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曾經(jīng)這樣告誡過西方學(xué)者，將俄國的經(jīng)驗作為警鐘是有意義的。西方迄今為止的社會結(jié)構(gòu)從整體上說與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國是相同的。這也就是以賽亞伯林在談到自由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的時候不斷回到俄國經(jīng)驗的原因，在《俄國的思想家》一書中，伯林比較過赫爾岑與巴枯寧兩人之間對于個體自由追求中不同的驅(qū)動力，赫爾岑與巴枯寧都以個體自由的理想為思想與行動中心，但兩者卻有著根本不同，赫爾岑反對歷史是有目的的進步，以及自由體現(xiàn)了歷史的目的的觀點。而在巴枯寧那里，一切個體都可以為反抗集體壓迫的力量讓步。而在談到屠格涅夫的時候，伯林更是從他寬容大度的懷疑主義看到了屠格涅夫?qū)τ趯Ｖ频奈凡篮蛯みM手段的疑懼，在屠格涅夫那里，你無法找到任何可以背誦的教條、任何可以包打天下的靈丹妙藥，在他的小說《父與子》中，主人公巴扎洛夫擁有一種對抗性的才智，他總是否定一切，在他那里沒有任何堅不可摧的東西，他身上恰恰體現(xiàn)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矛盾性。薩義德在談到伯林文章中的屠格涅夫的時候，提出他筆下的巴扎洛夫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們永遠懷疑一切，這種心態(tài)不但成為思考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薩義德認(rèn)為，從事批評和維持批判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而這同樣是伯林在《俄國的思想家》所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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