次子名謙，第三子名約。據(jù)說三人‘并有聲譽’。
長子做過黃門郎，侍中和光祿大夫。次子顏謙官至安成太守，安成郡在今江西新喻和
湖南萍鄉(xiāng)一帶。第三子做過零陵太守。老虎山三號晉墓出土了一個石章，曰‘零陵太
守章’，那便是顏約的官章了。
老虎山二號晉墓中出銅章一，六面刻字，乃顏NFDDD字文和之墓。NFDDD
乃約之子，見《金陵通傳》。四號墓中亦出一銅印，形制全同，也六面刻字，乃顏鎮(zhèn)
之之墓。鎮(zhèn)之無可考，與NFDDD殆屬于兄弟行。
晉人喜以硯殉葬，顏家四墓中共出硯六枚，陶硯四，瓷硯、石硯各一。并有墨出
土，經(jīng)化驗，其中有的成分與現(xiàn)代墨同，是值得注意的。
顏謙婦劉氏墓出土物中有一陶硯，灰色，圓形，三足?？紩x初左太沖之妹左，
(《左墓志》 早年出土，文獻上誤為芬，芬乃左太沖長女名，見《左墓志》，
不可混。) 是有名的才女；謝安的侄女，王羲之的媳婦、王凝之之妻謝道韞，同樣有
才名；王羲之向她學(xué)過書法的衛(wèi)夫人茂猗更是有名的書家；可見當(dāng)時的婦女很留心翰
墨。
此外在鎮(zhèn)江市東郊還出土了一種《劉 墓志》 (詳見《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五期
《鎮(zhèn)江市東晉劉 墓的清理》)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鎮(zhèn)江市磚瓦廠在市南郊取土，
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墓。一九六三年二月，市博物館進行發(fā)掘，出土瓷器十?dāng)?shù)件，三足青瓷
硯一件，三足黑陶硯一件，磚刻墓志兩方。墓志磚面涂以黑漆，甚堅實。正反兩面均
刻字，兩磚文字相同。其文為：
‘東?？ほ翱h都鄉(xiāng)容丘里劉 ，年廿九，字彥成。晉故升平元年十二月七日亡?！?(圖六、七)
升平元年是晉穆帝即位后第十三年。舊歷既屆十二月，在公元則當(dāng)為三五八年。
劉 事跡，不詳。
以上幾種墓志的年代先后，列表如下：
謝鯤墓志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三二三年
興之墓志晉成帝咸康七年公元三四一年
顏劉氏墓志晉穆帝永和元年公元三四五年
興之婦墓志晉穆帝永和四年公元三四八年
劉 墓志晉穆帝升平元年公元三五八年
五種墓志只是三十五年間的東西。以《興之夫婦墓志》來說，二人之死雖然相隔
了八年，但墓志是一個人寫的。在這兒卻提出了一個書法上的問題，那就是在東晉初
年的三十幾年間，就這些墓志看來，基本上還是隸書的體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只
有《顏劉氏墓志》中有些字有后來的楷書筆意。這對于傳世東晉字帖，特別是王羲之
所書《蘭亭序》，提出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王羲之和王興之是兄弟輩，他和謝尚、謝安也是親密的朋友，而《蘭亭序》寫作
于‘永和九年’，后于王興之婦宋和之之死僅五年，后于顏劉氏之死僅八年，而文字
的體段卻相隔天淵?！短m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兩漢以來的隸
書筆意失掉了。
舊說王羲之以三十三歲時寫《蘭亭序》，其實‘永和九年’時王羲之已四十七歲
(據(jù)清人魯一同《右軍年譜》)。這可作為舊說不盡可靠的一個旁證。王羲之自來被奉
為‘書圣’，《蘭亭序》被認(rèn)為法帖第一。但《蘭亭序》的筆法和北朝碑刻懸異，早
就有人懷疑。固守傳統(tǒng)意見的人，認(rèn)為南朝與北朝的風(fēng)習(xí)不同，故書法亦有懸異。后
來知道和南朝的碑刻也大有徑庭，于是又有人說，碑刻和尺牘之類的性質(zhì)不同，一趨
凝重，一偏瀟灑，也不能相提并論。因此，書家中分為南派與北派，或者帖學(xué)派與碑
學(xué)派，問題懸而未決。
其實存世晉陸機《平復(fù)帖》墨跡與前涼李柏的《書疏稿》，都是行草書；一南一
北，極相類似。還有南朝和北朝的寫經(jīng)字體，兩者也都富有隸書筆意。這些都和《蘭
亭序》書法大有時代性的懸隔。碑刻與尺牘的對立，北派與南派的對立，都是不能成
立的?，F(xiàn)在由于上述幾種南朝墓志的出土，與王羲之的年代是相同的，就中如《顏劉
氏墓志》還帶有行書的味道，而書法也相懸隔。東晉字帖，特別是《蘭亭序》的可靠
性問題，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來了。
東晉字帖的種類相當(dāng)多，沒有工夫一件一件地加以論列，我現(xiàn)在只想就《蘭亭序》
的可靠性來敘述我的見解。
四、《蘭亭序》的真?zhèn)? 《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
首先有人注意到《蘭亭序》一文為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的《文選》所未收入。因而有
人推論到所以未被收入的原因?！短m亭考》卷七引陳謙說：‘近世論《蘭亭敘》，感
事興懷太悲，蕭統(tǒng)所不取。’也有人說是因為《蘭亭》文字有語病，如云‘天朗氣清’，
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陳虛中說)。又如‘絲竹管弦’亦重復(fù)(絲竹即管弦)，故
不入《選》(陳正敏說)。以上二陳說見《蘭亭考》卷八引《山樵夜話》。但也有人為
‘天朗氣清’辯護的，以為‘季春乃清明之節(jié)，朗亦明也，于義未病’。(《蘭亭考》
卷八引王得臣《NF7E6史》所引或說，王得臣本人卻是同意二陳說的。)
這些懷疑和解說，不能說沒有見地，但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事實上《蘭亭序》
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 這到清朝末年的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才被廣東順德人
李文田點破了。他的說法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后的跋文。汪中藏本后歸端方收藏，
李的跋文就是應(yīng)端方之請而寫的。他的議論頗精辟，雖然距今已七十五年，我自己是
最近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我現(xiàn)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整抄在下邊。
唐人稱《蘭亭》自劉NFDA7?！端逄萍卧挕肥家?。嗣此，何延之撰《蘭亭記》，
述蕭翼賺《蘭亭》事，如目睹。今此記在《太平廣記》中。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
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后之跡也。按《世
