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經濟文化之所以能享譽世界皆因胸懷坦蕩，高舉“開放”大旗。作為絲綢之路主干道的組成部分，河西走廊是大一統(tǒng)王朝開疆拓土，對外交流的前沿陣地，更是各路商旅匯集、各種風物薈萃的大舞臺。
涼州，是眾人向往的國際性大都市，吸引著李白、王維、王之渙等多位明星紛紛來當“ 西漂”。廣義的涼州，即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它們就是沙漠旱海前沿的“深圳特區(qū)”。
再次見到長安城時，曾經健碩雄壯的年輕漢子，已經有些須發(fā)花白。公元前126年，出使西域13年后，張騫重返漢都長安。當時他本人肯定不會意識到，這漫長冒險究竟有著多么深遠的意義。今天，有西方學者將其譽為“東方的哥倫布”、“中國第一位外交家”。
張騫通西域，不僅是一次極為艱險的外交行為，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地理探險?；氐介L安后，他將西域以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西亞，以至安息（伊朗高原地區(qū)）、印度諸國的方位、幅員、人口、城市、物產等信息，向漢武帝做了詳細匯報。這份報告（其信息被司馬遷采用，寫入《史記·大宛列傳》），至今仍是研究上述地區(qū)歷史地理的珍貴資料。根據(jù)張騫帶回的情報，經過一系列部署，漢武帝在河西走廊陸續(xù)設置了武威郡、酒泉郡、張掖郡、敦煌郡，史稱“河西四郡”。
盡管我們經常無比自豪地夸耀中華的地大物博，但是在唐宋以前，中國人的視野仍然局限于封閉的大陸（不僅是疆域上的，更是思維上的）上。在航海技術不足以遠航的條件下，黃土地孕育的黃皮膚人，被草原、荒漠、高山、海岸牢牢地圈起來。此情形下，河西走廊成了最重要的開放窗口。河西四郡的設置，與其說鞏固了對匈奴的勝利，從長遠看，毋寧說打通了整個歐亞大陸梗阻的經脈。
張騫的這次行動，正如蝴蝶的翅膀能引發(fā)颶風一樣，產生了時人預料不到的效應。河西走廊是出于軍政目的而被打通，但軍人和使者只是匆匆過客，最終讓這里充滿活力的是絡繹不絕的商隊。循著河西走廊，他們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蘿卜和地毯等傳入漢地；漢朝回報的，則是絲綢和鑄鐵、開渠、鑿井等技術。河西安定之后，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大文明第一次有了交流。從張騫時代開始，中原王朝終于不再蜷縮一隅，舒展開了西邊半個龐大的身軀。
一道大門打開之后，就不可能輕易再合攏，縱然在動亂歲月，這里的駝鈴聲也始終未絕。
相比國運昌盛的盛唐，短命的隋朝常常被后人詬病，隋煬帝更是被視為暴君。但是，在經營河西走廊方面，隋王朝的地位舉足輕重。正是這個王朝，結束了東漢末年以來的動蕩歲月，讓河西走廊重新置于大一統(tǒng)王朝管轄之下。
隋煬帝一生好游。他總共在位13年，在長安和洛陽的時間只有5年，其余時間都在“巡游”或“出差”。公元609年三月，他的龐大車隊駛向了帝國的西方——河西走廊。這次有史書記載的西巡，創(chuàng)造了多項歷史紀錄：軍隊和隨行官員多達十數(shù)萬，遠遠超過秦始皇、漢武帝的出巡規(guī)模，后來康熙、乾隆帝下江南也難望其項背；27個國家的外賓出席，十幾萬觀眾集會于方圓數(shù)十里之地；他是所有統(tǒng)一王朝中唯一實地考察過河西走廊的國家元首。
關于這場盛會的概述，用現(xiàn)代話語表述就是：1400多年前，隋煬帝在張掖建造了行宮，并主持召開了一次規(guī)模盛大的“萬國博覽會”。抵達張掖后，高昌、伊吾吐屯設等幾十個國家的首領或者使臣前來謁見，表示愿意臣服。煬帝為此在附近草原上舉行了長達6天的盛會。
大業(yè)五年的隋煬帝，尚未表現(xiàn)出后來才有的昏聵。在河西走廊，他以開放的胸懷，導演了一出剛柔并濟的大戲。魏晉以來，中原政權對河西控制無力。隋朝建立后，一度阻斷絲綢之路的突厥、吐谷渾和黨項分別被制服，絲綢之路徹底打通。在大臣裴矩的協(xié)助下，雄才大略的隋煬帝制定了交通西域、發(fā)展絲路貿易的國策。一方面，他派遣裴矩掌管張掖的商貿互市，安撫招徠西域諸國的商賈使臣；另一方面，連續(xù)出兵攻打吐谷渾。焉支山盛會，正是他在凱旋途中舉辦的慶功大典。攜著擊潰吐谷渾主力的聲威，再刻意用觀風行殿、千人帳、珍寶文物來彰顯國力的富強，如此恩威并施、文武并用，隋王朝牢牢控制了西域數(shù)千里的黃沙與綠洲。
