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面憂國憂民，滿口假仁假義。
滿腹多忌多疑，滿身無才無識。
這是一段在甲午戰(zhàn)爭后流行于京師士林的人物風評。所指的人物是誰？今天的國人如果僅僅從教科書上了解那段歷史的話，可能會大跌眼鏡。這說的是兩朝帝師翁同龢。
在今日歷史教科書中，翁同龢可是一個形象高大的政治家，他是兩朝帝師，是清流領袖，是主戰(zhàn)派，堅決反對投降，是維新人士的有力支持者。
這些說法從字面上來看，沒有什么大問題。但評價歷史人物，遠不是非黑即白的臉譜化那么簡單。后世許多人評價從甲午之戰(zhàn)到戊戌變法，總認為主戰(zhàn)派是正義的，主和派是懦弱的；帝黨是維新的，后黨是守舊的。而翁同龢站是光緒皇帝的老師，帝黨中堅，自然也代表正義。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后世人評價往往各取所需，以政治立場來取舍。而在當世時，時人對一個重要人物，更著重于他的人品，他的功過。
簡而言之，翁同龢是甲午之戰(zhàn)的重要推手。他如此做并非愛國，而是因為翁氏家族和李鴻章的私怨。據(jù)說是早年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時，因為翁同龢之兄翁同書任安徽巡撫時，錯用苗沛霖，而擬稿參劾，翁同書幾乎喪命。他希望通過對日之戰(zhàn)來消耗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如果清廷贏了，他是主戰(zhàn)第一大臣；如果輸了，李鴻章的政治勢力自然受到打擊。
胡思敬《國聞備乘》有《名流誤國》條，詳述了翁同龢促成了“甲午浪戰(zhàn)”：
甲午之戰(zhàn)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同龢舊傅德宗，德宗親政后，以軍機大臣兼毓慶宮行走，嘗蒙獨對，不同值諸大臣不盡聞其謀。通州張謇、瑞安黃紹箕、萍鄉(xiāng)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緣出其門下，日夜磨礪以須，思以功名自見。及東事發(fā)，咸起言兵。
是時鴻章為北洋大臣，海陸兵權盡在其手，自以海軍弱、器械單，不敢開邊釁，孝欽以舊勛倚之。謇等僅恃同龢之力，不能敵也。于是廷式等結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進言于上，且獻奪嫡之謀。妃日夜慫恿，上為所動，兵禍遂開。
既而屢戰(zhàn)不勝，敵逼榆關，孝欽大恐，召同龢切責，令即日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同見鴻章，即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
同龢曰：“計臣以撙節(jié)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
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
同龢語塞，歸乃不敢言戰(zhàn)。后卒派鴻章東渡，以二百兆議和。自是黨禍漸興，杖珍妃、謫志銳、罷長麟，汪鳴鑾、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棄官而逃，不敢混跡輦下。德宗勢日孤而氣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難作矣。
翁同龢的門生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的記述佐證了胡思敬之說。
是時張季直（注：即張謇）新狀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chuàng)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zhàn)。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
余復自天津旋京，往見常熟，力諫主戰(zhàn)之非，蓋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獎借者也。乃常熟不以為然，且笑吾書生膽小。
余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膽嘗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常熟言合肥治軍數(shù)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zhàn)耶？
余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zhàn)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余見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復與語，興辭而出。
“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本褪墙璧稓⑷酥g。借國事而報私仇，這樣做無論如何稱不上忠臣吧？
翁同龢能青云直上，固然和自己的文章之才和學問有關，更與其門第昌隆相關。其父親翁心存也曾是帝師、大學士，門生故吏遍天下。但治國理政，文章之才并不是最重要的。翁同龢一輩子呆在中樞做官，教導小皇帝，歷任各部侍郎和尚書，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那樣帶兵打仗、任一方封疆大吏的經(jīng)驗。他腦子活，會來事，卻心胸狹隘，嫉賢妒能。
