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凝練的物化形態(tài)”的中國書法藝術(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顧問、西安交通大學教授鐘明善語)，正是以其獨特的藝術表現(xiàn)方式，將中華民族的性格、品質、觀念、文化傳達得淋漓盡致。奔流不息的筆墨長河于波光水影間呈現(xiàn)出一派元氣，在書法傳統(tǒng)根脈的找尋中反思，中國書法藝術何以穿鑿千年貫通古今？何以在時序變遷中非但未消弭，反呈勃勃生機？對于“易變”的探究或將構筑一種解讀系——
古典哲學的易變思維
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思想以道、易思想為核心，兼納了法家、墨家、道家、儒家、名家、陰陽家等諸子百家思想精髓，同時亦將外來文化思想之精華融匯其中，其主要精神內核體現(xiàn)于“陰陽觀”與“易變觀”兩個方面，站在中華民族的宇宙觀、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哲學高度統(tǒng)覽歷代炎黃子孫的遺傳品格。
其一，“一陰一陽之為道”的哲學體現(xiàn)在中國大文化的方方面面。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中潛藏著中華先民早已有的太極與陰陽意識，“陰陽對立統(tǒng)一觀”正是“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一分為二”式宇宙觀察理念；而遠在西周時期，先民即“廣泛應用八卦來定吉兇、斷事理、決行為”，西周青銅器銘文及陶片刻符之上的卦象符號“—”表陽爻，“--”為陰爻，正是陰陽化生萬物的古老實證。是以中國人的處世智慧中講求“中和”之美，以文武張弛之道治國理政，以豪放婉約之語定義詞作，以虛實寒熱之別洞察人體，以文質彬彬之德要求修為。一分為二，又合二而一，此即陰陽對立統(tǒng)一觀的最基本觀念。
其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理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永恒的規(guī)律性?！疤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推崇發(fā)展變化的理念、講究“極而復返”的規(guī)律，亦是中華民族繼承已久的經典哲思，窮則思變而處變不驚，求變以獲新生，因變而得長久，易變之觀是也。事實上，中國人概念里的“中正”向來絕非守成不易，關乎易變的哲思正如同游走于新舊平衡之間的砝碼，因于易變而創(chuàng)造中和，亦不斷打破舊有中和，新一層次的沖和靜謐方得重建。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撲朔迷離、似實還虛中滲透著的是事物易態(tài)變形的多元化可能；“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自然為因，陰陽為基，形勢自出，易變相承。探究中國書法的易變之道，其實質正是回溯中國民族相傳已久的“文化根性”，這一東方式的哲學觀與美學觀既運用于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與把握中，也運用于對新世界的開拓中，并且鮮明地體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外現(xiàn)于紙端的高度意象化形態(tài)——書法藝術之中。
歷代書論的易變觀照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載體，借由意象思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存在于各種書體的形成過程，同時亦存在于人們對書法藝術的認知之中。歷代書法理論即為記錄筆墨精神的一手材料。
