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皮烏斯在她1922年寫的一篇回憶錄里說：“散文能使作為人的詩人失去遮攔。散文不比詩歌，在散文中，詩人用以藏身的'灌木叢’要少得多?！币虼?，這個不寫散文的女詩人的身世多少有幾分神秘。在回憶錄里，她把內心世界塞到冷靜、簡約的記事風格之下，經(jīng)常熄滅女性應有的感性熱烈，似乎也沒多少自我剖白的興趣。因此吉皮烏斯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低調的，更何況她還有個大名鼎鼎的丈夫：梅烈日科夫斯基。
現(xiàn)在有了她的詩集（汪劍釗先生這本譯作相當出彩），終可一睹吉皮烏斯內心世界之一角。很明顯，吉皮烏斯既是個非常純粹的宗教詩人，又是俄羅斯象征主義詩歌的傳承者之一。她那些熱烈地呼喚上帝之愛的詩歌清澈明快，意象舒張，甚少晦澀之處；她給宗教主題配備的意象密集而奔放。詩人時而放聲吶喊“上帝，我的上帝，太陽，你在何方？”（《八月》），時而沉醉于“此刻世界上再沒有別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瞬間》），時而滿懷自負地宣稱“我像上帝一樣，渴望了解每個人的一切”（《路人》），這種對至高至善的向往甚至覆蓋了她濃厚的鄉(xiāng)土意識，而后者幾乎是俄羅斯文人的共同特征。俄羅斯抒情詩傳統(tǒng)自十九世紀以降就在西方精神的兩大源頭——希臘和希伯萊文化——之間顯示著獨立寒冬的自傲和猶疑，哲思不足而文情過剩，吉皮烏斯的出現(xiàn)加劇了這一傾向。她念念不忘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目光之下，置于圣父—圣靈—圣子三位一體的神學體系之中，這體系標出唯一的一個遠端，堅實地將她包裹進去。
強悍的宗教背景孕育了激情澎湃的詩句，也凸現(xiàn)了這位女詩人在本土同胞——“詩壇雙璧”阿赫馬托娃和茨維塔耶娃面前的殊異之處。無論是阿氏的《安魂曲》還是茨氏的《約會》，其悲壯都與婉轉的女性色彩水乳交融，但在吉皮烏斯為數(shù)眾多的以愛情為題的詩篇里，其性別特征始終是曖昧不明的。這些詩歌絕大多數(shù)以男人的口吻敘說，愛者與被愛者皆面目朦朧。1903年的《吻》，也許是吉皮烏斯形式上最為純粹的一首愛情詩歌：“安妮斯，何時能把我的微笑/靠近你迷人的嘴唇？/不要像膽怯的魚兒被嚇跑/未來怎么樣——我也不知情?！睖厝岬淖齑?、按捺不住跳動的心臟、“滑動的吻”，似乎標志出詩人最接近愛情的一刻，然而這愛情卻僅止于這種無限靠近——恰如詩人與上帝的關系一般。那個飽含愛的激情的主人公不住地鼓勵對方“看著我，別害怕，我的目光多純潔”，但他自己心里仍然在回味“允諾的那一瞬間多么美麗”。一邊是無法抑制的青春沖動，一邊是以幾乎靜止一般的靠近；詞句間滲透出的溫暖的呼吸，仿佛構成了這漫長的一吻的全部。
詩寫到這個地步，難免要遭到事關同性戀的猜疑。一個正常的女人怎么會對“吻”的意象進行這般曖昧的描述呢？吉皮烏斯寫了許多表達對女性的愛戀的詩歌，在這些詩歌里，愛情永遠只停留在形成階段，說話人不停地許愿“我將給你帶小門的透明屋子/獻上一朵鮮艷的百合花”（《致群山中的她》），或迷惑“難道我們之間的一切永遠缺乏露水/既沒有露水，也沒有愛情”（《露水名字》），或追憶“我愛過她，愛得幾近瘋狂……/在我垂暮之年她是否能明白？”（《她走過去…》），所有這一切，皆宿命般地無從化為確切的感官經(jīng)驗。這是否說明，同性戀如同一種難言之隱，始終在詩人的心靈里作痛？
