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說到晚唐詩，人們往往只注意以溫庭筠、李商隱、杜牧為代表的綺麗風格的作品以及以皮日休、杜荀鶴、聶夷中為代表的反映現(xiàn)實黑暗的作品。近十幾年來，人們對晚唐詠史懷古詩和感傷時亂之作有了足夠的重視，但是，對晚唐詩依然缺乏整體的把握和研究。我們在通讀晚唐詩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一系列定量性分析，發(fā)現(xiàn)晚唐詩壇上，不但存在著上述幾種詩歌創(chuàng)作傾向，同時還存在著大量的以抒發(fā)凄清、淡泊情懷為主要內容的山林隱逸詩作。詩中反映的那種孤高避俗的創(chuàng)作趣尚，代表了封建王朝后期部分文人消極避世的社會心態(tài)和審美情趣。晚唐山林隱逸詩人生活的時代，政治局面極其混亂。于斯之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tǒng)治集團內部矛盾十分激烈。官場上黨同伐異?；鹿?、藩鎮(zhèn)、朝中奸佞為了實現(xiàn)其篡權陰謀，不惜相互勾結，排除異己，喪心病狂地殺害一批又一批清正廉潔的朝廷官員。一些已經(jīng)取得功名、步入仕途的正直知識分子，連自身的操守都難以保持，更不要說實現(xiàn)報國的初衷了。許渾身居監(jiān)察御史的高位，卻時刻感到自危，隨時準備棄官歸隱?！疤摯麒F冠無一事，滄江歸去老漁舟”（《秋日候扇》）明確地表達了他的這一愿望。他把官場比作釣鉤和籠子，用“水深魚避釣，云迥鶴辭籠”（《李生棄官入道因寄》）表示對避世行為的贊許。司空圖三十三歲進士及第，官至中書舍人，卻于光啟三年（887）步了許渾的后塵，歸隱中條山王官谷。后雖幾經(jīng)遷移，但始終未再出仕。鄭谷光啟三年登進士第，當過都官郎中，后來也隱逸家山，布衣終老。
與此同時，世風日下，科場上朋黨勾結，行賄納賄現(xiàn)象嚴重。大量出身寒門、秉性正直的知識分子，既自恃才高，不屑迎合時俗，又拙于鉆營，難得權貴援引。他們要么終生不第，要么勉強博得一第，起碼也是應試十次以上，即便是考中進士，也難以受到朝廷的重用。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于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王定?！短妻浴肪硪稽 逗⒉挥觥罚?。喻鳧，曾應舉十余年，始得一第，作詩曰:“關河一棲旅，楊柳十東風”（《上高侍御》）。后來也只做得烏程縣令。任蕃，“初亦舉進士之京，不第。榜罷，進謁主司曰:‘仆本寒鄉(xiāng)之人，不遠萬里，手遮赤日，步來長安。取一第，以榮父母。不得。侍郎豈不聞江東一任蕃，家貧吟苦，忍令其去如來也!敢從此辭，彈琴自娛，學道自樂耳?！魉緫M，欲留，不可得。歸江湖，專尚聲調”（《唐才子傳·卷七》）。方干，“幼有清才，散拙無營務。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湖中”（《唐才子傳·卷七》）。李洞，“家貧，吟極苦，至廢寢食”（《唐才子傳·卷九》）。處在這樣的政治局面、社會環(huán)境和人生困境中，詩人們縱然胸懷大志，也沒有用武之地。
盛唐詩人們曾經(jīng)有過的理想模式和生活方式，在當時的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失去了可能實現(xiàn)的土壤。在他們當中，“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那種儒家特有的積極用世的精神泯滅了。他們再不能高歌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丈二十二韻》）那樣的豪言壯語。久困名場，長期不得意的生存處境，使他們大都理想幻滅，心灰意懶。他們的心理結構呈現(xiàn)出一種悲哀、消沉的態(tài)勢。然而，人總是要安身立命的。面對末世窮途，如何在惡劣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建立新的人生模式，便成了擺在詩人們面前的人生課題。換言之，也就是如何安頓生命，保持心理平衡的問題。