盡管特定朝代有著流行于當時的特定審美理念，相當數(shù)量的語詞與今不甚相同，然“一分為二”、講求對立的觀點以及關注矛盾兩面的可貴意識已然閃現(xiàn)其間，探及存在于對立之中的易變哲思不可勝數(shù)。漢代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中即有“隨事從宜，靡有常制”之論，今日讀來仍可感知時人對作字中易變的關注；王羲之的《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中講“若平直相似，狀若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這篇旗幟鮮明的文字雖后被證為偽托之作，但其所提“狀若算子”之辭早已被后世口耳相傳并津津樂道，足可謂反面出擊、極言變化的經典之作；“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藏匿于毫端的奇麗正透過奇崛變幻的筆勢，于不經意間傾瀉于紙面，無怪乎蔡邕所慨“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歷覽五種書體的形成與演變過程，玄妙的意象背后皆屬道盡中國哲學“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的易變規(guī)律認知；仔細考察各個書法基本要素，其間對于易變之道的呈現(xiàn)更俯拾皆是：中國書法的用筆法則中，諸如“中側”“藏露”“輕重”“縱收”等矛盾概念已然體現(xiàn)著中國人對于陰陽對立、化合融匯的成熟思想意識；談及結字形勢與章法安排，唐人張懷瓘曾援引《蘭亭序》中“之”的二十余個不同寫法展開論述，言語之間看得出時人講究字字個性相異、追求保持了“平正”大體勢下的“不平齊”之理念；對于字間關系的“勾連”之論，特別是相互處于上下、左右關系之中的多字情狀，恰恰表征著對于“書勢”不可斷絕的極度重視——蔡邕《九勢》所云“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蕭衍《草書狀》言及“縱橫如結，聯(lián)綿如繩”“斜而復正，斷而還連”，李世民《王羲之傳論》中“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等等論說，無一不是重視字間有機關聯(lián)的體現(xiàn)；更有對于書作之中“行氣”的審美思考，“斷而還連”看似關乎作字時的具體技藝，實則“藕斷絲連”式的細密之思恰是一種極符合中國人心理的審美理念，通過這種口唇間欲說還休、眉眼里顧盼有情的隱晦，傳達出綿延不絕的情調。
“龍?zhí)扉T，虎臥鳳闕”“鴻鵠群游，絡繹遷徙”……如此種種以生靈所作之喻極多見于古代書論。正如書法肇始于自然，古代書論寫作的原材料本就來源于對自然界生靈的關注，一蟲一獸均是其來源，這些被寫進書法藝術理論的生命體本身具有勃勃生氣，其于揚頭擺尾間流瀉而出的，全然是顧盼生姿的生動變幻，亦不乏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動勢與協(xié)調。
現(xiàn)代創(chuàng)作的易變邏輯
在現(xiàn)代書法的創(chuàng)作探索中，我們總習慣于從文化本身所具特質出發(fā)來尋找答案。中西方有著極其不同的文化性格，區(qū)別于西方的“天平”式絕對平衡，中國文化更于借助傳統(tǒng)“稱”式思維，于看似不平齊間，借由秤砣的微妙挪移達到心理認知上的全新平衡，易變恰是其中要義。
事實上，在一個由空間和時間構成的巨大坐標系里，每一種書法形式均遵循著易變邏輯得其當時當下的位置——少字數(shù)書作有如獨舞，是將空間性強調到了極致的典范；字數(shù)較多的布陣式作品則恰好相反，對矩陣中每個個體的空間構成相對弱化。不止于此，書法藝術亦隨環(huán)境的變化而隨時產生異于以往的調整，譬如對聯(lián)形式之變——在古代社會生活環(huán)境之下，實用性決定其必然布于房門兩側，書法相對方整端嚴，變化幅度較小；而置于現(xiàn)代展覽中，合并展列的變化則決定其更需具備較大的矛盾呼應關系，此即環(huán)境改變帶給章法的必然變化?？梢哉f，現(xiàn)代書法創(chuàng)作的易變邏輯絕非一成不變，其本身即始終處于隨機布勢、生生不息的流轉與易態(tài)之中。
我們今天呼喚現(xiàn)代書法創(chuàng)作回歸契合人們日常生活的“智性書寫”，實際上正是想以書法記錄最真實而不乏變化的生活片段，尋找恰當書法語言與主體當下情緒的最佳配置，追求濃淡墨色里最具鮮活感的人格與心性寫照。
中國書法藝術以意象式的形態(tài)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展現(xiàn)于紙端，透過點線曲直、輕重方圓可以窺探中國人行走世間的人生哲思。自古而今，筆墨氤氳中變幻的是線條、結體與走勢，不變的是師法自然的理念；更易的是粗細、強弱、濃淡、緩急，堅持的是知黑守白、收放得當，一陰一陽所構筑起的中和之美；生發(fā)是筆墨間外現(xiàn)的多彩情懷，守望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博與雅的深邃內涵與本質，是中國人的美麗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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