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biāo)注引王右軍此文，稱曰《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后
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梢梢灰病！妒勒f》云人以右軍《蘭亭》擬
石季倫《金谷》，右軍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擬《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
與《世說》注所引《臨河序》篇幅相應(yīng)。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與’以下多無數(shù)
字。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不知其與《金谷序》不相合也?？梢啥?也。即謂《世說》注所引或經(jīng)刪節(jié)，原不能比照右軍文集之詳，然‘錄其所述’之下，
《世說》注多四十二(? )字。注家有刪節(jié)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此又
其與右軍本集不相應(yīng)之一確證也?？梢扇?。有此三疑，則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
后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于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zhí)扉T，虎臥鳳闕”，
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
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然則
《定武》雖佳，蓋足以與昭陵諸碑伯仲而已，隋唐間之佳書，不必右軍筆也。往讀汪
容甫先生《述學(xué)》有此帖跋語，今始見此帖，亦足以驚心動魄。然予跋足以助趙文學(xué)
之論，惜諸君不見我也。
這跋文的臨末處所說的‘趙文學(xué)’是趙魏，其說見汪中跋文之一。
吾友趙文學(xué)魏、江編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學(xué)。文學(xué)語編修云：南北朝至初唐，
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后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yīng)古法
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
趙魏是乾隆年間人，比李文田要早一百年左右，他的見解和李的意見比起來是有
些距離的。趙只是從書法上立論，而疑是‘唐人臨本’，或‘傳摹失真’，李則根本
否定了《蘭亭序》這篇文章，真正是如他所說的‘文尚難信，何有于字’了。
最近也還有人不相信李文田的說法。有人說：王羲之寫《蘭亭序》，在書法上不
妨發(fā)揮他的獨創(chuàng)性。又有人說：篆書和隸書是有傳統(tǒng)歷史的官書，王羲之所寫的行書
和真書是當(dāng)時的新體字，還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唐初才被公認(rèn)，才見于碑刻；
南北朝人寫經(jīng)字體之有隸意者，也含有鄭重其事之意。這些說法，首先是肯定著《蘭
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在這個前提之下，對于《蘭亭序》的書法加以辯護的。因此，
我認(rèn)為還有必要進一步來研究這個前提：《蘭亭序》這篇文章，到底是真是偽。
五、依托說的補充證據(jù)
為了把問題敘述得明白易曉起見，我現(xiàn)在把王羲之的《臨河序》和傳世《蘭亭序》，
比并著寫在下邊。
《臨河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
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lǐng)，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
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fēng)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蘭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
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lǐng)，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
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fēng)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
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
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
詩，罰酒各三斗。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nèi)，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dāng)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
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攬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
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dāng)堈咭鄬⒂懈杏谒?文。
這樣一對照著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蘭亭序》是在《臨河序》的基礎(chǔ)之上加以刪
改、移易、擴大而成的?！炖蕷馇濉c‘絲竹管弦’為《臨河序》所固有。暮春時
節(jié)，偶有一天‘天朗氣清’是說得過去的?！z竹管弦’連文見《漢書·張禹傳》，
‘禹性習(xí)知音聲，……身居大第，后堂理絲竹管弦’。 (《蘭亭考》卷八引《山樵夜
話》。)可見王羲之亦有所本。至于《蘭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
一百六十七字，實在是大有問題。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