與那些幻想繼續(xù)用儒家詩教來“補察時政，泄導人情”，對朝政和世風進行改造的詩人不同，具有悲哀、消沉心態(tài)的晚唐山林隱逸詩人，大多在長期的壓抑中形成了一種內傾型的性格。他們也不像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詩人那樣，及時行樂，在聲色中沉醉度日。他們只是企圖尋找一種平靜淡泊的生活和詩境，通過隱逸林泉，棲心禪悅，來表示對污濁、黑暗現(xiàn)實的厭惡和回避，同時也用以解脫時代與社會給自己帶來的煩惱和痛苦。鄭谷的“琴有澗風聲轉淡，詩無僧字格還卑”（《自貽》），很能代表這些人不慕世俗繁華，獨標清高淡泊的審美心理，也吐露了他們之所以連篇累牘地寫作與琴棋僧鶴等題材有關的作品，目的是為了表示品格高雅，宦情淡薄，胸無一點塵氛俗氣。這樣的審美心理和表現(xiàn)內容，表明他們對事物的注意傾向，已經(jīng)不在于或積極進取、或風流浪漫的現(xiàn)實生活，而在于遠離塵世、未受污染、安寧靜謐、毫無功利目的的林泉野趣。
然而，詩人們的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又是怎樣轉移的呢?作為詩人而言，從上述審美心理出發(fā)，他們在題材選擇方面有哪些特點?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有哪些具體的審美操作?翻開他們的作品，探索他們的心路歷程，不難看出，他們主要是通過以下四種途徑來實現(xiàn)轉移和超脫的:欣賞、品味清高不俗之林泉雅事;讀詩與寫詩;參禪拜佛，結交方外之友;與志趣相投的朋友往還酬唱。下面試作簡單分析。
翻開晚唐山林隱逸詩人的集子，發(fā)現(xiàn)他們寫得最多的，就是欣賞自己隱逸的林泉，品味清高不俗的隱逸生活。這類作品在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如:
靜里層層石，潺阮到鶴林。
流回出幾洞，源遠歷千嶺。
寒助空山月，清兼此夜心。
幽人聽達曙，相和蘚床吟。（劉得仁《聽夜泉》）
中宵茶鼎沸時驚，正是寒窗竹雪明。
甘得寂寥能到老，一生心地亦應平。（司空圖《偶詩五首》之五）
尋人直到月塢北，覓鶴便過去峰西。
只今猶有疏野調，但繞莓苔風雨畦。（陸龜蒙《新秋雜題六首·行》）
聽泉、品茗、弈棋、飼鶴、賞月、踏雪、望云、采藥、彈琴，如此等等，便是晚唐山林隱逸詩人們不厭其煩、反復描寫的高情雅事。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介紹北宋初年以學“晚唐體”著稱的九僧時說:“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渥帜松?、水、風、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彼v的雖然是九僧，但透給我們的消息卻是“晚唐體”的題材實在是太狹窄。究其原因，是寫詩人的生活面太窄了。
晚唐山林隱逸詩人大都生活在“不多山下去”（唐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了與人間別”（李群玉《山中秋夕》）那種封閉式的環(huán)境中。所以，當他們吟詠林泉雅事時，就只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盡量發(fā)現(xiàn)和建立一個自足自娛的美好世界，如陸龜蒙的《新秋雜題六首》，就是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定“眠”、“行”、“倚”、“吟”、“食”、“坐”等六事進行吟詠的。詩人們正是通過這些日常瑣事中蘊含的“閑”、“適”、“獨”、“靜”的情趣來表現(xiàn)自己的不問世事，標舉自己的淡泊甚至淡漠，從而消磨壯志，泯滅激情，轉移自己原本積極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使自己從遭遇不平的憂傷、痛苦中解脫出來。
