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出現(xiàn)于魏晉易代之際，是與當時思想上玄風漸盛，政治上爭權奪位日趨殘酷的社會環(huán)境分不開的。魏晉易代之際，儒家的正統(tǒng)觀念屢遭政治現(xiàn)實的沖擊而日趨崩潰瓦解，同時道家所倡導的順應自然更適合茍全亂世的需要，因此這一時代涌現(xiàn)出大量追求幽虛玄遠、放誕不羈的名士。
竹林七賢是繼何晏、王弼之后興起的名士團體，在《世說新語·任誕》與《晉書·嵇康傳》中，皆以阮籍、嵇康、山濤并稱。山濤在七賢中年齡最大，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長五歲，比嵇康大十九歲。
山濤與嵇康、阮籍二人的私交是很不錯的，但同時，與他們二人遠離政治、恢弘放曠的“竹林精神”旨趣卻相去甚遠。山濤的后半生可說是官運亨通，受到司馬師和司馬昭極大的信任，統(tǒng)領吏部，位列三公。但他卻能一直保持著與不和司馬氏合作的嵇康的友情，這就是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山濤的政治理想也應值得注意。從史料可以知道，山濤最開始入仕是為魏效力的，后來感覺到了司馬氏的不臣之心，于是辭官避禍，在司馬氏代魏為晉以后，又來投靠司馬氏。這一點，與儒家思想背道而馳，因為儒家是歷來追求的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但是把山濤解釋為貪圖功名也不正確，因為《晉書》上說他為官幾十年了，自己家的房子都還很破舊，不夠自己的兒女居住，后來晉武帝還賜了他一套房子。
這明顯又是兼濟天下的儒家理想。同樣，在對待嵇康的兒子嵇紹是否入仕的問題上，山濤的一席話也可堪琢磨“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因為這句話，山濤后世一直遭到儒家的批判。從這些材料我們能夠知道，山濤是一個做官圓滑但又不附勢，清廉簡樸但又遇事通達的人。
《世說新語·賞譽》里面就記載過王戎評價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說人們都能夠看出來他的超卓，但都不知道他的能力究竟有多大。而這些是不是就來自山濤早年的竹林之游，他的玄學背景，就是使得山濤在亂世中得以保全自己，屹立不倒的思想精髓呢？
山濤出生于建安十年，即公元205年。從《晉書》上的記錄來看，山濤才識過人，卓然不群，頗有早慧。但因為山氏家族在當?shù)夭凰阋粋€士族，社會地位是庶族，所以無法依恃。士族，就是指世家大族，一般是世代為官而且有爵位、有封地的名門望族。庶族，也可稱之為寒族、寒門，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政治地位不高，只能靠自己努力才能獲得一官半職，并且職位通常都不高。
漢代以來，士族和庶族可以說是界限分明，壁壘森嚴。士族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都占有壟斷地位，甚至擁有世襲的特權，基本上牢牢把持了仕途的要沖。而山濤祖上沒有出過任何一位名人，父親山曜，只是一個小地方的縣令，而且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山濤成年后入仕無門，只好“性好老莊、每隱身自晦。”但山濤的愿望仍然是踏入仕途。
在魏晉時期，一個人的風神氣度往往能夠影響他的名氣，甚至影響他的仕途，所以山濤相信自己能夠在官場做出一番成就來。對他來說，如果只是為了獲得個官職，他并不是投靠無門。因為司馬懿也是河內(nèi)郡溫縣人，跟山濤是同鄉(xiāng)。不僅如此，司馬懿還娶了山濤的從祖姑張春華，因為這門親事，讓山濤跟司馬氏除了同鄉(xiāng)之誼以外，更多了一層親戚關系。
《晉書·后妃傳》載曰：張春華行事果決，自然是很得司馬懿看重，張春華的母親河內(nèi)山氏，就是山濤的從祖姑。司馬懿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一個比山濤小三歲，一個小六歲，都年紀相仿。所以，山濤要靠著從祖姑張春華的裙帶關系，登門求官，司馬懿也未必不會給山濤一官半職。
但山濤沒有這樣做，具體原因雖不可考。但從他后來躋身竹林名士行列中來看，他對“士”的節(jié)操和品行是有著自己的堅持的。從他生平來看，曾經(jīng)就有過入幕司馬氏的機會，因為他年輕時就顯露不凡才識，于是就有山氏的族人在司馬懿面前推薦他。
后世很多學者對此保持一定的懷疑態(tài)度。因為山濤十七歲的時候，還是黃初二年，即公元221年，那個時候還是魏文帝曹丕在位時期，司馬懿在當時還只是任侍中、尚書右仆射。為曹丕對抗吳、蜀而出謀劃策，羽翼未豐，因此綱紀天下未免言辭太過。何況當時司馬懿正值壯年，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分別是14歲和11歲，未及弱冠，就算此時欲“綱紀天下”，那也應該是跟司馬懿而不是他的兒子。
而且，倘若司馬懿當時真起了篡位之心，也不可能讓一個遠房親戚就能看出來，那樣的話，早就等不到曹睿托孤的那一天了。因此，對于這個記載，更客觀的情況是根據(jù)后來的歷史發(fā)展添加的，是一種倒果為因的情況。但是，這條記錄仍是能夠提供另外一些可靠的信息。首先是山濤十七歲時確實是有才干，成為山氏家族的后起之秀，受到了族人的推舉。