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詩做成了的，有十一個人做了兩篇，有十五個人做了一篇；
有十六個人沒有做成。凡所做的詩都留存下來了。唐代大書家柳公權(quán)還書寫了一通，
墨跡于今猶存。在這些詩中只有穎川庾蘊的一首五言四句有點消極的意味，他的詩是：
‘仰懷虛舟說，俯嘆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多斃理自因。’雖消極而頗達觀。但其他
二十五人的詩都是樂觀的，一點也沒有悲觀的氣息。我只把王羲之的兩首抄在下邊。
(一)‘代謝鱗次，忽焉已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
齊契，散懷一丘。’
(二)‘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眺望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目
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此據(jù)唐人陸柬之
墨跡《蘭亭詩》五首之二，柳公權(quán)墨跡無首二句，文字上有小異。其他典籍上所載者
均于文字上小有不同。)
就這兩首詩看來，絲毫也看不出有悲觀的氣氛--第一首末句‘散懷一丘’是說大
家在一座小丘上消遣，這和《臨河序》的情調(diào)是完全合拍的。即使說樂極可以生悲，
詩與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既沒有新亭對泣諸君子的
‘山河之異’之感，更不適合乎王羲之的性格?！妒勒f新語·言語篇》中有下述一段
故事：
王右軍(羲之)與謝太傅(安)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
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wù)，
浮文妨要，恐非當(dāng)今所宜?！?此故事亦見《晉書·謝安傳》。)
請把這段故事和傳世《蘭亭序》對比一下吧，那情趣不是完全象兩個人嗎? 王羲
之的性格是相當(dāng)倔強的，《晉書·本傳》說他‘以骨鯁稱’。他自己是以憂國憂民的
志士自居的。他致殷浩書有云，‘若蒙驅(qū)使關(guān)隴巴蜀，皆所不辭’。又他諫止殷浩北
伐書，痛斥當(dāng)時的吏政腐敗，他要‘任國鈞者，引咎責(zé)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又說‘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謩購V之憂，無
復(fù)日矣! ’階級立場限制了他，他沒有雄心以陳勝、吳廣自任，而是怕陳勝、吳廣起
事。但盡管這樣，總比那些‘割剝遺黎’者要稍勝一籌。他雖然也相信五斗米教，常
服藥石，這是當(dāng)時統(tǒng)治階級的通習(xí)，并不是他個人有意遁世。他后來同王述鬧意氣，
悲憤誓墓，永絕‘貪冒茍進’。這也并不表明他的消極，不，倒是相反。他是在罵王
述之流‘貪冒茍進’，而不愿同流合污。王羲之的性格，就是這樣倔強自負，他決不
至于象傳世《蘭亭序》 中所說的那樣， 為了‘修短隨化，終期于盡’，而‘悲夫’
‘痛哉’起來。
但這一大段文字也有它的母胎。會稽山陰同游者之一人孫綽有《蘭亭后敘》，其
中有這樣的幾句：
樂與時過，悲亦系之。往復(fù)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復(fù)陳矣。
這就是‘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不勝今昔之感的藍本。但這倒真是兩個人的感
情了，不能夠信手地‘合二而一’。
六、依托于何時?
然則，《蘭亭序》當(dāng)依托于何時?
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梁代是不會有的，因為梁人劉孝標(biāo)并沒有見過，他所見到
的是《臨河序》?！稌x書》是唐太宗的‘御撰’，《王羲之傳》中已經(jīng)有《蘭亭序》，
那么這篇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余年，這就是依托的相對年代。
文章都是依托的， 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說到《蘭亭序》墨跡的劉NFDA7
《隋唐嘉話》和何延之《蘭亭記》，李文田以為劉在先，何在后，不知何所據(jù)。今考
劉書稱唐玄宗為‘今上’，又有‘開元始年’、‘開元中年’等字樣。開元凡三十年，
所謂‘中年’必須指十五年前后。而且必須在開元以后始能對開元年間分別出始、中、
晚。那么，劉書當(dāng)是在天寶年間撰述的。再據(jù)唐人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中所收錄
的何延之《蘭亭記》，末尾處卻有‘仆，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的自白
--此語為《太平廣記》所刪節(jié)。看來，何記是先于劉書的，盡管二人可能是年歲相同
的人。
何延之的《蘭亭記》敘述得十分離奇。他說《蘭亭序》的墨跡‘凡二十八行，三
百二十四字’，這不用說是指偽造的《蘭亭》了。又說‘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
傳掌至七代孫智永?！U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至貞觀中，太
宗銳意學(xué)二王書，訪募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辯才處’。從此便想盡辦
法誘取《蘭亭》，而辯才卻始終推說經(jīng)亂散失，不知所在。后來房玄齡推薦監(jiān)察御史
蕭翼去騙取，費盡了苦心，終于騙到了手。太宗高興得了不得，對于房玄齡、蕭翼、
辯才都給了很重的賞賜。并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拓數(shù)本，以賜
皇太子、諸王、近臣?！懹^二十三年，太宗要死的時候，他向高宗耳語：‘吾欲將
所得《蘭亭》去’。于是《蘭亭序》的真跡便被葬入了昭陵。
這完全是虛構(gòu)的小說!宋人王NFDDF早就表示了懷疑。他說，‘此事鄙妄，僅
同兒戲! 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 殘老僧敢吝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
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輕信之，何耶?’(《蘭亭考》卷八引。)這駁斥得很有道
理。但特別離奇的還有太宗與高宗的耳語! 太宗要以《蘭亭》陪葬，何必向他兒子乞
討?父子之間的耳語又是誰偷聽來的?真真是莫須有的妄擬了!