當他們靜下心來，面對山野林泉那種種極清極靜的物事時，其感情真的會變得平靜，其胸懷真的會變得散淡。久而久之，他們發(fā)現(xiàn)閑居瑣事中自有樂趣，于是，那種不遇不達的憤懣也就自然消解了。司空圖在《歸王官谷次年作》詩中寫道:“亂后燒殘滿架書，峰前猶自戀吾廬。忘機漸喜逢人少，覽鏡空憐待鶴疏。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酣歌自適逃名久，不必門多長者車。”亂兵焚毀了詩人鐘愛的書籍，這本來是件傷心事，但歸隱林泉后峰前屋后那些幽靜的景物依舊給了他以喜悅，從而使他“忘機”，使他拒絕了塵俗。又如曹鄴的《山中效陶》詩:“落第非有罪，茲山聊歸止。山猿隔云住，共飲山中水。
讀書時有興，坐石忘卻起。西山忽然暮，往往遺巾履。經(jīng)時一出門，兼候僮仆喜。常被山翁笑，求名豈如此。齒發(fā)老未衰，何如且求己?！痹夥曷涞冢臼俏娜俗畲蟮牟恍?，詩人卻在與山猿為鄰共飲的隱居生活中尋得了解脫，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無法感受的欣喜和愉快。正是這種耽于林泉雅事的樂趣，使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不但忘卻了煩惱憂愁，也找到了現(xiàn)實可行的人生寄托。于是，這種對幽深清遠之林下風流的愛賞，便逐漸成了詩人們一種自覺的審美追求。
表現(xiàn)自己的讀詩寫詩生活，也是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作品中常見的內容。在唐代，因著“以詩取士”的科舉考試制度，文人們對創(chuàng)作詩賦的重視程度超過了此前此后的任何一個朝代。然而，將寫詩視作自己的生命，作為自己生活的唯一內容，恐怕是中唐以后才有的事情。在文學史上，說到“苦吟詩人”，人們首先會想到有著“郊寒島瘦”之稱的孟郊和賈島。這兩位詩人都是仕途十分坎坷、生活十分貧困的寒士。他們對詩歌藝術的追求也比一般人要執(zhí)著得多。賈島嘗自狀其創(chuàng)作甘苦及癡迷態(tài)度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斷句》）。孟郊對寫詩的喜愛同樣到了癡迷的程度。金人元好問視他為“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論詩三十絕句》）。
無獨有偶，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也是這樣的一個群體。這群久困名場的寒士們如此苦吟，其目的除了極少數(shù)人想通過詩藝博得一第或者博取清名以外，大部分人都是想通過讀詩寫詩來消愁解悶。早在六朝，鐘嶸在《詩品·序》中就說過:“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彼?，處在日暮途窮之社會時代與清貧苦寒的生存環(huán)境之中的詩人們，寫詩便不失為安頓心靈、排遣愁悶的最好辦法。通過寫詩，他們不但能消憂解愁，而且還可以顯示自我價值。唐代畢竟是一個重視詩和詩人的朝代，更何況晚唐還有“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的風氣呢?正如鐘嶸所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序》）。一方面，寫詩可以使自己陶醉于無限深永的韻味之中，另一方面，一首好詩也可以使他人讀后內心感動，產(chǎn)生“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杜荀鶴《苦吟》）的良好效應。而這些正是晚唐山林隱逸詩人們所企盼的。于是，這些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詩人，就顧不得家徒四壁、瓶無儲粟、簞瓢不繼的現(xiàn)實，而大寫特寫其詩了。只要能寫出好詩，他們就心有所甘。因此，有的詩人“昏昏過朝夕，應念苦吟人”（喻鳧《獻知己》），有的詩人“吟安一個字，斷數(shù)莖須”（盧延讓《苦吟》），還有的詩人“到曉改詩句，四鄰兼苦吟”（劉得仁《夏日即事》），更有甚者，“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方干《貽錢塘縣路明府》）。