官場公認這位翁師傅“好延攬，而必求為己用，廣接納而不能容異己”。對嶄露頭角的官場新秀和才華出眾的年輕人，他一副禮賢下士的面目，延攬為自己所用。如對同鄉(xiāng)張謇是這樣的，對力主變法、名聲甚著的康有為、梁啟超亦是如此。甲午戰(zhàn)敗后，很難說他真心贊成變法，只是當時變法維新已成共識，各方所爭論的是如何變。翁同龢以慣用的手法，籠絡這一浪潮中的士林領袖，搶占話語權和人事權。說來說去，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如果說翁同龢給李鴻章使絆子，是因為兩家有宿怨，還可以理解。甲午戰(zhàn)敗，李鴻章替整個帝國背鍋，因之失勢，一意主戰(zhàn)的翁同龢仍然身居中樞，炙手可熱，而對政壇上影響越來越大的另一位大吏張之洞打壓排擠，足可見其人品。
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中法因越南的控制權而爆發(fā)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鴉片之戰(zhàn)后清朝軍隊少有的一次佳績，可在報銷軍費時，主政戶部的翁同龢處處刁難。隨著張之洞聲望日高，有讓其入軍機之議，翁同龢擔心張之洞進了軍機，削弱自己的權力，大力阻撓。張之洞的《廣雅堂詩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藥房先生即翁同書，被曾國藩參劾后，本來判了斬監(jiān)侯（死緩），后來改為流放伊犁；翁仲淵即翁曾源，翁同書次子，翁同龢之侄，同治二年中狀元，這一科的第三名即探花是張之洞?？梢妰杉医磺榉藴\。在輯錄詩集時，翁、張已經(jīng)交惡，張之洞在此詩下自注：
藥房先生在詔獄時，余兩次入獄省視之。錄此詩，以見余與翁氏分誼不淺。后來叔平相國（注：翁同龢字叔平）一意傾陷，僅免于死，不亞奇章之于贊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
這等于一個大佬公開吐槽另一個大佬，張的幕府勸他將這段刪去，以免引起風波。張之洞堅持己見，將這段注釋保留，可見其心中之憤怒。
翁氏作為，可以說辜負了太后，也辜負了皇帝。所謂“后黨”“帝黨”，原來并不涇渭分明，慈禧太后對翁氏父子是相當信任的，否則怎么把親兒子和嗣子同治帝、光緒帝都交給他教導？作為帝師和大臣，他本應該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極力彌合母子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對年輕氣盛的皇帝進行勸導，而不是相反。
若沒有甲申易樞——1884年（光緒十年）4月8日，慈禧發(fā)布懿旨，將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大臣全班罷免的事件，恭親王仍然在中樞主持大政，翁同龢的勢力起不來，很可能就沒有甲午之禍。對翁同龢這個人，恭親王看得清清楚楚。馬勇先生于《戊戌政變的臺前幕后》一書中寫道，恭親王臨死前對來探視的太后和皇上叮囑要提防翁師傅。
對于翁同龢，恭親王根據(jù)自己多年共事與了解，以為他不僅一味夸張，力主開戰(zhàn)，一錯再錯，以致十數(shù)年之教育、數(shù)千萬之海軍（注：應該指數(shù)千萬兩銀子打造的海軍），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將國家從甲午戰(zhàn)前的坦途引領到現(xiàn)在如此危險境地，列強乘此機會大有瓜分中國之勢，德?lián)z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都是翁同龢誤導之過。至于翁同龢的人品，恭親王也相當瞧不起，他告訴皇上和皇太后，此人“居心叵測，并及怙權”，如果不對他進行防制，將來一旦他與康有為等人聯(lián)手，必將禍及大清王朝。
恭親王的遺言，以及其他大臣的進諫，加上光緒帝本人的認識，終于讓皇帝做出決定，驅逐翁師傅。1898年6月15日，變法剛剛拉開序幕，是日為翁同龢的68歲生日，皇帝對他下了一道旨：
協(xié)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xié)，以致眾論不服，屢經(jīng)有人參奏。且每于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于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讓翁同龢離開朝廷回家養(yǎng)老，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共識，并非一些人所言是光緒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而做出的，此時太后還是基本上讓皇帝做主。但翁同龢被罷官，也并不能使變法維新順利推行，此前埋下的隱患太多了。
翁同龢的蘇州同鄉(xiāng)、同朝為官的潘祖蔭對他的評價可謂精到：
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
也就是說他對少年時的朋友依然玩心眼，使手段，可想而知對其他人了。潘祖蔭預判他將來會聰明反被聰明誤，果然是應驗了?？蛇@樣的大人物，誤己是小事，他誤的可是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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