劉NFDA7所述的經(jīng)過卻又大有不同。劉說不甚長，不妨把他的全文抄在下邊：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
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案即后來的隋煬帝)，王不之寶。后僧果從帝借拓，及登
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后，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
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 (一作‘乃遣問辯
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
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劉與何的說法大相懸異，但劉文比起何記來較為翔實。在這里，騙取的花樣沒有
了， 耳語沒有了，僧辯才的抗命也沒有了。王NFDDF是相信劉說的。他說，‘劉
NFDA7父子世為史官， 以討論為己任，于是正文字尤審?！缫苍?jīng)把劉何兩
人的不同處對比過，他還提到‘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余軸，當(dāng)時唯言《黃庭》、
《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 ’(《蘭亭考》卷三引。)姜是有識見的，
但他同樣是深信《蘭亭》的人，故只把問題提出，沒有窮追到底。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知道《蘭亭序》是梁以后人依托的，梁武帝當(dāng)然不會見到。其實在
梁武帝當(dāng)時，連他所見到的鐘王真跡已經(jīng)就少得可憐了。我們請注意一下《法書要錄》
卷二所收的梁武帝與陶宏景之間往來論書的書簡吧。我只摘錄幾條在下邊，以供舉一
反三之便。
梁：‘《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短珟燇稹沸?fù)方媚，筆力過嫩，書體
乖異。’
陶：‘逸少(王)有名之跡不過數(shù)首?！饵S庭》、《勸進》、《像贊》、《洛神》，
此等不審猶得存不?’‘謬襲《古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 梁：‘鐘(繇)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xué)，多不足論。’
陶：‘世論咸云“江東無復(fù)鐘跡”，常以嘆息?！? 這可表明：在梁武帝時，鐘王的真跡已經(jīng)寥如晨星，而依托臨摹的風(fēng)氣卻已盛極
一時。梁人虞和《論書表》(見《法書要錄》卷二)說到晉宋人偽造大小二王書的情況，
如‘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等。說得非常具體。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梁代的書畫典籍，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 還
遭了一次大劫。那就是西魏的于謹(jǐn)攻陷了江陵(當(dāng)時梁的首都)，‘元帝將降，乃聚名
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后閣舍人高善寶焚之。……于謹(jǐn)?shù)扔陟袪a之中收其書
畫四千余軸歸于長安。故顏之推《觀我生賦》云“人民百萬而囚虜，書史千兩(輛)而
煙揚。史籍以來，未之有也。普天之下，斯文喪矣”’。 (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卷一《敘畫之興廢》 。 ) 二十四萬卷的數(shù)目或作‘七萬’，或作‘十四萬’，或作
‘十余萬’。古人一卷如今人一冊，二十四萬不算太多，‘七萬’或‘十四萬’卻嫌
太少。經(jīng)過這一浩劫，梁武帝所收右軍帖二百七十余軸，究竟還保留多少，是無法肯
定的。
到了唐初，時代又相隔了一百多年。中間由于喪亂，書畫還繼續(xù)有所損失。然由
于朝廷的獎勵收購，鐘王真跡卻如雨后春筍一樣，涌現(xiàn)了出來。
太宗皇帝肇開帝業(yè)，大購圖書，寶于內(nèi)庫。鐘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
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 (徐浩《古跡記》，《法書要錄》
卷三。)
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
帝令魏少師(徵)、虞永興(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zhèn)?。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
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
帙。(韋述《敘書錄》，《法書要錄》卷四。)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這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盡管有魏、虞、褚諸人
加以鑒定甄別， 但他們的鑒別似乎沒有梁武帝、 陶宏景那么謹(jǐn)嚴(yán)。請看褚遂良撰的
《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吧。(見《法書要錄》卷三。)他把梁武帝‘恐非真跡’的《樂
毅論》列為‘正書第一’，把依托的《蘭亭序》列為‘草書第一’。這是可以相信得
過的嗎?答案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至于劉、何兩人之說到底是劉真何偽，或者兩者都偽，或者各有部分真實呢? 我
看，以第三種的可能性最大。特別是兩說之中都有智永，是一位關(guān)鍵性的人物。這個
人很值得重視。
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書家。據(jù)說他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尤
善草書，他的真草書《千字文》就寫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還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
煬帝曾經(jīng)稱贊他的書法是‘得右軍之肉’。《淳化閣法帖》卷七曾把智永署名的《承
足下還來》一帖，收為王羲之書；這雖然出于編者王著的疏陋，但也并不是毫無來由
的?！F門限’的故事屬于他，‘退筆冢’的故事也屬于他。據(jù)說，向他求書的人太
多，連門限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鐵皮來保護著。又據(jù)說，他使用過的廢筆頭裝了
十幾缸，每缸可容幾石，后來把它們埋成了一個大土堆。