他們中，有足不出家門二百里，而傾其心血作詩的山人唐求，吟詩“有所得，即將稿為丸，投大瓢中?；虺陕?lián)片語，不拘長短，數(shù)日后足成之。后臥病，投瓢于錦江，望而祝曰:‘茲瓢儻不沉沒，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胺褐列虑凶R者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唐才子傳·卷十》）。還有以“月鍛年煉”著稱，其詩“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唐才子傳·卷九》）的嵩山隱者周樸。據(jù)《唐詩紀事》記載:周樸“性喜吟詩，尤尚苦澀。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茍得一聯(lián)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zhí)而訊之。樸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钡镁渫?，以致癲狂，竟鬧出如此笑話。這些晚唐山林隱逸詩人為什么幾乎人人都苦吟成癖呢?因為科場與他們無緣，官職與他們無分，政治抱負無法實現(xiàn)，只有讀詩寫詩是屬于他們的。
所以，盧延讓可以“險覓天應悶，狂吟海亦枯”（《苦吟》），劉得仁做到了“吟興忘饑凍，生涯任有無”（《夜攜酒訪崔正字》）。這種種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創(chuàng)作狀態(tài)，與其說是一種苦不堪言的自我折磨，不如說是一種極度的興奮和迷狂，是一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zhí)著追求和精神享受?？梢韵胍姡谀欠N一般人難以忍耐的貧寒清苦的生活中，吟詩給詩人們帶來了怎樣的樂趣與安慰。
尋求晚唐山林隱逸詩人自我解脫的心路歷程，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詩人們對參禪禮佛、登臨山寺、結交方外也有極為濃厚的興趣。在他們的作品中，再也看不到初唐、盛唐詩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功名直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那種儒家特有的積極用世的精神面貌。他們津津樂道的只是傾心禪悅、出入佛老、清凈無為的淡泊情懷。由于晚唐五代佛教禪宗大為發(fā)展，他們受到的禪風影響較初唐盛唐詩人也更多。如許渾信仰南宗禪，周賀曾為衲子，李洞、喻鳧等人常年寄居精舍，鄭谷與釋齊己有師弟子情誼，又“多結契山僧，嘗言:‘蜀僧似茶，未必盡美，不能舍之”（《唐才子傳·卷九》）。這些，都足以說明他們與佛門結下的深緣。方干在《白艾原客》詩中說:“閑言說知己，半是學禪人?！蓖硖粕搅蛛[逸詩人耽于禪悅的共同歸趣由此可見。下列詩篇便是詩人們棲心釋禪生活的反映:
敗葉填溪路，殘陽過野亭。
仍彈一滴水，更讀兩張經(jīng)。
暝鳥煙中見，寒鐘竹里聽。
不多山下去，人世盡膻腥。（唐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
夜僧同靜語，秋寺近嚴城。
世路雖多梗，玄心各自明。
寒池清月彩，危閣聽林聲。
儻許雙摩頂，隨緣萬劫生。（顧非熊《與無可宿輝公院》）
與初唐、盛唐、中唐詩相比，晚唐詩中有關佛禪題材的作品明顯增多。據(jù)我們初步統(tǒng)計，《全唐詩》中有關佛禪題材（以詩題為準，包括登臨題詠寺院、訪僧贈僧、參禪拜佛等內容）的作品共2136首，其中晚唐詩人的作品就有1035首。而在晚唐詩人中，又以這群隱逸詩人所寫為最多。北宋張方平曾經(jīng)感嘆:“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盡歸釋氏?！边@種現(xiàn)象其實是從中唐開始的，到晚唐則愈演愈烈。
