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生前出版了五部英文作品，其中三部是散文集，另外兩部是詩集，其中一部詩集還是在他不知情的狀況下，1967在英國翻譯出版，他并不認同。1972年，布羅茨基被驅(qū)逐出國，著陸在美國，用桑塔格的話說，他像一枚從一個帝國射來的導(dǎo)彈，承載著的不僅是他的天才，還有他那來自俄國文學(xué)里崇高而嚴苛的詩人威嚴感。但無論什么樣的天才詩人，他都不可能以寫詩為生，最多以講授詩歌為生，而且是用英語。
與納博科夫承認自己雖然出生在俄國，最終成為了一名美國作家不同，布羅茨基只說自己是一名俄語詩人，美國公民。兩者的差異不在于小說家與詩人的職業(yè)屬性，而在于他們各自對語言敏感程度。布羅茨基總說自己的英文詩歌是二流作品，是游戲之作，他無法成為一名英語詩人，是因為他察覺到了英語與俄語之間巨大差異，比如他說英語是一種分析語言，而俄語是一種感性語言，而掌握了這兩種語言，就會有一種發(fā)了瘋似的感覺。他總認為用英語書寫的詩歌無法到達原來的水準，但是他用英語書寫的散文反而成了他作家的名望，而這些散文被認為是延續(xù)了俄國文學(xué)的傳統(tǒng)，被看作是其他形式延續(xù)的詩歌。
這就是詩人的散文。無數(shù)詩人都曾創(chuàng)作各種散文，但是對于很多詩人而言，散文寫作并不看作是自己詩歌寫作的延續(xù)，最多是一種雙手互搏之術(shù)，是消遣之作。用布羅茨基的比方來說，詩人可以在狹窄的環(huán)境中坐下來寫一首詩，而在同樣的窘迫中，散文作家絕不會想到寫詩。散文作家可以從詩歌中學(xué)到很多，而詩人從散文中學(xué)到的不多。一個詩人可以在不需要讀散文的情況下做詩人，但一個詩人只有為了生存的時候才會寫作散文。與大多數(shù)散文不同，散文只有在俄羅斯文化語境中成為一種介于詩歌與散文不同等級序列中的新體裁：詩人的散文。布羅茨基生前留下的三本散文集都是詩人散文的典范之作：《小于一》（1986）、《水災(zāi)標記》（1992）與《悲傷與理智》（1995）。其中兩本已經(jīng)有了中文版。
很多年前，我們通過劉文飛翻譯的《文明的孩子》知曉了布羅茨基的散文名篇，那本薄薄的小冊子是布羅茨基散文選集，一度是我的床頭書，大概也是翻得最久的一本書。時間作出了最為公允的判斷，散文的重量與書籍的重量并不能構(gòu)成某種正比，在布羅茨基的散文中，散文的重量與語言的密度才是正比。而構(gòu)成布羅茨基散文語言的正是他詩歌的語言。在黃燦然翻譯的《小于一》的完整版中，我們再一次目睹了這一偉大的詩人散文構(gòu)成的閱讀加速度。這大概是我今年最為期待的一本書，也是我拿到手之后讀得最多的一本書。幾乎沒有一位詩人的作品可以擁有這種獨特的吸引我的魅力，除了布羅茨基以及他的閱讀譜系和詩歌金鏈上所提及的致敬詩人。
布羅茨基在《詩人與散文》中提及到了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和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在布羅茨基的印象中，茨維塔耶娃的自傳性隨筆是一種“文學(xué)中的文學(xué)”，唯一能夠接近這一地位的也只有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和曼德爾施塔姆的散文作品之間相似性的基本元素，是它們那純粹語言學(xué)的過度飽和，它往往被視為情感的過度飽和，并且確實也常常反映后者。在寫作的'厚度’、意象的密度、句子的力度中，他們是如此接近，以致我們會懷疑他們即使不是與同一個'主義’有血緣關(guān)系，也與它有派生、依附的關(guān)系……茨維塔耶娃與曼德爾施塔姆之間在散文中的相似性的關(guān)鍵之處，也正是他們作為詩人之間相異的理由：在于他們與語言的關(guān)系，或更準確些，在于他們對語言的依賴程度。”這種傳統(tǒng)構(gòu)成了一種緊張和對立，也構(gòu)成了一種繼承和發(fā)揚。所以布羅茨基認同和對抗的這些俄國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最終成為了他自己寫作的資源。
在這個傳統(tǒng)中，安娜·阿赫瑪托娃是布羅茨基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對立不是因為影響的焦慮，也不是緊張的對立，而是最高意義上的惺惺相惜。我們都熟知布羅茨基去拜見阿赫瑪托娃的故事，她聽到了二十一歲的布羅茨基朗誦自己的詩歌《獻給約翰·鄧恩的哀歌》后，阿赫瑪托娃說：“您自己都不明白您寫出了什么樣的東西！”阿赫瑪托娃在日記中不止一次提到布羅茨基，她說布羅茨基這個年輕人某些方面讓她想起了曼德爾施塔姆，她經(jīng)常提及布羅茨基的一個思想，即詩歌中重要的東西是構(gòu)思是偉大。而布羅茨基回憶他從阿赫瑪托娃身上學(xué)到了什么：“我們?nèi)ニ抢?，不是為了獲得贊揚，不是為了獲得文學(xué)上的承認，也不是為了在那里對于我們那些作品的鼓勵……我們?nèi)ニ抢铮且驗樗茏屛覀兊男撵`運動起來，是因為有她在場，你似乎就會拒絕自己，就會拒絕你所處的那一心靈的、精神的水準，就會為了她所使用的'語言’而拒絕你在與現(xiàn)實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br>
布羅茨基為《曼德爾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在西方的出版所寫的序言《文明的孩子》，以及在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去世后所寫到《悼詞》都收錄在散文集《小于一》中，這也是布羅茨基流傳甚廣的兩篇詩人的散文。對布羅茨基而言，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傳統(tǒng)繼承，娜杰日達作為詩人的遺孀，通過背誦去世詩人的詩歌完成了某種寫作上轉(zhuǎn)型，從詩歌到散文的轉(zhuǎn)變成為了逃避極權(quán)恐怖主義和政治審查的生存策略。她寫的回憶錄延續(xù)了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詩人的思維和語言成為了她寫作回憶的最高形式：“詩歌在本質(zhì)上是語言的最高形式，這最高形式已因為背誦丈夫的世行而成為了她的血肉，而她的回憶錄在內(nèi)容上和風(fēng)格上，無非是這最高形式的附筆?！敝挥辛私饽冉苋者_和二十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現(xiàn)狀，我們才能深刻理解這種詩人的散文為何總是自傳性，為何他們的語言如此濃縮和凝練。因為在一個一個恐怖的語境中，只有濃縮的語言，加速度的思維才能逃脫重力的束縛，深深鐫刻在腦海里，而不是紙上，因為一切落在紙上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
布羅茨基在《在但丁的陰影下》中提及，偉大的藝術(shù)作品從來都不可能是理所當然的，它永遠都會被置于前輩和先行者的比較之下審視。因此成為一個詩人，就意味著要與那些偉大的陰影辯論，也許這個過程中陰影足夠巨大，把我們?nèi)颊趽?，也許我們能夠打破陰影的詛咒，突圍而出。無論哪一種都意味著與偉大的陰影搏斗。換句話說，《小于一》中的散文記錄了布羅茨基與那些偉大的陰影相處的方式，搏斗的過程，以及他如何成為了這些偉大陰影的總和。
思郁
2014/11/28書
小于一，約瑟夫·布羅茨基著，黃燦然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定價：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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