象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qū)懗觥短m亭序》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不僅《蘭亭
序》的‘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
適應(yīng)。因此，我樂于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請看世傳墨池
堂祖本智永所書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題名，用筆結(jié)構(gòu)和《蘭亭
序》 書法， 完全是一個體系。智永書《告誓文》世稱為智永所‘臨’，更有人說是
‘集字’，其實都是臆說。王羲之墨跡早于梁代已入于秘府，智永何從得而臨摹? 墨
池堂本其所以稱為‘祖本’者，因傳世尚有石刻殘本和玉煙堂本都是墨池堂本的復(fù)刻。
墨池堂本缺‘漸’、‘貪’二字，后二本亦缺；墨池堂本‘乏’字頗似之字，而石刻
殘本竟誤為‘之’。石刻殘本后半殘缺，有無‘智永’題名不得而知；玉煙堂本則把
‘智永’題名刪去了。這是有意假充王羲之的真跡，那才是后人的作偽，智永是不能
負責(zé)的。
前代也有人說過：‘《蘭亭修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缼煂嵱臆娔?裔，頗能傳其家法?！?《蘭亭考》卷六引錢塘吳說語。)又有人說‘隋智永亦臨寫刻
石，間以章草?！?《蘭亭考》卷五。)兩者都說為‘臨寫’，雖然沒有把真相透露出
來，但智永和《蘭亭》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是很明顯的。我估計，智永寫《蘭亭》應(yīng)該不只一
本，象他寫的《千字文》有八百多本的一樣，故旁觀者以為他在‘臨寫’而已。
我在這里要作一交代：我說《蘭亭序》依托于智永，這并不是否定《蘭亭序》的
書法價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認(rèn)《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
這是不能否認(rèn)的。我把《蘭亭序》的寫作權(quán)歸諸智永，是把應(yīng)享的名譽歸還了主人。
我自己也是喜歡《蘭亭序》書法的人，少年時代臨摹過不少遍，直到現(xiàn)在我還是相當(dāng)
喜歡它。我能夠不看帖本或墨跡影印本就把它臨摹出來。這是須得交代明白的。
唐初弘福寺的僧人懷仁，集王羲之書而成的《大唐圣教序碑》建立于唐高宗咸亨
三年(公元六七二年)，上距太宗之死僅二十三年。序中有不少的字采集自《蘭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群’字，一個見‘導(dǎo)群生于十地’，另一個見‘拯群有之
涂炭’。兩個‘群’字都采自《蘭亭序》的‘群賢畢至’?！短m亭》的‘群’字，所
從羊字的豎劃有破鋒，《圣教》的兩個‘群’字也照樣臨摹出原有的破鋒。這就證明
懷仁的臨摹是怎樣地認(rèn)真；而且也證明唐初流傳的《蘭亭序》的寫本或臨摹本，同傳
世的帖本或墨跡本，是一致的。
《蘭亭序》的書法，在唐初已經(jīng)享受著十分崇高的稱譽。孫過庭在他的《書譜》
里說：‘《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
《告誓文》 ， 斯并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终f：‘蘭亭興集，思逸神超。’
《書譜》寫于武則天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而《蘭亭序》已經(jīng)在民間流傳遍了，
被稱為行書的最高峰，可見它的影響之深遠。敦煌也曾發(fā)現(xiàn)過《蘭亭序》的民間寫本
(現(xiàn)藏巴黎)，雖然字跡拙劣，不知道是何人所書，但系唐代寫本是無可懷疑的。
《蘭亭序》 的書法有這樣崇高的盛譽， 故在開元、天寶年間所流傳的關(guān)于它的
‘佳話’，差不多就和神話一樣了。象陪葬昭陵一事，在我看來，就是神話。何延之
的耳語說自是虛構(gòu)， 劉NFDA7的褚遂良奏請說也應(yīng)該是莫須有的。奏請說既已成
為‘佳話’流傳，同時代的何延之，身為刺史和上柱國，何以竟不知道而造作‘耳語’
，并敢于向上方進呈?這就證明：奏請說也只是圓誑而已。
七、王羲之的筆跡應(yīng)當(dāng)是怎樣?
總之，《蘭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筆跡。
那嗎，王羲之的筆跡究竟應(yīng)該是怎樣?
先請注意一下離王羲之只有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梁武帝的《書評》吧。這篇《書評》
是根據(jù)袁昂《古今書評》(見《法書要錄》卷二)而把它稍稍整理、潤色、擴充了的。
袁昂以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奉命評書，他只評了二十五人，梁武帝卻擴充
為三十四人。評語大同小異，唯袁昂文字頗零亂，疑有錯簡，故今不根據(jù)袁昂，而根
據(jù)梁武帝。梁武帝總比唐人較多地看見過王羲之的筆跡。
隋僧智果所書梁武帝《書評》被收入《淳化閣法帖》中。其中關(guān)于王羲之的評語
是這樣：
‘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xùn)。’
‘字勢雄強’和性格倔強很相一致，但《蘭亭序》的字勢卻絲毫也沒有雄強的味
道。韓退之的《石鼓歌》早就譏諷過，‘羲之俗書趁姿媚’，《蘭亭序》的字跡是相
當(dāng)嫵媚的。清人包世臣，在他的《藝舟雙楫》中也說：‘《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
……若如《閣帖》 所刻， 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見
《藝舟雙楫》卷四。) 《閣帖》即《淳化閣法帖》，其第六、七、八諸冊收入了王羲
之的草書，在包世臣看來，連那些字跡都是有問題的。唐人張懷 的《書議》 (《法
書要錄》卷四) ，列王羲之的草書于八人之末。他也早就說過：‘逸少(草書)則格律
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說：‘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些批評是相當(dāng)嚴(yán)峻的，和梁武
帝的《書評》恰恰相反。這就表明：現(xiàn)存王羲之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
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但梁武帝的《書評》 評得卻很抽象， 有意追求辭藻。所謂‘字勢雄強’，所謂
‘龍?zhí)扉T，虎臥鳳闕’，使人很難仿佛王羲之的字跡到底是怎樣一種體裁。
關(guān)于這個問題，康生同志就文獻中作了仔細的探索。他認(rèn)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
唐初是以善草隸、隸書、章草著名的?！占速Y料五條如下：
(一) ‘羲之少朗拔，為叔父 所賞，善草隸?！?見《世說新語·言語篇》‘謝
太傅語王右軍’條下劉注。)