“儒門淡薄”、“盡歸釋氏”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連年混戰(zhàn)的動亂局勢，使這些只能讀書的純儒沒有施展才華的機會。曹松就曾慨嘆:“豈料為文日，翻成用武年”（《書懷》）。其次是由于當時儒學尚未開發(fā)出“治心”的意義，只有佛學提倡的“三界唯識，萬法唯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的理論才能“治心”，才能“以不變應萬變”的態(tài)度應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現(xiàn)實。尤其是禪宗，更是宣稱不必出家，不必修行，只要明心見性，一念悟透，即可立地成佛，解脫人世間的一切煩惱痛苦。這種既高雅又簡便的修持方式，對自命清高而又急需解脫的晚唐山林隱逸詩人們來說，是非常合適的，他們終于在參禪讀經(jīng)中找到了安慰，得到了愉悅，尋得了精神歸宿。他們或登臨佛寺，拜謁禪師;或參加佛事，聆取教義;或焚香獨坐，誦經(jīng)悟理，以優(yōu)游林下、參禪論詩、與僧人交往酬唱為一種清高脫俗的風氣。翻開他們的作品，登某寺、贈某僧、題某禪院之類的題目比比皆是，舉不勝舉。這些作品，除了少數(shù)是些宣揚佛理的說教式的詩體偈語之外，其中大量的作品還是以相當?shù)墓P墨描繪了自然山水中清幽靜謐的景色，只不過這些景色蘊含著“空”、“寂”、“凈”、“靜”的佛理禪意罷了。與此同時，他們的人品、才情甚至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方外人士的贊賞。這些也使他們感到欣慰。如齊己《寄方干處士鑒湖舊居》:“賀監(jiān)舊山川，空來近百年。聞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鳥路深秋石，湖燈半夜天。云門幾回去，題遍好林泉?！狈教幨磕潜緛砀F困潦倒的生活，經(jīng)詩僧一番美化，竟顯得如此逍遙放曠。這在那些尚處在宿世塵網(wǎng)羈絆中的士人眼中，該是多么的瀟灑，多么令人向往!
如前所述，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中不乏將作詩視為生命的苦吟者。他們寫詩的目的，除了消憂解愁之外，還可借以顯示自己的才情與能力。這群窮困不達的詩人既然得不到朝廷的承認，就轉而特別看重友朋之間的賞識。也就是說，盡管在舉場上和仕途中不得意，在隱逸生活中如果能得到志同道合的詩友的承認，也是一件快事，同樣可以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實現(xiàn)自我存在的價值。前面說到的劉得仁、方干、周樸等人，雖然“寸祿不沾身”，卻在詩壇享有盛名。孔子在闡述詩歌的四大功能時指出:“詩可以群。”晚唐山林隱逸詩人的生活大多是凄清孤苦的。由于物質經(jīng)濟條件的限制，又由于對精神生活的向往，他們往往不住在喧囂的城市，更多的是住在寂靜甚至荒僻的山村。這群孤獨的詩人，渴望有情趣相投的朋友與自己往來交談，相互酬唱和答。這些人不遇不達，有著極為相似的人生遭遇，所以在認識上很容易產(chǎn)生共鳴，在情感上很容易得到交流。通過詩歌酬唱，他們不但可以互相安慰，而且可以互相勸勉。他們之間的交往，已經(jīng)不僅僅是以詩會友了。他們可以靠著詩歌交流的作用，在那衰亂動蕩的時代獲得精神食糧，得以生存下來。緣于上述幾種原因，晚唐山林隱逸詩人集中另一重要創(chuàng)作傾向便是訪友贈友、迎送往還，酬唱和答之作很多。這里略舉幾例，便可見出一斑。
已當鳴雁夜，多事不同居。
故疾離城晚，秋霖見月疏。
趁風開靜戶，帶葉卷殘書。
蕩槳期南去，荒園久廢鋤。（周賀《酬吳處士見贈》）
沉沉清暑夕，星斗儼虛空。
岸幘棲禽下，烹茶玉漏中。
形骸忘已久，偃仰趣無窮。
日汲泉來漱，微開密筱風。（劉得仁《夏夜會同人》）
四海通禪客，搜吟會草亨。
燃髭孤燭白，閉目眾山青。
松掛敲冰杖，壚溫注月瓶。
獨愁懸舊旆，笏冷立殘星。（李洞《避地冬夜與二三禪侶吟集茅齋》）
論交雖不早，話別且相親。
除卻棲禪客，誰非南陌人。
半生都返性，終老擬安貧。
愿入白云社，高眠自致身。（李頻《友人話別》）