其次，司馬懿所說的“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可能是確有其事，因為山濤確實是庶族寒門，自然是受士族的輕視，不相信山濤有這樣的能力。所以山濤在青年時期很可能受到了族人推舉，但因為出身低微，最終是沒能走上仕途。雖然與司馬氏有著親戚關系，但司馬氏在一開始并沒有對山濤給予很大的重視，同時，山濤也并沒有選擇為了做官而投靠司馬懿。
山濤在仕途上暫時受阻，但他并沒有放棄做官的希望，而是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做隱士。魏晉時期，在之前正始名士的努力下，玄學已經(jīng)成為當時的顯學。在當時，不光是在野的隱士，甚至世家大族弟子，也熱衷于談玄論道，如何晏、夏侯玄、鐘會等人，所以，如果能在玄學上取得一定的學術地位，有了些許名聲，那么完全可以以此作為敲門磚，打開官場的大門。
按照山濤當時的情況，如果要入仕，最好的方法也就莫過于由隱士到名士，取得社會的注目；由名士入官場，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所以，“性好老莊、隱身自晦”更有可能是山濤無奈的選擇。對他來說，他對學術的興趣并不是很大，他的興趣在于學術與政治的橋梁關系，但即便如此，他也難融入權貴們的圈子。
但山濤以老莊精神，坦然順應世事發(fā)展變化，在關鍵時刻知道見微知著。終南捷徑，這個典故雖然在唐代才出現(xiàn)，但這個詞是對山濤這一類隱士現(xiàn)象絕佳的形容。所以在山濤的青年時期，他主要做的就是這三件事，讀老莊，做隱士，交朋友。而這三件事中，交朋友尤為重要。
因為山濤之隱，絕非真隱，只不過是以退為進的一種手段。所以，做隱士就不能一個人做，因為一個人做，無聲無息無影響，很難搏得聲名，所以這樣的隱居對山濤來說沒有意義。因此，必須要找到一伙人一塊做隱士，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搏得聲名，為世人所看重。在當時，玄談風氣盛行，世間也不乏有各種學術團體，或隱或顯，但是山濤沒有選擇加入。
原因很簡單，人家已經(jīng)形成了氣候，此時再加入，也不過是亦步亦趨，意義不大。諺語也云：寧做雞頭，不做鳳尾，所以不如組成個新團體。若是發(fā)展的好，隱出了名氣，那么隱士自然就成了名士。如果還能夠在一班名士中成為座上賓，那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隱居的越久，名氣就越大；名氣越大，被朝廷或者官府征召的機會就越多。
盡管山濤的選擇是正確的，但到他踏入仕途的那一天，他已經(jīng)四十歲了。也許是他做隱士的聲名終于到達了某些人的耳朵里，這時有人來請他出山當官。山濤沒做一推再推的姿態(tài)，也沒有礙于隱士名士的面子，坦然地接受了征召。他先是被任命為輔佐郡長官的主簿，不多時又提拔為功曹，掌管選舉郡內(nèi)官吏之事。沒干多長時間，又被提拔為主向中央?yún)R報情況的上計掾。
官職雖不大，但是山濤證明了自己確實是有才干的，幾十年的沉淀使得山濤做事老練沉穩(wěn)，幾次提拔，更是讓他既熟諳了地方的風土民俗，又結識了上層的權貴要人。在營造自己政治影響的同時，為進一步的發(fā)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因為有了這些政績，再加上他的成熟練達，很快被郡舉了孝廉。
舉孝廉，是漢文帝首創(chuàng)的一種人才察舉的制度，到漢武帝時正式確立，此后一直被東漢、魏、晉所繼承。舉孝，是選用一些在孝悌方面有突出表現(xiàn)的人；舉廉，是提拔某些有清廉之聲的官吏。在草創(chuàng)之初，兩者是各有職分的，舉孝歸舉孝，舉廉是舉廉，到了后來，實際操作上，就合二為一，而且成為了選舉官員的主要途徑。
在名額限定上，基本以郡為單位，一般是由郡太守保舉，大概20萬人口才能產(chǎn)生一人。一旦被選上孝廉，便極有可能進入中央為郎官，甚至是升入各部門要員，或是州郡長官。所以在當時，如果被保舉為孝廉，那么就認為是走上了仕途的大道。
山濤在被舉為孝廉之后，很快就受到了州府的征召，山濤擔任的是郡國從事，職責是分管和聯(lián)絡河南郡的事務。而河南郡，正是屬于以首都洛陽周圍區(qū)域為范圍的特設州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州政府就在洛陽，所以山濤的這個“從事”，可以說是所有“從事”中離官府最接近的了，直接在天子腳下辦事。
從一個地方小吏，爬到京城機要之地的官員，山濤只用了3年時間，這樣的速度不可謂不快，仕途應該說是非常順利的。按這樣的發(fā)展速度，雖然起步晚，但是進入官府仍是遲早的事情。但就在這個時候，山濤選擇了棄官，可以說這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當時正處在魏明帝曹睿過世不久，曹睿臨死前托孤大將軍曹爽、太傅司馬懿共輔新帝齊王曹芳。
這時，權力之爭就不可避免了。當時，曹爽采納丁謐的計謀，明升暗貶，使皇帝下詔尊司馬懿為太傅。名義上是輔佐天子的老師，實際上在曹魏時代，這只是一個虛銜，從而削去司馬懿的實權。把司馬懿架空之后，曹爽便大張旗鼓地開始在朝廷的各大要害部門安插自己的親信，遍布黨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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