(二)‘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郄 ，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
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
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見梁代虞和《論書
表》，亦見《晉書·王羲之傳》。)
(三) ‘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見《晉書·王羲之
傳》。)
(四)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見《晉書·王
羲之傳》。)
(五)‘獻之……工草隸，善丹青?！瓡r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
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見《晉書·王獻之傳》。)
康生同志說：‘王羲之的字跡，具體地說來：應(yīng)當(dāng)是沒有脫離隸書的筆意。這和
傳世《蘭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徑庭的。’這見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
一些補充證據(jù)值得在這兒敘述。
梁代庾肩吾有《書品》一文，他把漢魏以來迄于梁代的名書家一百二十八人分為
三等九品，統(tǒng)稱之為‘善草隸者’。其中包含著王羲之與王獻之父子，王羲之是上上
品三人中的第三人，王獻之是上中品五人中的第五人。
何謂‘草隸’?庾肩吾是分開來說的，草是草書，隸是隸書。
‘尋隸體發(fā)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
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
‘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chuàng)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
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隸書是沒有問題的，這兒所說的‘今之草書’指的是章草。建初是后漢章帝的年
號，后人雖然有的把章草說成為章帝所造，其實是章帝時代所開始流行的一種寫表章
的草寫隸書，字字分離，不相連接。故庾又云：‘隸既發(fā)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
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郧刂亮簽椤叽@是說梁代以前，正書就是隸
書，草書就是章草。庾所說的過去的事是正確的，但他說到將來千年也不會變，那就
沒有說對。
‘齊相’即指杜操。杜操之名，后人書中每改為杜度，如庾肩吾《書品》列‘杜
度伯度’ 于上中， 謂‘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詔復(fù)奏事。皆作草書’。
‘漢帝’即指漢章帝。唐人張懷 《書斷(中)》(《法書要錄》卷八)列杜度于‘精品’，
云‘后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使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為齊相，善章草。’
又引蕭子良云‘本名操，為魏武帝諱，改為度?！瘧选〔煌馐捳f，謂‘蔡邕《勸學(xué)
篇》云“齊相杜度，美守名篇”，漢中郎不應(yīng)預(yù)為武帝諱也?！鋵嵤捵恿际钦f后人
為曹操諱，非杜操自諱。懷 似將杜操與杜度判為二人，在其《書斷》(上) 》(《法
書要錄》 卷七) 論章草條下， 既引蕭子良說‘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稿法’，又云
‘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于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杜操與杜度既誤
為兩人，因而‘漢齊相’亦有誤作‘魏齊相’者。如齊人王僧虔錄《宋羊欣：采古來
能書人名》(《法書要錄》卷一)云：‘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擞趾笕送?作聰明者所臆改。唯庾氏《書品》中杜度與杜操之名亦歧出，此蓋由于諱改未盡，或
則回改未盡。(前代諱者，后代因不諱而又改回原字，故書中往往零亂。) 竇NCB7E
?！妒鰰x(上)》竇蒙注：‘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后漢齊相。章帝貴其跡，詔上
章表，故號章草。’(見《法書要錄》卷五。)此最為翔實。
還請注意《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那篇紀(jì)錄吧。羊欣是王獻之的弟子，是晉宋
兩代的人。文中在草書之外還有所謂‘草稿’，或單稱‘稿’。
一、衛(wèi) 字伯玉，‘更為草稿。草稿，相聞書也’。(‘相聞’乃尺牘之意。)
二、杜畿、杜恕、杜預(yù)，‘三世善草稿’。
三、王導(dǎo)‘善稿、行’。(稿書與行書。)
四、王獻之‘善隸、稿’。(隸書與稿書。)
說到王羲之，則是‘博精群法，特意草隸’。草、隸者章草與隸書。這和王獻之
‘善、隸、稿’對照起來看，草書與稿書的差別、大王與小王的差別，可以一目了然。
宋代宗炳的九體書中，‘稿書’與‘半草書’、‘全草書’并列 (見《法書要錄》卷
二梁庾元威《論書》) ，宋代王 《文字志》(見《法書要錄》卷一)在‘古書有三十
六種’中亦以‘稿書’與‘草書’并列。這些都證明：唐以前所說的‘草’是章草，
唐以后所說的‘草’是‘稿書’。章草有一定的規(guī)律，‘稿書’則比較自由。故張芝
曾云：‘囪囪不暇草書’，是說沒有工夫作有規(guī)律的章草，只好寫‘稿書’。實際上
‘稿書’并不始于衛(wèi) ，特衛(wèi) 的稿書寫出了風(fēng)格而已。近代發(fā)現(xiàn)的西陲魏晉竹木簡
上的文字其實都是‘稿書’。但那些稿書雖然沒有章草那么謹(jǐn)嚴(yán)，卻總還保留著隸書
的筆意。這是時代使然，任何變化都是有一定的過程的。
我很欣賞上舉李文田的推測，‘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
子》《爨龍顏》相近而后可’。請注意，他說的是‘相近’，也就是說必須有隸書筆
意而后可。隸書的筆意究竟是怎樣的呢? 具體地說來，是在使用方筆，逆入平出，下
筆藏鋒而落筆不收鋒，形成所謂‘蠶頭’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qū)懡?jīng)書，
雖已收鋒，仍用方筆；凡一點一劃、一起一收，筆鋒在紙絹等上轉(zhuǎn)折如畫三角形。這
樣的用筆法，就是所謂隸書筆意。
再者，李文田所提到的《寶子碑》(圖版貳)，以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云南曲靖