大業(yè)五年六月十八日，焉支山盛會的最后一天，煬帝下詔，在吐谷渾故地設西域四郡：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從此，西域門戶再度大開。史書記載，隋煬帝大業(yè)年間，相率而來朝的國家有30多個，絲綢之路上一派繁忙景象。張掖，當年漢武帝以“張國之臂掖”而命名。中華帝國的這支長臂，在萎縮了3個多世紀后，再次向西方伸出了強壯有力的手掌。
隨著煬帝統(tǒng)治的惡化，隋末重新經歷動亂。不過，隨著李唐王朝建立，突厥、吐谷渾再度臣服。在此基礎上，唐王朝跨大漠，越雪山，相繼降高昌、平焉耆、破龜茲，設安西四鎮(zhèn)，確立了王朝對今新疆及中亞大部分地區(qū)的統(tǒng)治地位。唐太宗本人，被西域諸國奉為“天可汗”。河西走廊就像一枚接力棒，由漢武帝傳到隋煬帝，又由隋煬帝遞給唐太宗。
公元7世紀中葉，“天可汗”唐太宗與他的帝國，以河西走廊為鼓槌，面向整個世界，奏響了高亢的東方音符，并在唐玄宗時期，將開放的力度推向了頂峰。
今人或許沒人能想到：一個300多斤重的大胖子，轉起圈來竟會如此輕盈。但是，這一幕恰恰就發(fā)生了——幾乎只是一甩袖子，安祿山臃腫的身軀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陀螺。他飛快地在波斯地毯上轉了起來，剛開始，人們還能看到他因為劇烈運動而從額頭滲出的汗珠，但隨著節(jié)奏的加快，片刻之后連他的五官都已辨認不清了。這是安祿山在唐玄宗與楊貴妃面前跳胡旋舞的情形。
一段舞畢，殿內轟然喝彩。唐玄宗看在眼里，心中歡喜，竟然令人取過一面羯鼓來，挽起袖子親自為安祿山伴奏。急促的羯鼓聲中，安祿山轉得愈發(fā)迅捷，就像在殿內卷起了一團灰蒙蒙的旋風。從“貞觀”到“開元”，經過隋末短暫混亂后，中華帝國終于迎來了一個被后世奉為傳奇的輝煌盛世。胡旋舞，正是其間帶來的文化交流成果之一。這個被視為華夏民族的黃金時代，處處洋溢著濃郁的異域氣息。除了胡舞、胡樂，還有胡服、胡妝、胡食、胡藥……跟胡旋舞一樣，這些異域的“舶來品”都是通過河西走廊傳入內陸的。
唐王朝對西域的經營，無論是規(guī)模，還是力度，都大大超過前代，實際控制的范圍，甚至超過了西漢的巔峰時期。而作為聯(lián)系著都城與西域的最重要通道，河西走廊成為了整個帝國最受矚目的區(qū)域。
有一個叫“旗亭畫壁”的典故，用一個側面說明了河西涼州在民眾心目中的知名度。
所謂旗亭，即酒樓。唐玄宗開元年間，詩人王昌齡、王之渙、高適游學洛陽。一個雪天，三人小聚酒樓，忽有梨園伶官十數(shù)人登樓會宴。三人回避，躲在角落圍爐觀看。接著又有四位妖艷女子登上樓來。隨即樂曲奏起，演奏的都是當時的名詩。三人遂相約，說彼此各擅詩名，但一直未能分個高低，今日且借這些歌女的表演定個輸贏。最終，王之渙取得了勝利，因為最美麗的那位歌女，唱出了他的《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睕鲋荩唇裉斓母拭C武威，亦即漢武帝所置的河西四郡之一，有時“涼州”甚至作為整個河西走廊的代稱。
如果說隋煬帝時期，“萬國博覽會”讓張掖風頭出盡；那么到了唐代，涼州則足足出彩了一兩百年。漢唐時的涼州，不僅是絲路上的商業(yè)重鎮(zhèn)，而且是河西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交流中心。安史之亂前，河西的產糧不僅可滿足區(qū)內開發(fā)及其邊防之需，而且余糧還能源源東運，充實皇家糧倉。唐開元年間，“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實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唐代涼州被譽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據(jù)史念海先生《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一書，涼州在唐初有戶八千有余，天寶年間又增至二萬二千余戶，于河西諸州中人口居首位。另外，唐代著名的客商粟特人被歸入“昭武九姓”，多有人定居于此。
是的，那時作為大都會的“涼州”，是如此深入人心，是如此的令人向往。涼州是整個河西走廊的縮影。那時的河西，不僅是一條帝國開放前沿的大走廊，更是自由貿易區(qū)，甚至堪稱當時的“國家經濟特區(qū)”。