吉皮烏斯的秘密在《洞隙》一詩中有所明朗：“在人間我只愛非人間的東西，/我愛她……她和你——是一個環(huán)節(jié)”。按我的理解，這里的“你”應是指代上帝（在另一首詩《愛情》中，指代上帝的是“他”——“上路吧，痛苦與歡笑的人們，/大家都向他走去”）；“只愛非人間的東西”透露著她不滿足于世俗之愛。詩人把自己想象為愛情中人，卻有意識地回避著肌膚之親，縈繞在她腦海里的是愛情的形上象征，是它與宗教追求合而為一，作為上帝賜予人間福祉之明證的幻境。于是，她努力不使自己完全介入愛情敘事之中，而要在情節(jié)之外同時保持一個宗教布道者的使命感和落寞狀態(tài)。在這兩種力量的扯動下，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戀愛中男子的位置，主動地靠近，按捺不住地沖動，但只字不提帶有女性色彩的淚水和歡笑——情到濃時的自然結晶。愛人的終極境界是和愛上帝的統(tǒng)一。到了《自由》一詩中，吉皮烏斯這樣向人們宣示她與上帝的確切關系：“我只是以兒子的名義/呼喚上帝，生命的創(chuàng)造者?！?br>
不久前，我終于在吉皮烏斯的日記里讀到了這樣一段文字：“我不想要鮮明的女性特征，同樣也不想要鮮明的男性特征。每時每刻都有人反感我——在女人身邊我女性的一面就活躍起來，跟男人在一起則男性的一面活躍！我在我的思想、欲望、精神里更像個男人；但在身體里——我還是個女人。兩者糾纏在一起，令我對其一片茫然。
“我的吻與那作為邁向愛的（純物理的）形式的第一步的'吻’迥然不同；我的吻邁向真正的愛?！?
至此，吉皮烏斯的“傾向”似乎不言而喻了。但我更關心的還是她所謂的“真正的愛”（real love）——在我看來，這種愛只能作為天路歷程的一部分而存在，作為詩人精神世界無限擴容的界碑而存在。當她設定屬于上帝的席位的時候，與其說這個上帝是駕馭萬物的全知全能者，最終審判的主持者，毋寧說他是光明和善的象征，一個此世者可以無限接近的超驗存在，或可被替換為精神世界的最高層次；而同時，“此世”又是人所不可輕易拋棄的、實踐責任倫理的舞臺。所以，吉皮烏斯能從德國人保羅·蒂利希那里得到支援，后者主張“絕對信仰”、一個“超越上帝的上帝”，主張人要為自己的存在找到終極的依據(jù)——“存在的勇氣”。我們看到，吉皮烏斯在自己的詩里執(zhí)拗地呼喚上帝，在詩的結尾表達把自己獻給上帝的愿望，與蒂利希的訴求遙相呼應。“一切愿望，遠的和近的愿望——/被鑄成一個偉大的圓環(huán)。/我的渴望，恰似著火的風，/恰似颶風一樣狂烈而無限?！保ā渡钜埂罚恰芭浴睆氐兹毕?，涌動著“存在”本身的豪邁。
古米廖夫說過，俄羅斯象征主義詩人的神學追求，表現(xiàn)在“我們像夢見最高獎賞一樣夢見最后一刻的形象，它一剎那也不愿打斷我們的注意力，但是永遠不會降臨。” 吉皮烏斯的上帝正是這樣一種“最高獎賞”，當它降臨的時候，處在最后一刻的人將獲得永恒的歡悅。為此，她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經(jīng)營她的虔誠，經(jīng)營一個融化了愛情魔法的精神世界。那么她得到了什么呢？還是用吉皮烏斯回憶錄中的話來作答：“如果說俄羅斯當時的兒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華，如果說年老時他們的白發(fā)散發(fā)著芬芳，這莫不是因為每個人的心靈中都埋藏著宗教真理的種子？不必自欺欺人：沒有堅實的老根，長不出朝氣蓬勃、生機盎然的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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