縣南七十里楊旗田，后移入城內(nèi)武侯祠側(cè)?！洱堫伇?圖版貳)在云南陸良縣東南二
十里貞元堡，直到清代道光年間才被當(dāng)時的云貴總督阮元幕下的文人們所注意到，而
加以重視?！秾氉印房逃跂|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四○五年)五月。--碑文作‘太亨四
年，歲在乙巳，四月’，蓋安帝元興元年(公元四○二年)曾改元為太亨，后又改回元
興，元興只有三年，于第四年春正巳改元為義熙，陸良道遠，不知道中央已屢次改元，
故猶沿用太亨年號至于四年四月?！洱堫仭穭t刻于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四五八年)。
有趣的是，《王興之夫婦墓志》的字跡與《寶子》極相類似，而《謝鯤墓志》的
字跡則與《龍顏》相近。這可證明，在南朝的晉宋時代，無論在中央或極辟遠的地方，
文字結(jié)構(gòu)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個體段，對于兩漢的隸書都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李
文田所說的‘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
故有《王興之夫婦墓志》與《謝鯤墓志》的出土，李文田的預(yù)言可以說已經(jīng)實現(xiàn)
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將來很可能有羲之真跡出土，使李的預(yù)
言能得到全面的實現(xiàn)。姑且寫在這里，作為第二次的預(yù)言。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書后
文章脫稿后，我同一位對于文字學(xué)和書法都有研究的朋友談及李文田的說法。出
乎意外的是，這位朋友卻不以李說為然。他認(rèn)為《臨河序》是節(jié)錄，文后的四十個字
是把文外的記事?lián)诫s進去了的。
我只得請他把《蘭亭墨跡》的神龍本，拿出來研究一下。這是所謂《馮承素摹本》
(圖版壹)。因為唐人把隔水換過，一首一尾還留下‘神龍’二字的長方形半印。文前
剩下‘神龍’二字的左半，文后剩下右半。‘神龍’是唐中宗的年號，在存世墨跡本
中，大家傾向于以這本為最好。它的真跡尚存故宮博物院，我曾經(jīng)親自去對勘過。
我對不同意李文田說的朋友說道：暫且把文章的真?zhèn)伪荛_，就字論字吧。依托者
在起草時留下了一個大漏洞。那就是一開始的‘永和九年，歲在癸丑’的‘癸丑’兩
個字。這兩個字是填補進去的，屬文者記不起當(dāng)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
白只能容納一個字的光景，因此填補上去的‘癸丑’二字比較扁平而緊接，‘丑’字
并且還經(jīng)過添改。這就露出了馬腳，足以證明《蘭亭》決不是王羲之寫的。在干支紀(jì)
歲盛行的當(dāng)年，而且已經(jīng)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寫文章，豈有連本年的干支都還記不
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
我的話還沒有十分說完，朋友已經(jīng)恍然大悟了。《蘭亭序》是依托，看來是無可
爭辯的。
說到了《神龍本蘭亭墨跡》，在這里不妨再寫出一些我自己關(guān)于它的看法。照我
看來，這個墨跡本很可能就是真跡。它不是臨摹本或者‘響拓本’。原文二十八行，
基本上是用濃墨寫成的，但有三個字的墨色較淡而潤。那就是‘齊彭殤為妄作’句中
的彭、殤、為三個字，彭字較淡，殤字稍濃，為字又轉(zhuǎn)淡。這是在寫屬中筆尖蘸了兩
次水的原故。
還有，幾處刪改的字句使用了三種墨筆，即濃筆、淡筆、半濃半淡筆。為明了起
見，我在這里畫出一個表來。
濃筆癸丑(首行)痛(二十一行)文(末行)
淡筆向之(十七行)每(二十一行)作(末行)
半濃半淡筆良可(二十五行)夫(二十五行)因(十三行)
‘痛’字是由‘哀’字改的，初稿為‘豈不哀哉’，改定為‘豈不痛哉’。末行
‘文’字，也是序文最后一字，先寫為‘作’，用淡墨筆涂去，然后用濃墨筆改寫為
‘文’。即‘將有感于斯作’被改定為‘將有感于斯文’。
‘向之’二字，初稿為‘于今’。即‘于今所欣， 仰之間，以為陳跡’用淡墨
筆被改定為‘向之所欣， 仰之間，以為陳跡’。原用‘于今’，很明顯地還保留著
孫綽《蘭亭后序》中的‘今日之跡，明復(fù)陳矣’的胎盤。
‘每’字最值得注意。它是先用濃墨筆寫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筆添寫為‘每’
字，故一字之中有濃有淡。為什么要這樣改? 那是因為在修辭上避免文字的重復(fù)。初
稿是‘一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一句之中有兩個‘一’字，故把上字改為‘每’。
在這兒把作文者的精神活動明顯地攝影在紙上了。
第二十五行的一句初稿的‘良可悲也’是用濃墨筆寫的，用半濃半淡筆涂去‘良
可’二字，又把‘也’字改為‘夫’。于是‘良可悲也’便被改為‘悲夫’兩個字。
這些改動，特別是用三種墨筆來改動，這是表明著文章在定稿過程中經(jīng)過反復(fù)的
修改。在前也有人注意到這些，但他們堅信《蘭亭序》是王羲之自己做的，自己寫的，
故認(rèn)為是臨摹者仔細地臨摹了王羲之的稿本，連筆墨的濃淡都照樣臨摹出來了。這是
為先入之見所囿的見解。今天我們知道《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臨河序》，更不
是他的親筆，那就用不著再走彎路，可以直捷了當(dāng)?shù)卣f：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
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yīng)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同他所寫的《告誓文》和別人
臨他所寫的《歸田賦》，筆跡差不多完全相同。
神龍本有石刻本傳世，在第十三行(‘或因寄所托’云云) 與第十四行(‘趣舍萬
殊’云云) 之間，有‘貞觀’、‘褚氏’、‘紹興’三印，而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本
卻只有‘紹興’一印，而無‘貞觀’與‘褚氏’二印。因此，也有人懷疑墨跡本的可
靠性。 其實這是把問題弄顛倒了。 這不是墨跡本有問題，而是石刻本的‘貞觀’與
‘褚氏’二印是被后人移植上去的。還有，墨跡本的前隔水，在重新裱裝時，左側(cè)的
邊緣被剪去了二分左右，以致前隔水上原有的題字和印章略被剪損。至于前后隔水上
的印章與刻本不盡相同，那些都是刻石者玩弄的詭詐，不足為異。
在這里，隨帶著再談一談羲獻父子的異同。唐人張懷 的《書估》(《法書要錄》
卷四)寫于天寶十三年，其中有下列一段故事：
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
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币萆傩Χ淮?。
這同一故事，又見張懷 的《書議》 (《法書要錄》卷四) 及《書斷》(上) 》(
《法書要錄》卷七) ，懷 當(dāng)有所本。這個故事，和陶宏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所