說起彼時的經濟重鎮(zhèn)，唐人常云“揚一益二”，說的是揚州、益州的繁榮（揚州為今揚州市；益州為今成都市），二者地位相當于今天的上海、廣州，但唐代河西地區(qū)的繁榮也不遑多讓，猶如后來崛起的經濟特區(qū)深圳。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記載，天寶八年（749 年），全國和糴倉儲糧總數(shù) 1139530石，其中河西地區(qū)的糧食存量多達 371750 石，占到了全國的32.6%！時人則云：開元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這樣評價河西地區(qū)的經濟狀況：“今居延海澤接張掖河（張掖河，即黑河），中間堪營田處百千頃，水草畜牧，供巨萬人。又甘州（注：治所在今張掖市）諸屯，犬牙相接，見所聚粟麥積數(shù)十萬，田因水利，種無不收，運到同城，甚省功費。”
或許只是巧合，當代地圖上，舊都長安所屬的陜西省輪廓，像一個跪坐的秦俑，他拱手作揖的方向，正是物產豐饒、水草豐美的河西走廊。的確，京畿地區(qū)的長治久安，要感謝河西走廊的養(yǎng)育與拱衛(wèi)?；蛟S正是帶著濃厚的感恩情懷，眾多成名于都城的熱血青年和文人大V，如李白、王維、李賀、李頎、王翰、王昌齡、岑參等，有的奔赴河西任職，有的在此巡游考察，有的赴西域途中在此逗留，寫出了《使至塞上》、《涼州詞》、《關山月》、《從軍行》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邊塞詩。
他們的才情詩篇歌頌了河西，河西的沃土也成就了這些名篇。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闭l也沒有想到，短短幾十年間，“天可汗”的王朝竟會墮落得如此不堪救藥。唐天寶十四載，即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叛唐，改變大唐走勢的“安史之亂”爆發(fā)。值得一提的是，安祿山的先祖是西域粟特貴族，也是通過河西走廊進入中原的；他集結的15萬叛軍中，有一大部分是突厥、室韋等所謂的胡人，日后延續(xù)叛亂的部將史思明，原來姓阿史那，也是一個胡人。
仿佛一夜之間，唐帝國偏癱了！一直野心勃勃但被壓制多年的吐蕃趁機集結重兵，大舉入侵河隴。公元763 年，也就是安史之亂被平定的那一年，吐蕃軍隊已經盡陷鳳翔以西、邠州（今陜西旬邑縣）以北數(shù)十州之地；之后，吐蕃繼續(xù)深入，先后占領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沙州（今敦煌）、肅州（今酒泉）、瓜州（今瓜州縣）等地，直至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及安西（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區(qū)）、北庭（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區(qū)）轄地全部為吐蕃侵占。吐蕃之后，控制河西的是回鶻、黨項。
安史之亂后，曾經的大都會涼州人口驟降、百業(yè)皆廢。關于這一點，元初史學家馬端臨敏銳地指出：“蓋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后，一淪異域，頓化為龍荒沙漠之區(qū),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安祿山等人的發(fā)難，宣告了中原王朝由盛轉衰，從攻勢轉為了守勢。而中國的北方，也在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中耗竭了元氣，經濟中心逐漸南移，都城不停地向東、向南撤退，長安、洛陽、開封、臨安……
兩宋以來，海上絲路逐漸代替了陸上絲路，商人用航船代替了駱駝。河西走廊上的腳步聲越來越稀疏，隨著風沙的呼嘯，陷入了漫長的沉睡。一條路，曾托起漢唐盛世的開放之路，就這樣被時間凝固。
回顧古代河西走廊的開放史，大致有以下幾個節(jié)點：漢武帝時期，以河西走廊為窗口，首次讓東西方兩大文明有了交流；隋煬帝重新打通河西走廊，并在張掖主辦大型國際交流盛會；唐太宗則在河西走廊基礎上向西開疆拓土，對周邊國家恩威并施，營造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唐玄宗時，異域多元文化通過河西進入內陸，并大放異彩，但盛極而衰，河西絲路隨之沉寂千年。
無論是漢、隋、還是唐，作為河西走廊 核心的涼州，都扮演了經濟特區(qū)的角色。這里是國際交流的舞臺，
是帝國伸向沙漠瀚海的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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