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
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應以七六年為起始。在這之前，由于缺乏基本的寫作自由，文學作為獨立的藝術是不可能的。在因私人日記而獲罪的年代里，我們還能指望什么？雖然偶有針砭時弊、譏諷政治的文字流傳，但那是另一回事。尤其是作家們內心的屈從，自覺而普遍。雖說他們歷經磨難，甚至也不乏個人才能，但就其文學成就而言實在是小得可憐。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置身其中的作家們的悲劇。
的確，沒有絕對的寫作自由。絕對的無限的自由是自由的上限。對寫作而言，它是不真實的，也看不出有何實際意義。但它（寫作自由）的下限卻至關重要。超過這一限度，就談不上文學的任何可能性。內心的萎縮和窒息也在所難免。
七六年是一個時間性的標志。由于外部因素的變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寫作自由的重要性。從那一刻起至今，已經二十五年了，作家們爭取寫作自由的努力與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績成正比關系。這一過程仍在繼續(xù)。
二，年代。
詩歌作為文學變革的先導，是一件神秘的事。在此，我們無須深究，只是把它作為一個既成事實。梳理近三十年來當代詩歌寫作的線索，我大致將其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
七十年代，為手抄本和“地下文學”時期。
八十年代，為民辦刊物和“詩歌運動”時期。
九十年代，為文學翻譯和“國際接軌”時期。
新世紀，為網絡寫作和“自由發(fā)表”時期。
盡管每一時期的精神氛圍和物質載體明顯有別，但詩人們的寫作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些成就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現(xiàn)代漢語，使其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作為書面語言的現(xiàn)代漢語，在幾代詩人的努力下逐漸臻于成熟和完善。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點將越發(fā)顯明。
然而，相對于喧嚷而動蕩的社會生活而言，詩人們的工作往往位于某種“中心地帶”。人們或被隔絕在外，或無法窺其全貌和精髓。人為的誤導和偏見，一如雪上加霜。我們常常聽見有人議論“詩歌的消亡”、詩人的“小圈子意識”，或將當代詩歌的意義總結為幾位“詩歌烈士”的悲慘壯烈。這真是太幽默了！對此，發(fā)達的媒體和職業(yè)評論家們也許要負一定的責任。但就其詩歌寫作的性質而言，卻也再正常不過。
誤解和壓抑，不僅證明了我們身處時代的浮躁和功利，同時也證明了詩人們的寫作真實而深入。
三，詩叢。
本詩叢為“年代詩叢”，擬編四輯，每輯十本，為個人詩集。
第一輯為“八十年代卷”，入選者大致是活躍或寫作于八十年代的詩人。
第二輯為“九十年代卷”，入選者大致是活躍或寫作于九十年代的詩人。
第三輯為“新世紀卷”，入選者為“新人”。
第四輯為“卷外卷”，拾遺補缺。
這只是一個大致的劃分。由于詩歌寫作的性質所決定，任何明確的規(guī)定和限制都是不合適的。雖然有前面關于詩歌“時期”的粗略劃分為依據，但詩叢分為四卷乃是出版策劃行為，不是對入選者的硬性要求。
“七十年代卷”的空缺是由于其中的大部分詩人都流散海外，因時間關系，詩稿難以收集。在“卷外卷”中，我們將力圖彌補這一不足。
“卷外卷”中除“七十年代”外，還將收入各個“時期”在編選中遺漏的優(yōu)秀詩人。
由于新世紀剛剛開始，對“新世紀卷”中入選的詩人，我們將著重于“預感”或“前瞻性”。
每一“時期”中，都有優(yōu)秀的詩人未能入選本詩叢。這是因為他們的詩集已經出版，尚沒有“新作”問世。或在我們的視線之外。或由于一些原因拒絕本詩叢。
每一“時期”中，都有“重要”或“著名”的詩人未能入選，這是因為“重要”或“著名”不是我們編選本詩叢的依據。因此而出現(xiàn)的“不公正”，我們概不負責。
本詩叢的目的，在于介紹當代詩歌寫作中的優(yōu)秀詩人及其作品。詩叢要求的是未在國內結集出版的“新作”（非正式出版和電子詩集除外）。其選編觀點和角度由詩叢主編，即本人負責。
200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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