談到的另一個故事，表面上雖似矛盾，而實質(zhì)上是相通的。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
失郡告靈不仕以后，略不復(fù)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
書。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
由這兩個故事看來，在書道發(fā)展史中，羲之是屬于守成派，獻之和羲之晚年的代
筆者， 則是革新派。 獻之幼年，他的父親說他‘善隸書，咄咄逼人?！?(見王羲之
《致郄曇論婚書帖》。) 但他稍長后，認(rèn)識到了社會的要求，感覺到書法必須改革，
應(yīng)該采取‘稿行之間’的道路。稿書，速度快。行書，容易認(rèn)。在這個基礎(chǔ)之上而追
求藝術(shù)化，則可適用而美觀。這正是后來書法發(fā)展的道路。
羲之晚年的代筆者，可惜陶宏景未記其姓名，看來他倒是羲獻父子之間的橋梁。
羲獻字帖每每混淆，可在這里找到它的鑰匙。例如，《淳化閣法帖》所收的王獻之字
帖中，有《玄度時往來帖》與《玄度何來遲帖》，是比較豪放的字體，前者提到謝尚，
后者提到謝安，前人以為乃羲之語，非獻之書。在我看來，很可能就是這位無名氏的
代筆者所留下的痕跡。
合乎社會的要求，便會受到社會的歡迎。故王獻之書，在當(dāng)年是曾經(jīng)受到過盛大
歡迎的。陶宏景的《論書啟》中說道：‘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鐘繇)，繼
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nèi)非唯不復(fù)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這倒真是做到了‘咄咄
逼人’的地步。守成派對于獻之是不大滿意的，他們崇尚古雅，以鐘繇、王羲之為軌
范。梁武帝和陶宏景都是屬于守成派。有名的梁代書家蕭子云，就是受到梁武帝書論
的影響，由學(xué)習(xí)獻之，改而崇尚鐘繇。他也有《致梁武帝論書啟》 (見《法書要錄》
卷一)，其略云：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guī)模子敬，多歷年所?！嗄陙恚家婋分颊摃?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
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
這可表見在書法變革時期中的波動。然而‘稿行之間’的道路，卻是開拓出了梁
陳以后，特別是隋唐以后的書法主流。這一變化，到唐代的顏真卿而登峰造極。顏真
卿有字帖自述云：‘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dāng)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顏真卿說得很客氣，其實這是時代使然，并不是他不守祖訓(xùn)。就給大小篆書之讓位于
隸書章草一樣，隸書章草隨著時代的進展也不能不讓位于真書和行草書了。后人所崇
拜的王羲之字跡，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寫的。‘法帖第一’的《蘭亭序》便道穿了其
中的消息。王羲之的章草傳世很少，而他的隸書則從來沒有看見過。后人所傳的王羲
之，大抵是經(jīng)過粉飾(或者可以稱為‘圣化’)后的王羲之。
當(dāng)然，篆、隸、章草還是有生命力的，就連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的金文都依然為
世所寶貴，為書法家所臨摹。但它們是作為純粹的藝術(shù)品，而不是作為通用的文字工
具了。今天的文字更有劇烈的改變，知道了今天，便可以更好地了解昨天。
最后，我還想提到近年(一九五六年二月上旬)在武昌東北郊的河家大灣，由武漢
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發(fā)現(xiàn)的齊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 的《劉覬買地券》(詳見《考
古》一九六五年四期中的《武漢地區(qū)四座南朝紀(jì)年墓》) ，其中的劉覬墓出現(xiàn)了一方
磚刻的買地券，文多至四百余字，大抵完好。磚券現(xiàn)存歷史博物館 (見圖八及所附釋
文)。券文的內(nèi)容，和往年山西出土的《張叔敬瓦缶文》(漢熹平二年所書)大抵相同。
這兩件古文書，不僅可以考見當(dāng)時民間書法的體裁，而且還可以考見未受印度影響以
前的民間信仰的輪廓。特別有趣的是：地下官吏是地上官吏的翻版，陰間是陽間的翻
版。
從《劉覬買地券》的文字看來，仍然還保留著一定的隸書味道，但和后來的真書、
行書也相差不遠了。這正證明書法的發(fā)展，確實在采取著王獻之所說的‘稿行之間’
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再書后
頃得南京文管會五月十九日來信，言于興之墓旁又發(fā)現(xiàn)王彬長女丹虎之墓，出土
物較為豐富。有磚志一塊(圖版陸)，其文為：
晉故散騎常侍特進衛(wèi)將軍尚書左仆射都亭肅侯瑯耶臨沂王彬之長女字丹虎，年五
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白石，在彬之墓右?？檀u為識。
來信云：‘《王丹虎磚志》之出土，證明前所考興之即王彬之子，已確鑿無疑。’
這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將來王彬之墓也很有可能被發(fā)現(xiàn)。目前文管會‘正積極著手編
寫發(fā)掘簡報’，很希望能夠早一天見到。
由寄來的拓片看來，《丹虎墓志》和《興之夫婦墓志》是一人所書。字跡完全相
同。《丹虎墓志》中兩次直稱王彬之名，看來這些墓志都不會是王彬的兒子寫的，也
不會是王羲之寫的。在封建時代，兒子不好直寫父親的名字。王彬是王羲之的叔父，
論理也得回避。王羲之父子對于家諱的回避頗嚴(yán)。王虛舟《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六
引顧汝和說云：
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
以‘政’代之也。
王虛舟更加以引伸， 謂‘近人不解此義， 多以求正為“政”?；蛞钥渍Z解之曰
“政者正也”，不妨通用。又以郢人善用斤，移為“郢政”、“斧政”，愈遠愈訛，
可為一笑也’。
的確是可笑。今天的一些舊式的書畫家或詩人，一直還在沿用著‘法政’、‘雅
政’等字樣。這是在回避一千多年前的江左王家的家諱了。應(yīng)該把這些陳腐的笑料，
一掃而空。
王丹虎未言其夫家，看來是未出嫁的。女子名虎是很少見的例子。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原載《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圖版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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