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是中國儒家治國思想的一貫主張，源于孔、孟，完善于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而且是董仲舒使其成為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和政策主張以社會和諧、國家統(tǒng)一為目標，包括“以義正我”、“以仁安人”和施“教化”、守“等級”、行“仁政”等內容，其最根本的是“以義正我”和“以仁安人”兩個方面。
一、“以義正我”
董仲舒認為，要在社會中樹立有利于國家安定的良好風氣和建立一種上下和諧的統(tǒng)治關系，統(tǒng)治者不能只是用仁義道德去教化別人，起一個傳道言教的作用。德治的首要內容，是統(tǒng)治者必須進行自身修養(yǎng)，以身作則，用自己的表率作用去進行身教。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保ā稘h書·董仲舒?zhèn)鳌?，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孔子語見《論語·顏淵》）民眾之德如“草”，君子之德如“風”，廣大民眾在德行上受君子的影響，就像小草一樣隨風俯仰，“夫上下之化，下之從上”。他告誡統(tǒng)治者說：“爾好誼（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保ā抖偈?zhèn)鳌罚肮示裾?，貴孝弟而好仁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于上，而萬民聽生善于下矣?！保?span style="mso-bidi-font-weight: bold">《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他甚至認為君臣、父子之間的榜樣和感化關系也是一樣的，其間君和父起著主要的作用，“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玉杯》）。他還比喻如同泥在制陶器的模子中和金屬在熔爐里，全靠制作冶煉者的鑄造而成器，這意思一如儒家先師孔子所說“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
在“和諧”德治的這個方面，可以說董仲舒忠誠地繼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的思想。孔子曾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保ā墩撜Z·子路》）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可見儒家一直是把統(tǒng)治者的自身修養(yǎng)當作教化人民百姓的先決條件。
那么統(tǒng)治者用什么來修養(yǎng)自身呢？董仲舒明確指出要用“義”。“義”是用來修養(yǎng)心性、培養(yǎng)品德、陶冶情操的。他說：“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yǎng)其體，義以養(yǎng)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yǎng)也，利者體之養(yǎng)也。體莫貴于心，故養(yǎng)莫重于義，義之養(yǎng)生人大于利。”（《身之養(yǎng)重于義》）董仲舒深入、完整地剖析了心、體和義、利之間的區(qū)別和相互關系，心、體構成一個完整的“人”，人不能沒有心，也不能沒有體，而“義以養(yǎng)其心”、“利以養(yǎng)其體”，“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梢娏x、利都是人所必需的，但二者相權衡，因為“心”貴于“體”，所以“養(yǎng)心”之“義”就要貴于“養(yǎng)體”之“利”。因此董仲舒諄諄教導統(tǒng)治者絕對不能去追求一己之小利，而破壞了公利之大義。
董仲舒區(qū)別并強調了“仁”和“義”在德治中的不同功能：“仁”是用來安人的，“義”是用來治己的。他說：“《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薄洞呵铩匪v的國家治理，就是治“人”與治“我”相結合。因此他反復強調“義”與“我”和“仁”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作了精辟的論述：“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義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恒在我者，恒在我者，而后可以稱義”?！傲x之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耙匀手稳?，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仁造人，義造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人弗予為義”（《仁義法》）。
董仲舒由此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從道德上治人的兩個方面，即“以仁安人，以義正我”。這兩個方面都重于養(yǎng)體之利。而在這兩者之中，“正我”又先于“安人”，因為如果自己不正，還要教化別人，這不僅在事實上難于做到，而且這本身就是不義的?？梢娫诙偈娴暮椭C德治和義利思想中，修心養(yǎng)性之義處于最突出的地位。他還明確指出，人之所以追求義，正是人之有別于動物的地方，人不是像鳥獸那樣“荀為生荀為利而已”，“天之為人性命”，總還要“使行仁義而羞可恥”（《竹林》）。
董仲舒還由此揭露了封建官吏貪財忘義的嚴重問題，他認為任何統(tǒng)治者的一切惡行，都是因為重利而輕義，“利者盜之本也”（《王道施》）。他說“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有的人卻缺乏義的行為，究其原因，是“利敗之也”（《玉英》）。有不少貪官污吏“去理而走邪”，就是因為“亡義而徇利”（《身之養(yǎng)重于義》），即追求私利而敗壞了道德。因此在一個完美的德治社會中，“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王英》）。如果統(tǒng)治者“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就必然會使“百姓趨利”（《五行變救》），“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仁義，重仁廉而輕財利”（《為人者天》）?！胺蛉擞辛x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yǎng)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財也?！保ā渡碇B(yǎng)重于義》）
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義”，“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俞序》）；如果一個人不講“義”，那么與其“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竹林》）?！疤焓┲谌苏?，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竹林》）。他還引用曾子的話說：“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保ā吨窳帧罚┮虼恕暗轮巍钡牡谝灰x是統(tǒng)治者必須要講“義”，即“以義正我”，這是董仲舒的一大發(fā)明，正如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所說：“仁是愛人，這是孔子所說；義是正我，這是董氏的創(chuàng)見?！?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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