這些詩，有病中吟，有貧中吟，有寒中吟，有夜中吟。在如此貧病苦寒的人生困境中，似乎只有友情和詩情才能給寒士們以溫暖與欣慰。無怪乎他們特別珍惜這種詩友情誼。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的單首酬唱之作以外，晚唐山林隱逸詩人中還出現(xiàn)了引入注目的專題酬唱詩。這些詩以大型組詩的形式寫成，其中以皮日休、陸龜蒙所寫最為突出。陸龜蒙寫有《漁具詩》二十首、《樵人》十詠、《茶具》十詠、《酒中》十六詠，皮日休則不厭其煩，一一奉和。他們這種搜索枯腸，樂此不疲的做法，雖然也有點逞才炫博的意思，所寫內容也十分細碎瑣屑，但以如此大型的酬唱組詩出現(xiàn)，在唐代詩歌史上，也足以構成一道景觀。而陸龜蒙《和襲美春夕酒醒》則云:“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后不知明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通過對隱逸生活中一個優(yōu)美片段的著意渲染，既表現(xiàn)了詩友散淡不俗的風神韻致，又能引起人們對如此逍遙人生的羨慕。
總之，晚唐山林隱逸詩人的創(chuàng)作傾向是與他們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的。生存狀態(tài)與生存需要決定了他們的生活內容，也決定了他們的寫作內容。他們所過的隱逸生活，似乎是無奈的。但是，面對極黑暗極腐敗的衰亂之世，如果不選擇隱逸，就只能更加痛苦。帶著科場失意、仕進無門的遺憾和憤懣走進山野林泉，自然無法具有王維那樣瀟灑悠閑的心境，也無法具有陶淵明那樣淳厚茂樸的胸懷。概言之，他們無法與大自然的境界和洽地融為一體。他們的眼光僅僅落在彈琴、品茶、飼鶴、漱泉、讀經(jīng)、念佛、采藥、聽猿、弈棋一類情事上，借以消憂解愁，也借以表現(xiàn)自己的高雅不俗。因此，盡管他們生活在大自然中，卻很少有表現(xiàn)山水境界之作。我們之所以把他們稱作山林詩人而不稱作山水詩人，原因正在于此。他們著意要寫的不是山水境界、山川氣象，而是山林隱逸生活本身。由于主觀心理要求的規(guī)范，這種孤芳自賞（群體內部的互相欣賞也是一種孤芳自賞）的行為，無疑顯得太凄清蕭瑟甚至百無聊賴。但是，即使是百無聊賴的生活，他們也認為是高雅不俗的，于是在品味這種生活時，便自然地貫注一種津津樂道的情緒，也可以說是一種融注了審美心理的審美情趣。當隱逸山林中的種種樂事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以后，他們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內心矛盾的沖突，使心靈達到了較長時間的穩(wěn)定和平靜，甚至從中獲得了一種發(fā)自內心的愉悅。
不可否認的是，由于追求幽深清遠的林下風雅，他們的詩作中，一些屬于上乘的作品，常常帶有清寒空寂的色彩、寧靜淡遠的格調、超塵遠俗的風神、空靈雋永的韻味，因而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價值。我們認為，晚唐山林隱逸詩人生活中種種自鳴高雅的行為，究其初衷，都是一種人生理想不能實現(xiàn)而無可奈何的轉移和寄托。其作品盡管境界狹窄，情調凄清，卻反映了晚唐時期一大批清高而又軟弱的中下層文人，面對極端黑暗的朝政，既心存怨恨又無法公然抗爭的思想特征。向往林泉，出入佛老，提倡內省功夫，追求閑適、清淡、寂靜的生活情趣，這一切無不顯示出封建社會后期知識分子那種老態(tài)的心境。
作為封建社會鼎盛時期士大夫知識分子文化心理象征的豪放剛健、浪漫熱情的盛唐之音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只有這種看似高雅閑靜、實則苦悶凄涼的微音幽韻才是屬于他們的。因此，隱逸林泉，終日沉浸在自以為高雅脫俗的生活情趣之中，既是晚唐一代知識分子對動亂、污濁社會的一種消極反抗，更是他們處于衰亡末世消憂解愁、尋求安慰的一種解脫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